政治家志在建设，野心家意在毁坏。
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那是一个毁坏者和建设者交替称强的时代，天地的魔瓶里跑出了一群恶魔，希特勒、东条英机、墨索里尼……他们以超人的魔力掌握了国家机器，点燃了邪恶的火种，使整个世界浊浪滔滔、狼烟滚滚。
而在另一个阵营里，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蒋介石、毛泽东……这些各具特色的政治家们，为了各自民族的利益，却在进行着一项共同的建设——人类反法西斯运动。
这是一幕用血与火染红大半个地球的悲壮历史。
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为时最长、牺牲最大、毁坏最烈的一场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一个个英雄出场了……
在这群英雄中，邓小平是特别耀眼的一位。
在20世纪临将结束的后二十年里，他成了这个民族最耀眼的一颗巨星，成了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民族英雄！
不过，当时，他只是一个34岁的年轻人。
现在，这个神情坚毅、目光里充满智慧的年轻人，正在悄悄地向我们走来。
129师政委张浩病重，刘伯承向毛泽东推荐了一个人。
毛泽东说：“对，就让小平去129师当政委！”
一个矮个子年轻人，正从雪藏着的黄土高坡上走来。
他骑着一匹枣红马缓缓地走着。那是一匹老马，是从骑兵团的马棚中随便拉来的。不过，倒是能吃苦，跑了几天，浑身汗淋淋的，也不使半点儿性子。那天刚刚下了一场大雪，天地间白白的，太阳出来一照，大山们光烁烁的，都裹上了一头白纱巾，像娴静的新娘。不，不，不像新娘，而像新丧，大片国土已经沦丧了，东北没了，平津没了，上海没了，保定没了，太原没了，郑州没了……山河有知，不明明是在为失陷的国土服新丧吗？
路边是粗皴的核桃树、柿子树、花椒树，弯弯曲曲地挣扎着，站在畦头，三三两两，呆呆地相互观望着，像沦落的山民，风来了，雨来了，默默地承受着。忽然发现眼前站着一棵黑糊糊的大木桩，焦炭状的，火烧过似的，那是一棵枯死的老柿树，那是岁月和风霜的尸体。
哦，晋地的山民们，自然而淳朴，没有文化，粗粗糙糙，憨厚、封闭、麻木。生命于他们就像山坡上的野草，刀割了、牛啃了、火烧了，抑或老死了，都无所谓，都是命，都不喊疼。如何把他们变成勇猛的战士呢……
这一天，是1938年1月18日。
这一天，是129师政治委员邓小平上任的日子。
国共合作后，129师政训处主任（后改为政委）是张浩。
张浩在党内素有“钢人”之称，他一生曾三次负伤被捕入狱，被国民党用刺刀、棍棒、苦刑送到阴间门口，三次又凭着悠悠一口气活转回来。对他摧残最严重的一次是1931年至1932年间，当时张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由于叛徒出卖，被关进日军抚顺警察监狱。数九寒天，日军宪兵强行撬开他的嘴巴，灌冷水，肚子灌胀后，就穿着大头皮靴在他身上连踩带踢，水掺着血从鼻子、口腔、肛门往外涌，但他始终不吐一字，以致日军怀疑他是一个神经不健全的“疯子”。
担任129师政治委员后，艰苦的环境和异常的苦累，使他的脑病后遗症时时发作，出汗，脸白，晕迷，过黄河到晋地后，已经几次突然昏倒了。
1937年12月，刘伯承不得不把张浩的病情向延安作了汇报。
让谁接替张浩呢？毛泽东、张闻天举棋不定。
最先考虑的是徐向前，他原是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这支队伍是他带起来的，与全军将士都比较熟悉，他应该是最合适的人选。但毛泽东却另有想法，八路军已在各地扎下根来，还要建立几个相当于师一级的八路军纵队，直属总部统辖，徐向前是军事干部，将来另有任用。
又考虑任弼时，也不妥。中央机关工作离不了弼时同志啊。
还推荐了另外几个人，都不合适。
1937年底，中央电召刘伯承专程回延安，就此事征询他的意见。
谈话是在杨家岭毛泽东的窑洞中进行的。
刘伯承先问中央有什么考虑？选择129师政委人选的条件是什么？
毛泽东一一作了回答。
刘伯承这才说：“我认为有一个人，比较合适。”
毛泽东“哦”了一声：“什么人？”
“一位个子不高，经历不少，功绩不小的人。”刘伯承不慌不忙地说。
毛泽东眼前恍然闪出一个人：邓小平！
接着，刘伯承具体分析了几个理由。
129师士兵大多是四川人，对四川人有一种亲切感，邓小平与大家易于融和；邓曾是中央秘书长，现在是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邓以这样的身份到129师任职，大家会信服的，邓曾在广西组织领导百色起义，成立红七军、红八军，建立了左右江根据地，有很好的组织能力；邓还是坚持正确路线的人，在中央苏区，就是为了支持你的正确路线而受到排斥打击，但他立场不变，这样的人值得信赖；我已是快50岁的人了，从干部阶层的年龄结构上看，129师需要一个比我年轻的同志，邓小平才30多岁……
毛泽东认真地听完，若有所思地说：“对，你说的对，小平是个人才，我们怎么就没有考虑到小平头上呢？对，就让小平去129师当政委！”
