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苔菲回忆录

金色的“林中空地”（总序）

汪剑钊

2014年2月7日至23日，第二十二届冬奥会在俄罗斯的索契落下帷幕，但其中一些场景却不断在我的脑海回旋。我不是一个体育迷，也无意对其中的各项赛事评头论足。不过，这次冬奥会的开幕式与闭幕式上出色的文艺表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迄今仍然为之感叹不已。它们印证了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由衷的热爱和自觉的传承。前后两场典仪上所蕴含的丰厚的人文精髓是不能不让所有观者为之瞩目的。它们再次证明，俄罗斯人之所以能在世界上赢得足够的尊重，并不是凭借自己的快马与军刀，也不是凭借强大的海军或空军，更不是凭借所谓的先进核武器和航母，而是凭借他们在文化和科技上的卓越贡献。正是这些劳动成果擦亮了世界人民的眼睛，引燃了人们眸子里的惊奇。我们知道，武力带给人们的只有恐惧，而文化却值得给予永远的珍爱与敬重。

众所周知，《战争与和平》是俄罗斯文学的巨擘托尔斯泰所著的一部史诗性小说。小说的开篇便是沙皇的宫廷女官安娜·帕夫洛夫娜家的舞会，这是介绍叙事艺术时经常被提到的一个经典性例子。借助这段描写，托尔斯泰以他的天才之笔将小说中的重要人物一一拈出，为以后的宏大叙事嵌入了一根强劲的楔子。2014年2月7日晚，该届冬奥会开幕式的表演以芭蕾舞的形式再现了这一场景，令我们重温了“战争”前夜的“和平”魅力（我觉得，就一定程度上说，体育竞技堪称是一种和平方式的模拟性战争）。有意思的是，在各国健儿经过数十天的激烈争夺以后，2月23日，闭幕式让体育与文化有了再一次的亲密拥抱。总导演康斯坦丁·恩斯特希望“挑选一些对于世界有影响力的俄罗斯文化，那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于是，他请出了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引以为傲的一部分重量级人物：伴随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的演奏，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马雅可夫斯基、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布尔加科夫、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等经典作家和诗人在冰层上一一复活，与现代人进行了一场超越时空的精神对话。他们留下的文化遗产像雪片似的飘入了每个人的内心，滋润着后来者的灵魂。

美裔英国诗人T.S.艾略特在《诗的作用和批评的作用》一文中说：“一个不再关心其文学传承的民族就会变得野蛮；一个民族如果停止了生产文学，它的思想和感受力就会止步不前。一个民族的诗歌代表了它的意识的最高点，代表了它最强大的力量，也代表了它最为纤细敏锐的感受力。”在世界各民族中，俄罗斯堪称最为关心自己“文学传承”的一个民族，而它辽阔的地理特征则为自己的文学生态提供了一大片培植经典的金色的“林中空地”。迄今，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并长成参天大树的作家与作品已不计其数。除上述提及的文学巨匠以外，19世纪的茹科夫斯基、巴拉廷斯基、莱蒙托夫、丘特切夫、别林斯基、赫尔岑、费特等，20世纪的高尔基、勃洛克、安德列耶夫、什克洛夫斯基、普宁、索洛古勃、吉皮乌斯、苔菲、阿尔志跋绥夫、列米佐夫、什梅廖夫、波普拉夫斯基、哈尔姆斯等，均以自己的创造性劳动进入了经典的行列，向世界展示了俄罗斯奇异的美与力量。

中国与俄罗斯是两个巨人式的邻国，相似的文化传统、相似的历史沿革、相似的地理特征、相似的社会结构和民族特性，为它们的交往搭建了一个开阔的平台。早在1932年，鲁迅先生就为这种友谊写下一篇“贺词”——《祝中俄文字之交》，指出中国新文学所受的“启发”，将其看作自己的“导师”和“朋友”。20世纪50年代，由于意识形态的接近，中国与俄国在文化交流上曾出现过一个“蜜月期”，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俄罗斯文学几乎就是外国文学的一个代名词。俄罗斯文学史上的一些名著，如《叶甫盖尼·奥涅金》《死魂灵》《贵族之家》《猎人笔记》《战争与和平》《复活》《罪与罚》《第六病室》《丽人吟》《日瓦戈医生》《安魂曲》《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静静的顿河》《带星星的火车票》《林中水滴》《金蔷薇》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都曾经是坊间耳熟能详的书名，有不少读者甚至能大段大段背诵其中精彩的章节。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翻译成中文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已构成了中国新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现代汉语中的经典文本，就像已广为流传的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三套车》《喀秋莎》《山楂树》等一样，后者似乎已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的民歌。迄今，它们仍在闪烁金子般的光芒。

不过，作为一座富矿，俄罗斯文学在中文中所显露的仅是冰山一角，大量的宝藏仍在我们有限的视域之外。其中，赫尔岑的人性，丘特切夫的智慧，费特的唯美，洛赫维茨卡娅的激情，索洛古勃与阿尔志跋绥夫在绝望中的希望，苔菲与阿维尔琴科的幽默，什克洛夫斯基的精致，波普拉夫斯基的超现实，哈尔姆斯的怪诞，等等，大多还停留在文学史上的地图式导游。为此，作为某种传承，也是出自传播和介绍的责任，我们编选和翻译了这套“金色俄罗斯丛书”，其目的是进一步挖掘那些依然静卧在俄罗斯文化沃土中的金锭。可以说，被选入本丛书的均是经过了淘洗和淬炼的经典文本，它们都配得上“金色”的荣誉。

行文至此，我们有必要就“经典”的概念略做一点说明。在汉语中，“经典”一词最早出现于《汉书·孙宝传》：“周公上圣，召公大贤。尚犹有不相说，著于经典，两不相损。”汉朝是华夏民族展示凝聚力的重要朝代，当时的统治者不仅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而且也希望在文化上设立标杆与范型，亟盼对前代思想交流上的混乱与文化积累上的泥沙俱下状态进行一番清理与厘定。客观地说，它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虽说也因此带来了“罢黜百家”的重大弊端。就文学而言，此前通称的“诗三百”也恰恰在那时完成了经典化的过程，被确定为后世一直崇奉的《诗经》。关于“经典”的含义，唐代的刘知幾在《史通·叙事》中有过一个初步的解释：“自圣贤述作，是曰经典。”这里，他将圣人与前贤的文字著述纳入经典的范畴，实际是一种互证的做法。因为，历史上那些圣人贤达恰恰是因为他们杰出的言说才获得自己的荣名的。

那么，从现代的角度来看，什么是经典呢？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给出了这样的释义：1.指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博览经典。2.泛指各宗教宣扬教义的根本性著作。不同于词典的抽象与枯涩，意大利著名作家卡尔维诺归纳出了十四条非常感性的定义，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其中两条：其一，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其二，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自己以遗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参照上述定义，我们觉得，经典就是经受住了历史与时间的考验而得以流传的文化结晶，表现为文字或其他传媒方式，在某个领域或范围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典范性，可以成为某个民族、甚或整个人类的精神生产的象征与标识。换一个说法，每一部经典都是对时间之流逝的一次成功阻击。经典的诞生与存在可以让时间静止下来，打开又一扇大门，带你进入崭新的世界，为虚幻的人生提供另一种真实。

或许，我们所面临的时代确实如卡尔维诺所说：“读经典作品似乎与我们的生活步调不一致，我们的生活步调无法忍受把大段大段的时间或空间让给人本主义者的悠闲；也与我们文化中的精英主义不一致，这种精英主义永远也制定不出一份经典作品的目录来配合我们的时代。”那么，正如沙漠对水的渴望一样，在漠视经典的时代，我们还是要高举经典的大纛，并且以卡尔维诺的另一段话镌刻其上：“现在可以做的，就是让我们每个人都发明我们理想的经典藏书室；而我想说，其中一半应该包括我们读过并对我们有所裨益的书，另一些应该是我们打算读并假设对我们有所裨益的书。我们还应该把一部分空间让给意外之书和偶然发现之书。”

愿“金色俄罗斯”能走进你的藏书室，走进你的精神生活，走进你的内心！

译者序

作者苔菲冠名“回忆录”的这本书，讲的其实是她本人的一次旅行，若按传统的说法，应该叫“旅行记”比较得体。

不过，稍加浏览，“旅行记”几个字便套不上了。不错，苔菲此番旅行时间长，所到之处亦不少，只不过其中所录与我们今天熟悉并且预期的“装点此关山”式游记大相径庭。尽管作者开宗明义，说她在此书中不写英雄，不讲政治，记述的全是实实在在的普通人，以及在那个年代见怪不怪的寻常事，但正是这些普通人寻常事，仍然让今天的读者如此地触目惊心，不忍卒读，不由得像作者一样连连惊叹，这简直就是部冒险小说！

经常出门的人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出门旅行最重要的是安全。有意思的是，苔菲此番始自莫斯科，终于叶卡捷琳诺达尔（今克拉斯诺达尔），历时秋冬春夏的南北贯通四季之旅，却是为了安全所做的极不安全的选择。

1914年欧洲一战爆发，原本偏安东隅的俄国受沙皇尼古拉二世之命参战，这使得原本就内忧外患、矛盾重重的俄帝国雪上加霜。天怒人怨，终于在1917年一年之内连续爆发两次革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和无产阶级十月革命，尤其是后一次革命，彻底改变了西方世界的格局，在地球上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启了人类社会新纪元。然而，俄国十月革命同样无法毕其功于一役，红色苏维埃政权建立后，遭到来自国内外数股反革命武装冲击，于是在1918至1922年长达四年期间，发生了俄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惨烈空前的国内战争。一时间，地不分南北东西，人不分男女老幼，革命的反革命的彼此杀戮，不革命的人人自危，不是丧命就是丧家，当真是搅得周天寒彻。

像苔菲这种贵族出身，帝俄时期就已成名的文人，在时代风暴中，即使不反革命，亦属于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嘴里“末日到了”的资产阶级，所以只要不革命，日子照样难过。同时，虽然俄国当时城市化程度相当低，但倘若将资产阶级，譬如旧日沙皇政府的中小官吏、类似苔菲这样的大小文人、大小企业主金融家、财经人士、科技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城市市民这一干人等小范围地聚拢来，数目不可谓之小，如若再撒开每个人的社会关系网，上下一勾连，其总和同样可观。这些人不管是表面不革命心里反革命伺机而动，还是真心怕革命惶然无措，还是盲目无知起哄随大流，甚至是昧着良心发国难财，一旦浮动起来，带来的恐慌混乱、不稳定不确定则恰如苔菲旅行所遇所知。

是的，苔菲不了解布尔什维克。但苔菲了解沙皇俄国，了解专制制度下的社会现实，以及生活在这种社会条件下的各色人等。作为一个喜剧作家，她自出道伊始，便遵从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创立的批判本质，笔锋所指，字字句句落在她所痛恨的制度弊端、社会弊病和人性的悖谬鄙陋上。其犀利不留情面，在回忆录里亦并不鲜见。譬如，对那个叫嚣永远不干活的贵族地主，发誓为兄弟报仇的沙皇官吏，在餐馆里叱骂侍者的贵族老爷，苔菲只寥寥数笔便将他们的丑恶嘴脸勾勒出来，这些沙皇专制制度的主人公，其现身说法，一如冷眼旁观的苔菲所直言，比布尔什维克的宣传更能让人憎恨产生他们的社会条件。这就是为什么她的作品深得一贯坚守党性原则的列宁所喜爱的原因。甚至在她流亡国外，尚未公开发表反苏言论之前，列宁还曾建议盗版发表她1920年代描写灰暗的流亡生活的小说。

尽管立场坚定，苔菲的创作却明显不同于19世纪俄国文学中由果戈理确立的，以讽刺为主的喜剧传统，其艺术个性十分鲜明。话说及此，有必要对苔菲其人稍加了解。有时候，有才能不一定有地位，有地位不一定有钱，有钱不一定有德，有德不一定有情趣，所幸的是，苔菲就生长在这样一个样样都有的贵族家庭里。她的曾祖父是共济会会员，写过神秘主义诗歌；父亲是律师、刑侦学教授，出版过杂志《司法公报》；母亲有法国血统，通晓欧洲文学；姐姐米拉（玛丽亚）是女诗人，人称“俄国的萨福”，曾获普希金文学奖，先于苔菲成名。良好的教养，高雅的修养，使得苔菲随性而不任性，有时天真到弱智，有时又精明得通灵，接人待物往往不以世俗的尊卑贵贱论短长，在她眼里，哪怕是崖畔的野花、坚硬的岩石都是有感情有温度的。

所以呢，即便她将笔下卑劣、卑微人物身上的庸俗、粗鲁和丑陋放大一千倍，其夸张笔法饱蘸的却是宽厚的笔墨。同为看透，在喜剧大师果戈理的创作中，是无所假借的赤裸裸地撕破，不调和不姑息的讽刺；而在苔菲那里，则是含笑的批评，温婉的幽默。简略地说，从审丑的技术层面看，首先，幽默既不像讽刺那般锐利直接，也不同于滑稽丑怪在生活中的呈现，哪儿都有，看得见听得着。幽默是一场智力的游戏，它的起点固然是现实生活中的客观依据，但它一定是琢磨思索的结果，其自在自然，是绕出来的知其所以然，是智慧精进的演绎，否则即恐失之浅薄、堕于油滑。其次，同样是揭露贬斥丑恶鄙陋，讽刺和幽默这二者的审丑主体，对审丑对象的主观态度和立场其实是很有区别的。讽刺要的是瞄准丑恶一棍子打死的痛快淋漓，而幽默奉行的宗旨是温良恭俭让的警醒救治，同情就是它的核。说得美学一点，即黑格尔所言，“与喜剧性不可分割的乃是一种无限的恳切和信任”；说得玄学一点，那是“神圣的微笑”，一个伟大心灵的“断念”，从某种程度上看，竟是可遇不可求的了。再从审丑的社会层面看，幽默与否，并不单纯取决于喜剧艺术家的天性和修为，它还需要相对宽松良好的社会条件。所以，幽默才被置于喜剧艺术的最高范畴，是不折不扣的奢侈品。回顾自普希金19世纪初开创俄国文学的那百来年间，沙皇的专制制度确实无法给幽默艺术提供适宜的土壤，幽默在俄国自然愈加稀缺了。

就苔菲个人而言，她深知，在她的目光下无法隐遁的渺小、无益、可笑、荒唐、卑微，其实是源自人性的缺欠，可谓人人生而有之，她所打击的那些卑劣人物，正是那个丑恶的社会制度的普遍产物；他们的活动，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根源于那个社会制度。故此，苔菲从不把自己与人们分开，总是与他们站在同一行列里，她对笔下那些愚昧无知人怀抱着确定不移的温情。创作上如此，生活中亦如是。在这部非虚构的回忆录，让人印象最深的，非苔菲的经纪人古锡金莫属。从一开始游说苔菲加盟他的巡回演出，到行程过半不得不分手，不单苔菲，就连读者也看出来了，这个敖德萨小剧场老板身上的毛病远不止忽悠这一点，可苔菲容忍了，只念他的好。再说阿维尔琴科的那个奇葩经纪人，他的大力帮助，为苔菲与古锡金解除合约所出的妙招，居然是让苔菲给自己抹黑。还有那些之前拍着胸脯，发誓保护苔菲的朋友们，眼看敖德萨失守在即，一个个竟然招呼也不打，自顾自乘船逃亡，弃苔菲于危境而不顾。饶是如此，苔菲没怨天尤人，也不痛心疾首，在看似简单，不加雕饰的叙述中，一如既往地不诱惑人，不欺骗人，既不惧怕真理，又不破坏感情的分寸，让人在领略公正不阿、一针见血之余，更感受到悲天悯人的同情。这就使得她的幽默笔调中有某种战栗的苦涩的笑，为人类而产生的痛苦。她那似乎是内省的、善良的幽默，在人的心灵上留下无法平复的划痕。难怪十月革命前，“儿童爱读她的书，少年爱读她的书，自食其力的成年人爱读她的书，白发苍苍的老年人爱读她的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所有的人都醉心苔菲的小说，从邮局小伙计到沙皇尼古拉二世。人们将她奉为“俄国幽默女王”，在空前隆重的罗曼诺夫王朝三百年庆典上，得到沙皇尼古拉二世邀请的作家仅苔菲一人而已。至于回忆录中所记诸如探望病人送菊花；帮忙搬家把没拧上盖子的墨水瓶混着衣服一道扔进纸板箱，拿走了零碎落下的行李；见义勇为修钢琴拔出琴键却插不回去，林林总总类似的乌龙事件，每每看到，总让人忍俊不禁，一时忘怀。

然而，战争革命非儿戏，回忆录可不是小说，此间每一个逗笑桥段，滑稽搞笑，幽默到黑冷，细思量，实际上都不过是那场残酷战争的衍生品，只要你稍作移步转睛，便可直觉回忆录里每一个当事人亲临的逼人情境。苔菲说过，生活在笑话中非但不快乐，反而更悲剧。信哉，斯言。

不是吗？无论何时何地，避不开的是活人惨白的面孔，死人的残肢断臂，衣服上的血迹和脑门上的枪眼。眼见新朋老友消失，像苔菲的多年老友М.，新相识敖德萨首领格里申-阿尔马佐夫，他们原本只是普通老百姓，安安稳稳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天翻地覆之际，被推上刀尖枪口，白白送死，一个个都成了“被杀害的上帝的仆人”，这让人情何以堪。

不是吗？战争革命之初，人们还会被吓得牙齿咯咯作响，还会屏住呼吸细听搜查捕人的卡车是开过去了，还是在大门口停下来了，那时听到枪托砸门还会心跳恐惧。可是久经红色白色恐怖，人们反倒习以为常了，恐惧到麻木，实叫人无语。

不是吗？虽说战争中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红军杀白卫军，白卫军杀红军，杀人成了稀松平常之事，冤头债主死得其所，无辜百姓亦妄遭荼毒，但令人不寒而栗的是，为给家人报仇的白卫军Х.上校，竟将杀人当作了茶点。更有甚者，在这种新的日常生活条件下，人们对伤、亡这类字眼竟是如此习以为常，伤者与死者就是日常生活，它们已经惊扰不到任何人，也不会引起任何人“多可怕！多伤心！”的惊呼，反倒是那些小偷小摸，或什么毫不搭界的鸡毛蒜皮小事，被人们讨论得津津有味。错乱至此，夫复何言。

不是吗？当苔菲在基辅一家糖果店门口看到一个佩戴肩章的帝俄军官在吃甜点心，这在过去再平常不过的一幕，却令她惊叹这一切多么奇怪！白天、太阳和周围的人群、军官手上的甜点心，曾经的日常生活成了传奇，即便不是梦，苔菲们也已经不习惯了，无法走进这样的生活了。其绝望谁又承受得起。

所以尽管苔菲不怕死，但是她怕那些怒气冲冲的面孔，怕人拿着手电筒直射她的脸，她怕那无法消除的、愚蠢的仇恨。怕寒冷、饥饿、黑暗，怕枪托砸地板声、喊叫声、哭声、枪声和别人的死。那一切令苔菲如此疲惫，她再也不想经历这些，再也不能经受这些。她走了。她逃了。

行路难啊。从莫斯科到叶卡捷琳诺达尔，奉承完红色政委再讨好白色军官，哪晓得还有黑色的德国军官横生枝节，一路行来真可谓步步惊心。

行路难啊。躲过了人祸，逃不脱天灾。之前基辅有西班牙流感，其后叶卡捷琳诺达尔暴发斑疹伤寒，有大难不死的，譬如苔菲，有在劫难逃的，譬如奥列努什卡的小丈夫，在在都是命悬一线。

行路难啊。下了火车上马车，乘不到客车搭货车，苔菲跟旅伴们从北到南，在印着俄罗斯字样的绿色巨幅地图上一路下滑，不想不愿可是不由自主，一步一回头却又无可奈何，因为，不是俄国民谚说的舌头，也不像苔菲自嘲所谓的语言，书里书外的人都明白，是战火烽烟将这一干乱世的浮萍驱赶，一去难返。

或许从莫斯科出发时，苔菲并未意识到这将是一趟单程旅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地点的变换，碰到形形色色的人，遭遇千奇百怪的事，她该清楚，此番行走，注定是她的一场人生苦旅。过后看，以及今天看，那也是她祖国的一段苦旅。

1928年，去国十年，回家无望，苔菲遂于异乡巴黎写下这部回忆录。只不过这一回，女作家的幽默外衣，被现实的血雨腥风撕扯得支离破碎，笑面具后面是恐怖。

李莉

2016年8月酷暑于杭州二不轩

作者自叙

作者认为有必要预告读者，在本回忆录中既找不到所述时代名扬天下的英雄人物和他们意味深长的话语，也找不到这种或那种政治立场的分辨与鉴别，更无任何“说明和推理”。

他看到的，仅仅是一个平平常常、实实在在的故事，讲的是作者与像他这样的老百姓一道，巨潮般被迫穿越全俄国的过程。

他还看到，故事里面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些庸常的，载入不了史册的人，他们的经历倒是好玩有趣，引人入胜，即便作者不得已提及自己，亦非作者觉得自己乃读者兴趣之所在，不过是因为所述之事皆亲身经历，对人也好，对事也罢亦全是亲身感受，设若将此轴从故事中拔掉，将这颗活蹦乱跳的心灵剜出，故事就死了。

——作者

1

莫斯科。秋天。好冷。

我在彼得堡的日子过不下去了。《俄罗斯言论报》[26]被封。前途无望。

不过前景倒有一个。每天它都展现在敖德萨[27]的剧院老板、斜眼古锡金的脸上。他劝我跟他一起去基辅[28]和敖德萨，给我安排文学演出。

他游说起来怪吓人的。

“今天您吃小白面包了？明天可就吃不上喽。但凡能去乌克兰的人都在往那里跑。只不过谁也去不了。可我要带您走，我会付您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拍电报去订伦敦饭店上好的客房，要靠海边有阳光的，您就看看小说，再收收钱，买买黄油、火腿，给自己来点儿蜜水，去咖啡馆坐坐。您能少得了什么？您去打听打听，大家都知道我。古锡金是我的化名，真名我也有，就是太拗口。太应该去了！那可是国际饭店上好的客房啊。”

“您刚说的是伦敦饭店吧？”

“那就住伦敦饭店。您觉得国际饭店不好？”

我找人拿主意。很多人的确去了乌克兰。

“这个化名古锡金的人怪怪的。”

“怪什么？”见多识广的人说，“不比别人怪。他们都这样，这些小剧场老板。”

阿维尔琴科[29]打消了我的犹疑。好像另一个化名者也要带他去基辅，也是去巡回演出。我们决定一起走。阿维尔琴科的那个化名老板还要带上两个女演员，她们得去表演歌舞。

“喏，这下您明白了吧！”古锡金好不欢喜，“眼下只剩张罗出发了，那边的一切可是像抹了黄油的面包，顺极了。”

必须说明的是，我憎恨一切文学演出。我自己也无法解释这是为什么。怪癖吧。而这里面还有个化名的——提成的古锡金，他连“分成”两个字都说不清楚。可周围的人都说：“您真好命，能走得了！”——“运气——基辅有的是奶油小蛋糕。”有的干脆说：“幸运……带奶油的呢！”

一切迹象都表明应该去。而且身边所有人都拍手赞成，即便有不赞成的，也是因为满心希望却又毫无指望。人们都巴不得突然在自己身上发现乌克兰血统，找到跟那边有关的线索和联系。

“我的亲家在波尔塔瓦有一幢房子。”

“其实我不姓涅费金，是姓涅赫维金，从赫维季科变来的，小俄罗斯种[30]。”

“我喜欢荤油拌洋葱！”

“波波娃已经去基辅了，鲁奇金家、麦尔宗家、科金家、布平家、菲克家、希鲁克家都已经在那边了。”

古锡金开始四处活动。

“明天下午三点我把边防站那个最骇人的政委带到您这儿来。衣冠禽兽。刚扒了蝙蝠剧院的皮，抢个精光。”

“可他们要是连天上飞的老鼠的皮都剥[31]，那我们还逃得脱吗！”

“所以我带他来认识认识。您跟他说说好话，求他放我们走。晚上我带他去剧院。”

我开始张罗出发。先去了一个主管剧院事务的机构。在那儿办公的女士懒得出奇，梳着克雷奥-德-梅罗德式[32]的发型，头皮屑掉了一身，带着褪色的铜镯子，她交给我一份巡回演出许可证。

之后我又跑到一个营房不像营房，工棚不像工棚的地方，排着望不到头的长队，等了很久很久。终于，一个背着刺刀的士兵把我的文件拿去交给首长。突然，门哗啦一声打开了，首长“本人”走了出来。他是谁——我不知道。不过就像人说的，“全身披挂着机枪子弹”。

“就是您吗？”

“是。”我说（反正现在已没有退路）。

“女作家？”

我默默地点点头。我觉得一切都完了——否则他又何必出面。

“这样的话，请您在这个笔记本上写上您的名字。这里。写上年月日。”

我用发抖的手写着。日期忘了。接着又忘了年份。不知是谁在我身后战战兢兢地小声给我提示。

“得——得嘞！”他“本人”阴阳怪气地说。耸耸眉毛。他念了一遍，凶巴巴的嘴巴忽然慢慢咧开来，露出暧昧的微笑。

“我是……想要您的亲笔签名！”

“不胜荣幸！”

通行证给了。

古锡金活动得愈发起劲，把政委拉了来。政委着实吓人。他简直不是人，而是穿靴子的鼻子。有一种头足纲动物，他是鼻纲的，硕大的鼻子配上两条腿。不用说一条腿里安着心脏，另一条腿充当消化系统。腿上穿着系带的皮靴，高高的没过膝盖。而且看得出来，政委很为靴子而振奋和自豪。这可是鼻纲动物的要害。它在这些靴子里，犹如蛇储蓄着自身的脂肪。

“我听说您喜爱艺术……”我开始兜着大圈子说……冷不防鬼使神差一般，我猛地打住话头，不懂事地、很女人气地说：“哎呀，您的靴子可真了不起！”

鼻子发红了，还有点鼓胀。

“呣，呣……艺术……我喜欢剧院，不过很少去……”

“靴子真了不起！穿上它很有骑士的味道。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您这人绝对不是一般人！”

“不，哪里是……”政委略作推辞，“不过我从小就热爱美和英雄主义……为人民服务……”

“英雄主义和服务”，对我想办的事都是危险的字眼。就是为了“服务”而剥了“蝙蝠”的皮。得赶紧拿美说事儿。

“哎呀，不是，不是，您别否认！我觉得您很有艺术气质。您喜爱艺术，您鼓励艺术走进人民群众。是的，到群众中去，又深又广。您的靴子太棒了……托尔卡瓦多·塔索[33]穿的就是这种靴子……笃定的，您是天才！”

最后这个词儿决定了一切。两件晚礼服和一瓶香水作为劳动工具也被放行。

晚上古锡金带着政委来剧院。这里正在上演轻歌剧《伟大的叶卡捷琳娜》，作者有两个——洛洛和我。

政委很放松，动情了，吩咐转告我，说他自己“的确有艺术气质”，还说我可以携带所有我需要的东西——他会“缄默，就像冰上的鱼”。

此后我再没见到过这个政委。

在莫斯科最后的这段日子过得稀里糊涂、混乱不堪。

原老剧院[34]的女歌手卡扎-罗扎从彼得堡来。在这些难忘的日子里，她突然显示出奇怪的本领：她知道谁那儿有什么和谁需要什么。

她过来，乌溜溜的眼睛兴奋地望着空中说：

“在克利沃-阿尔巴特巷[35]拐角的布店里还有一俄尺半细亚麻布。您得赶紧把它买来。”

“可我用不着。”

“不，用得着。等您一个月以后回来，不管在哪儿可就什么都不剩了。”

还有一次她气喘吁吁地跑来：

“您现在应该做一件天鹅绒礼服！”

“？”

“您自己知道需要它。拐角那个化工制品店老板在卖一块窗帘。刚摘下来，全新的，还带着钉子呢。够做一件漂亮的晚礼服。您穿得着的。这种机会可永远碰不上了。”

她面色严峻，几乎是悲剧式的。

我极不喜欢“永远不”这个词。譬如说，假如我被告知，永远不再头疼，那我肯定会给吓到的。

我依了卡扎-罗扎，买下那块带着七颗钉子的绚丽窗帘。

最后的这些日子太奇特了。

我们穿过夜幕漆黑，常有行人被勒死和遭抢劫的街道去听歌剧《西尔娃》[36]，或者去破破烂烂的咖啡馆，里面挤满穿着刮破的、散发着湿狗毛味道外套的人，聆听年轻的诗人们用饥饿的嗓音低号着朗读自己的和别人的诗歌。这些年轻诗人正当红，连勃留索夫[37]那么目空一切的人，也毫不羞耻地主持他们的“色情晚会”。

大家都愿“在人间”。

独自在家很可怕。

必须始终知道该干什么，认清彼此。

时常有人消失，很难知道他在哪儿：在基辅？抑或一去不返之地？

仿佛生活在童话《蛇妖戈雷内奇》[38]中。蛇妖每年需要十二名少女和十二名棒小伙的牺牲，我原来认为，童话中的人明明知道蛇妖要吃掉他们的好孩子，怎么还活得下去。然而当此之时，在莫斯科，我就在想，看来戈雷内奇的仆人也会去逛逛剧院，也给自己买件连衣裙什么的。人到什么地步都要生活。我本人就看到过，被水兵拖去冰上射杀的死刑犯，为了不弄湿双脚而跳过水洼，还竖起衣领挡住吹向胸口的风。他下意识地尽量让自己生命中的这几步走得舒服些。

我们亦如是。买什么“最后的零头布”，最后一次听最后的歌剧和最后的精致的色情诗，下流的、上好的——反正都一样——只是不知道，没意识到，没想到，我们正在被往冰上拖。

从彼得堡传来一条消息：一位著名女演员因为朗读我写的故事而被捕。在“契卡”[39]，强迫她当着严厉的审判官们把故事再读一遍。试想，被两个身背刺刀的士兵押解着，用饱满的、快乐的语调朗读那个幽默故事。突然——噢，一个喜人的奇迹！——听完开头几个战兢兢的句子后，一个审判员的脸上隐约浮起微笑。

“我在列宁同志的晚会上听过这个故事。它一点没有政治色彩。”

放心了的审判员要求放心了的受审者继续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娱乐项目”的朗读。

总之，或许哪怕走开一个月也好。换换水土。

古锡金倒是一直在活动。他想必更多的是出于惊慌，而不是非走不可。不知为什么他跑去找阿维尔琴科。

“您明白吗，多可怕啊。”他说着，双手发抖，“今早十点我去阿维尔琴科那儿，可他却蒙头大睡。要知道他会误了火车的！”

“可我们要五天后才走呢。”

“火车可是九点钟开车。如果他今天睡成这样，那一个星期后就不会睡到这时候吗？或者一辈子都这样？他睡，我们就等着？真新鲜！”

他跑来跑去。慌张。忙乱。犹如空转的皮带在空中噼啪作响。然而若不是他使劲，谁知道我的命运又将如何呢。向您致意，化名的古锡金，如今不知您身在何方……

2

预定的行期总是被推迟。

要么是什么人的通行证被扣，要么是我们的希望和指望——靴子里的鼻子政委还没来得及返回他的边防站。

我为出发忙活得差不多了。一只箱子理好了。另一只箱子装着几块老式俄罗斯披肩（我仅剩的心爱之物）放到洛洛的寓所。

“可要是这段时间里突然来个什么济贫周，或者刚好相反，文明周，把这些东西都没收了呢？”

我请她在紧要关头说明箱子的无产阶级出身，说它是我过去的厨娘费多西雅的。而且，为了更可信和以示尊敬——在箱子上面摆上有签名的列宁像：“送给亲爱的费尼奇卡，以志留念。爱你的沃夫。”

结果表明这也不管用。

在莫斯科最后的日子浑浑噩噩。人们从雾中来，转个圈，又到雾中去，接着再来一拨人。同样的，如果你在春日的黄昏，站在河岸看流冰，就能看到不知是装干草的大车，还是茅草屋在漂浮——旋转，另一块冰上则好像有一只狼和一块烧焦的木头。它打个转，拐个弯，被水流永远冲走了。而且你也还是弄不清那都是些什么。

陆陆续续有工程师、艺术家、新闻记者到来，还有一个女演员。

我认识的一个地主从彼得堡去喀山，途中路过自己的庄园。他从喀山写信来说，庄园被农民洗劫一空，他挨家挨户奔走，赎买绘画和书籍。在一个农舍里他看到一件怪事，画家施莱费尔为我画的像与圣灵尼古拉并排挂在堂前。得到这幅画的农妇不知为什么认定我是伟大的女殉教者……

没想到，亚沃尔斯卡雅也给冲到我们岸上来了。她依旧那么优雅，一来就说我们应该团结起来，成立个什么组织。但究竟是什么组织——谁也不明白。一个露着膝盖的童子军护送她，她一本正经地称他为“麦歇[40]索勃列夫”。女冰块也转弯了，他们隐没于浓雾之中……

米罗诺娃突然出现了。她在边境的一个小剧场里演了几场戏，又消失了。

之后泅进我们圈子的是一位蛮可爱的外省女演员。她的钻石被盗了，为寻找那些钻石，她向一位刑侦政委求助。政委是个非常和善殷勤的人，帮了她的忙，当他知道她将要在作家圈里过上一晚后，便央求把他也带上。他从未见过一个活着的作家，他热爱文学，期望看我们一眼。女演员征得我们同意后带政委来了。他是我一生中见到过的最庞大的人。他的嗓音犹如钟鸣轰顶，但其隆隆声的内容却是最温情不过的：尽是些文选里的童谣。他还老是表白，在遇到我们之前，他靠大脑（重音落在Y上[41]）活着，而从现在开始用心活着了。

他整天都在抓土匪强盗，还设立了一个犯罪陈列馆。他给我们展示极复杂的作案工具：咬断门链的，无声锯锁的和剪断铁门闩的。他还给我们看惯偷用的小工具箱。每只小箱子里必定都有一个小手电筒、零食和一小瓶香水。这香水令我惊讶不已。

“好怪。”多么突兀的文化需求，多么讲究，而且还是在那种时刻。在分分钟都那么珍贵的时候，他们的脑子里怎么还顾得上香水呢？

这事说来也简单：香水是用来代替当时根本搞不到的伏特加酒的。

抓完土匪强盗，晚上政委就来我们圈子，感动和惊喜一番，因为我们就是作家“本人”，再送我回家。夜晚与这傻大个一起走在偏僻的，黑沉沉的街道上着实有些可怕。四周的簌簌声，脚步的沙沙声，喊叫声，零星的枪声怪瘆人的。但最可怕的还是这个保护我的巨人。

有时候半夜电话铃响了。这个不再靠脑子（重音在Y上）活着的守护天使来问，我们的一切顺利与否。

被铃声骇伤的我们放下心来，大诵：

折磨者的梦飞翔在

罪人们的头上，

守护天使们呵

正和孩子们把话聊。

一直到我们离开，守护天使都没有抛弃我们，他送我们到车站，保卫了我们的行李，车站的肃反工作者对它们可感兴趣了。

我们这些出门人的心里装着许多忧伤，有的是共同的，有的是个人的。这忧伤在瞳孔深处隐约闪现，恰似死亡骠骑兵的骷髅白骨帽徽。然而谁都不提这忧伤。

我仍然记得一个年轻女竖琴家柔美的身影，她后来，大约三个月后，被出卖和枪毙了。我也记得自己为年轻的朋友列恩·坎涅吉谢尔[42]而忧伤。在乌里茨基[43]被杀的前几天，他得知我到彼得堡后，便打电话跟我说非常想见我，但要另外找个地方。

“为什么不在我这儿？”

“到时候我再解释为什么。”

约好在共同的熟人那儿吃饭。

“我不想把那些跟踪我的人引到您家去。”我们见面时坎涅吉谢尔解释道。

我当时只当这话是男孩子的装腔作势。在那个时代，我们许多年轻人都故作神秘，说些费解的话。

我谢了谢，什么都没问。

这个晚上他十分忧郁，格外沉闷。

哎呀，我们总是事后[44]才想起，我们的朋友在这最后一次会面时双眼忧伤，嘴唇苍白。也是事后我们才明白，我们当时应该做的，就是握住朋友的手，把他从阴影中拉出来。然而，有一种潜规则，它不允许我们破坏、打断给我们规定的节奏。这绝对不是什么利己主义，也不是冷漠无情，因为有的时候停止不前或许会比擦肩而过更容易。因此，按照悲剧的长篇小说《阿克涅吉谢尔的一生》的提纲，它伟大的作者要求我们不破坏节奏，擦肩而过。仿佛是在梦中——我看见，感觉到，几乎明白，却停不下来……

我们作家亦如是。据一个法国当代文学家表述，我们这些“造物的上帝的模仿者”，创造着形形色色的世界和人物，决定他们的命运，有时甚至是不公平和残忍的命运。为什么这么做，而不是那么做——我们不知道。况且也不能不这么做。

记得有一次排演我的一个剧本时，一位年轻的女演员走到我身边怯生生地说：

“向您请教一下可以吗？您不会生气吧？”

“可以。不生气。”

“您为什么要这样做，把剧本中的这个糊涂男孩炒鱿鱼？您为什么这么狠毒？为什么您不愿意，喏，哪怕给他另谋个职位？还有您另一个剧本中可怜的商品推销员是个傻瓜。要知道这让他很难过。为什么这样？您真的不能把这些改改吗？为什么？”

“我不知道……我不能够……这由不得我……”

然而她是那样地求我，她的双唇颤抖得那么厉害，她那么激动，于是我答应另外写一个童话，把我在小说里、剧本里欺负过的所有人合在一块儿补偿补偿。

“太妙了！”女演员说。“那就是天堂了！”

于是她吻了我。

“不过我担心一点，”我止住她，“我担心咱们的天堂安慰不了谁，因为大家会觉得，它是我们臆想出来的，因而不相信咱们……”

终于——我们在一个早晨前往车站。

从昨晚起，古锡金就从我这儿跑到阿维尔琴科那儿，从阿维尔琴科那儿去找他的经纪人，从经纪人那儿去找女演员们，走错了房间，打错了电话，到早上七点钟飞奔到我这儿时，大汗淋漓，喉咙嘶哑，活像一匹水喝多了的马儿。他扫了我一眼，绝望地摆摆手。

“喏，完蛋了。新动向。来不及去车站了！”

“不可能！现在几点？”

“七点十分。火车是十点钟开。全完了。”

有谁给了古锡金一块喂鹦鹉的糖，他嚼着，略微镇静下来。

楼下传来守护天使派来的汽车喇叭声。

美好的秋天的早晨。令人难忘。头上是淡蓝色天空映衬着金色圆屋顶，身边却是灰色的，阴沉沉的，布满一双双直愣愣饱含痛苦的眼睛，红军士兵押着一群犯人……一个戴海獭皮帽的高个子老头拿着一个用女人大红头巾做的包袱……一位身穿士兵大衣的老夫人透过绿松石的手镜打量着我们……牛奶铺前排着队，它的橱窗里却摆着靴子……

“再见，亲爱的莫斯科。不会太久的。总共一个月。一个月后我就回来。就过一个月。可以后会怎么样，我想象不出来。”

“走钢丝的时候，”一个杂技演员对我说过，“永远不要想会掉下去。应该相反。要相信一切顺利，而且一定要小声唱歌。”

耳边响起歌剧《西尔娃》的欢快旋律，这白痴歌词配得太雷人了：

恶棍的爱情，

火鸡的爱情，

男人的爱全都瞎了眼……

“这是哪匹蠢马写的歌词？……”

古锡金和那个不再靠脑子（重音在Y上）活着的巨人政委等在车站门口。

“莫斯科，亲爱的，再见。一个月后我们见面。”

从那时起十年过去了……

3

我们的旅行开始得相当顺利。

我们乘坐的是二等车厢，每人都有自己的座位，既不是在座位底下，也不是在行李架上，而是坐在旅客们应该坐的地方。

我的剧院老板，化名的古锡金激动不安：为什么火车迟迟不开；等车开了，又信誓旦旦说提前了。

“这可不是好兆头！走着瞧吧！”

一进车厢，古锡金的模样就变得怪怪的。他看上去好像已经旅行十来天了，而且条件极恶劣：皮鞋的带子松了，领口敞开，露出喉结上铜扣子留下的圆印子。更古怪的是，他面颊上布满硬胡子碴，好像留了四五天胡子似的。

车厢这边除了我们这群人，还有三个单独出门的女士。她们一会儿压低嗓门，一会儿咬着耳朵谈论眼下最应景的话题：某某某怎么变着法儿把钻石和钱带出境。

“听说了吗？普罗金家把自己全部财产都带走了。全都缠在奶奶身上。”

“那为什么没检查奶奶呢？”

“哎哟，您怎么搞的？她那么讨人厌。再说谁算得到！”

“科尔金家想的法子可巧妙了！而且一切都是即兴的！科尔金夫人已经被搜查完了，她站在一边，突然——‘哎哟，哎哟’叫了起来！——她的脚扭伤了。一步都走不了。而她的丈夫，还没搜查过，对红军战士说：‘请把我的手杖转交给她，让她拄着。’那人就给她了。而他们那个手杖里塞满了钻石。妙吧？”

“布勒金家的茶壶有两层底。”

“法尼奇卡带走了一颗大钻石，你们都不相信吧，藏在她自己的鼻子里。”

“她可真行，鼻子装得下五十克拉。不是谁都这么走运。”

接着又讲起一桩惨事。有个叫富克的太太很狡猾地把钻石藏到鸡蛋里。她在生蛋的壳上弄了一个很小的窟窿，把钻石塞进去，然后把蛋囫囵个地煮熟。这哪儿发现得了。她把这个鸡蛋跟食物一起放在篮子里，淡定地坐着，面带微笑。车厢里走进几个红军战士，检查行李。突然，一个战士抓起那个鸡蛋，剥掉蛋壳，当着富克太太的面吃了下去。倒霉的女人车也不坐了，挤下车，跟了那可恶的红军战士三天，像看着心爱的孩子那样盯着他。

“怎么样了？”

“嗐，能怎么样！怎么都没用，她就回家了。”

她们又开始提及各种各样的妙招，还有打仗时怎么抓间谍。

“这些间谍多狡猾呵！您想呀：先把要塞地形图画到自己的背上，再敷上颜料。军事侦缉队也不是笨蛋，硬是给猜到了。所有人都成了怀疑对象，全体洗背。当然也出过一些懊恼人的错。在我们格罗德诺那儿抓住一位男士。看样子那黑发男子实在可疑。可等给他洗完，原来是个清白无辜的金发小伙儿。侦缉队一个劲儿地道歉……”

坐着车，听人心平气和地聊着骇人的话题，既适意又舒服。可是我们的列车刚走了不到三个小时，忽然又停了，所有人都被带下车。

我们下得车来，拖下行李，在月台上站了两个来小时，又爬上另一辆，整列车全是三等车厢，挤得水泄不通。我们对面坐着几个凶巴巴的，眼睛白多黑少的村妇。我们不讨她们喜欢。

“坐车，”一个长小瘊子的麻脸女人说我们，“坐车，可干吗坐车，坐车去哪儿，连她们自己都不知道。”

“从牢里逃出来的吧。”另一个女人附和着，她戴着块脏头巾，不时地用头巾的小角优雅地擦着她的塌鼻子。

最让她们生气的是一只中国小狗“京巴”，它像一个小绒球，抱在我们之中较年长的那位女演员手上。

“咦，带着狗！自身难保，还带狗。”

“该把它留在家里。人都没地方坐，她还带着小狗崽子！”

“它又不碍您的事，”女演员声音颤抖着袒护自己的“小狗崽子”，“反正我又不能让您坐到我的膝盖上。”

“怕什么，我们又没带狗。”几个老娘儿们没完没了了。

“不能把它独自留在家里。它挺娇气的。养它的花销比养一个小孩还多。”

“什——么？”

“哎哟，这是什么话？”麻脸彻底火了，甚至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哎哟！你们听听这说的是什么话。就是那个自身难保的，说我们的孩子比狗都不如！难道咱们该把这种事忍了？”

“谁——谁？我——们？我们是狗，她倒不是？”恶狠狠的声音嚷嚷着。

这段有意思的对话倘若不是被一声刺耳的尖叫打断，真不知道事情怎么收场。有人在车厢连接处不停尖叫。大家都从座位上跳起来，拥过去探个究竟。麻脸也钻了过去，回来后很友好地给我们讲，那边怎么抓住一个小偷，正打算怎么把他“扔到车厢下面”去，小偷跳车了。

“可怕的家伙们！”阿维尔琴科说。“您可千万别在意啊。想点什么开心的事吧。

我正想着呢。就在今天晚上，剧院里将灯火通明，人们聚拢来，各自落座，开始聆听：

恶棍的爱情，

火鸡的爱情，

男人的爱全都瞎了眼……

我干吗偏偏想这个！又被这段白痴歌词缠上了！恰似病魔缠身！

周围的村妇们兴奋地闲扯着，要是把小偷扔到车轮下就好了，那他眼下一准脑袋开花躺倒在地了。

“应该把他们都私刑处理喽！挖眼睛，割舌头、耳朵，然后脖子拴上石头沉塘！”

“我们村里都是用绳子吊牢，在冰下面从一个冰窟窿拖到另一个冰窟窿……”

“把他们烧死的也很多……”

噢，还好——若不是小偷事件转换了气氛，她们还不定会为小狗对我们干什么呢。

恶棍的爱情，

火鸡的爱情……

“多可怕啊！”我对阿维尔琴科说。

“轻点……”他制止道。

我说的不是她们。我有自己的罪受。我无法摆脱《西尔娃》。我想她们会生煎了我们（这也许倒帮了我的忙了）。我想象得出来，我对面的麻脸会忙成什么样！她是总管。她得扇旺柴火……古锡金又作何说？他会高喊，“对不起，但我们有合同！你们干扰她完成协议，导致身为剧院老板的我破产！让她先付我违约金！”

“火鸡和恶棍”开始离去，悄悄地，渐渐消歇。

列车进站了。村妇们拿着包袱忙活起来，脚上的军靴跺得轰隆隆响，大包小袋和篮子把上帝的世界遮得严严实实。忽然窗外露出古锡金被恐怖扭歪的脸：他在最后一刻上了另一节车厢。他出什么事了？

他样子吓人，面色苍白，不住地大喘气。

“快下来！行程改了。那条路过不去。我过后再解释……”

不行就不行。我们往车下走。我磨蹭了一会儿，最后一个走出车厢。刚跳上月台，一个衣衫褴褛的小乞丐猛然跑到我身边，一字一句地说：

“恶棍的爱情，火鸡的爱情。请给半个银卢布！”

“什——么？”

“半个银卢布！恶棍的爱情，火鸡的爱情。”

我真要疯了。是幻听吧。虚弱如我确实承受不了这种混合：歌剧《西尔娃》加老百姓的愤怒。

我寻找着友好的支撑。用目光寻找我们这群人。阿维尔琴科一反常态地仔细察看着自己的手套，毫不理会我的呼喊。我塞给男孩半个银卢布。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尽管我猜到了几分……

“您就招了吧！”我对阿维尔琴科说。

他难为情地笑了。

“您还在车厢里忙活时，我教那个男孩：问他，你想挣半个银卢布吗？想挣的话，一会儿车厢里就会走出一个戴红帽子的女乘客。你到她跟前去说：‘恶棍的爱情，火鸡的爱情。’为这个不管是谁她都会给半个银卢布。男孩头脑蛮灵光的。”

古锡金把我们的箱子乒乒乓乓放到行李车边，然后吓得脸色发绿地走拢来。

“新鲜事！那个强盗给枪毙了！”

“哪个强盗？”

“就是您的委员呵。怎么您不记得啦？因为抢劫、受贿给枪毙的。不能从那个边境站过了。那里眼下不单单抢劫，还害命呢。往另一个边境站过过看吧。”

走另一个就走另一个吧。等了将近两个小时，我们坐上另一列火车，朝另一个方向走去。

行到边境站时已是傍晚。天寒冷，人瞌睡。什么在等着我们？是否很快会从这里放行，往后怎么走？

古锡金和阿维尔琴科的“化名经纪人”去车站谈判并弄清情况，他们严厉地让我们原地等着。兆头不好。

月台上空荡荡的。从远处显出一个黑黢黢的人影，不知是卫兵，还是穿着军大衣的女人，人影怀疑地看看我们，又走开了。等了很久。古锡金终于露面了。但不是他一个人，和他一起来的还有四个人。

其中一人抢到前面，向我们跑过来。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个身影：这人又小、又瘦、又黑，歪鼻子，头戴一顶大学生制帽，身穿一件硕大无比的海獭皮大衣，裘皮大衣一拖到地，像某个金銮殿里皇帝画像上的皇袍。裘皮大衣是新的，看得出是刚刚从什么人身上剥下来的。

那人向我们跑来，他用左手，显然是习惯性的动作，拎拎裤子，右手欢欣鼓舞地高高举起，大叫大喊。

“您是苔菲？您是阿维尔琴科？好，好，好的。站在你们面前的是这小地方的艺术委员。需求巨大。你们，是我们尊贵的客人，请你们留在我们这儿，用你们的演出协助我举办一系列的音乐会，一系列的戏剧演出，在你们的指导下——由当地无产阶级——上演你们的剧本。”

带小狗的女演员哼的一声跌坐在月台上。我到处张望。暮色四合。这车站逼仄，带个围着栅栏的小花园。再过去点是这小破地方的简陋小屋和门窗都钉死的小店铺。肮脏，枯柳，昏鸦，还有这位“罗伯斯庇尔”[45]。

“我们当然，高兴之极。”阿维尔琴科平静地答道。“然而遗憾的是，为我们的晚会已经给我们租下了基辅的剧院，我们必须赶紧过去。”

“没有的事！”罗伯斯庇尔大喝一声，旋即又猛然压低嗓门。“如果我不特意为你们请求，永远都不会放你们过边境站。而我又为什么要请求呢？因为你们响应了我们无产阶级的需要。到那时我甚至能请求放你们的行李过境。”

这时古锡金猛然一跃而起，他拍手道：

“委员先生。当然喽，他们会同意的。虽然这一耽搁，我要损失一大笔钱，但我会亲自说服他们，尽管我打开始就知道他们已经很乐于为我们亲爱的无产阶级服务。不过，委员先生，您只有一次晚会。但这是什么样的晚会哟！这样的晚会能让您舔干净我的每一根手指头。就这么定了！明天晚会，后天一早上路。那么您已经同意了，那么您已经满意了。不过咱们让我们的客人在哪儿过夜呀？”

“请等在这儿。我们马上安排好一切。”罗伯斯庇尔大声说完跑起来，海獭们擦抹着他的足迹。那三个影子，显然是他的跟随，尾随其后。

“完了！掉到虎狼窝里了！每天都在枪毙人……三天前——烧死了一个将军。行李一抢而光。必须脱身。”

“看来，返回莫斯科得了。”

“嘘！”古锡金噘起嘴，“他们会放您回莫斯科，好让您去说他们把您抢了吗？他们才不会放了您呢！”他重重地说着“不”字，然后不作声了。

阿维尔琴科的化名经纪人回来了。他紧靠矮墙走着，头缩在双肩里四下打量着。

“您上哪儿去了？”

“稍稍侦察了一下。遭殃……无处藏身。这小破地方给人挤得满满的。”

我惊讶地四下张望。此话与这空荡荡的街道，与这沉寂，与这路灯的光线无法射透的暮色是如此不搭调。

“那些人都在哪儿呢？他们为什么待在这儿？”

“为什么！他们待了两三个星期了。不管是这边还是那边，哪儿都不放他们去。在这儿能怎么办！我说不好！嘘！”

我们的罗伯斯庇尔宛如大鸟儿，张着海獭翅膀沿月台飞来。他的身后是跟随们。

“你们的住宿找好了。两个房间。马上就腾空。那房间挤得不得了……还带着孩子……他们哭得真大声！不过我有凭证。根据无产阶级的需要征用。”

然后又是用左手拎拎裤子，右手则充满激情地挥向前方，伸上去，仿佛在指示一条通往遥远星辰的路。

“您要知道，”我说，“这对我们太不合适。您可不可以别让他们搬出来。我们不会去那儿的。”

“对，”阿维尔琴科附和着，“他们那里有孩子，您知道的，这样不妥当。”

古锡金急忙把两手一摊打哈哈。

“是呀，他俩在我们这儿就这样，嘿嘿！没辙！您就别担心了，我们随便在哪儿住一下……他们就这样……”

他做了一个开心的手势，邀大家一道表示惊讶，我们这些人竟是此等怪物，不过他本人心里当然是跟我们一头的。

罗伯斯庇尔不知所措。就在这时，一直躲在跟随背后的一个什么东西突然抢上前来。

“我能……能给诗……诗……len（人）提……提供……”

“什么？”

“len（人），房间。”

这人是谁？当然，是谁都无所谓。

我们被带到车站后面一所像是公房的小房子里。原来结巴是从前一个铁路职工女儿的丈夫。

罗伯斯庇尔煞有介事地说：

“喏，我给你们安排好过夜了。你们安顿安顿吧。我晚上再过来看看。”

结巴没出声，哈哈腰。

安顿好了。

给我和女演员们一个单独的房间。结巴让阿维尔琴科和自己住，“化名者们”给安置在一间小储藏室里。

房子里静悄悄的。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子在几个房间里走来走去，她那么苍白，那么疲惫不堪，因此，她像是闭着眼在走动似的。厨房里也有人轻手轻脚地在做事，但没到房间里来：兴许是结巴的妻子。