长征开始后，这个先后在法国和苏联留学的小个子就开始屡受排斥打击，因支持自己为代表的反对“城市中心论”的军事路线，受到批判，职务一降再降，先是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再是瑞金县县委书记和会昌中心县委书记，而后被打成“邓、毛、谢、古”集团，派到《红星报》刻钢版，最终被发配到安乐县南村区委当了一名巡视员。直到1935年初，自己屡屡呼吁，他才又担任了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后来又参加了遵义会议。虽然接触不多，但这个年轻人眉宇间积蓄的沉稳的英气总使他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特殊。
此时，邓小平正在陕北泾阳县云阳镇的八路军前方指挥部里忙个不停，新兵动员，政治思想工作，政策、条例的制订，各级政治体系的建设……
前一段，美国记者斯诺到延安，采访了86个红军将领，就是没找到他。几天前，斯诺夫人海伦再到延安，仍没见到他。毛泽东便写了一封信：
弼时、小平同志：
斯诺夫人随部队一起赴前方，作为战地记者向外写报道，请在工作、生活诸方面予以协助和关照。
致礼
毛泽东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九日
斯诺夫人持信到了云阳，不巧的是，邓小平又于前几个小时离开此地，到部队里去了。海伦只好怏怏而归。
直到四十一年后的1978年，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访美时，斯诺夫人才见到他。满头银发、老态龙钟的她颤巍巍地拿着毛泽东的信说：你好难找啊！
几天后，邓小平被正式任命为129师政委。
那一年，邓小平34岁，刘伯承46岁，两人都是四川人，都曾留学苏联，都属龙，“蜀龙”。
两条“蜀龙”闹太行！
1938年1月18日傍晚，邓小平来到了辽县西河头村——129师司令部驻地。
刘伯承和彭德怀、林彪、贺龙一起到洛阳参加蒋介石召开的战区军事会议去了。这是国共合作后，共产党军事将领第一次参加国民党军事会议。前几天，在总部开会时，朱德对刘通报了中央对邓小平的任命，但刘伯承走得匆忙，临行前没有向别人交待。
邓小平的原身份是总部政治部副主任。大家以为他是来视察工作的，所以对他都表示了客气的欢迎。邓小平却不客气，直接住进了刘伯承的屋子，每天到附近各部队找人谈话，吃饭时就去师部食堂与大家一起围坐在院内的石头上。
邓与红四方面军将领并不熟悉，只是在西路军失败、援西军撤回陕北时，中央委托他和罗瑞卿、杨尚昆负责召开过一次四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在王家楼，那是与大家第一次见面。
副师长徐向前随周恩来到临汾与阎锡山谈判去了，政治部主任宋任穷、参谋长倪志亮、参谋处长李达陪着他。
邓小平频频开会，引起了部下的种种猜测。
师机要科科长杨国宇爱写日记，他这一天的日记是这样写的：
一月十八日晴 西河头
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政邓主任小平到了司令部。个子不高，见了我们总是笑，大家议论说怎么刘师长刚走，他就来了。不住政治部，住在司令部与刘一起，大概是代替刘。奇怪，我们的政委张浩什么时候走的，谁也不知道。
过了两天，杨国宇又写道：
20日，在辽县开政治工作会议，全师营以上干部均出席，我因工作未参加，后来听说是邓主任作的报告。
21日，前方打得很激烈，政治工作会议照样开。
24日，政工会议完毕，西河头河滩上的人马，纷纷回队。看来师长不在家，就是邓主任主揽一切。
大家在猜测中度过了十几天。
几天后，刘伯承从洛阳回来，大家才知道，这是新来的政委！
两人是老朋友了，1931年在苏区认识的。
从此，两个人开始了密切的合作。
这一年，刘伯承46岁，邓小平34岁，都是四川人，都属龙。巍巍太行，浩浩如海。
海是龙世界！
毛泽东在给刘邓的电报中说：太行山，就全交给你们了，由你们来当山大王。
山大王，好当吗？
129师原来的战略构想是：立足晋北的恒山山脉，在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建立稂据地，进行持久的山地游击战——此计划是毛泽东和洛甫提出，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通过的。
可是，战局的发展，随着太原等重要城市和铁路线的沦陷，使这一计划变得十分拘泥和被动。如果这样的话，八路军将全部置于日军的重兵包围中，战略上的机动地位将全盘丧失，既无法有效地钳制进攻晋南的日军，又无法真正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等待的将是全盘挨打的被动局面。
必须向南移动战略区！
只有向太行山靠拢！
共产党早就看上了太行山。早在1936年东征的时候，中央就将东征的战略布置分为三步：一是渡黄河；二是立足吕梁山；三是向东发展，扎根太行山。这个目标提得非常明确，红军在山西的发展，最重要的是吕梁地区，最理想的是太行山区。
毛泽东说，扼太行者扼天下！
现在，129师已开进了太行山，可太行山并不属于自己。就像刘备借荆州一样，这里是阎锡山的地盘，虽然已经沦陷，太原、长治、晋城、临汾等中心城市和各县城已被日军占领，但各地的专署和县政府体系仍然存在，粮、款征收依然渠道通畅。八路军吃的粮食，也要阎锡山提供。