给我们喝了茶。

“还可以去搞点火……火腿……”结巴嘟嘟囔囔的，“趁天还亮着……”

“不行，已经黑了。”老太婆悄声回答，依旧闭着眼睛。

“妈……妈妈，要是不点灯，只用火柴……”

“不怕你就去。”

结巴瑟缩着不去了。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他们只在白天吃火腿？问这个不合适。再说什么都问不得。一个最平常的问题也会吓到主人，避而不答的。当一位女演员问老太婆，她的丈夫在不在家时，她吓得举起颤抖的手，用手指示意她别出声，并默默地盯住黑洞洞的窗子，很久很久。

我们一声不响，蜷起身子。唯有古锡金挺身而出。他大声喘气，大声说着奇诡的话语。

“你们这儿，我看得出下过雨了。街上湿漉漉的。下雨时节街道上总是湿的。敖德萨要是下雨，那敖德萨也是湿的。不可能的是，敖德萨下雨，湿的反倒是尼古拉耶夫。哈哈！真的，哪儿下雨哪儿湿。如果没雨，就会干得要命。那我倒要问问你们，有谁喜欢雨啊？谁都不喜欢，天晓得。喏，我胡扯些什么。呸！”

古锡金有才。挺热情，还厚道。就在这时门砰地开了，罗伯斯庇尔飞了进来，护拥他的跟随，加强到六个。他看到的是惬意的一群人围着茶桌，在听风趣的说书人讲故事。

“太妙了，”罗伯斯庇尔大声说道。他用左手拎拎裤子，裘皮大衣也没脱就坐到桌旁。跟随们亦各自落座。

“太妙了。晚会八点钟开始。棚子用枞树球果装饰。坐得下一百五十人。明天早上会把海报贴出去。现在我们讨论一下艺术问题。谁更重要——导演还是合唱队？”

我们慌了，但不是全体。我们那位年纪轻轻的女演员，好似一匹战马听到军号声，猛地纵身跳起舞来——打旋，跳转。特拉-嗒-拉-拉-嗒-拉-嗒，拿着《三角形的力量对比》的梅耶霍德[46]，拿着《为自己的戏剧》的叶夫列伊诺夫[47]，喜剧艺术[48]，演员的创作，《废除舞台》，教堂戏剧，等等，等等隐约闪现。

罗伯斯庇尔如醉如痴。

“这正是我们需要的！您留在我们这儿，办几次艺术讲座。就这么定了。”

倒霉的女孩脸色发白，不知所措地望着我们。

“我有合同……一个月以后我可以……我会回来……我发誓……”

然而现在轮到罗伯斯庇尔了。他有自己的剧目：一出语言难懂、动作夸张的戏。剧本任由观众自编，并且当场表演。演员成了观众，为此，比通常墨守成规的表演需要更高的才能。

一切进展顺利。只不过这幅曼妙的文化惬意图被那只小京巴破坏了。罗伯斯庇尔留给它的印象显然是恶意的。这个毛茸茸的小东西猛虎般地朝他怒吼、龇小牙，尔后忽地仰起头，像普通的看家好狗那样大嚎。那罗伯斯庇尔正驾着艺术翅膀翱翔于人所不知之境，突然，不知为什么吓了一大跳，话说一半打住了。

女演员抱走了小狗。

那一刻大家都噤声不语。就在这时，离房子不远的什么地方，从铁路路堤方向传来一阵非人的、山羊般的哀号，哀号声中充满动物的恐惧和绝望。接着是硬邦邦的三声枪响，清脆，瞄准了的。

“你们听到了吗？”我问，“这会是怎么回事？”

然而无人回答我。看来谁都没听到。

脸色苍白的女房东阖起双眼一动不动地坐着，男房东始终沉默不语，下巴颏直抽搐，他想事时笃定也是结巴的。罗伯斯庇尔热烈地说起明天的晚会，话音比刚才响亮多了。我由此断定，他听到什么了……

跟随们一直在默默地吸烟，没参加谈话。其中一个，穿一身破破烂烂褐色军便服的翘鼻子小伙儿掏出一个沉甸甸的大金烟盒，盒上铸着花体字。不知是谁劈了指甲的大粗爪子伸了过来，爪子上戴着一只古董宝石戒指，深嵌在粗笨托子里那颗奇美的圆形红宝石泛着黯淡的光。我们的客人多奇特呵！……

年轻的女演员若有所思地绕桌子走了一圈，站到墙边。我感觉到她在用眼睛喊我，但我没有起身。她看着罗伯斯庇尔的后背，神经质地抽搐着嘴唇……

“奥列努什卡，”我说，“咱们该睡觉了。明天一早还要排练呢。”

我们跟大家鞠躬道别，朝自己的房间走去。女房东拿着蜡烛静静地跟在我们身后。

“把灯熄了，”她悄声说，“将就着摸黑脱衣服吧……窗帘么，看在上帝的分上，就别放下来了。”

我们连忙开始铺床。她吹灭了蜡烛。

“别忘了窗帘的事。上帝保佑……”

她走了。

有谁在我身旁呼着热气。是女演员——奥列努什卡。

“他穿的那件裘皮大衣背上有个洞，”她悄悄说，“洞的周围有些黑乎乎的，……好恐怖的东西。”

“睡吧，奥列努什卡。我们都累了，神经兮兮的……”

小狗一整夜都不安宁，又叫又嚎。天擦亮时，奥列努什卡说梦话，声音大得瘆人：

“我知道小狗为什么哀号。它那件裘皮大衣上被打了个洞，周围凝着血。”

我的心脏跳得让我恶心。我没有仔细看过那件裘皮大衣，但是眼下我全明白了，不看也知道了……

早晨我们都醒晚了。天气湿冷。下着雨。窗外是棚子，仓库，再过去是路堤。空荡荡的。杳无人迹。

女房东给我们拿来茶，面包，火腿。

然后她悄声说：

“我女婿天蒙蒙亮去拿来的。藏在棚子里。夜里要是拿着灯去——会有人告密。可白天也会给人看到。那就会来搜查。我们这儿天天有搜查。”

今天她有说话欲，但是面孔仍然“沉默”。石头般的面孔唯恐它流露的比想说的多。

古锡金在敲门。

“你们快了吗？这里的……年轻人已经跑来两趟了。”

女主人走了。我把门打开一点，招呼古锡金：

“古锡金，您说说，一切都顺利吗？他们会放我们走吗？”我小声问。

“您笑一笑，看在上帝的分上，笑笑吧。”古锡金悄声说，他伸长舌头，做野兽微笑状，跟“笑面人”[49]一样。

“说话时得笑，也许有人，但愿没有哦，会偷看。他们答应放我们走，还派人护送。四十俄里开外的地方有抢劫的。”

“谁会抢劫？”

“哈！谁？他们就会抢。喏，如果护送的人就是从抢劫中心来的，那他们总归会有所畏惧。我说的就一点：明天我们必须从此地出发。否则，我的老天爷，有朝一日我若还见得到我老妈，可就真太滑稽了。”

想法乱多，但显然宽慰不了人。

“今天一整天你们就在屋里待着。不必出去。累了，在排练。都在排练，也都累了。”

“那您知不知道房东他人在哪儿？”

“说不准。要么被枪毙了，要么逃跑了，要么就在这儿的地板下面坐着呢。不然他们干吗那么害怕？没日没夜地门窗大开。为什么不敢关？干吗要做出什么都没藏的样子？不过，我，还有你们，干吗要琢磨这个？干吗还议论这个？谁会为此付钱给咱们吗？会给咱们授予荣誉公民称号？他们这儿出过事儿，这种事情，但愿别落在我们头上。他们家女婿怎么变结巴的？结巴三星期了。我们可不想结巴，咱们最好拎着箱子，被人护送着离开这儿。”

饭厅里有人在挪椅子。

“快，排练！”古锡金大叫一声，从门旁跳开。

“快起来！上帝呵，十一点了，他们还在呼呼大睡！”

我和奥列努什卡假装累了，整天都待在自己的房里……阿维尔琴科，剧院老板和带小狗的女演员负责与热情洋溢的“文化受众”交谈，甚至还同他们一道散步。

“有件新鲜事，”回来后阿维尔琴科讲道，“看到那个毁坏的棚子吗？据说，两个月前布尔什维克在这里境况很糟，他们的一个什么首长不得不赶紧开溜。他跳上火车头，命令火车司机带他走。那人开动火车头全速撞向机车库的墙。布尔什维克给活活煮熟了。”

“那个人呢？”

“没找到。”

“也许……那就是我们的房东？……”

4

白天长得没有尽头，昏沉沉，潮乎乎。

大家都躲在我们“女间”里，就连阿维尔琴科也进来了。约好了似的谁都不提眼前最担心的事情……尽回忆些在莫斯科最后的日子，回忆我们撇下的最后日子里的那些同伴。只字不提当下，不提未来。

那个大高个守护天使过得怎么样了？是否还在用心活着，或者重新靠大脑（重音落在Y上）活着了……

我想起临走前的那个晚上，去跟一位原伯爵夫人告别时，碰上她正在做与爵位极不相称的事儿：她在擦地板。她，身材高挑、金发、高贵的容长脸，蹲在地上，一只手把绿松石单眼镜揿在眼睛上，嫌恶地打量着地板，另一只手，下不了手似的，用两个手指捏着一块湿花边往地板上淋水。

“我待会儿再擦，等我的法国花边干了……”

我们想起莫斯科最后的日子里的面包，就两种：一种是锯末做的，像沙子似的一攥就散；一种是黏土做的，发苦、泛绿、湿乎乎的……

阿维尔琴科看了一下表：

“噢，快到晚上了。已经五点钟了。”

“好像有人敲窗户。”奥列努什卡很警觉。

窗外是古锡金。

“苔菲女士！阿维尔琴科先生！”他大喊大叫，“你们必须，马上，出来溜达溜达。上帝啊，晚会需要有个清新的头脑保持嗓音。”

“可是下雨呢！”

“雨不大，马上，必须的。我跟你们说。”

“他也许想说什么，”我悄悄告诉阿维尔琴科，“您先出去，看看他是不是一个人。如果罗伯斯庇尔跟他一起，我就不出去了。我不能。”

我最怕的是跟这位罗伯斯庇尔握手。我可以回答他的问题，看着他，但触碰他，感觉真不行。我对这个家伙的厌恶歇斯底里到了极点，以至于我管不住自己，没法保证自己不喊起来，不哭出来，不会做出什么无法挽回的事情，不仅让我本人，还让我们这个群体付出代价。我感觉真受不了与这个恶棍的身体接触。

阿维尔琴科出现在窗外，做手势招呼我。

“别往右走。”女主人装作给我找套鞋，悄悄吩咐我。

“咱们走街道中间，”古锡金轻声说，“我们是在散步，呼吸新鲜空气。”

于是我们不紧不慢，优哉游哉地逛起来，时不时地看看天。也就是看看天，散散步罢了。

“别看我，看您的小雨吧。”古锡金嘟囔着。

他看了看四周，转过身，放心地开口说道：

“我总算打听到点东西。这里的头面人物是X政委。”

他说出的那个响亮的名字，听上去像狗叫声。

“X是个年轻女子，什么训练班的学员，要么是报务员，不知道。这儿的事都她说了算。疯子。像人说的，疯狗一个。禽兽。”他万分恐惧地说出这番话，每句最后一个音都说得特别重。“所有人都听她的。她亲自搜查，亲自审讯，亲手枪毙：她坐在台阶上，就地审讯，就地枪决。可一到夜里，到了路堤那儿，她就不是她了，一点都不怕难为情。当着女士的面我简直没法说，我最好还是跟阿维尔琴科先生一个人讲。他是作家，所以他能够艺术地去理解。喏，一句话，再普通的红军战士也有离开台阶，让自己躲躲清静的时候。只不过这位女政委不躲清静，也不知道难为情。可怕的是这个！”

他四下里看了看。

“咱们往边上转转。”

“咱们的事有听说吗？”我问道。

“承诺放行。只不过女政委还没放话。一周前有个将军经过这里。证件一应俱全。她去搜查了，找到一张临时政府发行的四十卢布钞票，缝在制服裤缝的镶条里。于是她说：‘为他浪费一颗子弹可惜了……用枪托打。’于是就打。她问：‘还活着吗？’‘嗯，还活着。’‘浇上汽油烧吧。’就浇上汽油烧了。别看我，看着小雨……我们管自己散步。今天早上搜查了一个女工厂主。她带的东西真多。钱，裘皮，钻石。管家跟她同行，丈夫在乌克兰，她是去找丈夫的。全没收了。不折不扣，全部。只留了一条连衣裙。有个婆娘给了她一块头巾。不知道还放不放她离开这儿……哦哟，咱们走到哪儿来了！赶紧回去！”

我们差点走到路堤了。

“别往那儿看！不要看！”古锡金嗓子沙哑，“哦哟，赶紧回去！……咱们可什么都没看见……走轻着点儿……我们管自己散步来着。我们今天有音乐会，我们在散步。”他在跟谁表白，发白的嘴唇挂着微笑。

我转身快，几乎什么都没看见。我甚至搞不懂，究竟不应该看到什么。有个穿军大衣的身影弯腰捡起石头，朝一群正在嚼着什么东西的狗扔过去，但毕竟离得太远了，在路堤下面。有只狗拖着什么跑出来。这一切也就是一眨眼的事儿……我觉得它拖的是……大概……好像是……拖着一只手……对，是破布和一只手，我看到手指了。不过这不可能。手怎么咬得下来……

我至今仍记得，我太阳穴和嘴边冒的冷汗，极度恶心引起的抽搐，难受得我真想像野兽那样嚎叫。

“走啊，走啊！”

阿维尔琴科搀着我的胳膊。

“所以女主人要提醒。”我想说话，可张不开嘴，一句都说不出来。

“咱们要上点滚烫的茶！”古锡金大声说，“偏头痛立马就好。偏头痛一遇凉的就犯。对吧？”

等我们快到小屋时，古锡金轻声说：

“跟咱们的女演员一个字儿都不要说。反正，即便喊得再响，建立新制度也来不及了——咱们早上就得走了。什么——么？”

古锡金的“什么——么”不是设问，亦不求回答。这不过是他说话的风格和修辞性的花里胡哨罢了。有时候古锡金给人感觉是两个人：一个说话，另一个惊讶地问个没完。

屋里看上去蛮太平的：亮着灯，烧着茶炊。一个女演员喂小狗喝牛奶，另一个女演员在排演晚会上的独白。

那么，我念什么呢？我们的观众会是什么人呢？罗伯斯庇尔说过，都是“挣脱千年铁锁链的清白人”——莫非是流放犯？还补充说是“资深鉴赏家和艺术行家”——什么艺术？阿维尔琴科断定是“黑话”[50]。

念什么呢？

“就念感伤主义的诗，”奥列努什卡决定，“诗歌使人高尚。”

“我最好还是念一个工地小品，不怎么高尚，但是比较接地气。”阿维尔琴科说。

奥列努什卡不赞成。她在边远地区巡回演出时朗读过我的《费多西娅》。

“《行走的费多西娅，流浪的残疾人》，等等。（这篇东西演员们非常喜欢，百演不厌。）”

“您想啊，幕间休息时，一个极普通的老异教徒到后台找到我，含着眼泪说：‘可爱的演员女士，请您再读一遍那个《莫尔科菲娅》吧。’”

“要知道那里面讲的是基督，”奥列努什卡热情洋溢地说服着，“异教徒大概不喜欢这个，但还是感动他了。”

“亲爱的奥列努什卡，”我说道，“您的‘异教徒’这儿大概不会有。您还是朗读点飞机、煎羊肉什么的比较好……”

庇护所里响起罗伯斯庇尔兴高采烈的嗓音。

我走出房间。

晚上。八点。

该出发去赴那场了不起的音乐会了。

怎么着装？问题严峻。

我们想啊，想啊，决定穿小翻领衬衫和短裙。

“如果咱们穿得太漂亮了，可能会遭劫的，”带小狗的女演员说，“没必要让人知道咱们有那么好的连衣裙。”

“就这样。”

得走路过去，穿过围墙，越过铁路，然后经过仓库……下着雨。稀泥在吧嗒，稠泥在扑哧，黑暗中泥巴仿佛在沸腾，在骚动。

奥列努什卡一下子就陷进去了，尖叫着她的“套鞋呛水了”。

古锡金提着昏暗的风灯照路，活像是在给雨和夜摇炉散香。

去“教育和艺术俱乐部”的路真不好走啊。

“干吗要它好走？”一个陌生的嗓音说道，“反正从来都没人去那儿。”

有人在我旁边吧嗒扑哧着烂泥。不是我们的人。要当心点。

可就算我们将就着走到，带着满腿泥我们还怎么登台呢？

阿维尔琴科的经纪人提议脱了鞋袜打赤脚走，到俱乐部再要水桶洗脚穿鞋。不然，就还是该怎么走就怎么走，到了俱乐部再要水洗脚，然后赤脚上台。更好一点的办法是在俱乐部把袜子洗干净，反正湿袜子不大看得出来。

“那您会洗东西吗？”有个声音忧郁地问道。

古锡金用他的劣质中筒靴蹚着泥，默默地提溜着风灯。奥列努什卡的赤脚亮晃晃的。我下不了决心脱鞋。罗伯斯庇尔今天走过这条小路，而且还往哪儿吐过痰。

“这是您的吗？”

有人给我一个圆圆的、黑乎乎的东西。这脏兮兮的是什么？

“您的套鞋……里面是鞋。”

“古锡金，”我大嚷，“我走不了了。我要死了。”

古锡金麻溜儿地跑过来。

“不会吧？噢，那您就骑我脖子上吧。”

我懂这邀请的喻义：您就坏事吧，我该当背您。

“古锡金，我真的，走不了了。您瞧，我像鹭鸶一样一条腿站着……我的皮鞋里都是泥……我怎么穿它，何况，罗伯斯庇尔可能吐过痰……古锡金救救我！”

“所以我就说嘛，骑我脖子上。我驮您。”

我根本没弄明白。

“您这么高大的古锡金，我爬不上去。”

“站到矮篱笆上……要么，看看这儿的年轻人谁不高……可以先爬他身上。”

骑着古锡金走，像铁匠瓦库拉骑魔鬼[51]那样？

一生中我出席过许多次音乐会，乘四轮马车去，乘小轿车去，乘出租马车去，但乘自己的经纪人……还从来没有过。

“谢谢，古锡金。可是您太高了，我头晕。”

古锡金慌了。

“那……您愿不愿意穿我的靴子？”

我的头顿时在平地上眩晕起来。

每逢心情高度紧张——我的前半生就会在内心的注视下疾驰而过：童年……初恋……战争……第三次恋爱……文学名声……第二次革命……还有……这一切就以古锡金难忘的“中筒靴”而善终。在这漆黑的夜晚，在密林深处，在泥泞之中——多不光彩的结局啊！因此这种事儿，您懂的，受不了……

“谢谢，古锡金。您是个心地高贵的人。我就这么走过去吧。”

当然，我走到了。

在木板棚里充当演员化妆间的小角落，趁着用报纸给我们擦鞋子的工夫，我们透过细缝打量我们的观众。

木板棚里大概坐得下百来个人。右边用柱子和方木搭出来的地方什么都没挂，不知道是做包厢用，还是原本就是用来垛干草的。

前几排是“将军和贵宾席”。所有人都有皮（当然我说的不是他们本人的人皮，而是牛皮、羊皮，总之，是做成夹克和带护腿的靴子的革命皮）。很多人披挂着机枪子弹，挎着武器。有的人还有两把手枪，好像不是来听音乐会，而是进行危险的军事侦察，袭击，跟劲敌搏斗来的。

“看那个女的，那边，第一排，中间……”古锡金悄声说，“那就是她。”

一个矮粗，短腿的女郎，瞌睡懵懂的脸又扁又平，看上去像贴在玻璃上似的。漆布外套满是皱褶，帽子也是漆布的。

“野兽啊！”古锡金恐惧地，一字一顿地在我耳边悄声说。

“野兽？”看不出。不明白。她的腿够不到地。横宽。扁脸没一点光泽，像是用海绵吸过。没有引人注意之处。而且没眼睛，没眉毛，没嘴巴——整张脸模糊没了。根本不是什么“地狱的”、无聊的一个团儿。这种相貌的女人一般是在穷人诊所和女佣介绍所排队的。迷蒙惺忪的眼睛。这眼睛我为什么这么熟悉？我见过它们，见过……很久以前……在乡下……一个洗碗的农妇。是的，是的，我想起来了。每逢杀鸡时，她都会主动去给老厨师帮忙，没人让她这么做，她自己愿意的，一次都不落。就是这样的眼睛，就是的，我记得它们……”

“哎呀，别老这么看，”古锡金悄声说，“可别看这么久！……”

我不耐烦地偏偏头，他走开了。我继续看。

她慢慢地把脸转向我这边，她看不见幕布细缝里的我，却仍然迷蒙惺忪地看着我的眼睛，犹如白日里弱视的猫头鹰，凭眼睛还是感觉得到人的视线，视而不见地直盯着朝它看的方向。

我们两人的视线就这么诡异地交汇在一起。

我对她说：

“我全知道。你的生活无聊之极，‘野兽’。用你的短腿你哪儿都去不了。艰难的人类幸福之路需要更长的腿……你本来也就是苦熬着活到三十来岁，之后没准儿会用背带上吊，要么吞黑鞋油自杀——这就是你生活的曲调。命运为你准备的宴席何等奢侈啊！你狂饮酸涩的、热乎乎的人酒，喝饱，喝醉。妙啊！对吗？借它浇你那病态的、阴暗的性欲。你也不用偷偷地，而是大喊大叫、丧心病狂地浇吧。你那些穿皮夹克拿手枪的同志们不过是杀人越货的强盗，犯罪的贱民。你鄙夷地扔给他们施舍：裘皮、戒指、钱。他们也许就为这‘大公无私’‘思想性’服从你，敬重你。但是我知道，即便是用尽世上的珍宝，你也不会把你黑色的‘魔鬼的’任务让给他们。你把任务留给了自己。

“我不知道，我怎么能够看着你而没有像野兽那样无言地嚎叫，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出于恐惧，为了你，为了人——‘这块陶瓷匠手上的黏土’，那陶瓷匠，在理性所不可知的愤怒和厌恶的那一刻捏成了你的命运……”

人挤满了。红军士兵，黎民百姓。女人很少，大多数人都穿着军大衣。两个穿皮夹克的矮个子政委一直在使眼色，迈着一丝不苟的革命步伐轮流走出棚子，再一边整理自己的“机枪子弹”，一边走回座位上，好比是在赶紧捍卫一下革命果实，再来了解一下艺术成就。

我们的罗伯斯庇尔不知为什么默不作声，杵在一边，既没有兴高采烈的手势，也没有跟随。

该开演了。

我回到演员化妆间，得知一切已经安排就绪。最紧要的，是我们得有一个报幕员，这是古锡金本人的主意，由报幕员来活跃舞台气氛。可惜没早点想到这个，还好上帝保佑，我们的结巴房东完全出人意料地同意担负起这个重任。

“喏，还有这种事！”阿维尔琴科小声说，“天晓得他会瞎扯些什么。”

“拒绝不合适，”阿维尔琴科笑着，“也许这样最好不过呢。”

首先出场的是带小狗的女演员和阿维尔琴科的经纪人，表演一出短剧。

结巴被推出去报幕：“阿维尔琴科的短剧，由某某某表演。”

“剧……剧……剧……剧……”他只说了一个字，摆摆手，下来了。

观众以为他“嘘嘘的”是要求安静，所以一点不稀奇。

带小狗的女演员像只吃了惊吓的小鸟，叽叽喳喳地念什么“表姐妹们，紫罗兰花儿，华尔兹，恋爱中的教授，歌剧《阿依达》”这些在此处听起来怪怪的词儿。

我仔细打量着观众。政委们在继续使眼色，走进走出。其他人坐着，仿佛在等着即刻宣布例行指示，解散回家。但是，我仍然记得一张士兵帽下的阔脸膛，丑极了，它显得颇有兴趣，甚至不时地咧开嘴笑，但马上又想起什么似的挑起眉毛，像野兽那样乜斜起眼睛。总之，我觉得，首长们忘了向这些可怜的观众宣布，他们是被召集来参加文娱晚会的，所以不用指望他们能清楚状况。

结巴坚守他承担的角色，无论我们怎么央求别搞得太累，每个节目前他都要爬上台胡说八道一通。管我叫阿维尔琴卡，把阿维尔琴科说成是“过路的女演员”，说到其他人就只会“哎……哎……哎……”

古锡金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舞台监督。他背起手大踏步地走来走去，自己嘀嘀咕咕地调派着什么，偶尔走到幕布后面跟某人咬咬耳朵，于是那个“某人”猛地一跃而起，原来是位陌生的先生，他穿着蓝色缎子灯笼裤，红色天鹅绒双排扣长外衣，后脑勺上扣着威风凛凛的贵族帽。

他用爪子飞快地把我们扒拉开，蹿上台，扯起差极了的大嗓门唱起《睡吧，战鹰》。

结巴刚刚在“哎……哎……哎……”地报幕，还没来得及退下，于是歪着发抖的嘴巴呆在了台上。

“这是谁？”

“什么意思？”

“他唱得太恐怖了！”我们急了。

古锡金难为情地扭过脸去。

“是……他唱得，确实是原生态的。”

“古锡金，您给我们解释解释，他是谁，怎么突然跑来唱歌了？”

“嘘……”

古锡金四下张望了一下。

“嘘……为什么来唱？……他是往乌克兰运纺线的。谁到这里都能唱！”

歌唱家唱完了，调子跑到你想都想不到的地步。突然观众喊了起来，鼓起掌来。他们喜欢《鹰》。

歌唱家又跳起来，大汗淋漓，美滋滋的。

“喏！把你的线整好了？”

古锡金两手一背。

“什么——么？”

这个“什么”是修辞性的。

节目演完，我们“全团”出来，在掌声中频频鞠躬谢幕。突然，歌唱家抢上前两步，一副主事的和观众最爱的架势，两脚一并，手放在胸口，行了一个大礼。

观众发自内心地鼓掌，长久地，响亮地。

“好啊！好啊！”

这时，从右边，从上面，不知是包厢，还是干草垛的地方，我听到几个声音，不大响，但执着地喊着我的名字。

我抬起头。

几张女人的脸，如此疲惫不堪，哀伤欲绝。皱巴巴的帽子，灰扑扑的衣裙。她们从上面趴下来，说道：

“我们的亲人啊！亲爱的！上帝保佑您快点脱身吧……”

“您走吧，走吧，我们的亲人啊！……”

“快走啊……”

如此骇人的致辞，我在任何一个音乐会上都没听到过！

在这些声音里，在这些目光中流露出来的，是如此的绝望而决绝。她们肯定是冒着不小的风险，这么公然地对我说这些。但是“贵宾”已经退席，卑微的观众则又喊叫又拍手，未必听得到。