共产党仍无立锥之地。
青石板种庄稼——扎不下根。
如何在太行山扎下根呢？
山是共产党的福地，是国民党的畏途。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不是靠着井冈山才保留了火种，积蓄了革命力量吗？几次面临险境，可一旦走进山里，便立时生机勃勃。共产党与山的关系，如同鱼与海水，鸟与森林……
所以，当新的机会来临时，共产党的目光自然而然地再次射向了大山，太行山、恒山、管涔山、中条山、吕梁山……
毛泽东在给刘邓的电报中说：太行山，就全交给你们了，由你们来当山大王。
山大王，是强力的象征。
可129师呢？
力量太小。
这里有一份129师1937年9月出师时的人员和装备详表：
人员：9307人
马匹：445匹
骡子：90匹
步枪：3412支（弹43012发）
马枪：724支
自来德枪：539支（弹2872发）
手枪：93枝（弹6051发）
花机关枪：3挺
重机枪：29挺（弹23222发）
轻机枪：93挺（弹27361发）
手机枪：72把（弹310发）
迫击炮：6门（弹67发）
没有军用地图，只好在太原的书店里买了十多本小学生地理书，一个团发一本。学生地图太简单了，太不明显了。忻口战役后，卫立煌南撤时给了几幅，仍不够，只得让参谋处长李达他们自己绘制。
面前的任务，犹如这太行山般沉重。
太行山，北抵燕山，南抵黄河，西倚黄土高原，东连华北大平原。这是一座有着半富文化内涵的峰岭丛林。中国古代典籍里“山”的概念，就特指此山。
太行山军事意义更是自古以来被视为“天下之大防”。顾祖禹言：“太行为天下之脊，岂止一方之险要而已。”
古人言：天子之剑，以太行为脊，以燕山为锋，齐岱为锷，韩魏为铗。此剑直亘天前，举之天上，上凌浮云，下绝地维。此剑一用，匡诸侯，天下服矣。
的确，太行要塞，四战之地。
日军南下时，首先面对的就是以太行山及山西为中心的华北抗战，并最终陷进了这个浩瀚的泥淖里；
抗战胜利后，这里扼据中原，雄视四方，国民党垂涎平、津，向八路军进犯，这里又是首当其冲，内战的第一枪就在山脚下的上党响起；
战略反攻时，刘邓大军强渡黄河，直取国民党心脏，仍是以这里为跳板……
亲日又抗日，拥蒋又拒蒋，反共又联共。
处在三方夹缝中的阎锡山，是一只清醒又谨慎的狐狸。
真假阎锡山。
如今，陌生的太行山，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山头，都瞪圆了眼睛，看着这个矮小的年轻男子，他才34岁，一口四川方言，能与这片大山融为一体吗？
但，邓小平是个沉默的人，与面前的太行山一样。
最终，他与太行山达成了默契。
最终，这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山头，成了他最忠实的听众，最紧密的随从，最勇猛的战士！
他的目光，向西看去，看到了一盖灯，灯下是一个老翁，嘴唇上的两缕胡须像蝴蝶的翅膀一样上下扇动着……
一盏抗日明灯在山西点亮了。
可以说，这盏灯是共产党和阎锡山共同点亮的。
人们印象中的阎锡山是精于拨拉算盘的生意人，一个见风使舵的阴谋家，一个修窄轨铁路的土皇帝，一个“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挎”的旧军阀，却很少知道他是一个既有旧学渊源、又接受过近代文明教育、各种思想兼收并蓄的开放型知识分子，是一个依靠地方有限财力迅速发展了地方经济的实业家，是一个在抗战初期积极抗日、吸引全国热血青年前来投奔的抗日战士，是一个为八路军提供了巨大舞台的盟友。
留学日本，结交孙文，提倡三民学说，参加辛亥革命，年轻时的阎锡山是中国政界的一个鹰派人物。
也曾暗揣天下之心，几次参加军阀大战，占据北京，号令天下，几近登顶，但最终功败垂成。
中原大战后，阎锡山年近五十，闭门舐伤，恍然而知天命，暗叹一声，方收回窥视天下之心。1934年11月9日，蒋介石携宋美龄到他的老家河边村探视他病重的父亲后，更铁心归依南京。乃父临终前，再三告诫在其墓室后壁上全文镶嵌诸葛亮的《前出师表》，让阎百日守墓时晨昏默念，暗示他安守辅臣之命，勿生谋鼎之念。
所以，从上个世纪30年代初开始，阎锡山安心治晋。
虽然皈依南京，但阎锡山依靠其特殊身份以及与蒋介石的特殊协议，山西依然是国民政府治下的惟一特区。蒋系军队不在山西驻防，蒋系的各种特务组织，也插不进山西。最典型的是国民党党部问题，自从1931年被阎默许捣毁以后，一直没有建起来。偌大的国民政府治下的山西，竟没有国民党党部，没有公开的国民党党员，真堪称民国怪事。
对这位资历高、实力强、威望重的政治老手，蒋介石想消化，却又苦无时机，只好私下里急得拍墙。
阎锡山本来是一个对共产主义极端仇恨的人。
延安与山西仅一河之隔，日本进来之前，他在山西极力反共，编造好多歌谣，唱遍全省。笔者在山西黎城县的神头岭村采访时，一个姓张的82岁老人，还能清楚地唱出当年那首阎锡山亲自“创作”的反共歌。
特别是在1936年初红军东征时，阎怕得要死，下令凡捕杀共产党和红军一人者，赏银洋100元。一时间，各地武装纷纷搜捕来往行人和外籍商贩，有特殊标记、扎红腰带、身上有红补丁、小镜子、红布条、镍币者一律视为共产党奸细，活埋无数。
日本一来，局势变乱，黑红梅方，重新洗牌。