于是我对她们说：

“谢谢，谢谢你们。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

然而她们已经躲开了。我已经看不到她们那惨白的面孔，只听到一个字，短促而苦楚：

“不。”

5

凌晨。雨。

房前的街上停着三辆大车。古锡金和阿维尔琴科的经纪人在装我们的行李。

“古锡金，都装上了？”

“装上了。他们答应马上派护卫来。”

接着又悄悄说：

“哎呀，我最怕的就是护卫！”

“要是没护卫会被抢劫的。”

“谁来抢您，是护卫还是别的什么人，对您还不都一样？”

我赞成，真的是无所谓……

又有两辆大车朝我们这儿驶来。一辆上面坐着一家子，有几个孩子和几只狗。另一辆上面半卧着一个脸色惨白，裹着天鹅绒头巾的女人，跟她一道的男人穿着皮袄。女人看上去病得很重，面部僵硬，眼睛只看牢一个点。她的旅伴投向她的眼光忧虑不安，显然竭力不让任何人注意到她，老是用身体遮着她，挡住我们的视线，一直在大车边转悠。

“哎呀，哎呀，哎呀！”无所不知的古锡金说道，“这就是那个被抢个精光的女厂主。”

“她怎么这么惨不忍睹啊？”

“她的肋部被刺穿了。喏，他们还要装出她健康无恙，心平气和的样子，坐得好好的，乐呵呵地去乌克兰。那咱们就权当相信他们，去咱们自己的行李那儿吧，怎么样？”

又有几辆大车驶来。一辆上面是昨天那位歌唱家，他衣衫不整，一副无辜的样子，带着三个箱子（装着纺线？）。

不错，组成这么一个大车队。让人安心些。

终于护卫现身了：四个带武器的年轻人。

“快走！我们没时间了，”其中一人大声命令，于是我们动身了。

出村子时又来了几辆大车。总共有十二到十四辆大车了。车走得慢慢悠悠，护卫在旁边步行。

单调无聊的旅行！又下雨又泥泞。我们坐在湿淋淋的草料上。前方就是那个四十俄里神秘区。

行驶了大约五俄里路。四周是空旷的田野，左边有个半倒塌的棚子。突然，景观出人意料生动起来：空旷的田野上走来一排六个穿军大衣的人。他们走得很慢，好像是在散步。我们的车队停了下来，尽管他们并未做出任何示意要干什么。

“怎么回事？”

我看到，古锡金跳下车，紧张地走上田野，没有朝那几个军大衣，而是朝棚子走去。军大衣们也慢慢地转向那边，一帮子人都从视野里消失了。

“外交谈判。”阿维尔琴科走到我的大车旁说。

谈判持续的时间相当长。

我们的护卫不知为何压根儿不参与此事，相反，其盛气凌人，剑拔弩张的样子好像完全丧失殆尽，躲到我们的大车后面去了。好奇怪……

古锡金回来了，阴沉沉的，但还算平静。

“请您告诉我，”他对我的车夫说，“在这儿是不是快转弯了？”

“没有——有。”车夫答道。

“即便很快转弯，那些当兵的也来得及穿过去，再截上咱们。”

“不会——会。”车夫安慰道，“天气不好，他们已经去歇夜了。”

虽然早上八点多钟就“歇夜”似乎有点早，但我们欣然相信了。

车夫用车鞭指指右边：地平线上有一排六个身影。他们走了。

“喏，我们走，”古锡金说，“可能还会碰上什么人。”

护卫们冒了出来，在旁边刷刷地齐步走着。

单调无聊的旅行。

一路赶着，几乎不休息。为了换换花样，我们调换座位，你来我往地互访。突然，一个护卫跟我们搭起话来。我干巴巴地应了一句，用法语跟挨着我坐的奥列努什卡说：

“不必跟他们搭腔。”

那护卫轻轻一笑，问道：

“为什么呀？我可是早就知道您了。您在我们工艺学院的晚会上朗读过。”

“那您怎么……到这儿来了？”

他笑着。

“您以为我们是布尔什维克？几天来我们一直在找机会脱离此地。我们一共四个人，两个大学生，两个军官。今天说起给你们派护卫时，布尔什维克们谁都不愿意跑开，他们每天都有战利品。所以我们自告奋勇，找人说我们可以帮忙，于是就得救了。他们只在意一点，我的同志有一颗金牙。想拔来着。显然是急急忙忙地给忘记了。”

我们继续走着。

小树林里有一座教堂的园子——围着栅栏。大门口站着两个德国士兵。大门里面有座简易房。

“德国佬是怎么回事？”

“检疫所。新鲜事！”古锡金郁闷地解释。

小门里走出来一个傲慢的德国人，穿着颜色更深的大衣。他说必须在检疫所待够两个星期。

古锡金操着怪七怪八的德语解释说，我们是世界最著名作家，我们是“那么健康，健康得但愿长官先生别生病才好”，我们干吗要占原本别人需要的检验所的位子？

然而德国人并不晓得自己这个利益，啪地关上小门。

“古锡金！难道要折回去？”

“嗳！”古锡金鄙夷地应声，“该前进时干吗回头。出路是有的，只不过要去找。待着吧，我要去找了。”

他双手一背，沿着院子走起来。一边走一边注意地打量着哨兵的脸。他转了一圈，两圈，三圈。

“鬼才知道！”阿维尔琴科惊讶不已。

我们整列长车队停在那儿，信任而恭顺地等待着。

转了四圈，古锡金经过哨兵时，终于选定一个，停下来问道：

“嗳？”

哨兵自然默不作声。但他突然眼睛朝身边一斜。一次，又一次，第三次……我往道路的那边一看：灌木丛后面还站着一个德国人，一派天真地察看着接骨木树枝。古锡金看也不看德国人，开始慢慢地，像只老鹰，盘旋着向他靠近。然后两人消失在树林里。

他耽搁得不久，一个人出来后大声说：

“没办法。咱们掉头回去吧。”

我们听话地掉头。听话，并不灰心丧气，因为相信古锡金的才能。

我们顺原路走了半俄里，便拐进树林。古锡金在那儿跳下大车，一边大步走着，一边东张西望。

灌木丛里闪过德国人的大衣。古锡金拐了过去。

“你们等等，我很快的。”他喊。

谈判持续时间不长。他钻出灌木丛时，跟他一道的已经是两个德国人了，那两人友好地连说带比画，指给他看从哪儿绕行。

拐了个弯，又碰上一个德国人，两分钟就把他搞定了。还碰到一个庄稼汉，为防万一，也塞钱给他了。庄稼汉拿了钱，良久目送着我们，右手挠着左耳朵。看来钱白给了。

向晚时分，看得到乌克兰一个大地方K的万家灯火了。我们的车队已经驶上石块铺的街道，当时古锡金最后一次跳下车，跑到避让他的行人面前，胡乱塞钱给他。行人吃了一惊，吓得钱也没要。

此时此刻我们明白，神秘区真的走完了。

K是通铁路的大地方，有石块铺的街道和石头房子，有的地方甚至有电灯。

这个地方被我们这种旅行者挤得满满当当。看来过了境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在乌克兰任意走来走去。在这里也得花力气搞证明文件和通行证……这就需要时间，所以我们这样的旅行者就耽搁在这儿了……

我们的大车队在街上转了许久，找泊车的地方。渐次地一会儿这辆，一会儿那辆拐个弯，不见了。到最后只剩下了车队领头的——我们这几辆又湿又脏，毫无指望的大车。

大车磨磨蹭蹭地走着，古锡金在旁边步行，不住地敲门叩护窗板，请求住宿。窗子里有探出大胡子的，有伸出手的，摇头摆手全都是拒绝。

我们无言地坐着，冻得直哆嗦，心灰意冷，听天由命，活脱是三辆大车上载的没人要的东西，古锡金逢人就推销，人家都避之不及。

“拉的像是牛犊！”奥列努什卡赞成我，“有什么办法！我们连想也是牛犊所想：最好喝点热乎的，躺下睡觉。”

终于，在一幢蛮新的两层小楼门前，古锡金兴致勃勃地与一位犹太老人搭上了话，我们的车夫便勒住马。他们是有经验之人，立马就明白，事情至此有着落了。

对话极具戏剧性。说话声忽而不吉利地低成耳语，忽而高到怒吼。他们二人同时各说各的。嚷到不可开交时，两人猛地抖动着举过头顶的双手，仿佛在赌咒发誓，以至于奥列努什卡扑到我身上，喊道：

“他们要撕巴起来了！”

古锡金平静地朝我们转过身，对车夫们说：

“喏，你们还等什么？进院子。”

老头则打开了大门。

我们进去的房子，根据我所记忆的，是幢新房子，有电灯，但结构很怪：玄关进去就是厨房。我们作为贵客，被一直往里面带，而房主们自己，显然在盖好这座豪宅后就一直安身于厨房。这家人口众多，睡床睡箱子睡长椅子的都有，有的干脆睡垫子。

家里的老大是老太婆，其次是老太婆的丈夫——接待我们的高个儿大胡子，再次是女儿们，然后依次是女儿们的女儿，女儿们的丈夫，儿媳的儿子，女儿的儿子们，还有一个共有的孙子，人人都心怀着爱来教育他。

我们一上来，就按规矩询问老太婆，她要收我们多少钱。就得按规矩来，反正都回避不了。

老太婆满脸悲伤，一摆手：

“唉，说这个干吗！怎么能赚人伤心钱呢？何况人家还无处安身！我们家的地方要多少有多少，屋里一应俱全（说到这儿老太婆扭头啐了一口，免得不吉利），还要钱干吗？你们只管自己去歇着吧，我女儿的女儿会把茶炊和你们需要的上齐。先把自己烘干，什么都别担心。跟钱有什么搭界啊！”

我们动情地婉拒着。

我看着这位戴着发套的非凡妇女（她的发套不过是用一块黑头巾，在上面缝一条白线当头缝儿假装的）。

“咱们也不能利用她的好心，”阿维尔琴科跟古锡金说，“一定要说服她。”

古锡金神秘莫测地笑笑。

“哎呀！这事儿，哼，我跟您说，您大可放心。”

奥列努什卡最激动。她热泪盈眶地对我说：

“您要知道，我觉得，上帝打发咱们做这次旅行，就是要我们看到世上还有善良慷慨之人。那就是这位老太婆，平凡，不富裕，这么心甘情愿地跟咱们分享自己微薄的财物，可怜咱们这些外人！”

“了不起的老太婆！”我附和道，“最了不起的是她的脸生得……不特别可爱……”

“所以说不能以貌取人嘛。”

我们两人是如此动情，甚至拒绝吃煎鸡蛋。

“可怜的老太婆，把最后一个拿出来……”

与此同时，古锡金跟老头一道，抓紧时间，着手张罗去搞必备的证明文件，好第二天接着赶路。

一开始老头一个人跑，后来带上古锡金。再后来两人一起回来，古锡金一个人出去了。回来后他说，长官要求阿维尔琴科和我立刻到他本人那里去一趟。

已经夜里十一点钟了，想睡觉了，可是没办法，那就去吧……

我们惶惶不安地推测，等着我们的是什么长官，警备司令，警官，哥萨克少尉，文书，省长……让去，我们就得去。我们早已被剥夺提要求的权利，哪怕是问问拽我们去哪儿，见谁，为什么。“拉的像是牛犊！”奥列努什卡是正确的。

我们来到一处官衙，不知是邮局，还是警察所……

一间不大，墙刷得很白的房间里，桌子后面坐着一个军官，门口站着士兵。制服是新的，说明这是些乌克兰人。

“他们来了。”古锡金说完，退到一边。

优待我们的老太婆的丈夫紧挨着门站着，整个人高度警惕：倘若有个三长两短，他好夺门而出，溜之大吉。

军官蛮年轻，浅头发的小个子。他转向我们，端详一番，突然既惊且喜地笑开来。

“这么说是真的？您是？”

“我是苔菲。”

“我是阿维尔琴科。”

“您为《俄罗斯言论报》写过稿？”

“是的，写过。”

“哇噻！那个报我一直看的。还有阿维尔琴科。《讽刺杂志》。哇噻！嘿，简直神了！我以为这赤佬瞎说八道呢。可是又一想，假如不是瞎说呢，反正看看就知道了。我从未去过彼得堡，坦白说，非常想去看看。哇噻！太开心了！今天就给您二位把通行证送过去。您在哪里下榻？”

这时老太婆的丈夫甩开门，叽里咕噜说出自家地址，完了还连带报上他的大名：

“哎哟，上帝啊！”

我们道谢。

“就是说我们明天可以走了？”

“您要是想走的话。不然就住上几天！我们这儿什么都有。甚至还有香槟。”

“那真是太好了！简直难以置信，”阿维尔琴科心旷神怡地说。

军官起身送我们，这时，我们注意到了古锡金张皇失措的表情。

“您把最重要的东西忘掉了！”他惨兮兮地打着喳喳，“最重要的！我的通行证。长官先生！我也是他们团的，还有三个女演员。他们没有我无论如何不行的！他们可以做证的。可怎么办啊？庞贝[52]的末日就要到了！”

长官怀疑地看着我们。

“是的，是的，”阿维尔琴科说。“他跟我们是一起的，还有三个女演员。绝对是真的。”

“愿意效劳。”

就此道别。

一路上古锡金百思不得其解。

“最重要的给忘了！什么？把古锡金的通行证忘了！真新鲜！”

回到住处，我们放心了，满意了，瞌睡了，便围着女儿的女儿烧滚的茶炊坐了下来。因为被老太婆忘我精神所感动的热乎劲过去了，故而我和奥列努什卡同意吃煎鸡蛋了。

“如果她怎么都不收招待费和住宿费，那我们无论如何都得说服她收下，哪怕收点成本费。我们没饿死全靠这位大好人。”

“这个古锡金太无礼了！像个白痴似的咧着嘴傻乐：‘哎！你们就放宽心吧。’也不可怜可怜老太婆。”

房间里暖暖的。脸颊烘得发烫。该睡觉了。快十二点了。冲进来一个年轻人，大概是“儿子的儿子”。

“长官派人来了。要见阿维尔琴科老爷。”

“难道变卦了？”

“咱们还高兴呢！……”

阿维尔琴科去了厨房。我跟在他后面。

那边，一群吓坏了的女儿的女儿们围着一个乌克兰警察。

“这是通行证。还有长官送的这个。”

两瓶香槟。

乌克兰警察有时真的迷人啊！

我们斟上温馨的香槟，频频举杯。

命运是多么青睐我们啊！电灯，瓶塞冲上天花板，大茶盏里的酒泛着白沫（就是大茶盏，因为我们是用大茶盏喝的酒）。

“呜呼！”古锡金高兴地长吁，“我承认，都吓死了。”

K城的早晨。

白天过得乏味，倒还平静，舒服，一如秋天的平常日子。雨也平常，不像三天前的雨，绝望的，又咸又苦犹如眼泪，冲刷着路基旁的血渍……

我们在床上躺了好久，全身酸痛，心似乎也瞌睡——我们太累了！

然而门外厨房里传出话语声，有人忙碌，餐具叮当响，一个人在骂谁，好多人都往外轰那个被骂的，也有人为他打抱不平，马上就有好几个声音吵成一片……多好听的平凡生活交响曲……

“盘子在哪儿？盘子在哪儿？”和声里蹦出一洪亮的独唱。

“莫什凯在哪儿呢？”

然后是复杂的二重唱，接着是浑厚的女低音独唱：

“白痴脑瓜！”

门被小心翼翼地推开一条缝，一个黑眼珠从缝里打量着我们。然后躲开了。稍低一点的位置上出现了一只灰眼珠，然后也躲开了。接着在比刚才高许多的地方又出现一只——大大的，吃惊的黑眼珠……

这肯定是女儿的女儿们在等我们醒过来。

该起床了。

火车要傍晚才开。整个白天只好待在K城里。无聊。平静得无聊，近日来我们与平静无缘，两天前我们没有可能抱怨无聊的……

女儿的女儿进来问，午餐给我们准备什么。

我与奥列努什卡对视了一下，异口同声地说：

“煎鸡蛋。”

“对。别的不需要了。”

女儿的女儿表情惊讶，甚至还好像有点不满。大概善良的老太婆打算好好招待我们一顿的。

“从我们的立场出发，如果我们利用她一时的热情冲动，那就太没良心了。”

“当然了。煎鸡蛋总归是最便宜的……只是一连两天吃煎鸡蛋好难过。”

奥列努什卡埋怨地看看我，垂下了眼睛。

阿维尔琴科走了进来。他带来一大堆极好的苹果。

奥列努什卡出去溜达了一会，回来时激动得不得了。

“猜猜看，我带什么来了？”

“我不知道。”

“不嘛，您猜！”

“一头奶牛？”

“不是，您别开玩笑！猜吧。”

“我猜不着。除了奶牛，脑子里什么都想不出来。莫非是枝形烛台？”

“才不是呢。”她煞有介事地说着，把一块巧克力放到桌子上。

“是这个！”

带小狗的女演员走过来，眼睛瞪得大大的。小狗也感到惊奇：嗅嗅巧克力，汪了一声。

“哪儿来的？”我们盘问她。

“想象一下，蛮搞笑的，轻轻松松在小店里买的。没人问东问西，不要任何证件，不用排队，我一眼就看到橱窗里摆着巧克力，走进去就买了。博尔曼牌的。你们自己看看。”

世上的事就是这么怪：人在街上走，想吃巧克力了，便走进商店，“请您，请您费心，劳驾！”周围的人听到、看到，没人大惊小怪，仿佛这是应该应分的。简直是奇闻！

“不是合作社？”

“不是的。就是个小店。”

“嗨——嗨！这里面不会有猫腻吧。您尝尝。要是能吃的话，就再去买。”

“行吧，只不过别再让我去了，”奥列努什卡应道，“让别人去吧，否则会惹人怀疑的。”

聪明的奥列努什卡！小心总没错。

惊喜过后又无聊起来。怎么混到晚上呢？

小狗吱吱尖叫。它的女主人一边嘟囔一边织手套。奥列努什卡不停地说开了：

“这叫生活吗？难道应该这么活着吗？我们活着，连草都不应该踩。可今天又要吃煎鸡蛋，这意味着又在杀生。人类应该种苹果树，而且一辈子只食用它的果实。”

“奥列努什卡，亲爱的，”我说，“眼下就您坐着这一会儿，足足吃掉了十个苹果。照这样下去一棵苹果树能供您多久呵？”

奥列努什卡嘴唇直发抖，眼看就哭出来了。

“您笑话我！没错，没错，我是吃了十个苹果，那又怎样？这让我……最……最悲哀的是……我是如此沉溺和……懦弱……”

说到这儿她抽泣一下，忍不住咧起嘴唇，像孩子那样不住地“呜——呜——呜”放声大哭。

阿维尔琴科慌了。

“奥列努什卡！您干吗这么伤心啊！”他安慰道，“再等两天吧……等咱们到了基辅，就去种苹果树。”

“呜——呜——呜！”奥列努什卡伤心至极。

“看在上帝的分上，咱们种。而且苹果很快成熟的，那里气候好。要是不够吃，可以再买点。偶尔的，奥列努什卡，偶尔买点！那就不买，别哭了！”

这一切都是我们的老太婆惹出来的——我想。在这位圣女面前，奥列努什卡觉得我们全都是些卑鄙下流，冷酷无情的小人。这可怎么好啊？

轻微的门声打断了我慌乱的思绪……

又是眼珠！

瞄了瞄，躲开了。门外面起了小争斗。另一个品种的眼珠瞄了瞄，躲开了。第三只眼珠挺勇敢，带着鼻子一起探进缝里来了。

门外有个声音不耐烦地问：

“怎——么样？”

“这样！”

那边干吗呢？

我们观察起来。

明白了：是在排着队看我们呢。

“也许是古锡金拿我们展览挣钱呢？”阿维尔琴科有想法了。

我悄悄地走到门边，猛地打开。

大约有十五个人，可能还要多，扑腾起来，你推我攘，躲到炉子后面去了。这些都是旁人，因为女儿的女儿们和其他家人都在各自做事，甚至特别卖力，好像是在强调这些旁人的所作所为跟自己不搭界。倒是古锡金无所事事地站着，若无其事地用指甲挖墙灰。

“古锡金！这是怎么回事？”

“呸！好奇呗。我跟他们说了，没什么好看的！你们非得想看看什么，就看我好了。都是作家！什么——么？他们心里有什么，反正你们又看不见，外表么跟我完全一个样。什么——么？当然完全一个样啦。”

有一样蛮感兴趣，古锡金是拿我们卖票了，还是免费的？也可能是免费的，好比钢琴家，为了不荒废指法，就在无声键盘上练习。

我们返回自己的房间，把门关严实些。

“要我说，咱们干吗剥夺他们的乐趣呢？”奥列努什卡若有所思，“既然他们这么有兴趣，就让他们看去吧。”

“正确，奥列努什卡，”我连忙同意（不然她又该哭了），“是的，我还要说，要满足他们，咱们就得弄点噱头：让阿维尔琴科倒立，我们拉起手转圈，让带小狗的女演员坐在斗柜上‘咕——咕’说话。”

白天吃过第一顿煎鸡蛋后（之后还有第二顿——出发前），老太婆的丈夫来陪我们解闷。这是我在人生路上遇到的最阴郁的一个人。不信赖现在，不相信未来。

“你们K城这儿蛮好，平平静静的。”

他单调地瓮声瓮气叨叨：

“蛮——好。那以后会怎么样？”

“你们的苹果真好吃！”

“好——吃。那以后会怎么样？”

“您女儿好多。”

“好——多。那以后会怎么样？”

我们谁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无法回答，因此跟他的交谈总是简短，然而充满哲理的柏拉图对话式之深刻的问答构成。

“您的妻子真好，”奥列努什卡说，“总之，我觉得你们大家都特别善良！”

“善良。那以后……”

他忽然绝望地摆摆手，转身出去了。

第二顿煎鸡蛋之后，我们收拾好东西，女儿们的女儿的丈夫拉上我们的行李去火车站，我们悲伤地与大家告别，走到外面台阶上，将告别中最敏感的部分留给古锡金——结账。我们吩咐他，务必要说服他们收下钱，假如说服不了，就把钱放在桌子上，自己赶紧跑开。最后这一点是我和奥列努什卡一道想出来的。我们还加上一点，假如神圣的老太婆追他，那他就别回头径直跑到火车站，我们则分散开跟着他——她追不上的，毕竟老了。

我们等待着，激动不安。

隔着门听得到他们的声音，古锡金和老太婆的，忽而你一声我一声，忽而同时响起。

“哎呀，他干不了！”奥列努什卡懊恼死了，“做这种事情要委婉点。”

这时传出一声狂叫，是古锡金在喊。

“他疯了！”

他狂喊，吐字高亢刺耳。

“钱？钱？”[53]

老太婆也“钱钱”地照喊不误。

叫喊声戛然而止。古锡金跳了出来。那副样子啊！大汗淋漓，满脸通红，嘴也歪了，由于激动，中筒靴的鞋带都松了，高硬领也挣脱了固定的扣子掉了出来。

“我们走！”他阴沉着脸命令。

“怎么样，她收下了？”奥列努什卡期待着怯怯地问道。

他整个人都颤抖起来。

“收下了？我倒巴不得她不收才好。什么——么？我早就料道，她会敲竹杠，可她诈得忒狠了，像这样的我要是还听说过，那太阳永远都别出来了！”

盛怒之下，古锡金用上了最复杂的修辞性反转，让人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我直接跟她说：您，夫人，您自己，夫人，想必是做噩梦了吧，那我们就等着您自己清醒清醒。什么——么？我就这么回答她。”

“不过您总归把该付的付掉了吧？”我们惴惴不安。

“嘿呀？多新鲜！当然付掉了。比该付的更多。难道我是那种不付钱的人吗？我这人付钱的。”

他自豪地说道。接着突然，完全不是顺便说说，飞快补充道：

“钱嘛，顺便说一句，当然是你们出的。”

6

我们是乘货车离开K城的。

刚开始倒显得蛮好玩，我们坐在手提箱上围成一圈，好像围着篝火，嚼着巧克力谈天。

最有趣的是往车厢里爬的时候。既没有踏板，也没有梯子，因为我们的车厢挂在车尾，何况站台永远够不到我们这儿，所以每每要把腿抬到齐胸高，用脚抵住，让已经上车的人拉住手拽进车厢里。

然而这一切很快就让人厌倦了。一个个车站都是空荡荡的，肮里肮脏，急急忙忙钉在墙上的乌克兰语留言，其出人意料的拼写和措辞行文让人觉得像是出于搞笑者之手……

这种全新的语言之于我们，有如俄罗斯民间文学之于官样文章，一点都不搭。假如您在俄国什么地方的官衙里看到警示“没有报告不进”，或者在车厢里写着“别探丑脸蛋”，还有“脑袋瓜别顶着玻璃”，“此处禁止胡诌八扯”，等等，难道您会不奇怪吗？

然而，即便是逗闷子的告示也让人厌烦了。

车行缓慢，老停，而且一停就是好久。车站小卖部和厕所都关着。看得出，人们愤怒的浪潮刚刚涌过，崇高的居民们尚未回归日常的，尘世的人的状态。到处又脏又臭，当局大声疾呼，命令“男人们”和“女人们”遵守英明古老的车站站务规则，全是枉然——解放的农奴高于一切。

我们的车磨蹭了多久，我不晓得。记得我们从哪儿搞到一盏灯，可烟气大得让人受不了，就连古锡金都说：

“这简直成地狱了。”

所以我们把灯灭了。

好冷，我裹上原本垫着的海狗皮大衣，听阿维尔琴科和奥列努什卡讲他们的梦想。

我是有意提及海狗皮大衣的。这件海狗皮大衣等同于妇女流亡生活期。谁会没有裘皮大衣呢？甚至夏天逃离俄国也穿着它，因为舍不得扔下它，它蛮值钱且暖和，何况谁能说得准要漂泊多长时间呢？海狗皮大衣，我在基辅和敖德萨看到的，全都滑溜溜的簇新，兽毛闪闪发亮。后来在新罗西斯克看见，大衣边磨破了，两侧和肘部磨秃了。到君士坦丁堡，领子已经又脏又破，袖口边遮羞似的窝到里面去。最后见到，是在1920至1922年的巴黎。1920年时，大衣已经磨得只剩又黑又亮的皮板了，短到膝盖，领子和袖口是用新裘皮镶配的，油黑油黑的，那是在国外做的复制品。1924年裘皮大衣已经没了踪影。有关它的记忆残片留在呢子大衣上，镶在领口、袖口和下摆边。到此为止了。1925年大批染色的猫向我们跑来，吞噬了温柔的海狗。然而即便是现在，每当我看到海狗皮大衣，就会想起整个妇女流亡生活期，那会儿我们在生火的货车上，轮船甲板上和底舱里睡觉时，晴天就把海狗皮大衣垫在身子底下御寒。我还记得，在新罗西斯克，有位光脚上胡乱裹着帆布的太太，抱着婴儿在雨中等电车，为了让我觉得她“不是微不足道之人”，她用带好听的俄国学院腔的法语对婴孩说：