抗日是肯定的，虽然他曾在日本留学，与侵华的几个主要人物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多田峻等人是密友，对日本也不无好感，但他是一个中国人，是一个传统文化深厚、民族意识强烈的中国知识分子军人，国难如天，他的本能拒绝他在民族问题上有任何犹豫。
既依靠国民党，又要防备蒋介石借抗日吃掉自己。
对于共产党，虽是敌人，却是羽翼新成，不可小觑。惹不起，却也躲不过，因为只有一河之隔；躲不过，只有利用。不过共产党在穷人阶层确实有人缘。
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阎锡山清楚地知道，阵地战是打不过日本人的，只有放进来打，进行全民抗战，而要发动民众，只有依靠共产党。
既能合力抗日，又能牵制国民党的吞并，还能结好共产党，更能将全体山西民众团结在自己的旗下。一招棋变，全盘皆活，何乐不为？
处在日本人、国民党、共产党夹缝中的阎锡山，是一只清醒又谨慎的狐狸。
1936年4月，太原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成立民间组织“团结会”，以抗日相号召，应者云涌。阎锡山看到民心可用，便借势楔入，进行支持，并逐渐延纳为官办。当年“九一八”这一天，数万民众在太原广场举行集会，正式成立“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
为了取得更大的号召力，必须借用共产党的人才和办法。
但谁行呢？
熟谙阎氏心理的牺盟会干事郭挺一向他推荐了一个人。
薄一波等人来了，牺盟会的工作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一时间，山西全省的抗日浪潮响彻云霄，每个小村都发出了抗日的怒吼。
薄一波，1908年2月生于山西定襄县蒋村，距阎锡山的老家五台河边村只有几公里；1925年加入共产党，毕业于阎锡山创办的山西国民师范学校；1929年起，在天津、唐山和正太、平汉铁路沿线指导兵运工作，发动士兵暴动；1931年在北平被捕，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
阎锡山决定利用这位自己的学生和同乡。
1936年8月，阎锡山吩咐郭挺一从山西银行里提一笔巨款，到北平营救，并亲自给北平当局最高长官宋哲元写了一封信。
其实，此时中共北方局也在积极努力。若日本人占领平、津，北平监狱里关押的一批党的骨干，如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有可能被杀害。而当时的国民党北平当局有个声明：凡狱中共产党员，只要写一份自首书，表示放弃共产主义，出狱后不再从事中共的活动，便可释放。为了保存这批党的骨干，新任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向中央请示，并通过秘密渠道通知狱中党支部，让他们“用自首方式和登报启事的办法”出狱。但薄一波他们提出除非中央政治局全体通过并进行证明，才肯照办。于是，刘以北方局名义，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人专门开会通过。
确认已获中央批准后，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在“北平军人反省院”集体办理了登报启事。
薄一波经党营救出狱后，阎锡山主动邀请他到山西工作。
但，薄一波不愿回山西。一是山西是他的老家，二是他原来一直做国民党的基层工作，现在去与阎打交道，没经验。在刘少奇的竭力鼓动说服下，薄一波才答应回晋。
阁锡山在他的官邸里，亲自接见了薄一波，谈兴颇浓，当场就明言委任他主持牺盟会工作。饭后，阎在手掌上写了个大大的“人”字，伸给在座的高级干部观看，意思是薄真是一个人才。
1936年10月，薄一波正式回到太原，同时从北京带来杨献珍、韩钩、董天知、周仲英等十一个秘密共产党员。
牺盟会的工作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主办抗日军政训练班、民政干部训练班和国民军官教导团，在各县成立牺盟分会，对社会上的有知有志青年广泛培训，种植爱国信念，发酵抗日意识。一时间，山西全省的抗日浪潮响彻云霄，每个小村都发出了抗日的怒吼。
国将不国，学校停办，各业凋敝，爱国知识青年们的第一选择就是从军。据统计，“七七事变”之前，到山西各地从事抗日活动的全国青年有5万余人。
山西，成为热血青年竞相投奔的地方。
随着日军迫近和大同会战的失败，阎认识到旧军战斗力不强，提出请薄一波帮他训练一支新军，由他配发新式枪弹。
1937年8月1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支队正式成立，薄亲任政委。该支队很快扩编为第一纵队，之后，“决死队”扩大为50个团，达5万人。
请注意这支新军成立的时间：8月1日。这正是共产党的建军节。
历史不知有意，还是无意，这部分军队在不久以后几乎全成了共产党的武装。而他们的作战区域，也自然地过渡成了刘邓的太行和太岳抗日根据地。
倾斜的小城，在腥风血雨中颤抖着……
盗墓人成了小城的统治者。
小城是何时筑起来的？
小城是如何建起来的？
不晓得。
可以推测的是，小城的始祖一定是一位匆忙又粗心的汉子。