“宝贝！别哭啦！电车就来了，电车！”[54]

她身上就穿着海狗皮大衣。

海狗是种非同寻常的动物，它所能承受的，任何一匹马都承受不了。

女演员薇拉·伊利纳尔斯卡雅乘坐的“格列戈尔”号在土耳其海岸失事时，她穿着海狗皮大衣掉到海里。当然，行李全毁了，除了海狗皮大衣。事后她把海狗皮大衣拿去让皮货裁缝改时，那人信誓旦旦地说，明摆着海狗这种海洋生物，只要回到生它养它的环境，一准儿会康复和强壮的。

亲爱的，温驯的动物，艰难岁月里的慰藉和保护，妇女流亡路上的旗帜。为你可以书写一部史诗，我会记得你，在我的记忆里向你致敬。

我们就这样坐着货车颠簸。

我裹紧皮大衣聆听奥列努什卡和阿维尔琴科的期望。

“首先要洗个热水澡，”奥列努什卡说，“只不过洗得飞快，然后马上要一只烤鹅。”

“不对，先上小吃。”阿维尔琴科不同意。

“小吃算什么。再说那是凉的。得马上来点填饱肚子和热乎点的东西。”

“凉的？别介，咱们要热的。您吃过维也纳餐厅的烤黑面包夹脑子吗？没吃过？那您还争？美食啊，而且是热的。”

“牛脑？”奥列努什卡当真很好奇。

“不是牛脑，是骨髓。您不懂的。还有孔坦店的小吃柜台里，放在右边，在蘑菇和大鳌虾中间，老是摆着烤碎肉土豆洋葱饼，味道好极了。再有阿尔贝特店里放在左边意大利香肠旁的意大利沙拉……而在梅德韦季里店，在正中间煎锅里的小东西是蘑菇馅小饺子，也是热的……”

“好啊，”奥列努什卡等不及了，“咱们别浪费时间了。就是说从这些饭店里叫的吃的全都已经摆上桌了，不过呢，还要烤鹅配包心菜……不，配粥，配粥更经饱。”

“不配苹果吗？”

“我说了，配粥更经饱。您争半天，自己倒什么都不懂。照这样咱们永远都谈不出个结果。”

“这些东西都在哪儿呢？”我问道。

“在哪儿？是这样的……”奥列努什卡随便支应着，重新回去谈正事，“还可以从基斯洛沃茨克，从胡桃山谷搞点烤肉串来。”

“这就是啦。”阿维尔琴科同意道，“在哈尔科夫[55]我还吃过非常美味的大蒜番茄酱。可以用它抹烤肉串。”

“我们庄园还烙江鳕鱼馅饼。让他们也给上点这种馅饼。”

“太棒了，奥列努什卡。”

角落里黑乎乎的一大块晃了晃，古锡金开腔了。

“对不起，苔菲女士……”古锡金讨好地说，“我很想知道……您喜欢吃面疙瘩吗？”

“什么？面疙瘩？什么样的面疙瘩？”

“我老妈用鱼肉做疙瘩。您什么时候住我们家时，她会用这个招待您。”

“那我什么时候到你们家住啊？”可怕的预感使我忧心忡忡地问道。

“什么时候？到了敖德萨。”古锡金平静地说。

“我可是要住伦敦饭店的！”

“那当然。谁说不了？而且谁都不会说。您住您的伦敦饭店，但是在那什么之前，在行李，在车夫，在所有这些下九流的人都安顿好之前，您就管自己安安静静地在古锡金家待着，让我老妈招待您吃面疙瘩。”

噢——噢——噢！我那病态的想象力立刻为我勾勒出一个小房间，用一道印花布帘隔开，一只斗柜，斗柜上放上古锡金的中筒靴和穿坏的高硬领。而布帘那边，老妈在做“面疙瘩”。

“这里面情况不大妙，”阿维尔琴科悄悄对我说，“到了基辅您得好好把这些花头精搞搞透。”

古锡金被我的沉默鼓舞着大展宏图：

“我们还可以在戈梅尔办一场小型晚会。真的，一路上都能办。戈梅尔，沙夫利。我担保每个地方都爆满。”

好个古锡金！不愧是经纪人！跟着这种人不会白忙活。

“那您说说，古锡金，”阿维尔琴科问道，“您大概带过好多巡回演员吧？”

“哎，相当多了。我带过合唱团，带过剧团。您问问古锡金，什么团古锡金没带过。”

“那么您大概从中赚到几百万了吧？”

“几百万？嘿！给我个零头，把两万剩下的零头给我，我就心满意足了。”

“一点不懂，”我小声对阿维尔琴科说，“他要的什么零头？”

“意思是他挣得很少，假如从两万里扣掉一个数，那么他很高兴接受剩下的。”

“天啊，我的古锡金是个多么复杂的人啊。”

“古锡金，您为什么赚得这么少？”

“因为我是古锡金，而不是鲁斯兰斯基。我在意的是让巡回演员好，让他住最好旅馆的最好房间，不让仆役打扰他。可鲁斯兰斯基呢，他是这样认为的，经纪人就得住最好的房间。所以我跟他说：‘听好喽，戈利德什穆克里，我也是勋爵，跟您一样，所以说为什么我能在小过道过夜，而您非得住最好的房间，您的巡回演员却撑着伞在大街上？鲁斯兰斯基？鲁斯兰斯基算什么？’我跟他直言不讳地说：‘古锡金结束巡回演出时，巡回演员都这样说：‘可惜我没早一天出生，不然我就能跟古锡金久一点了。可是等鲁斯兰斯基结束时，巡回演员这样对他说：‘叫你，戈利德什穆克里，不得好死。是的，不得好死。’ 而且还管他叫讨厌鬼。不过当着你们的面我就不重复了。什么——么？”

可是就在这时，我们的谈话被打断了，因为火车停了下来，车厢门嘶啦一声被推到一边，一个威严的声音高叫着：

“出来！”[56]

另一个不那么威严的声音像羊咩咩似的说：

“全体上车！”

“新鲜事！”古锡金说着，消失在迷蒙的夜幕中。

我们跳到滑溜溜的烂泥里，跳进未知。

士兵们扒拉开我们爬进车厢，麻溜地把我们的行李扔下来，关上了车门。

夜，雨，点点昏暗的手电筒光，士兵们。

就这样，我们重又落到淋雨的站台上。

我们站着，挤成一团，像极了暴风雪中的羊群，脸朝里尾巴朝外站着。我们驯顺地等着，我们相信，我们的牧羊人古锡金能搞定一切。

我不能说我们的心情极其糟糕，在温暖的房间里用晚餐、睡觉自然比在露天的站台上淋毛毛雨要舒服，可是我们的口味并不挑剔。确信真的没人打算枪毙我们，心里就惊喜万分，满足了。小雨蛮惬意的，甚至不大湿……没错，人生在世太好了。

我们身旁的车站小推车上放着我们的行李，有个德国士兵看守着。

车站的照明不行。远处一扇玻璃门亮闪闪的，黑黢黢的身影进进出出，那里，就在那扇门后，或许决定着世界的命运。

一个高大的黑影朝我们走来，是古锡金。

“坦塔罗斯的磨难[57]又开始了，在雨中转悠，不晓得该塞钱给谁。”他慌乱无措地说。

“他们想要我们怎样，古锡金？”

“想把咱们丟进检疫所。他们认为不好，他们的检疫所是空的！什么——么？我跟他们说，我们已经待过了。可他们说，请出示你们离开莫斯科时的证件。可证件上显示，是两个星期之前。那么哪来的两周检疫？于是我回答，怎么了？于是我就回答我要去换钱。那你们想我怎么回答这种问题？”

“怎么回答？”

“随便怎么回答。受惊的乌鸦，不在乎草木了。[58]必须找到可以塞钱的人。他们干吗要想个检疫所出来？只需找个犹太人出来，因为他会给咱们指条路的。”

古锡金走了。

“知道吗，先生们，应该试试跟士兵说说话，”我想了想，“奥列努什卡，咱们现在说德语吧，让它产生点效益。好不好？”

“我德语全忘记了！”奥列努什卡说，“就记得点语法。”

“不要紧，就对付着说语法，不过要有感情。”

奥列努什卡背起德语语法来……

“高兴点，奥列努什卡，活泼点！”

奥列努什卡微笑着。我一边回应她，一边肯定地点着头。“瞧，士兵开始晃悠了。说呀，再快点！”

士兵朝我们看，似乎有点好奇。

“喏，这不，他那爱国主义的小血管显然开始鼓动了，接下去怎么办？”

“不然来个二重唱《舍内伯格山上的熊》？”

“别，好像不合适。咱们的士兵盯着看哪儿呢？在看我的手提箱。”

我朝他走过去。啊哈！在我的旧箱子上贴着标签“柏林”。他看的就是这儿。得嘞，现在我就赤手空拳套住他。

“柏林！美妙的城市，”我用德语说道，“您去过柏林吗？”

没有，他没去过柏林。

“哎呀，等这一切结束，赶紧去吧。啊哟喂！城市美极了。肯宾斯基餐厅……韦尔特海姆商店，葡萄酒，香肠，美不胜收……哎哟喂，哎哟喂！”

德国人乐了，全身上下的爱国主义小血管都舞动着。

“那您去过柏林吗？”

“那还用说！这就是证明——我的手提箱。柏林，哎哟喂，哎哟喂！”

不过，该切入正题了。

“是啊，那是战前的好时光，现在却是这么难。瞧我们站在雨里，也不晓得该怎么办。我们当然进过检疫所，但时间不久，因为我们健康得吓死人，就放我们出来了。只不过证明我们没想到拿。怎么办呢？”

士兵猛地板起脸，侧转过身，也不看我，说道：

“施文恩中尉。”

接着又重复了一遍，话音稍轻却非常有力。

“施文恩中尉。”

然后一下子转身走开了。

胜利啦！我跑去找古锡金。

摇曳不定的灯光下，一个忙乱的身影时隐时现。当然，那是古锡金。

“古锡金！古锡金！士兵说‘施文恩中尉’。您明白什么意思吧？”

“嚯！已经有十个人跟我说‘施文恩’了。他在长官那儿。得等着。”

我回去自己人那里。

士兵的爱国主义如此之高涨，摆明他是消停不了了。

“施文恩中尉！”士兵重复道，并不看我们，“嗯？施文恩中尉。”

我当时就猜到了，说：

“明白，已经去找了！”

他抬抬眉毛动动耳朵，消停了。

古锡金过来了。

“喏，怎么样？”

“空佬佬！便宜得让人丢脸！什么——么？只不过还得要你们亲自去跟长官谈，央求他给我们通行证。”

我们去见长官。跟他说什么，我们自己也不晓得。

长官是德国军官，正坐在桌子后面，身边围着跟随，都是年轻的乌克兰军官。

“你们干吗这么着急呀？”一个跟随问道，“在我们城里待几天嘛。”

“我们很赶时间的。我们后天在基辅有个音乐会，必须按时赶到。”

军官中有人知道我们的名字，他们笑着起哄，开着玩笑。

“你们与其扣住我们不放，倒不如自己申请去基辅听我们的音乐会，”阿维尔琴科说，“我们邀请你们全体参加。请务必光临。”

年轻人们激动起来。

“音乐会？也有你们吗？哎呀，要是能去就太好了！”

“检疫所？去它的检疫所，”古锡金颠三倒四地嘟囔，“这些可是俄国作家！他们健康得很，但愿别生病。你们听说过俄国作家生毛病的吗？呸！你们好好看看俄国作家吧！”

他骄傲地推出阿维尔琴科，甚至还抻抻他的衣服。

“他像病人吗？让我跟你们说，不像。三天后，后天，有他们的音乐会。音乐会棒极了，换作我本人都要追峰赶浪似的参加的那种音乐会。载入史册的事件。假如检疫所是必须的，那我们之后在基辅找一个。千真万确。找到了，就自己在里面坐上一小会儿。我们干吗不呢？什么——么？”

“帮我们求求你们的德国人吧，”我对军官们说。

那些人啪地一磕鞋跟，交头接耳了一阵，递给德国人一些文件。

就在这时古锡金开腔了：

“重要的是，别忘记说我第一个去检疫所，”他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否则他们还会想到要把我扣在这儿的。我已经五个月没见到我老妈了。”

然后转身对惊呆了的军官们打着官腔说道：

“我已经五个月不在母亲的管辖之内了。”

我们又坐到了车厢里。

在戈梅尔有些好心人建议我们乘船去基辅。

“你们要绕过一个岛，岛上驻守着匪帮，匪帮会向所有过往轮船机枪扫射。”

溜溜达达的固然适意得很，但我们仍然决定走铁路。

车厢极好，是一等车，人不多可是都怪怪的——全是穿土粗呢外衣的庄稼汉。他们呆坐着，沉默不语，抖动着眉毛。有个镶金牙的大胡子根本不像庄稼汉，他穿着脏兮兮的光板皮袄，肉泡泡的手却保养得很好，无名指上还戴着订婚戒指。

古怪的一群人。看人时倒没恶意。我们从莫斯科出发时，在一等、二等车厢里，人们看我们全都凶巴巴的：有文化的人怀疑我们是契卡分子，平头百姓则当我们是老爷，继续吸着血呢……

“喏，这就快到基辅了。”

古锡金安安静静地聊着，帮我们开心。

“到基辅我给您介绍我哥们儿，”他对奥列努什卡说，“非常可爱的年轻人，不折不扣的文化人。叫罗托斯[59]。”

“什么！”

“罗托斯。”

“是印度人？”奥列努什卡毕恭毕敬地问道，我看到她的眼睛里流露出对瑜伽，对种苹果树及其果实的向往。

“哎——呀！干吗这么闷闷不乐的？他是商品推销员。”古锡金回答，很为自己的哥们儿叫屈。

商品推销员罗托斯。推销光学玻璃的。贵族家庭出身。叔叔在别尔江斯克有座药品仓库。正考虑结婚。

“那么您，古锡金，还没结婚？”

“没有。”

“为什么？”

“我对姑娘的要求太高。”

“什么样的要求？”

“第一，肥胖。”

古锡金垂下眼睛。沉默片刻，补充道：

“而且总归得有嫁妆。”

重音在“而且”上。

“您说说，古锡金，您的名字叫什么？不然我们老是喊您的姓，不合适。”

古锡金难为情地嘿嘿一笑。

“名字？你们听了会笑的。”

“喏，上帝保佑您。我们为什么要笑呢？”

“你们笃定要笑的。我不说。”

“喏，古锡金，亲爱的，我们保证不会。喏，说吧！”

“别强迫了，奥列努什卡。”我悄声说，“他的名字也许咱们听上去不体面。”

“喏，没要紧的。您说嘛，古锡金，您的名字叫什么？”

古锡金脸红了，两手一摊。

“我叫……对不起，这简直就是个笑话！我叫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60]！就是这个。”

我们，说真的，都等着听随便什么名字，但绝不是这个。

“古锡金！古锡金！通——通——杀！”

古锡金哈哈大笑得最响，用一块不晓得什么颜色的碎布片不住地揩眼睛。或许，在比较讲究的年代，那原本是他的手帕。

7

离基辅越近，车站上就越有生气。

有小卖部了。站台上走来走去的人嘴里嚼着东西，嘴唇油光光的，脸蛋也油乎乎的。脸上的表情令人惊奇——满足。

墙上贴着的一幅幅广告，反映出居民们对文化娱乐的需求。我念道：

“精彩狗技。最著名的杜罗夫[61]套路。”

“侏儒戏班。”

“亚历山大剧院女演员上演全套本地剧目。”

古锡金说：

“这里的生活果真红火得紧呢。这些广告编得真棒！什么——么？换作我本人也会追峰赶浪似的去看呢！”

到处都是德国警察，个个洗得干干净净，穿得整整齐齐，乌克兰脂油和面包吃得饱饱的。

我们又被迫换了两次车，完全不明就里。

在一个大站，在月台上等车的人群中，站着阿维尔琴科、古锡金、带小狗的女演员，他们仿佛配套似的全是高个子。突然一个老倌上气不接下气地朝我们跑过来，圆顶礼帽扣在后脑勺，敞开的外衣像是被吹歪的帆，眼睛滴溜溜地转。

“请原谅我的问题，你们是侏儒戏班的吗？”

“不是。”阿维尔琴科回答，有点发窘。

歪帆带着老倌往前去了。

古锡金甚至都不惊讶。

“许是有戏班子要来，晚点了。你们笑什么嘛？剧团迟到这种事经常发生。什么——么？”

他认为那个老倌的问题绝对自然。

每换一次车，乘客的构成也变换。一些衣着体面，甚至雅致的人，“先生们”陆陆续续出现了，快到最后一个区间时，剩下的全是先生们和太太们了。

“他们都待在哪儿来着？”

一个灰头土脸的人拎着手提箱走进车站男洗手间，出来时焕然一新，原来他是律师、地主、反革命分子，此刻的他头发梳得溜光，衣领干净，拎箱子的手戴上了手套。嚯！都是熟面孔。那边那个肉泡泡手的大胡子，在打理胡子，皱起眉头一门心思拈着厚呢子大衣上的毛毛，并且已经在发泄对规章制度的不满。

“岂有此理！道德败坏成这样！”

既然他那边到了“岂有此理”和“道德败坏”的地步，也就意味着我们的立足之地牢固可靠。

马上就到基辅了。

古锡金一个突如其来的问题搞得我们忧心忡忡：

“那你们大家打算在哪里下榻？”

“在饭店呗。”

他莫测高深地笑了。

“怎么了？”

“据说所有的饭店都被征用了。而私人住宅人满为患，我倒是想我的钱包也像这样满满的。什么——么？”

我在基辅没有认识的人，如果饭店不让住，我还能去哪儿——我一点概念都没有。

“说实在的，这是您的责任，”阿维尔琴科说，“既然您是经纪人，您就应该提供住宿，负责跟人通信联络什么的。”

“我跟谁通信联络呀？给黑特曼先生[62]写信？即便我给他写，他就能让我登记入住了？那让苔菲女士去找黑特曼不是更好些，这么一来，没准就出结果了。我不是说好结果，但肯定有结果。得，我已经看到苔菲女士哪里都不去，就管自己在车站等着，古锡金却在城里奔走找住的地方。事情又多到叹不了气，也喘不过气。”

“这是您的责任！您有什么可抱怨的？”

“责任？”古锡金拖着哲学腔说，“当然，责任。喏，那就给我找一个乐乐呵呵负责任的傻瓜出来吧！什么——么？”

奥列努什卡插嘴了。

“实在不行我负责一切，”她简短地说，“我在基辅有几个女朋友，或许，可以住她们那里……”

奥列努什卡的小脸蛋满是担忧。显然，她毅然决定“不踩草”……

通道那边的椅子上，带小狗的女演员大着嗓门对阿维尔琴科的经纪人说：

“为什么别人行，您却不行？为什么您永远什么都不行？”

她旋即自己回答自己：

“因为您是百分百的白痴。”

我悄悄地对阿维尔琴科说：

“我觉得，你们那些演员彼此不和。这位芳尼奇卡跟您的经纪人一路上都在彼此吵吵。跟他们一起办音乐会不容易。”

“是啊，他们老是吵架，”阿维尔琴科无动于衷地说，“不过这完全正常。这是过去的一段罗曼史。”

“罗曼史？”

我注意听了。

“我都替您觉得丢脸，”女演员嗤笑他，“您从来不刮脸，您的领带是破的，领子是脏的，一副吃软饭的样子。”

“是的，您是对的，”我跟阿维尔琴科说，“这里面看来感情颇深，经久不渝。”

经纪人嘀嘀咕咕地回答：

“我要是个爱惹是生非的人，就会对您说，您真是个傻女人，外加恶毒。这就是您。”

“是的，”我又说，“双方的感情既深且坚。”

然而应该提振一下情绪。

“先生们，”我说道，“你们干吗这么无精打采的？请记住你们渴望的热水澡，美味佳肴。就这么想嘛，明天这个时候，咱们可能就干干净净、漂漂亮亮地坐在不错的饭店里，听着音乐品尝最美味的食品。桌布白得耀眼，水晶酒杯，花盆里插着鲜花……”

“我倒不怎么喜欢饭店，”古锡金站了起来，“有什么好的？每回我老妈在家里给我来点肉汤，我咕嘟咕嘟一喝，好过最高级饭店里最贵的吃食。什么——么？当然啦，在很贵的饭店里样样具备。在那里您吃完鸡之后，必定会上热水，甚至还带肥皂，好让您洗洗手和脸。但是这种饭店要价吓得死人。而在普通饭店里，您直接自己用桌布把手抹干净就行了。就这么无聊！不，我不喜欢饭店。再说有什么好的，您喝汤的时候，旁边却坐着个流鼻涕的毛毛头，对不起，在吃糖煮水果。”

“这有什么不好？”阿维尔琴科搞不懂。

“什么叫有什么不好？您就装吧！不明白？那他往哪里吐核儿？他把核儿吐到您的盘子里。他又不是练杂耍的，每次都吐得到自己那里。不了，谢谢！我这辈子饭店见多了。”

列车进站了。

基辅！

车站挤满了人，到处飘着红菜汤味儿。这是新到的人在小卖部体验一个自由国度的文化。人们大口大口地喝着，专心致志，两个胳膊肘高高地张开，好像小伙子做雄鹰扑伏猎物状，又好像用尖尖的胳膊肘捍卫猎物不被旁人侵吞。没辙呀！理智说，你在这里绝对安全，你的红菜汤是你不可分割的私有财产，你对它的权利受德国钢铁般力量的保护。你也晓得这一切都是铁板钉钉，确凿无疑的。可你的下意识对此一无所知，张开你的胳膊肘，瞪大恐惧的眼睛：

“那万一从肩膀后面冷不防伸过来一把可恶的调羹，为了无产阶级的需要舀上一勺……”

我们带着行李坐在小卖部里，等候住宿的消息。

隔壁桌子坐着那个戴订婚戒指的大胡子。

他面前的盘子里是煎牛排。牛排上面是侍者惊惶失措的面孔。

大胡子责骂道：

“我不是跟你用俄语说了，混蛋，煎牛排加炸土豆。土豆在哪里？我用俄语问你，哪儿呢，炸土豆？”

“请原谅，土豆马上就炸。我们这儿都是煮的。请稍候。马上，一分钟！”

大胡子气得喘不上气来。

“‘请稍候’！我能等，可煎牛排就凉了。闭嘴！都是无赖！”

墙边站着一个年轻的搬运工，他嘲讽地抿起嘴唇，来回打量着老爷和侍者。极其意味深长地打量着。也好，这一幕值得这位“年轻的无产阶级”一看。就布尔什维克的宣传而言，它理所当然达到了最好的效果，大大超过那些最最旗帜鲜明地反对资本主义和反革命邪恶势力的苏维埃宣传画……

小卖部里很闷，而等待，看起来还得很久。我走出了车站。

欢乐的，阳光灿烂的白天渐渐消失。熙熙攘攘的街道，人们这个商店进那个商店出……眼前蓦地呈现出一幅神奇的，从未见过的图景，恰似梦中被遗忘的生活，那么不可思议，那么让人高兴，又那么让人揪心：一家糖果店门口站着一个佩戴肩章的军官，他在吃甜——点——心！军——官，佩戴着肩——章！甜——点——心！这世上居然还有俄国军官，光天化日之下还能佩戴肩章站在大街上。而不是在哪里的地下室里，困兽一般，裹着破衣烂衫，又病又冷，他的存在本身，对亲人们而言就是受委屈和死亡的危险……

这不吗——白天、太阳和周围的人群，手上拿着从未见过、从未听说过、传奇般的一块甜点心！

我闭上眼睛，又睁开。不是梦。这就是说，是真的生活。然而这一切多么奇怪啊……

或许我们已经不习惯了，无法走进这样的生活了……

对基辅日常生活的第一印象如是：

整个世界（基辅）满满当当，食物超多。所有的窗户和门都往外冒着蒸汽和油烟。商店里摆满了火腿、香肠、火鸡、填肉馅乳猪。就在肉馅乳猪氛围的街道上，贴着标语“进军莫斯科，进军彼得堡”。

8

第一印象——节日。

第二印象——站台，第三遍开车铃之前的车站。

欢快节日的忙碌太过不安，太过迫切了。在这忙碌中包藏着惊慌和恐惧。没人考虑自己的处境，没人去看往后的路，都在赶紧拥抱和感受那些不得不抛下的东西……

街上挤满新到来的人。一群群人的组合完全不搭：罗斯托夫来的女演员和十月革命前的地方自治工作者在一起，女社会活动家跟着弹巴拉莱卡琴[63]的，宫廷重臣与滑头滑脑的外省小记者，拉比的儿子和省长，卡巴莱酒吧[64]演员和宫廷女官……所有人都疑神疑鬼的，左顾右盼，彼此拉扯着。管他是谁在身边，毕竟依傍的是人的手，人的肩……

七对洁净与七对不洁净在挪亚方舟里初次相遇时，[65]大概就是这样友好地嗅着彼此，遭受着颠簸的痛苦。

在克列夏季克大街[66]上散步的好多人曾经失联。譬如眼前这位社会活动家，一个月前还曾对我说，我们不应该逃跑，我们应该工作，死在自己的岗位上。

“哎，那您的岗位怎么样了？”我不客气地叫住他。

他脸红了，决定开个玩笑。

“我在自己的岗位上持斋太过都饿瘦了，亲爱的！这不才恢复了点儿，再看看吧。”

他的眼睛却瞄来瞄去，不晓得在朝哪里看……

繁忙的克列夏季克大街。充实而快乐。人行道中间站着无所不知无处不在的记者P.，他好像是在隆重的招待会上迎来送往的主人，左右握手，不住点头，对特别尊贵的人物送上几步，对其他人只是不拘礼节地挥挥手。

“啊！终于等到了！”他欢迎我，“我们上个星期就在等您了。”

“谁是‘我们’？”

“基辅！”

人群带着我往前走，基辅在后面喊着：

“晚上，当然，在……”

我没能听清楚在哪里。

“大家都在那里吃晚饭。”一个声音在旁边说。

这一位是彼得堡的律师，也是悄悄从彼得堡消失的。

“您早就在这里了？走的时候为什么不过来告个别？我们还担心您呢。”

他不好意思地两手一摊。

“怎么说呢，您知道，这一切弄得怪可笑的……”

我忙不迭地点头，答应着人们开心的问候。

这不，碰到一个《俄罗斯言论报》的同事。

“这里是怎么回事啊？”他说，“这个城市发疯了！翻开报纸——全是首都顶级的名字！剧院里都是最强的演员阵容。蝙蝠剧团在这里，索比诺夫[67]在这里。库里欣驻演的卡巴莱餐馆要开张了，小剧场由奥扎罗夫斯基主事。人们等待着您的新剧本。《基辅思想报》想邀请您做撰稿人。据说弗拉斯·多罗舍维奇已经在这儿了。这几天正在等洛洛。还在筹备一份新报纸，黑特曼的报纸由戈列洛夫做主编……瓦西列夫斯基-涅-布克瓦也打算办报。我们不会放您离开这儿的。这里的生活红火得很。”

我想起了古锡金的话：“生活红火极了……”

“基辅人弄不清楚了，”我的同事继续说着，“本地报纸的撰稿人看到付给外来者多得骇人的稿费，就想罢工。这些临时撰稿人待不久的，而我们，叫我说，又把负担背到自己身上了。餐馆都被蜂拥而至的人潮搞得傻掉了。‘某某角’啊，‘某某群’的层出不穷。最近叶夫列伊诺夫要来。可以开办新式剧院了。亟须‘野狗’[68]那样的。那种模式已经完全成熟，需求可以理解。”

“要知道我在这里纯粹是路过，”我说道，“他们带我去敖德萨参加文学演出。”

“去敖德萨？现在？毫无意义。那边整个一团糟。得等它一切都理顺了。不，我们现在不会放您走的。”

“谁是‘我们’？”

“基辅。”

“奇——怪——了！”

又冒出一张莫斯科女熟人的圆脸。

“我们早就在这儿了。我们本来就是基辅人，”她自豪地宣称，“我公公在这里有房子，就在克列夏季克大街。我们是本土的……这里有相当不错的绉纱，我的女裁缝……”

“您今天去找玛申卡吗？”一个专业男低音盖过莫斯科女人的话头，“她在这里有几场巡回演出。极好的咖啡……煮的时候直接加奶油和白兰地……”

人们喝着，吃着，吃着，喝着，不住地点着头。赶紧！赶紧！趁来得及就再喝点，再吃点，再拿上点！就要打第三遍铃了……

奥列努什卡安排我在她女朋友家住下。她们中间一个工作了，两个小的还在读中学。

她们三个都爱上了一个当地歌剧院的男高音，都讲话热情，声音像火鸡似的尖细，也都很可爱。

她们住在一个院子的厢房里，院子里到处堆满木柴，因此必须弄清楚，哪里闯得出一条航道，以便高超地拐弯抹角抵达大门。新来的人往往被困在木柴里，筋疲力尽后开始哇哇大叫。这倒代替了门铃，小姑娘们若无其事地这个跟那个说：

“莉莉娅，有人来了，你听见了吗？”木柴里厢有人在喊叫。

大约是我住到大院厢房的三天后，有个大块头掉到陷阱里，像公山羊那样咩咩叫起来。

莉莉娅去解救，带得来的竟然是古锡金。这三天里他变得那么肥胖，以至于我一下子都没认出他来。

“我还一直以为，您还在车站，还在帮您找住处呢。”

“您当我这四天都坐在小卖部里？”

他也许懒得撒大谎。

“是这样……差不多是这么认为的。在这里必须由专门的委员会经办，否则搞不到住处。喏，当然了，如果您本人请求，提供疾病证明……”

“可我身体健康的。”

“嘿，什么——健康？原来总出过麻疹吧。那他们会给您写上——‘出过麻疹，需要有屋顶的住房。’写上点有科学性的言辞。那，您关于基辅有什么说法？您去过克列夏季克大街了吧？为什么这里有那么多金发女郎——有谁给我解释解释。”

“看来您不喜欢金发女郎？”一个小姑娘嘿地一乐。

“为什么不喜欢，黑发女郎也不错，我不想损谁，不过在金发女郎身上有种天上的味道，而在黑发女郎身上更多的是地上的。什么——么？应该开办您的晚会了。”

“咱们说好了在敖德萨的。”

“唉！敖德萨！”

他神神秘秘地微微一笑，走了——胖乎乎的，迷瞪瞪的，油光光的。

晚上我碰到阿维尔琴科，把我对古锡金的怀疑全部都说了。

“依我看，您不能跟他走，”阿维尔琴科主意已定，“付给他违约金，赶紧摆脱他。依我看，他在举办文学晚会这事上完全不靠谱。他不是让您跟驯好的狗一起登台，就是他自己开口唱歌。”

“我怕的就是这个。那怎么办呢？”

“这么着吧：您跟我的经纪人商量商量。他是一个极其诚实的人，而且我觉得他很有经验。”

阿维尔琴科是个非常容易轻信的人，他本人也是绝对的正人君子，当所有的人都是诚实的人，所以一辈子身边围着的都是骗子。可是……干吗不商量商量呢？

“好吧。请您的美男子来找我吧。”

美男子第二天来了，并且阐发了一个惊天计划。

“首先，您别同意在基辅举办您的晚会，因为这可能会损害到我为阿维尔琴科安排的活动。单单一场文学晚会是有意思的，但是，一旦文学像撒豆子似的纷至沓来，观众就会分流，票房就会下降。”

“很好，”我明白了，“您这是在为自己计算。可我请您来，是让您给我的事出主意。”

“关于您的事，我给您一个非常别出心裁的建议。这事必须做得非常独特。您只管自己去敖德萨，就让古锡金在那里操办您的晚会。让他租下演出厅——我告诉您租什么样的——敖德萨那儿就有那样的演出厅，坐在里面所有人什么都听不见。您呢，在这样的演出厅里只管自己用轻得不得了的声音念上一个晚上。观众当然不满意，当然生气。而您就给报纸写一条简讯，您想必在媒体有认识的人，给他们简讯，就说晚会糟透了，不值得一去。然后第二个晚会仍然在那个演出厅开。您还是只管自己念得勉强听见——让观众闹去。到这会儿，我跟阿维尔琴科赶到，租个不大的场子，在报纸上登些大获成功的文字。届时您叫上古锡金，跟他说：‘您自己看看，您把事情搞得有多糟。都闹起来了。咱们解约吧。’您就相信吧，在这种情形下，他不会生您的气的。”

我好久说不出话来，看着他。

“告诉我，这一切都是您自己想出来的？”

他扭捏着，但自豪地垂下眼睛。

“就是说，您建议我搞砸我的演出，还自己给报纸写评论骂自己？这当然非常别出心裁。但是，凭什么为这个独特性买单的非得是倒霉的古锡金？要知道他是您的同行啊，为什么您想他破产呢？难道您不明白，您背地里对他做的事多卑鄙么？”

他生气了。

“得，我打一开始就怀疑，我的设计您不喜欢。那您就用别的什么办法停了古锡金，跟我签约。我能给您大排场。”

“那还用说！您是最绝顶聪明的人，您这样的人我还从来没碰到过。”

他扬扬自得地微微一笑。

“而且还是‘最’！”

9

寄宿在奥列努什卡的女朋友那儿蛮不方便。只得再为住房忙活。漫长、无聊、杂乱无章。排几个小时队等候，登记，每天跑去打听，于混乱中找出头绪。

终于，房间搞到了：在一家破了屋顶，碎了玻璃的大饭店里。一楼安顿着蝙蝠剧团，二楼在装修，空着的三楼里一个房间是我的。

房间在拐角上：两扇窗朝着一个方向，直灌北风，两扇在另一边，朝西。窗框是双层的，玻璃碎得真巧妙，猛一眼看不出来：里面那层打破的是左下右上，外面那层是右下左上。乍一看好像一切正常，完整无缺，让你搞不懂，为什么纸片满屋飞，绳子上睡衣的袖子直晃荡。

房间里的摆设有床铺、桌子、盥洗台和两把填草的圈手椅。这两把椅子被生活磨得累死了，喜欢每天夜里吱吱扭扭地舒展舒展它们的胳膊、腿儿和背脊。

在一个寒冷干燥的秋日，我搬进我的新居。我四下打量着，不晓得为什么会问自己：

“这里治西班牙流感的专业医生怎么样？我会得西班牙流感并发肺病的。”

跟古锡金的事搞定了，确切地说分手分得极漂亮：我从《基辅思想报》预支了钱，把违约金付给他，他则完全心平气和地去敖德萨了。

“您总归不会跟阿维尔琴科的经纪人共事吧？”他酸溜溜地问道。

“我就给您一句话，我既不会跟他，也不会跟任何人的。任何演出我都憎恨。我只在慈善晚会上朗读过，我向来非常反感的。您尽管放心。更何况阿维尔琴科的经纪人我特别看不来。”

“您可把我惊得死去活来了！这人可不一般！您上科诺托普去打听打听！科诺托普那边的人简直将他奉若神明。丹季斯特·佩斯金用火腿的大棒骨打他，因为妻子。当然，他那性格一点不活络，况且也不漂亮……脸蛋黑黢黢的……也可能佩斯金打他不是因为妻子，而是因为赚钱的事儿。也许压根儿没打过他，不过是他胡扯，狗才相信他。”

我们跟古锡金和和气气地分手了。他已经道过别了，又探头进门，关心地问：

“那您吃乳渣馅饼吗？”

“什么？什么时候？”

“随便什么时候。”

我们就此别过。

古锡金之后，离开基辅的是奥列努什卡。她接到来自罗斯托夫[69]的聘约。走之前她表示想跟我谈谈心，请我给她复杂的个人问题出出主意。

我带她到糖果店，在那里她一边泪洒巧克力和搅出泡沫的鲜奶油，一边说出下面一番话：住在罗斯托夫的沃瓦极爱她，可是在这里，基辅，有个季马，也极其爱他。沃瓦十八岁，季马十九岁，二人都是军官。她爱的是沃瓦，但必须嫁给季马。

“为什么呢？”

奥列努什卡抽泣着，嗓子眼儿里卡着甜点心。

“必须这样！必——须！”

“等等，奥列努什卡，别哭喊得这么厉害。想听我的意见的话，就告诉我全部真相。”

“我好难过，”奥列努什卡大声哭着，“这一切太痛苦了！太痛苦了！”

“哎呀，别哭了啊，奥列努什卡，您会生病的。”

“没办法，眼泪自己往外流……”

“那最起码别再吃甜点心了，要知道您已经吃到第八块了，您会生病的！”

奥列努什卡绝望地一摆手。

“让它去吧！我情愿死掉，这一切就了结了。不过我还当真有点恶心了……”

奥列努什卡的故事，完全是部心理小说。事情是这样的：她爱沃瓦，可沃瓦蛮快乐且诸事如意。而季马很穷且不大走运，他的事情样样糟，甚至连奥列努什卡也不爱他。但是奥列努什卡必须嫁给他，因为不能让一个人这么倒霉。

“不能置人于死地。”

此刻她的哀号达到如此骇人的地步，以至于那个老太太，糖果店的女老板都从柜台后面出来了。她同情地点着头，抚摸着奥列努什卡的脑袋。

“她真是个善良的女人！”奥列努什卡抽泣着，“请给她小费吧。”

过了三天，还是送奥列努什卡去了罗斯托夫。火车超载，好容易给她搞到个座位，并让她带一封信给哈尔科夫车站售票员，之前给那人拍过电报，让他为奥列努什卡安排一个到罗斯托夫的卧铺。

过了一个星期，收到了奥列努什卡的信。信里讲述了一件瘆人的事，说的是一个军官讨价还价给自己做了笔死亡生意。

在哈尔科夫，卧铺车厢只有一个空铺位，售票员已经把它给了奥列努什卡。排在她后面的军官要求把那个铺位给他。售票员劝他，给他看电报，解释说铺位是预订的。那军官随便什么理由都不认可。他是军官，他在为国家卖命，他累了，想睡会儿。奥列努什卡尽管委屈得不得了，还是把铺位让给他，自己去坐二等车厢。

夜里，奥列努什卡被一记猛烈的撞击惊醒了，她差点没从椅子上掉下来。纸板箱和手提箱都掉到地板上。受惊的旅客都跑到车厢连接处去了。列车停了。奥列努什卡跳下火车，朝前面拥挤着、喊叫着的人群跑去……

原来是车头全速撞上了一列货车。最前面的两节车厢撞成了碎片。那个倒霉的，如此热烈地捍卫自己死亡权利的军官，被人一块块地收集起来……

“这就是说，退让并非永远与人为善。”奥列努什卡写道。

看来，“由于她”而让军官丧命这件事令她倍受折磨。

过了一个月，来了一封电报：

“为弗拉基米尔和叶莲娜[70]祈祷吧。”

这就是说，奥列努什卡出嫁了。

我开始在《基辅思想报》工作。

狂暴而纷乱的时期。到处流传的那些有关彼得留拉[71]的谣言，全都含含糊糊的。

“这又是何许人也？”

有些人说他是个会计。

另一些人说他是逃跑的苦役犯。

然而会计也好，苦役犯也罢，不管怎么着他曾经是《基辅思想报》的同人，非常微不足道的同事，好像是个普通的校对员……

所有我们这些新来的“笔耕者”通常在记者M.C.米尔鲁德家聚会。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家里热忱招待我们的，有他漂亮可爱的妻子和三岁的阿廖沙。作为地地道道的报界之子，小男孩只玩政治事件游戏：玩布尔什维克，匪帮，白卫军，最后还玩彼得留拉。玩得椅子乒乒乓乓，杯子勺子叮叮当当。“彼得留拉”尖啸着四脚着地爬到我这儿，用尖尖的牙齿咬我的腿。

米尔鲁德的妻子不涉足社会活动，然而当一批饥饿的士兵被从德国战俘营赶到基辅时，社会组织都在夸夸其谈什么我们的责任，说什么展现一个个相对布尔什维克的宣传而言显得屈辱、不满和敏感的镜头是危险的，她反倒是不声不响，不带任何政治色彩地开始煮汤熬粥，带自己的女用人送饭到棚屋，每天养活将近二十人。

人们不断抵达基辅。

我碰到一些老熟人，一位非常显赫的彼得堡官员，差不多是部长吧，还带着家眷。布尔什维克折磨并杀害了他的兄弟，他本人差点就落难了。仇恨让他全身发抖，他慷慨激昂地大吼：

“倘若不能在兄弟的墓前手刃布尔什维克，让他们血浸兄弟的棺木，我死不罢休。”

现在，他正安安心心地在彼得堡供职。显然，没有血的浸渍，他也能够罢休了……

瓦西列夫斯基-涅-布克瓦冒了出来，带着新报纸的设计方案。我们聚在一起，开会讨论。

之后涅-布克瓦消失了。

总的来说，彼得留拉到来之前，好多人都消失了。

空气中都能感觉到不安。某种几乎不被察觉的不稳定，一旦被那些最警觉的生灵以其最敏感的膜体会到，这些生灵就会飞快地将自己的躯体转移到更安稳的什么地方。

一个高个子年轻人突然来找我，他穿着深蓝色的制服，是黑特曼的亲信。他极擅言辞，一上来就游说我参加组建中的黑特曼报纸。他说黑特曼是巨柱，我应该用自己的讽刺小品[72]支持他。

我一想，如果这巨柱指望如此脆弱的支撑，那么他的地位似乎也不那么可靠。此外，拟定的合作者组合太杂七杂八。有些提到的名字，赫赫然地跟他们并列在一起实在是令人极不愉快。显而易见，这根巨柱在办报一事上知之甚少，或者简直是不择手段。

我答应考虑考虑。

年轻人留下一张前所未有的大额支票，等到我同意，离开了。

他走后，我像索尼娅·马美拉多娃[73]那样，“裹上德拉德达姆呢围巾”，一整天躺在沙发上，思考着他的建议。支票就搁在壁炉上面，我竭力不朝它那边看。

一大早我把支票放进信封里，给“巨柱”的亲信寄走了。

后来有人责备我“过于堂吉诃德[74]范儿”了，这甚至连累到笔耕的同人，因为我的行为给报纸留下阴影，故而妨碍到那些比我更理智的人进入报社。

那些理智的人终究没能得意多久。

彼得留拉兵临基辅了。

10

洛洛到了。

他，基辅生人，原名“列昂尼德”，他妻子，女演员伊利纳尔斯卡娅，被叫作“我老婆维拉”。

他们到来时形销骨立，疲惫不堪，好不容易才逃出莫斯科。我们的守护天使，那个大块头政委，给了他们许多帮助。

“你们走了以后，”“我老婆维拉”讲述道，“她老来，像看家狗报火警似的号叫。”

不久传来消息说政委被枪决了……

我跟多罗舍维奇[75]见过几次。

多罗舍维奇住在一套大公寓里，害着病，非常消瘦，老了，一望而知急切地思念着自己留在彼得堡的妻子，一个娇俏而轻佻的女演员。

多罗舍维奇迈开大步，在自己的大办公室里逡巡着，用冷漠的声音不自然地说：

“是的，是的，列莉娅过十来天肯定到了……”

永远是这个“十天”，它一直绵延到多罗舍维奇的死。他也许并不晓得，他的列莉娅早就嫁给一个小牛皮裹着的“土豪”——布尔什维克政委了。

假如不是对布尔什维克怕得要死，怕到全身发抖，他想必会亲自去彼得堡接她的。

他死在医院里，孑然一身，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之下。

而在基辅的这些日子里，又瘦又高，病弱不堪的他一直在自己的大办公室里走着，走着，仿佛在竭尽全力迈向自己痛苦的死亡。

在《俄罗斯言论报》工作时，我很少碰到多罗舍维奇。我住在彼得堡，编辑部在莫斯科。然而在我的一生中，他曾两次“关照我”。

第一次是在我刚刚开始为报纸工作的时候。编辑部极想安插我搞时事热点讽刺小品。那会儿正时兴这类“时事热点讽刺小品”，谴责“城市之父们”放任车马大店的不卫生状态，为“当代洗衣女工的艰难处境”洒一掬眼泪。时事热点讽刺小品是能够触及政治，但仅仅是浮光掠影，语气并不伤人，免得编辑受到书刊检查机关的训斥。

当时是多罗舍维奇袒护了我。

“别去烦她了。随她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吧。”

他还说了句暖心的话：

“不能让阿拉伯马驮水。”

他对我的第二次关照，是在我生命中最艰难和最复杂的时刻。

在这种艰难而复杂的时刻，人往往是孤独的。最亲近的朋友也都认为，“事情与己无关，插手固然是不礼貌的”。

结果这种彬彬有礼产生的，是绝对冷漠的印象。

“为什么大家都跟我断绝来往？莫非他们都认为是我错了？”

事后得知，其实大家的心都向着你，大家都心疼，但大家也都不敢沾边。

然而多罗舍维奇的做派不同。他从莫斯科赶来，完全出人意料。

“妻子给我写信，说您非常压抑。我决定无论如何见见您。我今晚就走，所以咱们谈谈吧。您这么痛苦不堪糟透了。”

他说了很久，真心实意，温情脉脉，甚至提议决斗，只要我觉得这样对自己有益。

“只不过这样就会惹得訾议纷纷了。”

他要我保证，如果需要帮助、建议、友谊，我就立刻给他往莫斯科拍电报，他马上就过来。

我晓得我不会去喊他，甚至也不完全相信他会来，然而亲切的话语极大地宽慰和支持了我，我豁然开朗。

这一突如其来的骑士风度，与他是个自命不凡、自我满足和远非多愁善感之人的名声毫不相符，令我非常惊讶和感动。故而眼见他在命运面前仍然逞强地迈大步，说了又说，让人好不心痛。

“再过十天列莉娅肯定到了。不管怎样，布尔什维克的垮台即便不是几天，也就是几个星期的事儿。或许她甚至不值得出门。眼下跑路不是没有危险的。有匪帮……”

“匪帮”就是彼得留拉。

我对西班牙流感的预见闪亮应验了。

发病是在半夜里。一下子急遽高烧四十度！半昏迷中我只记得一件事：早晨十一点钟，蝙蝠剧团的女演员阿列克谢耶娃-梅斯希耶娃来取我写的，她要在音乐会上演唱的几首歌。她整夜没完没了地敲着门，于是我起身让她进来，就在这时我一下子明白了，这一切全是谵妄，没人敲门，我又躺回床上。这会儿她又一下一下地敲着门。我勉强睁开眼睛。天亮了。有个豁亮的声音在喊：

“您还在睡吗？那我明天再来。”

一阵快速的脚步声，越走越远。明天！如果我爬不起来，那到明天之前不就没人知道我生病了吗？饭店里没有仆役，那就不会有人过来了。

惊恐中我从床铺上一跃而起，噼里啪啦地拍门。

“我病了，”我叫嚷，“您回来！”

她听到了我的呼喊。半小时后被吓到的朋友们全跑来了，带来了患病之人最需要的——一束菊花。

“喏，现在事情会好了。”

我生病的消息登报了。

因为人们，凭良心说，无事可做，大部分人都在候着“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末日抽搐”，不接受任何固定的工作，所以我的不幸引起了最热烈的反响。

从早到晚我的房间挤满了人。好开心。人们带来鲜花，带来的糖果又都被他们自己吃掉了，他们聊天，抽烟，情侣们约好在我的一个窗台那儿幽会，分享剧院的和政治的流言蜚语。经常有我不认识的人来，但他们面带微笑，又吃又喝，完全一副熟人的样子。一时间我竟然觉得，自己在这个快乐的房间里是多余的。幸好人们很快就不再关注我了。

“也许能想个法子把他们都赶出去？”我吞吞吐吐地对照顾我的B.H.伊利纳尔斯卡娅发牢骚。

“那哪行啊，亲爱的，他们会生气的。不合适，您就忍忍吧。等您康复了，再休息休息吧。”

还记得有天晚上，客人们都跑去用餐时，我身边只剩下伊利纳尔斯卡娅和一个不认识的家伙。

那家伙单调地嘟囔着：

“我在华沙边上有座庄园，当然了，不大……”

“我的庄园有收入，当然了，不多……”

我是在做梦还是没在做梦？

“我的庄园有牧场，当然了，都不大……”

“我在华沙有个姑姑……”

“当然了，不大，”我打断他，连我自己都感到意外，“如果换个花样，派您去请医生怎么样？年轻人，看得出您很客气，请给我带个医生来，当然了，不大……”

是他加上的这句话，还是我自己？弄不清楚。但愿是他。

医生来了。对我的生活状况惊讶了好半天。

“您这里怎么回事？开舞会了？”

“没有，来访的都是同情我的人。”

“让所有人出去！把他们都赶出去！花也扔出去！您得的是肺炎。”

我好不欢喜。

“干吗您这么高兴？”我这样甚至把医生吓到了。

“我料到了，我料到了！”

他大概以为我在说胡话，我的快乐也不同意分享。

我病好后第一次出门时，基辅已是冰天雪地。光秃秃的冰和风。大街上费劲步行的人寥寥无几。摔倒的人像保龄球那样，把旁边的人也撞倒了。

记得我时不时地要顺便去什么编辑部打个照面。其中有个编辑部就坐落在冰山的半中间。从下往上走，你反正到不了：走个十步就出溜下来了。从上往下走，你就会滚下去，而且会滚过你要去的地方。如此奇怪的薄冰天气我从来都没遇到过。

城里的人们心情大变。情绪低落。节日不再。眼珠不安地乱转，耳朵仔细地监听……好多人走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不知道去了哪里。人们开始提敖德萨了。

那边现在似乎一切已安排就绪，而这边正有匪帮逼近。是彼得留拉吗……

《基辅思想报》不怕彼得留拉。彼得留拉曾经是它的工作人员……他自然记得这一点……

他的确记得。他的第一道命令就是查封《基辅思想报》。在他还没进城之前，早早地就下达了专项指令。

报社非常困惑，甚至很难为情。

然而只好关闭。

11

真正的冬天到了。带来严寒，带来白雪。

医生说患上肺炎后，住在没有暖气，还打破了窗玻璃的房间里，确实很可乐，但对健康无益。

于是我的朋友们帮我在一位有身份的夫人那里找到栖身之处，她的膳宿公寓专门提供给女中学生。他们麻利地收拾起我的东西，把它们还有我一起搬走了。他们干活干得非常投入。记得负责我日常起居的伊利纳尔斯卡娅，将我的外衣、丝绸内衣和没盖盖子的墨水瓶一股脑儿地全扔进纸板箱里。薇拉奇卡·恰罗娃（莫斯科科尔沙剧院的）搬的是保留我珍贵记忆的十二束干花。塔玛拉奇卡·奥克辛斯卡娅（萨布罗夫剧院的）把扔在窗台上的名片都收好了。阿列克谢耶娃-梅斯希耶娃仔细地把吃剩的糖果和空香水瓶放好。我的搬家被他们安排得非常有效而快捷。只是他们忘掉了手提箱和柜子里的衣服，但小零碎一样不落，不过这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些东西最容易被忘掉。

我的新房间绝了。显而易见，把它提供给我的那位可爱的夫人，将装点自己生活之路的所有物品全部留给它了。这里有好多兽角、树枝、毛扎扎的球果，八张或者十张小桌子，桌面是很沉的大理石板，支撑它的则是几根细木棍儿。这些小桌子上什么都不能放，只能远远地惊诧于人类的奇思妙想：能够用这么个废料撑起如此沉重的东西。这些小桌子接长不短地自己就倒了。你正静静地坐着，忽然间只听得房间那头呼噜一声，它晃晃悠悠地就坍到地板上了。

除了这些没用的东西，房间里还有一架钢琴，在兽角和毛球果后面，我们一下子没看出来。它摆放得太不合适了，弹琴的人必须从兽角和一个装饰架中间钻过去，坐在三张小桌子的包围中。

他们决定即刻就安顿得舒服惬意些。不用的门挂上披肩，钢琴移到另一面墙边，姑姑们的画像挂到柜子上面……

说到做到。小桌子轰隆隆，玻璃器皿哗啦啦都响起来了，一位姑姑自己从墙上掉了下来。

“天啊！怎么搞的！女主人听到了，会赶我走的。”

“女中学生”们派来祝贺乔迁之喜的浅色鬈发的莉莉娅愿意效劳，一眨眼工夫就打破了一个插着毛球果的小花瓶，吓得她跌倒在沙发后面，径直压到第二幅姑姑的画像上，那是为了怕打碎，特意藏在那儿的。

咔嚓声，号啕声，尖叫声。

“唱点什么吧，免得让人听到这么闹腾。”

轮到最重要的了——移钢琴。

“等等，”我喊道，“钢琴上还有一只带孔雀石底座的铜雕小狗，看来女主人很宝贝它的。得先把它拿开。不用你们，我自己来，你们只会打碎东西。”

我小心翼翼地举起小狗，好沉！忽然——怎么回事？我手里只有小狗。孔雀石底座摔成了碎片，就在我脚边。谁晓得它没粘上呢！

“女主人大概马上就会赶过来了。”莉莉娅吓得小声说。

“是你们自己的错。你们为什么不唱歌？我求你们来着。你们看到我去拿小狗，一起唱点什么不就得了。挪钢琴吧，否则咱们到夜里也完不了。”

推过去，收好尾，摆放停当了。

“妙哉。这样一来这里就惬意了。阿列克谢耶娃-梅斯希耶娃，我就在这里为您写首新歌。”

我欢快地挪过一把椅子，弹了一个和弦——好可怕！钢琴弹不了了。再把它稍微挪动挪动，拍拍琴盖，还是不出声，完了。

有敲门声。

“别出声！”