这从歪歪斜斜的小城的街市上可以看出来。涉县城全是斜街，走在这里的外地人，是分不出东南西北的，即使是本地人，也没有明确的方向意识，有点儿类似天津卫，仅仅知道前后左右，连县城的城门，也没有正南正北的，全是偏方向的。太阳出来了，不是在正东，而是在偏北，因为城内的主街其实是南北向的。
也难怪先人。这本是一片深山河沟里的荒蛮地带，若非是走投无路，谁会到这儿来落脚呢。这儿离稍稍繁华的武安、磁县、峰峰都是百多里；路呢，也没有，除了大山还是大山，相沟通的只有那一条条深深的河沟，那是冰川世纪的脚印。人们就这样踏着大大小小的石头蛋儿，在日月的灯下，赶着毛驴儿，驮着山货，默默地走，走上三天两天，才能走出大山，遇到集市和盐粒。
河道是他们延长的路，河滩就是他们收缩的家了。草草地在河边搭个棚，垒几块石头，扎几根篱笆，就是栖身的巢了，连蚂蚁、鸟儿也会的。于是，河滩上就有了第一簇不规则的泥棚。一百年，又是一百年，蘑菇一样，相拥而生。孰不知，这河滩本来就是倾斜的，偏移了星月，于是，簇簇的草棚就这样斜斜地沿袭下来了，拉着手，连成了村庄，连成了城镇。也难怪祖宗，谁知道千年以后这里还会是一座城市呢？
第一个匆匆搭起的草棚子倾斜了，其后的千百年的生活也就倾斜了，由此繁衍成群，形成风水，形成格局，形成了一座别具特色的倾斜的城市。
这座倾斜的山城，原名沙阳，汉时由于漳河入城，行人来往皆需涉水，遂定名涉县。涉县城墙敦实，二门（由于城小，只设北门和南门）紧闭，鸡犬无声，人们在太阳的阴晴和季风的凉热里平静又迷糊地过着日子，虽贫瘠却满足，虽无知也安宁。
民国二十六年秋天，过军队了。
一批黄色的、灰色的、黑色的军队匆匆地进来，骑马的、徒步的、躺担架的，那是从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方向退回来的国军们，53军、29军、张学良的东北军、川军……
平静的山坳里乱成了一锅粥。
失去控制的军队就是土匪，一旦溃散，就像失去蜂巢的黄蜂，乱叮乱咬，营营嗡嗡；人的恶性全暴露了出来。抓丁、派粮、派款，割青庄稼喂马，卸顶梁柱烧饭，井台边撒尿，神像前拉屎。
不少有黄花姑娘和年轻媳妇的农户赶紧在房后挖地窖，天一亮就藏进去。
年底的时候，孙殿英的新5军也来了，司令部驻在城东寨上村药王庙里。
让人吃惊的是，这位满脸麻子的将军下马后的第二天，就枪毙了两个扰民的军官。一时间，各安其营，公买公卖，集镇上的店铺重新开张了，地窑里的姑娘上山弄田了。
新5军是蒋委员长刚刚批给的番号，不能砸了牌子。
孙殿英自从东陵盗宝之后，大盗、土匪、军阀的恶名便死死地箍在了头上。中原大战后，孙归附张学良，任41军军长。1933年2月，日军进攻热河，孙率部顽强抵抗，激战兼旬，受到国人赞扬。之后，受命为青海屯垦督办，西进时受到宁夏马鸿逵的围攻，逃往北平投奔宋哲元。日本攻下北平后，被迫南逃，沿途打出抗日旗帜，收编人马，到冀南时，竟达上万人，组成冀察游击队。
有人有枪还要有名号。正好蒋委员长号召抗日，正在整编部队，他便到南京，用十根金条和一把战国宝剑打通戴笠，与蒋介石见了一面，谋得了一个新5军番号，驻防武、涉、磁、林等县，归属第二战区。
正是孙殿英的这块地盘，日后逐渐过渡成了刘、邓根据地的腹心。
孙殿英大声说：“八路军兄弟，我昨天晚上就知道你们要来，一大早就让他们准备了水果。”
129师工作团进驻涉县。
八路军必须融进这片方言，融进这片土地！
129师第一批工作团是1937年11月底进驻涉县的。
团长是徐绍恩，是师教导团政治部组织科长，带了七八个老红军，穿着草鞋，戴着斗笠，沿着清漳河畔，就进了县城。
来到此地，简直是进了异国。
南方人的口音本来就佶屈聱牙，而此地人的方言又是晦涩难懂，双方说半天，比划半天，仍是不甚明白。
八路军们使劲地竖起耳朵，试图融进这片方言。
必须融进这片方言！融进这片土地！
采访时，听不少老人讲，第一批来的八路军大都是四川人，一个个黑黑的、瘦瘦的，满嘴方言，当地人听不清楚。树叶都落尽了，他们的脚还光着，有的穿着草鞋，脚上长满了老茧，粗皴皴的。
到县衙拜会郭振帮县长，郭县长戴着礼帽，手扶文明棍，满脸温笑，站在门口的石狮子旁，热情欢迎。
“以前国共两党是门神打灶神，自个儿打自个儿，现在好了，联合起来打日本。听说八路军能打仗。”
“哪里，哪里，全靠地方政府帮助。”
双方谁也听不准对方的方言，好在客气话都写在脸上，看也能看出来。
午饭是在县衙进行的，郭县长请八路军吃了一顿本地的特色饭：抿节。用豆面、玉米面、榆树皮面搀和在一起，然后在布满绿豆大小圆孔的铁筛子上挤压，挤压成蚯蚓状，放进汤锅里加作料和黄豆芽、红萝卜、白萝卜一起煮熟，捞进碗里，再配上韭菜花、豆腐卤、青椒泥一起食用。
好多年没这样美餐了，几个八路军吃得浑身冒汗，心里也热烘烘的。
当天晚上，安排工作团住在南关一个老财家，临时租用一家布店办公，费用由县府财政科负担。
第二天，工作团由新5军副军长邢肇棠陪同，去武安县阳邑镇拜访孙殿英。
孙殿英住在一所财主让出的大院里，迎门的影壁上挂着一个红绸裹着的宝剑。孙穿着白色的道衫正在向周围几个穿黑袍的彪形大汉训话。他的书记官张磐石站在门口，悄声说：“孙军长正在布道，请稍等。”刚说完，只听一阵脚步声，孙殿英跨出门外，抓住工作团团长的胳膊，大声说：“八路军兄弟，我昨天晚上就知道你们要来，一大早就让他们准备了水果。你们的宣侠父、王定南，都是我的好朋友。”
孙殿英向来是个枭雄，结交甚广，即使在蒋介石剿共最凶的时候，他也不管不顾。1932年在张学良手下任41军军长，驻防晋城。共产党人宣侠父去见孙，他郊迎十里，结为至交。1933年之后，孙部移防北平以西，与在中共北平特委工作的王定南相交甚好。王劝孙与共产党合作，孙慨然应允，并答应在冀北民军编制下给共产党一个支队的名义，由共产党组建这支部队。不久，由于第29军南苑作战失利，宋哲元撤出北平，孙也被迫南逃，两人断了关系。
当天晚上，孙殿英设宴招待。
作陪的是他的副军长邢肇棠和书记官张磐石。
孙殿英做梦也没想到，他喊来作陪的两个人竟也都是共产党。副军长邢肇棠两年后担任了晋冀鲁豫边区的副议长。他最贴心的书记官张磐石本是共产党北方局的宣传部负责人，1931年被捕后在保定监禁。日本攻破保定后，国民党监狱没人管了，正好孙殿英路过，就带了过来。一年以后，这个书记官就回到了刘邓身边，担任太行根据地的宣传部部长，建国后又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事后，孙正式与八路军签了一份协议：
一、在国共合作前提下，团结抗日，发动群众，坚决不当亡国奴；
二、互通情报；
三、如有日军进攻，要互相配合作战。
1938年1月，东北军骑4师驻扎涉县后，八路军工作团于第二天晚上即到师部驻地南庄登门拜访其师长王奇峰。第三天，该师政训处长也来八路军工作团进行回访，北望家乡，痛哭流涕，表示“坚决不当亡国奴”，并送给八路军几条军毯。
这是一片沉默的土地。
散落在山山沟沟里的村庄们的组织形式大部分还都是沿袭千年的“乡约制”，村里少数几个上层人物轮流坐庄，操纵全村的生杀予夺大权。“乡约”设正副各一人，统管所辖村庄的行政事务，下设三至五个“公执”，专门评判民事纠纷。每个约所还有三至五个“地方”，负责催粮、催款、扣押、吊打等任务。
除约所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族”、“社”，即用神权、族权来统治农民。每个“族”、“社”都有严密的族规社规，一旦违犯，就要处以罚款、禁闭、服劳役，甚至开除“族籍”、“社籍”。
民国十一年，国民政府提倡推行“保甲制”，即用联保的方法把老百姓捆在一起，十家为一甲，设一甲长；十甲为一保，设一保长；十保为一联保，设一联保主任。这又是王安石变法时的“保甲法”，仍是传统的统治形式。
村里是土房，小街是石板路，村外是满山的野柿树，黑黑的树干，黄黄的叶子，显示着大山的宽敞和贫寒，树杈上挂着涩涩的、红红的柿子，像一个个奄奄一息的晕红的小灯笼，但照不出山乡的光明。在无尽的大山皱褶里，在传统的柿树下、椒树下、核桃树下，是山民们饥寒的生活……
“砰、砰……”刘家庄村东头冯树田家的门响了。
这是一个雨天，濛濛的细雨把山村洇得湿漉漉的，山民们不能上山干活了，都猫在家里，或编筐子、搓麻绳、劈荆柴。刚住进村公所的几位八路军工作队员第一次上门开展工作。
“谁？”有人答应了。
“老乡，我们是八路军工作团。”新任工作团团长马力在门外说。
“吱……”门开了，露出一个头。冯树田看见门外站着几个人，头上的大斗笠挡着雨，枯瘦的脸，脸上还有疤，火烧过似的。他害怕了，最近世道乱，闹日本，闹土匪，村里前几天被绑走一人，后来撕票了。是不是这帮人干的？他的腿颤起来了。
想到这里，冯树田支支吾吾着。突然，猛地撤回头，关上门，回头跳过墙，往邻居家跑了，一边跑，一边拼命地大喊：“土匪来了，土匪来了，打土匪啊！”
全村的锣响了，全村的狗叫了。山民们拿着猎枪、矛子枪，冲进了街里，把几个“土匪”团团围住。
马力连声说：“我们不是土匪，是八路军。”
山民们听不懂什么是八路军，见他们身上带着枪，光着脚，又是外地口音，更坚信是土匪了。大刀举了起来，矛子枪顶在了身上。
正在这时，联保长刘老磊跑来了，赶紧帮着解围。
山民们忙忙的，家家都租种着几亩山地，有的在山那边，每天赶着毛驴，早早地顶着星星出门，黑黑地扛着月亮回家，谁有心思听这些南蛮子们说话呢。
况且，他们讲的都是梦话哩。减祖减息？我们没有地，都是东家的佃户，多少年的契约都摁了手印，能减下来吗？明年东家收回土地，我们全家喝西北风去？
你们八路军都是外地和尚，一抬脚走了，我们可是走不了，东家可是能惹的？谁敢出这个头闹减租，往后第一个倒霉的肯定就是他。
鬼子来了。
小城哀叹着，闭上了眼……
恐怖的苦霜弥散在太行山的沟沟坎坎里……
1938年2月，日本人沿着耶长线来了。
邯长线，是从邯郸到晋东南重镇长治的交通线。说是交通线，其实就是一条河沟，沿着河滩把大石头搬开，只剩下碎石块和细沙，这就是原始的路。这可是晋冀两省南部惟一的通道，商贸流通、人口迁徙、兵马调动，全靠这条路。大雨季节，路面变成了水面，两省的各项流通也就全变成了一盘死棋。
国民党骑4师在城北偏店抵抗，稍一接触，便溃退下来。川军从林县赶来支援，在皇后岭一带坚持一周，后因汉奸出卖，被日军抄了后路，2000多人全部战死。焦尸如蚁，躺满了山坡，大风一刮，浓浓的尸臭涌满了城墙。小城人闻到了战争的气息，闻到了战争的恐怖。
恐怖的传说风一样一阵阵地刮进城里。
日本人在城东虎头山上修炮楼，有36个民工手脚慢，被推进土坑里，用开水浇死了，大都是寨上、招岗两村的村民。
在段村“扫荡”时，专门用门板、桌子腿煮鸡烧肉，把每张桌子砍掉两个腿，每一副门只摘掉一扇，搞得每一家都不能关门，每一张桌子都不能站立。不仅如此，全村的猪、羊、马、牛、驴、骡子，带不走的，挖去眼睛，砍掉前腿，割掉尾巴，疼得全村的牲口昼夜嚎叫……