“唱吧！”

总归得开门……

进来的不是“她”。进来的是一个熟悉的工程师，来恭贺乔迁之喜的。

“为什么你们大家都哭丧着脸？”

我们讲了所有的事情，以及最恐怖的——钢琴。

“钢琴？这事我很快就帮您搞定。首先要把琴键拔出来。”

“亲爱的，您真是上帝亲自派来的。”

他坐下来，拧拧这儿，推推那儿。

“好了，现在要插回去。”

琴键插不回去了。

工程师不吭声了，掏出手帕擦汗。

一个吓人的猜想使我恍然大悟。

“别忙！请您看着我的眼睛老实回答我，您以前曾经拔过琴键？”

“是的。”

“那插回去呢？”

沉默。

“请老实回答！插回去呢？”

“没插过。从——来——没——有。”

单调无聊的居家过日子。

沸腾的生活，不安和喧嚣的生活——渐渐沉寂了。

家不能回了。基辅北面被切断了。跑得及的人都走了。可是大家仍然准备走。所有人都觉得待不久了。

有一次在剧院前厅出口，我们跟未卜先知的阿尔曼·迪克洛谈天。一名执勤守门的士兵走到他跟前，问道：

“请告诉我，迪克洛先生，彼得留拉是不是快来了？”

阿尔曼扬扬眉毛，闭上眼睛。

“彼得留拉……彼得留拉……再过三天。”

三天后彼得留拉进城了。

阿尔曼·迪克洛是个惊人的现象。在我从莫斯科出走之前，我曾经参加过几场他的占卜会。对给他提的问题，他回答得很准。

后来，等我们认识了，他承认，通常出席占卜会，他都预先准备些各种各样的噱头，但随后便开始焦躁不安，明显坠入恍惚状态，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和怎么会做出这样或那样的回答。

他还很年轻，二十岁左右，不会更大的，是个非常苍白瘦削的男孩子，生着一张漂亮而疲惫的面孔。从来不提自己的过去，法语说得相当不错。

“我生活在很久很久以前。我叫卡利奥斯特罗。”

然而撒起谎来他总是懒洋洋的，不大情愿。

其实他不过是个来自敖德萨的犹太男孩。他的经纪人是个极活跃的大学生。阿尔曼本人蛮安静，半梦半醒的，不是精明能干的人，对自己的成功非常无所谓。

在莫斯科，列宁对他极其感兴趣，曾两次招他进克里姆林宫占卜自己的命运。每每我们跟他聊起这几次占卜，他总是闪烁其词地回答：

“不记得了。我只记得列宁本人直到最后都是成功的。其他的各人各样。”

他的经纪人说他吓得魂也没了，因为他看到阿尔曼突然“陷进去”了，当时他已经意识不到在跟谁打交道了。

“上帝保佑，平安无事过去了。”

可是过去了没多久。几个月后阿尔曼被枪毙了。

基辅这出戏演到了最后一幕。

彼得留拉进了城。搜捕开始了。

夜里没人上床。大家通常一起聚在米利鲁德的公寓里。为了不睡着就玩扑克，神经过敏地聆听来了没有？如果有敲门声或门铃响，就把扑克牌和钱藏到桌子底下。这段日子里阿尔曼·迪克洛也晃到我们公寓来了。

“不行，我不能打牌。因为我预知每张牌，”他解释道。

接着他就一连输了三个晚上。

“奇怪。我还是个毛毛头的时候，就已经没人敢跟我玩牌了……”

“谁会跟毛毛头打牌啊？”大家接他的话茬。

安静，半梦半醒的他既不争，也不笑，好个古怪的孩子。

“我永远都是半睡眠状态。而且这个梦太消耗我的精神。它在吸光我的力气，吸干我的血液。”

他漂亮的面孔惨白惨白。他说的是真的。

大街上出现了彼得留拉的纠察队员。这些穿着军大衣的讲礼貌的绅士反常地啪啪地磕着脚后跟，提醒人什么街道最好不要走，以免陷入围捕。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我们问。

“我们就是那些所谓的‘匪帮’。”绅士们带着绝对的谦恭回答道。

商店空的空，关的关。人们逃的逃，躲的躲。城里的军大衣越来越多。

米利鲁德家遭到搜查。据说，小男孩阿廖沙跑出儿童房，尖声咆哮：

“我是彼得留拉！我这就给你们大家点厉害看看！”

纠察队员毕恭毕敬地退出去了。

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庆祝游行。剧作家温尼琴科在人群面前频频鞠躬。他自己的剧本从未得到过如此的鼓掌欢呼……

一些年轻人身穿德国呢料的乌克兰短上衣，骑着彪悍的马疾驰。

“莫斯科佬”们笑笑：

“让乌克兰，从基辅到柏林。”

我们东走走西走走，看上一阵。开始收拾箱子。到时候了。

城外大炮轰隆隆地响了起来。

“哪里？”

“好像是秃山后面。好像是布尔什维克过来了。”

“那现在一时半会完不了了。您有通行证吗？”

“到敖德萨去！到敖德萨去！”

12

我去跟修道院[76]告别。

“上帝知道，何日还能再来！”

是啊，天晓得……

虔诚罗斯[77]的这个心脏里空空荡荡。不再有背着小背囊的男朝圣者和小包袱系在小拐杖上的女朝圣者徐步而行。来来往往的都是忧心忡忡的修士们。

我朝下面的洞窟走去。我想起多年前跟母亲、姐妹们和老奶妈第一次来这里的情景。五光十色的“千奇百怪”的生活横亘在我们中间——现在的我与那时的我——那个扎着浅色鬈发小辫的长腿小女孩。然而敬仰和畏惧的感觉依旧在。我还是同样地画十字，同样地叹息，为着同样美好而莫名的哀伤叹息，这哀伤源自这千年圆顶，那上面布满如此之多，哎呀，如此之多由流泪的眼眸汇集起来的古老罗斯的祈祷……

一位年迈的修士在卖十字架、念珠，和穿过细细的瓶颈神奇地贴在扁瓶壁上的圣母像。瓶子里面还有两根螺旋状小蜡烛和读经台，它上面咪咪小的圣像是贴上去的。瓶子的缎带上有祈祷文：“欢乐啊，未出嫁的未婚妻”。神奇的小圣像。而眼下，历经那么多次长途跋涉流亡，这个扁瓶子依然放在我巴黎住所的壁炉上……

我顺便还去了圣弗拉基米尔教堂[78]告别。在圣伊利纳的圣像前，我看见一位身材矮小的黑衣小老太太，她跪着，脚上穿双破烂的矮靿皮鞋，脚尖往里蜷着，畏畏缩缩地惹人怜悯。小老太太在哭泣，珠光宝气、披金戴银的拜占庭女皇严厉地瞪着她。

出基辅时夜已深。大炮的隆隆声非常近了。

车站挤得一塌糊涂。军运列车将所有的铁路线都占满了。也不晓得他们是抵达，还是被派去什么地方，好像他们自己也不清楚。

所有人的脸都那么慌乱、怨怼和疲惫。

费了好大劲我们才挤到我们的通行证指定的车厢。车厢是三等，那种三层铺位的。我们的行李也堆在这里。

我们在站台上站了好久。所有的列车都大大延误了。我们在二站台。两边的车上全是兵。喊声、枪声不绝于耳。借着两节车厢之间的亮光看得到，人们仓皇失措地跑来跑去。

时不时地有人到车厢里给我们通报消息：

“马上就会把我们赶下车去，整列火车都要运兵。”

“前方十一俄里根本走不了。那里的会让站被布尔什维克占领了。”

“刚刚回来一辆遭枪袭的列车。有人伤亡。”

有人伤！亡！我们对这些字眼是如此习以为常，它们已经惊扰不到任何人，也不会引起任何人惊呼——“多可怕！多伤心！”

大家想的不过是，在我们新的日常生活的条件下，“伤者应该包扎，死的么应该卸下车。”

伤者与死者——这词汇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何况我们自己，即便没在会让站，在不远的将来也完全有可能成为伤者与死者。

有人的茶壶被偷了。而这个问题被讨论得那么津津有味（虽然不是非常），一如讨论其他问题，譬如我们能否越过十一俄里，抑或我们压根离不开此地，因为列车员拒绝跑车。

突然，从第三层铺位上掉下来一只三合板小凳子，砸到了谁的脑袋，这是一个喜人的信号，它说明挂上火车头，猛然开动了，

我们动身了。

列车停了好多次。停在黑乎乎的车站上，还停在光秃秃的田野上，车停之处总有小手电筒的光来回闪动，有人叫喊，有人开枪射击。

车厢门口出现几个带刺刀的士兵：

“军官们！到车厢连接处来！”

我们车厢里没有军官。

我记得有些什么人沿路基跑过车窗。接着士兵们气喘吁吁地冲进车厢，用刺刀猛戳座位底下。

谁都不晓得该怎么办，也没人发话。大家都噤声闭目而坐，好像在打盹，假装所发生的一切都是铁路运行最正常的状况。

到敖德萨是夜里。可人的惊喜是我们被关在车站里，而且早晨之前不许放出来。

无可奈何！

我们把东西堆到地上，自己睡上去，真的，自我感觉非常舒服。没人朝我们开枪，谁都没被搜查——做人夫复何求？

天亮之前，有个模模糊糊的影子在我面前晃悠，细长的手拎着化妆箱。

“阿尔曼·迪克洛？”

“是的。”

他也乘我们这辆车。他坐在我身边，聊起来。他化妆箱里带着一份极其重要的什么文件，人家已经给他开价一百万，可是他没出手。

“照我看，您就出手吧。”

“不能够。”

“为什么？”

“我自己也不晓得为什么。但是它太耗人了，我一辈子都得抓着这个化妆箱。”

我瞌睡起来，等我醒转，阿尔曼已经不在了。他走了，把自己的珍宝落在我的脚边。

早晨车站开门，放我们进城。搬运工往出租马车上装我们的行李时，阿尔曼那只没有锁的化妆箱打开了，从里面掉出来一个留杰利亚佩牌香水瓶和一把小指甲锉。里面再没有别的东西了。

由于阿尔曼好久没现身，所以我们在报纸上登了个启事：

“请迪克洛占卜师猜测一下他的化妆箱在哪里。”

后面是名字和地址。

在敖德萨的日子开始了。

晃来晃去的还是那些面孔，扯东扯西的也还是那些闲话。

我们本以为回莫斯科的那些人原来在这里，那些肯定去了敖德萨的人，却原来早已在莫斯科。

谁都不确切知道谁的事。

掌管敖德萨的，是位年轻的灰眼睛首领格里申-阿尔马佐夫，关于他，也是没人确切地知道任何事。他是怎么当上首领的，大概他本人也不明白。一式一样，小个子的拿破仑也是，“命运比身份更重要”。

格里申-阿尔马佐夫精力充沛，快乐强壮，他极其刻意地表现和炫耀这一点。他喜爱文学和戏剧，传说他曾当过演员。

他来拜访过我，很客气地给我提供在伦敦饭店的住宿。绝好的16号房间，房间的每个角落都胡乱堆着一摞摞的《共同事业报》，在我之前这里住过布尔采夫[79]。

格里申-阿尔马佐夫好讲排场，来拜访我时，走廊里候着整队的跟随，门口站两个卫兵。

他是一个和蔼又可人的谈话对象。喜欢像尤什克维奇的小说《莱昂·德雷》里一个人物那样说话。

“今天非常冷。我强调的是‘非常’。”

“您住这个房间方便吗？我强调的是‘您’。”

“您有什么可以读的书吗？我强调的是‘可以’。”

他推荐饭店管理员照顾我，那是个大胡子上校，整天整天地遛两只漂亮的白毛狮子狗。

总而言之，他客气极了。

而时代于他艰难极了。

“预兆堪忧”，这是敖德萨最流行的句子，它把形势看得好准。

随着布尔什维克的逼近，那些隐藏在城外废石料搭建的地道里的匪帮，屡屡抢劫市民。格里申-阿尔马佐夫甚至不得不与这些强盗的首领之一，出名的米什卡·亚蓬奇克谈判。我不晓得他们是否达成什么协议，但是格里申本人在城里出行，只能坐在自己的轿车里全速行驶，因为承诺给他的是“大街拐角上的一颗子弹”。

每到夜晚，市民们仍然跑出自己没暖气的公寓，去俱乐部、上剧院，用可怕的传言吓唬彼此。回家也成群结队，还请护卫队——五个大学生，武器全看上帝，给什么是什么。人们将戒指塞进嘴里，手表藏到鞋里。但无济于事。

“他这个无赖，听到哪里嘀嗒响就往哪里掏。我说，那是心脏吓得怦怦跳……难道他们会相信诚实的人吗！”

匪徒们拦到马车，就把卸下的马都牵到他们的地道去。

然而，你是想用这种传言吓唬我们吗？剧院、俱乐部、餐馆彻夜座无虚席。输掉的钱都是传奇般的数字。

早晨，被葡萄酒、狂热和香烟搞得昏昏沉沉的，银行家和糖业厂主们走出俱乐部，在阳光下眨巴着发炎的眼皮。那些在出口捡拾残渣剩饭，在坚果壳和香肠衣里刨食，来自摩尔达万卡[80]的黎民百姓，用阴郁、饥饿的眼睛久久尾随着他们。

13

“福波斯[81]的马飞奔

冲下斜坡……”

敖德萨的日脚走着走着，突然跑起来了，越来越快，一日赶一日。

俱乐部、小剧场、卡巴莱餐馆开了关，关了开。

一些我不认识的中年男子来找我，建议我把“自己的名字”提供给某项“创举”。它极具艺术性，且提供午餐和牌局。

“这跟我有什么搭界？”

“您将是女老板，按月取酬。”

“我既不懂牌局，也不懂餐饮。你们肯定搞错了。”

他们倒腾了一阵，给我提高了报酬。

显然我们彼此完全不了解。

后来他们大概找到了女老板，一个通俗女歌手，于是不再来了。然后就是——关门，行贿，开张；关门，行贿，等等。

“您的警察受贿吗？”我问格里申-阿尔马佐夫。

“那有什么！这些钱仅用于慈善事业。我强调的是‘用于’。”他理直气壮地回答。

敖德萨的日常生活起初令我们这些流亡者非常开心。

“这不是城市，整个一个笑话！”

一个敖德萨的女演员打电话给我，打了好多次。她需要我的歌。她百般央求我去她那里，因为她有钢琴。

“那好吧。我明天下午五点左右去您那儿。”

电话筒里传来一声叹息。

“哎呀，也许，您能六点来吗？是这样子的，我们都是六点钟喝茶……”

“那您确定六点能结束？”

偶尔我们晚上聚在一起读读报上的时事新闻。敖德萨的时事新闻栏编辑们毫不吝惜热情和笔墨，下面便是他们杰作：

“芭蕾舞女演员跳得精彩，舞台布景就别提了。”

“由罗申娜·英沙罗娃领衔主演的奥斯特洛夫斯基[82]《大雷雨》上演时……”

“扮埃列吉·埃里斯特的男演员演得棒极了，他的小提琴也如泣如诉，尽管他穿的是家常西服。”

“码头驶来轮船。”

“星期一晚上商人之女拉娅·利普希茨断腿于脚踏车下。”

可是敖德萨的日常生活很快就让人厌烦了。生活在笑话中非但不快乐，反倒更悲剧。

然而光明微现。我们亲爱的主编Ф.И.布拉戈夫来敖德萨了，并开始召集《俄罗斯言论报》的同事。《俄罗斯言论报》将在敖德萨出版。聚集起来的同事已足够多，事情进展得飞快。

快到春天时，诗人马克思·沃洛申[83]在城里现身了。当时他正诗歌附体，到处都能看到他活灵活现的身影：浓密的方块形胡子，硬扎扎的鬈发，上面顶着圆贝雷帽，飞飞扬扬的斗篷，短裤佩护腿套。他行走于各个官衙，见各式各样有用的人，为他们读诗。他没白读，他的诗好比钥匙，让他打开所需之条条通道，为身边人张罗奔走。有时他跑到某个办公室，还没等人家想好要向领导报告他的到来，他就已经朗读开了。他的诗深沉有力，谈俄罗斯，谈僭越者，谈历史的突进，谈预见的完结。打字的姑娘们欣喜若狂地围住他，聆听着，惊叹着，因为幸福得不行，小鼻子吸得嘶嘶作响，然后就噼里啪啦地打字——马克思·沃洛申在口授他的史诗。门后探出领导的脸，他也对马克思感兴趣了，便将此人喊到自己房间里边去。进去后，马克思那深沉、有节奏的朗读声，透过紧闭的门嗡嗡地传出来。

他也会顺便到我这里来。

他念过两首长诗，还说必须尽快搭救女诗人库兹明娜-卡拉瓦耶娃，她被捕了（好像是在费奥多西亚），是遭什么人诬陷，可能会被枪毙。

“您跟格里申-阿尔马佐夫熟，赶紧去求他。”

我跟库兹明娜-卡拉瓦耶娃有点认识，知道对她的诽谤荒诞无稽。

“我去找都主教，免得耽误时间。库兹明娜-卡拉瓦耶娃神学院毕业。都主教会为她说话。”

我给格里申-阿尔马佐夫打电话。

他问：

“您来担保？”

“是的。”

“这样的话，我明天就下令。您满意了？”

“不行。不能等到明天。必须今天，必须拍电报。太可怕了——要是我们晚了呢！”

“那好吧。我拍个电报。我强调的是‘拍’。”

库兹明娜-卡拉瓦耶娃获释了。

此后，在我们漂泊的很多时间段，在新罗西斯克，在叶卡捷琳诺达尔，在顿河畔罗斯托夫，我还曾与这顶硬扎扎鬈发上的圆贝雷帽、飞飞扬扬的斗篷、护腿套相遇，聆听他的诗，听到过那些激动得绯红的小鼻子的嘶嘶声。他也还在为救人到处瓮声瓮气地读诗。

我的老朋友М.来敖德萨了。作为高尔察克[84]的信使，他从符拉迪沃斯托克[85]过来，横穿整个西伯利亚，越过一个个布尔什维克的地盘，携带的情报写在几块碎布上（以防被人摸出来），缝在军大衣里子里。他顺路去看望几个我们共同的熟人，他们告诉他我在敖德萨，他立马就给我打电话。见面非常愉快，也很奇怪。他们全家人挤在房间的一个角落，好不打扰我们。老奶妈从微微打开的门后面充满柔情地张望。所有人都静默着，隆重地等待着：彼此都以为死去的朋友马上要见面了。天啊！眼看就都哭出来了……那时候就是这样的……

我走进去：

“米舍利！亲爱的！我太高兴了！”

“我可是都高兴成什么了！我们都经受了什么啊。瞧瞧我的头发都白了！”

“哪里是。一根都没有。倒是我真有了。就是这里，左边鬓角上。拜托，别假装没看见！”

“是真的没有。实在是一根也没有。”

“好吧，您到亮的地方来。这是什么？要您说起来，这也不是白头发？”

“一点也没有。我才真的有。您就着亮看。”

“您知道吧，这可够损的！”

“那您还只管争。是我白了头。”

“我就晓得您够有性格！看自己一朵花，看人家一块疤！”

主人们蹑手蹑脚、毕恭毕敬地走出房间。

见面时最初的狂喜过后，М.聊了许多他有趣的遭遇。

他原本只是个地地道道的老百姓，一个地主，战时才服的兵役。革命后返回在故乡小城的庄园，那里正处于布尔什维克的包围之中，他被选为全权执政官。

“您当然不会相信我，但我是冒着生命危险，把以我的名义签署过的命令藏在大衣里子里带出来的。”

我看了看。是真的。

“他们运来大炮，向我们雨点似的开炮。我们不得不撤退，”他讲道，“我骑马跑过田野。我猛然看到黑麦田里两朵紧挨着的小矢车菊。别的地方一朵都没有，这里却有两朵挨着。仿佛是什么人的一双眼睛。您知道吗，我什么都忘了，炮声也听不到了。我勒住马，跳下去采矢车菊。而此时此刻旁边的人都在跑着，喊着，扑倒在地。我却不知为什么并不害怕，您想想我为什么不害怕？我胆大还是怎么的？”

他出神了。

“然后呢？”

“从那里我跑到伏尔加河。有多可笑！一个舰队由我指挥。一仗没打。您记得吗，五年前一个女巫说我死前不久将在海军服役。所有人都嘲笑我，肥肥大大的再戴顶飘带小帽。可是应验了。现在我要去巴黎，之后假道美国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回去找高尔察克。把他扔到水里的海军上将短佩剑带给他。水兵们把它捞起来，让连同问候一并传达。”

他说在罗斯托夫见到奥列努什卡了。她在某个小剧场演戏，跟她那个像穿军装的中学生丈夫生活得非常和谐，奥列努什卡成了坚定不移的素食主义者，她给自己煮些树枝什么的，还把丈夫盘子里的肉块挑出来。

“您呀，奥列努什卡，干脆放到自己那里得了。”М.提议。

“您怎么！您怎么！不可以这么说。她会生气的。她这是为了信念。”

М.在为长途跋涉做准备。他赶时间。必须尽快将敖德萨的各种决议带给高尔察克，并且建立联系。他是第一个顺利偷越过来的信使。

他精神抖擞。对高尔察克和白卫军的事业虔信不疑。

“赋予我的使命，我将心怀喜悦和自我牺牲精神去完成。我心情舒畅。唯一不安的是，我戒指上镶的黑欧泊石炸了。裂成一个十字。您怎么看，这意味着什么？”

我没说我在想什么，然而不祥之兆没有骗人，刚好一个月后М.死了……

他很想把我从敖德萨带走。到处人们都在说：

“预兆堪忧！”

他是乘军用雷击艇走的，还承诺给我搞一张许可证。但是天气很糟，海上常常刮起风暴，所以我不同意走。

何况还有那么多友好的声音为我的事安慰М.：

“莫非您以为，假如要撤离敖德萨，我们会不管娜杰日达·亚历山德罗夫娜吗！”

“她会第一个上船。我为此向您发誓！”

“难道我们之中有谁会不首先考虑她就走掉吗？简直可笑！”

（的确，之后的事情非常可笑，但并非是因为他们的关照……）

一大早我就被叫醒了。寒冷的早晨。М.苍白的面颊铁青。

但凡在乌漆抹黑的冬晨那么早把人叫醒，通常不是送行，就是送葬，要么是不幸的事情，要么是可怕的消息。就在这暗无天日的昏冥之中，我身体里的每一滴血都在发抖。

М.苍白的面颊铁青。

“噢，我来告别。为我祝福吧。”

“上帝与您同在。”

“这次大概不会太久。这次很快就会见面的。”

然而，在这个幽灵似的未来徘徊着的忧伤黎明，对那种平平淡淡、亲亲热热的喜悦，我感觉丝毫不抱希望。于是我又轻轻说了一句：

“上帝与您同在。至于我们见不见得到，我不晓得。我们毕竟什么都不知道。因此我们的每一次分离都是永别。”

而且我们再也没有见面。

一年后在巴黎，俄国领事转交给我一枚镶黑欧泊石的宝石戒指。

这就是我朋友留下的所有。在他已经亡故后，跟他住同一家饭店的一个冒险家把他偷了个精光。那家伙拿走了所有东西，外衣、内衣、手提箱、戒指、烟盒、手表，甚至还剩着点香水的香水瓶，可是不晓得为什么没敢碰黑欧泊石。他在石头上感觉到了什么。

这块欧泊石的来历很有趣。

有一个时期，那差不多是战争初期，我非常迷恋宝石。研究它们，收集与它们有关的传说故事。于是有个独眼小老头科诺普廖夫常来找我，拿些乌拉尔高级宝石来，有时则是印度的。他在灯下铺一块黑色天鹅绒，用一把细长的镊子，他叫它“舀子”，从小盒子里把灰色的、绿色的、红色的小火粒取出来，排在天鹅绒上，一边端详一边解说。有时候小石头不肯出来，不听镊子使唤，有如受惊的小鸟，在星光中扑棱。

“嘘，不好弄着呢！”小老头嘟囔，“尖晶红宝石。橙黄色闪光。火彩。”

“这是蓝宝石。开花似的。蓝里泛红，孔雀翎眼。蓝宝石的关键不在它是亮是暗，而在它像开花似的带浅紫色。这个必须懂。”

他可以一连坐上好几个小时，一边用镊子来回摆弄这一粒粒冷火，一边回忆那些传说故事：

“把绿宝石给蛇看，它的眼睛里会流出眼泪。绿宝石是盛开的天堂的颜色。让蛇想起自己的罪孽，好痛苦的。”

“紫水晶是贞洁、贤德的宝石，触摸它可以净化灵魂。古人用紫水晶杯饮酒，免得喝醉。在教皇的十二种宝石中紫水晶最重要。教皇就是用紫水晶为大教堂神甫们祝福的。”

“红宝石是恋人们的宝石。不摸着它就会喝醉。”

“变石是我们乌拉尔最神奇的宝石，发现于亚历山大二世执政时期，以他的名字命名蛮有先见之明。它的闪光中孕含着这位君王的命运：怒放的白日和滴血的晚霞。”

“金刚石、碧玉是耶稣基督生命的纯粹象征。”

我爱宝石。它们之间还大有奇珍异宝在：浅蓝色的紫水晶，黄色的蓝宝石，甚至还有在浅蓝到近乎白色的蓝宝石上，带着金黄色的太阳光斑。照科诺普廖夫的说法，那是“瑕疵”，在我看来却是一颗火热的心。

有一次他拿来一块灰色的石头，它里面是整整一窝绿宝石，仿佛是按身高来挑的小伢儿，一个比一个小，乌突突的，瞎乎乎的，像小仔仔。它们受了委屈，它们被挖得太早了。它们还得在火热的岩层深处待上几千年方能成熟。

恰好是在我喜欢宝石的这段时期，有个画家А.亚科夫列夫拿来几块又奇怪又乌突的欧泊石，它们是一个画家从锡兰[86]带回来，央人卖的。

“欧泊石会带来不幸。我不晓得，该不该要？我跟科诺普廖夫商量一下。”

科诺普廖夫说：

“如果您犹犹豫豫的话，无论如何别要。我这就给您看几块绝美的宝石，我同意给您，差不多白送。您瞧一眼，够镶一整挂项链的。”

他铺开一块麂皮，一个接一个地把十二颗绝美的大粒欧泊石摆在丝绒上。白茫茫如月色朦胧。朦胧之中，宝石上绿色和猩红色的火彩红绿灯似的忽闪忽灭：“行！”“停！”“行！”“停！”彼此交替着，交换着，交混着……

“我白给。”科诺普廖夫讪笑着又说。

蛮难割舍这月亮的游戏。你看着像是静止的雾，突然一颗火星闪了闪，旁边的一颗蹿出火苗，压过第一颗，接着两颗都灭了。

“白给。可是我必须事先告诉您。我把这挂项链整个卖给了马塍斯女士，教授夫人。她非常喜欢，留下自己戴。可第二天早上她就打发仆人来说，您快把宝石收回去吧，丈夫突然去世了，马塍斯教授。所以您自便吧。不怕就拿着，我不会勉强的。”