抓到一个村干部，吊在树上，架上火烧，人油滴下来，滴进火里，吱吱直响。
一个老妇被迫为日军烧火煮鸡，鸡刚刚从锅里捞出来，就被一刺刀捅死。
山里的信息像花粉一样是靠风传播的。
日军的恐怖，像漫天的苦霜弥散在太行山每个缝隙里，山民们的情绪像秋后的庄镓，由绿而黄，由黄而灰，最后，变成石头一样沉默无光的颜色了……
八路军的请帖发出去了。
寂寞的大山有了红色的响声，沉默的石头开始唱起自己的歌……
腊月将尽的时候，县城东片的有名望的大户们都收到了一张请帖，请帖是红绒纸的，用正楷工工整整地写着：
某某先生：
兹定于腊月二十五前响在三区固新村村公所开会，幸勿推辞。
下面盖着“中华民国涉县政府”和“十八集团军第129师工作团”的印章。
另外，还夹着一张小纸条：
国难当头，牺牲在即，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经工商会公议，恭请认捐大洋元，军粮石。
日本人进城后，县政府就搬到城东40里的固新村办公了，八路军工作团也迁到刘家庄一带活动了。
当地人穷，辛辛苦苦攒下的碎钱都串在肋骨上，不肯拿出来，开会的时间到了，大都以路远体弱、世道不宁为由，推脱了。
八路军工作团再次具文，再次送信，借了几匹马，穿上军装，挎上枪，上门讲道理。如是再三，年底的时候，终于收到大洋600元、谷子3万斤、玉米2万斤、柿面2万斤。
城西的绅士座谈会是在偏城召开的，到会者23人，讲道理后，采取分配与自报相结合的办法，征集军粮7万多斤、大洋1000多元。
林旺村乡绅赵玉明先生，主动拿出玉米2000斤，柿子炒面一圈半，约1000斤，软枣5斗。
小曲村刘山亮原来在天津做生意，后居家避乱，捐钱200块大洋。
东鹿头村江姓财主是个开明人，不仅捐出10支步枪，还欣然接受了认捐5000双军鞋的任务。他出资统一购布，发动村里和邻村的妇女制作，每天骑着驴到各家各户查看进度……
有人报名参加八路军了。
1937年12月，八路军派张海顺、李义才到温村一带招兵，成立涉县游击队，约一个月时间，发展到100人。
八路军688团参谋长孙角从黎城县来到涉县西北部一带扩兵，因孙与河南店乡绅王蓬仙是同学旧友，通过王联系了一些青年，一个月内扩兵800人，成立“抗日独立团”，组建完毕后，开往黎城县长凝一带整训。因乡土观念浓厚，途中跑回200多人，后到潞城缩编为一个营。
1938年3月，八路军工作团在胡兴寿领导下，在偏城组建“新华游击队”，最多时招兵160人，经整顿精简为120人，后编入129师先遣支队独立团。
寂寞的大山里有了红色的响声，沉默的石头开始唱起自己的歌。
邓小平向冀南拍发了第一道指令，命令陈再道大量收编地方武装……
3月19日，再派宋任穷进军冀南！
集总朱彭任刘并报胡杨：
一、只有沿平汉线各县有伪组织，以东旧政权全部崩溃，深县、武强、武邑、衡水、冀县、枣强、宁晋、南宫、新河、隆平、尧山、清河、威县、平乡、鸡泽、曲周等县均无伪组织，巨鹿原维持会长田秀卿巳病死，由一旧军官王森接事，动摇不定，据谈日本到也欢迎，中央军也欢迎，现来信与我接洽。
二、任（县）尧山（县）隆平（县），人共有一万余，步枪七千支，轻机枪六七十支，平射迫击炮各八门，驳壳枪五百支，手提冲锋枪三十支，成分很复杂，内老土匪二百人，且占领导地位，我党领导的基干游击队四百人，长短枪三百余支。
三、游击队原总领导为时如南、刘国栋、邓文魁，他们三人与各队长均要求受我们领导甚诚恳，并请我派干部领导，使他们走上正规。
四、孙胡胥张（八路军先遣支队负责人）于二十四号召集各游击队大队长以上会议，报告我党主张，全体拥护，当场呼坚决在八路军领导下抗日到底、拥护朱总等口号，当时部队编五个游击支队。
五、时如南表现始终拥护八路军，并要求入党，愿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刘国栋、邓文魁、达时中、时风楼，均要求入党。
六、挺进队去后只一星期的工作，编制后的各土匪均有转变，无拉嫖抢劫现象。
七、南宫广宗威县间亦有万余人六七千支枪的武装力量。但亦多土匪行为，我党领导者二百人百余支枪，正设法派人去接洽。
八、任（县）隆（平）尧（山）准备组织县府，已有七十余村组织了自卫队，开始戒严工作。
九、任隆尧等县，正恢复发展党的组织，任县林起章负责，尧山王冠负责，隆平李企川负责，直南特委已打通，他们需要大批干部，我们找不出，请总部及北方局设法派一批来。
师部
十一日十八时
这是129师司令部于1938年1月11日发给八路军总部的电报。
平汉线以东，德石线以南，津浦线以西，漳河以北，这就是肥沃的冀南平原，包括邯郸、邢台、巨鹿、南宫等34个县市，人口650多万，面积1.8万平方公里。
这里地势坦荡，人口稠密，资源丰富，为河北的主要产粮区、产棉区。
此时，广袤的冀南平原成了一片平静的空白舞台。
日军南进后，由于兵力所限，只占领了部分城市和县城。原有的国民党政府和武装已全部撤退，绝大部分地方呈现出无政府态势，只有一些被打散的国民党残兵和土匪，还有一些迷信组织趁机乱事。
1937年10月，在此秘密活动的中共组织就曾派人到129师，要求派武装力量去收拾局面。当时，派张贤约等组成先遣支队，到邢台、沙河等地；11月，又派孙继先、胥光义率30多名营连干部，组成挺进支队，进入任县、平隆等地活动；1938年1月15日，又派陈再道、李菁玉带769团四个步兵连及机枪连、骑兵连组成东进纵队，以南宫为中心，向周围各县开展工作。冀南，一块肥沃的土地，共产党怎能轻视？
邓小平到任后，继续加大对冀南的关注。
几天后，就冀南问题拍发了第一道指令：
陈（再道）陈（锡联）：
一、直（冀）南游击区一个基干队成为核心，决从你们正规步兵中抽一个连作骨干，先扩充为营，三个月发展成团，用八路军挺进支队的名义，以孙（继先）胥（光义）为支队长政委，一切制度照八路军的，特别加强党的领导。
二、对外不用军分区而用支队名义为要，指挥其他游击队协同作战，必须用联席名义和通报协商方式实现，特别要在打胜仗中建立威信，不可用上级命令方式。
三、这支队可就隆平南宫广宗有基础的地点着手建立并尽力培养本地优秀干部，须在游击实战中锻炼并树立威信。
刘邓
二月十日（一九三八年）
陈再道，湖北红安人，原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文化不高，打仗勇猛，在山里是一头雄狮，可在平原上呢？
平原上的陈再道仍然是一只猛虎！
他到冀南以后，挥动着蒋委员长和朱（德）总司令的令旗，以抗日救国相号召，广泛联络社会各界，迅速打开局面。
2月中旬，收编了盘踞在邱县马头镇的土匪李景隆部3000多人，不久改编为八路军东进纵队游击第1师。
2月下旬，剪除冀县码头的土匪头子金庆江，收编所部3000余人，改编为东进纵队第2支队。
3月初，陈再道邀南宫北部两支最大的民军武装——赵玉祥部和段海洲部举行三方会谈，统一成立了三方军政委员会，陈再道为主任。
3月中旬，又成功策反了驻威县伪军警备第1旅，将所部4000余人改编为冀南抗日游击独立第2师。
3月19日，邓小平再派政治部主任宋任穷率骑兵团进军冀南。
冀南，注定将掀起另一个风暴潮！
邓小平的任务，不仅仅是协助刘伯承打仗。
没有根据地，八路军何以发展，共产党何以壮大？
山雀满天飞。
且看邓小平上任后几天内的工作：
2月1日，与陈赓谈386旅干部重新分配问题，派李聚奎到榆次一带打游击，开辟根据地。
2月2日，主持129师军政委员会会议，重点讨论部队组织与干部配备、新战士教育、干部教育、派遣部队赴平汉以东开辟抗日根据地等议题。
2月4日，主持129师高级干部会议，讨论开辟根据地问题。
2月6日，主持129师团以上干部会议，研究根据地中的武装、政权、群众工作三大问题。
上任伊始，他就死死抓住根据地建设这一最根本问题。
没有根据地，军队何以立足和发展？共产党何以扎下根？
一手全力抗日，一手下最大力量进行根据地建设，这是共产党最成功的秘诀，也是国民党控制乏力的软肋。
政委制度是中共借鉴苏共经验而来。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为了创建红军，苏共认为许多士兵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需要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和控制。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政委的工作内容比苏联要丰富得多，不仅要在军队中进行政治教育，更重要的是在社会各界传播党的声音、树立党的形象、建立党的组织，尤其在游击战的环境中，这对中共的事业极端重要。没有强有力的全面的根据地建设，老百姓就不可能发动和组织起来，部队的一切就没有保证。
比如此时的邓小平，不仅仅要协助刘伯承打仗，更重要的是建设政权。
不声不响，言语不多，多是对着大山抽烟，即使在最紧张的时候，也仅仅是皱一下眉头。子弹像雨点一样从头上掠过，柿子树的枝叶几乎掩埋了他，他用手向左右摇摆了几下——像是要把射来的子弹拨开似的。
他总是这样轻微地浅笑着，平静地沉默着。
他心中有着自己的主意，这个主意像面前的大山一样坚定，也像大山一样复杂和艰险。
在本书以后的文字里，你可以看到，邓小平就是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的，而且一步步地实现了。
最终他把整个太行山装进了心中、攥在了手中。
集中以打击敌人，分散以发动群众。
目前，最最紧要的任务是，趁日军兵力分散的间隔，把部队分散到角角落落，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建立政权。
于是，刘邓作出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决定，129师有计划、分步骤派遣三分之二以上的兵力，到各地开展游击活动，协同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开辟抗日根据地。
一支支游击支队和工作团派出去了，像蒲公英一样，满天飞，都是种子，撒满了太行山。
汪乃贵独立支队、秦赖支队（秦基伟、赖际发）、谢张支队（谢庆、张国传）、桂张支队（桂干生、张贻祥）、张张支队（张贤约、张南生）、赵涂支队（赵基梅、涂锡道）……
这些游击支队和工作团一落地生根，便快快成长，速速分蘖，老部队一分为三，三个月半年后，再各自一分为三，依此分蘖，一棵树根逐渐繁衍成了一片森林……
两年后，这些分散的武装变成了数百个县大队、独立营、基干营，而后变成补充团、独立团、骑兵团，再以后又整编为教导旅、新编旅、暂编旅，直至发展成30万人的野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