我拒绝了科诺普廖夫的欧泊石，但是决定要一颗锡兰黑欧泊石。晚上我久久端详着它。它美得惊人，闪耀着两股色彩：浅蓝色和绿色，迸发出的火苗如此剧烈，仿佛不是燃自宝石，而是飘忽在它上面。

我买下这块欧泊石。同样的另外一块М.买了。

故事就此开始。

不能说它给我带来过实在的不幸。那些白寥寥乌突突的欧泊石才会带来死亡、疾病、悲伤和分离。

这一颗不是那种。它只不过传神地展现了生活，用它黑色的火焰笼罩住生活，让心灵像篝火上的女巫那样颤动。呼哨、火星、火的旋涡。全部的生活，全部的和谐，一切的一切都燃烧殆尽。诡异、凶狠、兴高采烈。

这块宝石在我这里待了两年。之后我把它给了А.亚科夫列夫，请他如果可能，把宝石还给从锡兰带来的人。我觉得，应该让它像摩菲斯特[87]那样，即刻从原路返回，越快越好。假如走别的路，它会搞错，再回头的。我可不愿意它回来。

第二块宝石А.亚科夫列夫自己留着。我不晓得留得是否够久，但我知道，他的生活也被蓝绿色的浪潮涌起，打漩，抛到遥远的亚洲。

第三块宝石捉弄了安静而平和的М.。他的生活原本过得蛮惬意：软和的圈手椅，夹在心爱的诗人粗糙诗页中的骨制小刀，慵懒的双手，指甲像精心琢磨宝石那样修剪过，钢琴，玳瑁镜框里的奥斯卡·王尔德[88]像，用细小工整的书法誊抄的库兹明[89]的诗……

结果是，慵懒的手丢掉了没裁开的书。战争，革命，荒唐的婚姻，“故乡小城的全权执政官”，签署的荒谬绝伦的命令，伏尔加河上的游击战，高尔察克，横穿整个西伯利亚的恐怖之路，敖德萨，巴黎，死亡。黑色宝石深深的裂纹，一横一竖——一个十字。该当如此。

不断跑到敖德萨的新流亡者，有莫斯科人，彼得堡人，基辅人。

由于演员最容易搞到出门许可证，于是——真正天才的俄罗斯人民！——成百上千的歌剧团和话剧团运动到南方。

“我们走得相当可以，”一个戈罗霍夫街[90]上的小理发师扬扬得意地说道。“我是第一个情人，妻子是扮演天真少女角色的女演员，菲玛姑姑是喜剧女演员，老妈是卖票的，还有十一个提词的。所有人顺利通过。当然，无产阶级被提词员的数量搞得有点莫名其妙，但我们解释，这是责任最重大的艺术元素，没有提词员戏都演不了。另外，提词员坐在小隔间里动弹不得，很快就会筋疲力尽，必须及时换人。”

来了一个歌剧团，成员无一例外都是“贵族父亲”。

还有一个芭蕾舞团，由大学女校长和老保姆组成……

所有新来的人都信誓旦旦，说什么布尔什维克政权即将土崩瓦解，其实行李都用不着拆包。可还是拆开了……

城里人的情绪即便不够亢奋，也相当活跃。

“协约国！协约国！”

大家看着大海，盼望着“军舰信号旗”。

钱一点一点没了。商店里找零用的是自己的纸票，给出去后有的时候商家自己都不认得了。所有商品天天涨价。有一次，商店伙计一边给我包一块奶酪，一边用手指着奶酪苦哈哈地说：

“您瞧，分分钟钟都在涨！”

“那您就包快点吧，”我央求道，“也许在纸包里它就安心了。”

格里申-阿尔马佐夫突然消失了。他化名走的，跟谁什么都没说。他急着投奔高尔察克。很快他的悲剧性遭遇就清楚了。在里海他撞上布尔什维克，看到越来越近的船上的红旗，灰眼睛的敖德萨省长将装着文件的箱子扔到海里，翻过船舷，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开了一枪。死得像英雄。

“像英雄，格里申-阿尔马佐夫！我强调，‘像英雄’！”

在敖德萨很少有人关心这类死亡。唯有伦敦饭店的管理员向我鞠躬时显得生硬而心不在焉，他那只毛茸茸的狗也没摇尾巴。不久他又担忧地来找我，抱歉地说，给我在国际饭店准备了一个房间，因为整个伦敦饭店做司令部用了。

非常舍不得搬出可爱的十六号房间，每天早上六点钟它的暖气片就微微散热了，壁炉上的镜子里曾经照到过好些亲爱的面孔：伊万·蒲宁[91]冷漠、贵族的脸，他妻子苍白冰冷的侧面，被称作中世纪伏尔加河贵族出身的强盗阿·托尔斯泰[92]的脸，还有他那位多愁善感的妻子娜塔莎·克兰季耶夫斯卡娅，谢尔盖·戈尔内，洛洛，尼卢斯，潘克拉托夫……

喏，有什么办法呢——又是一段。在过去，一段一段的还少吗？未来一段一段的会少吗？……

城里开始出现一些新面孔：领子竖着，东张西望，倏地躲进门洞。

“‘他们’已经在潜进来了！我向您保证，他们在潜入。我们看到了认识的脸孔——莫斯科的一个政委。他假装不认识我们，躲开了。”

“小菜一碟。协约国……登陆……一点不用怕。”

一个熟悉的句子蓦地追上我们，呼哧带喘：

“预——兆——堪——忧！”

开始了。

14

《我们的言论报》第一期出版了。报纸情绪激昂，朝气蓬勃。

我的讽刺小品《最后的晚餐》完全唱反调。讲的是一个死刑犯最后的晚餐。

描写的是大举寻欢作乐的敖德萨，描绘四周不祥的寂静，和“他们正在潜入”的地底下那些悄悄的窸窸沙沙声及窃窃私语声。

我的情绪没人赞同。

“哪来的这种阴影啊？不祥的语言又如何？等协约国……等新的部队登陆……等法国人……”

“这可不大合适。您只消到锚地瞄上一眼！”

“那些信号旗！”

“协约国！”

“登陆！”

很明显，我真错了……

乐天的作家和演员组织打算在某处屋顶上开一家“地下室”，当然是“野狗”风格的。这事儿的关键只在钱和命名。受有关协约国议论的影响，我提议叫“大姨妈登陆”……

有传闻说国际饭店可能会被几个司令部占用。那我就又得再寻栖身之所了。我胆战心惊地想起初到敖德萨的日子，冰冷的私人公寓里，盥洗室的窗玻璃打破了，一只洗脸盆全家用，雪花径直飘落到头上。男主人去洗脸，穿着外套，竖起领子，头上还戴着羊羔皮帽。女主人去洗脸，手揣在手笼里。或许，这样子他们会暖和舒服些——我不晓得。我打着喷嚏，用尽世间所有的方法做体操取暖。我可不愿意再来一次。虽然已经是春天了，春天后面接踵而至的永远是夏天，故而对于寒冷一事倒没什么可怕，但是千辛万苦找公寓的前景先就让我受刺激和繁难了。最好什么都不去想。更何况我随便怎么都不能想象自己定居敖德萨的生活。我住伦敦饭店时，我的朋友们对我说：

“春天的时候，您窗外的景观可美了。”

而我总是回答：

“我不知道。没感觉到春天还在这里。预兆堪忧……”

一个艳阳天，我在街上走着。面前出现一幅前所未见的景象。一群脸孔黢黑的士兵滴溜溜转着大白眼珠（活像焦黄烤老的鸡蛋），从滨海街方向赶着驮辎重的毛驴沿马路过来。这就是登陆部队。然而居民们并未表现出特别的热情。

“哎，派来的这是什么呀。好点的找不出来啊？”

黑人们食人生番的嘴唇咧出狰狞的微笑，他们“哈巴尔达巴尔达”地喊着，也弄不清他们是在骂人，还是在打招呼。

“喏，反正之后会弄清楚的。”

毛驴们精神抖擞地甩着尾巴。这是好兆头。

“喏，您怎么看敖德萨？什么——么？”

一个熟得不能再熟的声音……

“古锡金！”

“什么——么？这不是城市，而是蜜橘。为什么您不在咖啡馆里？那里面全是社会精英。”

古锡金！瞧他那副样子！一身精致端庄的灰蓝绸子着装：西装领带，帽子，袜子手套。一句话，好个公子哥儿。

“哎呀，古锡金，我就要无家可归了。我简直绝望了。”

“绝望？”古锡金反问道，“那您就已经不绝望了。”

“……”

“您已经不绝望了。古锡金会为您找到住处。您也许会想，古锡金这人不地道。”

“我向您保证，我从来都不认为您‘不地道’。”

“那古锡金，古锡金是……您要地毯吗？”

“什么？”我简直被吓到了。

“地毯！那些摩洛哥人尽往这儿运些没用的东西。东西棒极了，便宜得要命。简直比半个芜菁还便宜。我这里可以说个实价，好让您有个概念：一块上好的全新地毯，最古老的质量，尺寸是长三俄尺十俄寸，宽两俄尺五……不对，两俄尺六俄寸……而为这样的地毯您付……相对来说太不贵了。”

“谢谢，古锡金，现在已经蒙不了我了。我晓得应该付多少。”

“哎，苔菲女士，当时您改主意不跟古锡金走太遗憾了。我前不久带了一个歌手，一般般吧，他个坏蛋。我，实话实说，开枪打了索比诺夫[93]……”

“您开枪打了索比诺夫？为什么？”

“那，像人家说的那样，开枪了，就是朝索比诺夫瞄啊瞄，可是没打中。是这样的，我带着我那个坏蛋去尼古拉耶夫[94]，给他租了场子，票都卖出去了，观众，所有的事情，全妥了。可您想怎么着！这个恶棍居然一个高音都唱不上去。凡是唱到高音的地方，他就，哼，亏他想得出！他就掏出手帕若无其事地擤鼻涕。观众花了钱，观众等着他们想听的音调，那个恶棍却管自己擤鼻涕，像个骗子，之后还去票房要钱。我火了，完全像头狮子。我愤怒起来真的很吓人的。我跟他说：‘请您原谅我，您的高音在哪里？’我就是这么直说的。他不作声，然后说：‘您竟然以为我会在尼古拉耶夫飙高音，那我在敖德萨飙什么？而且我在伦敦，在巴黎，甚至在美国还能飙什么？或者，’他说，‘您会说尼古拉耶夫是跟美国一样的城市？’嗐，您还能怎么跟他争，既然合同里没约定音调。我不响，但还是说了：‘您大概压根儿就没有高音。’他却说：‘我有的是，但是我不想听您使唤。今天，’他说，‘您要求这段咏叹调里唱拉，明天就会要求在这段里唱西。价钱还是那个。得了吧。给您自己找个毛头小子吧。这城市，’他说，‘又不大，没有高音也能过得去，更何况周围又是革命又是兄弟相残的。’唉，您跟他有话好说吗？”

“那是，毫无办法。”

“可是您为什么不现在办一次自己的晚会？我会这样打广告，在所有的柱子和墙壁上用超大的字儿，什么——么？用超大的字儿写：‘别开生面节目……’”

“应该有‘的’，古锡金。”

“谁——呀？”

“应该有‘的’。别开生面的。”

“那就让它有‘的’。我又没跟您争。哪能让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把大事搅黄喽……可以写上：‘成就非常惊人的’。”

“不需要‘的’，古锡金。”

“现在又不要‘的’了？我也这么想，不需要‘的’。不知为什么突然又要。既然大家从来都是写‘别开生面’……可是让女士的神经质这么一闹，就有‘的’了。”

他突然停住，打量了一下周围，偷偷地问：

“您大概需要外汇吧？”

“不需要。干吗？”

“去君士坦丁堡啊！”

“我没打算离开。”

“您没打算？”

他怀疑地看着我。

“您没打算？那就让它去吧。那就不打算呗。”

感觉他还是不相信。

“莫非什么人告诉您，我要去君士坦丁堡？”

古锡金回答道：

“这还用得着人家说？”

我一点都搞不懂。我望着灰蓝色的古锡金，望着狰狞微笑着的黑人，望着毛驴们一根根不耐烦的小尾巴。或许这些黢黑的脸孔将古锡金的梦想转移到伊斯坦布尔去了？

一切都怪怪的……

15

日子受到惊吓似的飞逝。

那是多久？压根儿没几天。三四天？或者六天？我不记得了。

反正，一个早上，我被脚步声、说话声、敲门声吵醒了。

我爬起来。

好奇怪的场面：走廊里人人都拖着箱子、手提箱、纸板箱、包袱，奔走忙碌。一个个房门都敞开着，地板上满是碎纸片、绳子头。

他们都被撵出去了，还是怎么的？待会儿就清楚了。

大堂里堆满了各式各样的行李。惴惴不安的人们奔忙不歇，交头接耳，互相塞钱，议论着什么通行证。一切都沉浸在惶恐不安之中。人人都面红耳赤，瞪大眼睛，扎撒着双手，圆顶礼帽推到后脑勺。

看来“司令部们”要进驻了。可别把我也撵出去。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为防万一，把衣柜和抽屉里的衣物拿出来装进箱子，然后就去编辑部了。

那边或许什么都知道。

街上的景象更让人想不到：那些黢黑的丑八怪赶着毛驴猛跑。只不过现在是毛驴头朝海岸，尾巴朝着城里。黑人们急赤拉乌的，用棍子抽打着毛驴，毛驴也是一溜小跑。

这意味着什么？

一个法国士兵从洗衣房里跑出来，抱着湿淋淋的衣服，后面追着两个气疯了的洗衣妇。

“拿他们简直没办法！你站住！你可能把别人家的衣服也拿走了……”

洗衣房里弥漫着蒸汽，朝打开的门里面看去，有几个法国士兵正在拽洗衣妇手里的衣服。叫嚷声、号啕声，还有一个戴圆顶礼帽的先生也在那里忙活。

这意味着什么？是在征服洗衣妇么？

敖德萨洗衣妇的确是上帝的惩罚。她们对我们都干了什么呀！有一个洗衣妇就密下我整整半打方巾没还。

“为此我补偿您了呀。”她煞有介事地说。

“什么补偿？”

“我都没跟您收那些没还方巾的洗涤钱！”

我再朝另一个洗衣妇看，那里也在格斗。

“苔菲夫人！”

我车转身。

一个不大认识的人。好像是个记者。跑得气喘吁吁的。

“您看到现在的情形了吧？够吓人的！可您还管自己在溜达！是不是您已经打好包了？”

“打包？去哪里？”

“去哪里？去君士坦丁堡。”

他们干吗都把我往君士坦丁堡赶啊？

可是他已经跑开了，两手一边来回摆，一边抹额头。

“怎么回事啊？”

昨天还有朋友和熟人来过我这里，谁都压根儿没跟我提君士坦丁堡。是疏散，还是怎么的？但是这种事情难道会这么突然吗，一转眼工夫？

编辑部整个乱了阵脚。

“发生什么事了？”

“什么叫‘发生什么事了’？法国军队弃城了，就是这事。得跑路喽。”

这就对了，君士坦丁堡！

我们所有人都从北方沿地图往下出溜，一开始想在基辅歇歇脚，然后各回各家。我还跟作家哥儿们打趣：

“怎么样！舌头把咱们带到基辅了吧[95]？”

我们被往下赶，赶到海边，眼下等于是就得泅水了。然而往哪里游呢？

我听到了几个方案。

《我们的言论报》要租一艘纵帆船，用它运载轮转印刷机和印刷用纸，顺便带上所有工作人员，开足马力去新罗西斯克。

说归说，可连他们自己都不信。

“那您去哪里？”人家问我。

“哪里都不去。我就待在敖德萨。”

“那会绞死您的。”

“这的确无聊之极。可是我能去哪里呢？”

“赶紧去搞张随便哪条船的通行证。”

我根本不会“搞”。

编辑部一个房间的窗台上坐着А.Р.库格尔，他面色苍白，满头乱发，正在自言自语：

“去哪里？既然他们已经在这里，既然无人能守卫……也许他们有力量？他们有优势？”

我走到他身边，可他甚至都没察觉到，继续自言自语。

总归得干点什么，如果真的是所有人都要走。那只剩我一个人能干什么呢？

此时此刻我一下子想起那些忠心耿耿的人儿，一个月前他们含着激动的热泪（并不因此难为情），高呼一旦敖德萨疏散，我将第一个登船。

我打电话给А.律师，接电话的是他女儿。

“爸爸不在家。”

“你们要走了吗？”

“没——没有，都不清楚。我什么都不晓得。”

我打电话给Б.。

接电话的是公寓房东。

“走了。全都走了。”

“去哪里了？”

“上船了。他们早就从法国人那里搞到通行证了。”

“啊！是这样！就是说早就……”

Б.也发过誓，也曾情深意长……

我想去看看文学界的哪个朋友，但不晓得为什么市区被士兵们封锁了。为什么，谁都不知道。根本没人知道一丝一毫。

“法国军队为什么要走？”

“收到法国来的秘密电报。那里革命了，那里共产主义者夺权了，所以说部队没法跟布尔什维克作战了。”

法国革命了？简直是胡说八道！

“不是，”有人猜测，“他们不会走，只不过是假装要走。为的是欺骗布尔什维克。”

从理发馆里蹦出一位熟识的太太。

“岂有此理！我等了三个小时。所有的理发馆人满为患……您已经烫好头了？”

“没有。”我胡乱答应着。

“那您想什么呢？要知道布尔什维克打过来了，该跑路了。那您就这副样子，蓬头蓬脑地跑啊？季娜伊达·彼得罗夫娜真了不起：‘我呀，’她说，‘昨天就明白形势不妙，立马修了指甲，做了个美容。今天所有的理发馆就人满为患了。哎，我得跑路了……’”

我路过А.的住房，拿定主意直接进去搞搞清楚。

开门的是他的女儿。

“爸爸还是没在家。他要再过两个小时回来。”

整个前厅堆满了外衣、内衣、鞋子、帽子。打开的箱子和手提箱东西装了一半。

“你们要走吗？”

“好像是。”

“去哪里？”

“好像是去君士坦丁堡。但是我们什么通行证都没有，爸爸在跑这事。可能走不了。”

电话响了。

“好的！”她冲着话筒喊着。“好的，好的。一起。舱位都挨着？太好了。爸爸七点钟来接我。”

不想她因为我听到了谈话而尴尬，我轻轻地开门走了出去。

在街上又碰上一个人。

是个认识的敖德萨人。她特别地兴致勃勃，甚至兴高采烈的。

“亲爱的！您都不会相信，像皮子一样牢！赶紧去，那里已经剩不多了。”

“什么呀？哪里呀？”

“绉纱呀。喏，简直好极了！我给自己选了裙料。您有什么好奇怪的呀？该当享受。卖得蛮便宜，不然也是给布尔什维克掳得去。快去吧！怎么的？”

“谢谢，不过实在是没那个心情。”

“哎，您要晓得，商店老板可不会等您心情变好。而且，相信我吧，什么在等待着我们不知道，但为了这个未知，绉纱永远都是需要的。”

我顺路去了朋友М.家。

他们什么都不知道。甚至不知道部队要走。然而他们那里有些其他令人不安的变化。

“削尖鼻子的那个人跑进这套公寓里来了，就住在客厅里。您仔细听！”

我仔细地听。

从走廊那头的客厅里传来让人极不舒服的嘶哑嗓音。哑嗓子在唱：

柳——柳太——太……

我——的爱——爱……

哎呀！我明白这是削尖鼻子那家伙的声音，他非常可疑，时不时地在走廊窜来窜去，还拼命扭开脸。有去过М.家住的房子的老熟人认出他了，甚至连他的绰号都叫得出。他是莫斯科来的布尔什维克。

他老去找女房东，跟她咬耳朵，偷听偷窥。一边还献献殷勤，因为女房东徐娘未老，一大早就穿上连衣裙，袒露着肥肥的脖子，厚厚的，像面粉似的扑上一层粉，凸眼睛，厚眼皮，锥子鼻，一句话，风骚得紧。

一到半夜三更，结束长篇大论的间谍告密后，就听她嗲声嗲气地呻吟。

“哦哟——哟——哟！我的极乐在哪里啊！在哪里？”

“你的极乐就在你身边！”哑嗓子回答道。

从昨天起“极乐”不再躲躲藏藏了。他拎着个篮子朝厨房喊：

“安努什卡！把我的裤子洗洗！”

布尔什维克不再躲躲藏藏了。

“预兆真的堪忧。”

М.他们家哪里都不打算去。而这鼓舞了我。

人们这不都安安静静地在原地呆坐吗。

我回自己的饭店了。

饭店的看门人没影儿了。大部分房间都空了，房门洞开。

我刚上楼进到自己的房间，就有人来敲门。

闯进来的是熟识的莫斯科人Х.。

“我第二趟跑来了。您有钱吗？所有的银行都关门了。我们没钱出门。妻子急得没办法。 ”

“你们到哪里去？”

“我们今天晚上乘‘希尔卡’号去符拉迪沃斯托克。您去哪里？”

“哪里都不去。”

“您开玩笑！您疯了！留在交给强盗抢劫的城市里。据说摩尔达万卡人已经武装起来了，就等着所有的部队一撤走，把城市洗劫一空呢。”

“我能避到哪里去呀？”

“我们都以为您早就已经谋划好了。跟我们一起乘‘希尔卡’号去符拉迪沃斯托克吧，您有通行证。我们把您捎上。”

“好的。我很乐意。”

“那就晚上八点整带上行李码头见。”

“您记住，八点整。”

“那当然。吻列列奇卡。”

现在，出行一经安排甫定，我才感觉到我其实是多么想离开。现在，一旦我可以心平气和地思想，假如我留下来，等待着我的是什么，我就不寒而栗。当然我不怕死。我怕的是那些怒气冲冲的面孔，拿着手电筒直射我的脸，我怕的是那无法消除的、愚蠢的仇恨。我怕寒冷、饥饿、黑暗，怕枪托砸地板声、喊叫声、哭声、枪声和别人的死。这一切令我如此疲惫。我再也不想经历这些。我再也不能经受这些。

16

我打开窗户。

有什么地方，在饭店侧面，在打枪。

我收拾好东西。下楼去。

大堂里安静多了。靠墙仍然留着几只手提箱，但是忙乱不再。就连饭店的女佣也不见了。在正门台阶上有个男孩在转悠，他是打杂的。

“这是谁在打枪？”我问。

“这是在吓唬投机倒把的。”

“什么投机倒把的？”

“倒卖外汇的。街上这种人太多了，您去拐角那儿就看到了。卖外汇给要走的人。就是嘣他们呢。”

看得出男孩蛮喜欢嘣他们的。

我上街往拐角张望。的确，离得远一点的地方聚着一堆堆的人，他们在谈论什么，不停地摆手。

一声枪响，人群迅速散开，接着又飞快地重新聚拢来。

“您别往那边走。会打到您的，”男孩阻止我，“左边也别去。那儿有警戒。”

“为什么？”

“有人想抢咱们国际饭店和伦敦饭店。这里最有油水：资本家和外国人。他们会最先来这里。”

原来是这么回事！

“还有很多人留在饭店吗？”

“很少。差不多没人了。都走了。”

我决定去码头找找，看看“希尔卡”号泊在哪里，以便过会儿带着行李找起来容易些。

去海边的道路好像是畅通的。

码头上空空荡荡。

稍微远一点的锚地里泊着“赫尔松”号和“高加索”号，还有外国人。

我在码头边的几艘平底木驳船中找到了“希尔卡”号。小船一条。它真的是来自符拉迪沃斯托克，还穿越了印度洋？

“希尔卡”号上一个人没有。烟囱也不冒烟。

那就是说，天黑之前他们来得及把船调好。

我试图给朋友们打电话。电话不通了。

我找到我的同伴——小门童，跟他一起把行李拖下楼来。

“我还找得到马车吗？”

“马车啊——啊？嗯，这个么，您晓得，是这样的。原本应该是在码头候着，拦空车。在路上可找不到。”

我同小男孩谈妥，让他去码头订一辆马车，七点钟过来，我最好早点过去。Х.会等得心焦的。

我上楼回自己的房间。

一条条空荡荡的走廊里，一扇扇洞开的房门，满地的碎纸片和绳子头无人打扫，这一切不知为什么显得如此绝望。

风起了，打着旋，横扫着。留下的唯有灰尘和垃圾……

我坐到窗边的圈手椅上，想静静地集中思绪，审视一下自己，想一想。

我发现了系在床头上我的小柏木十字架，那是我几年前在索洛韦茨修道院请的。我总是会把它忘掉，又总是会在最后一刻想起来带走它。它对于我有如象征……但是我并不想说。

我解下自己的小十字架。它雕工简单，是通常放在死者胸前的那种。我想起了索洛韦茨的修士，海鸥断断续续的哀鸣，永不停歇的又冷又咸的风，被蛀坏的干瘪松枝，还有见习修士们极度衰弱的面孔，他们扣在破旧不堪的软帽下面的绺绺白色鬈发。那是北方人端庄的脸。面容。

那个年迈的修士和他远在密林深处的幽僻小教堂，所有大天使都在小教堂墙上：执剑的米哈伊尔、提香炉的拉法伊尔、执玫瑰的天堂园丁瓦拉希尔、拿一枝百合花的报喜天使加伏利尔、执鞭的惩罚天使约古基尔、双手合十的祈祷天使西拉希尔和悲悯的死亡天使乌里伊尔，他手里的蜡烛火苗朝下。

“圣天使都在您这里吗，神父？”

小老头眨巴着眼睛，没听懂，没听见：

“哪里？哪里？”

他微微一笑，牵出一条条干瘪细密的皱纹。

“圣像，亲爱的，是圣像！”

修道院的小铺子里有十字架、念珠、绸祈祷文腰带。

一个老太婆，骨瘦如柴，瞪着圆圆的鹰眼在腰带堆里乱翻：

“给我拿成套寿衣，一家九口的。给全家人预备的，都是东正教徒。战争。还会有什么……”

是啊，“还会有什么？……”我挑了一个小柏木十字架。

这几年它一直挂在我的床头。在一个个恐怖漆黑的不眠之夜，我将许多，许许多多埋葬在小十字架之下……

有敲门声。

不等我答应，П.就飞奔而入。他是个名不见经传的社会活动家。只见他蓬首垢面，胡子被风刮到一边，一只眼睛肿着。

“哎呀，我费了好大劲才来到您这里！”他嚷嚷着，惊慌失措但并不看我，“这边在打枪，那边又不让过……好不容易钻过来……”

“您可太好了，这种时候还惦记着我。”

“那还用说。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您。您是那种可以托付的人。您有熟人，有关系，有名望……我们的处境很可怕。Ш.答应安排我们所有人上船去君士坦丁堡。他发誓说法国人会捎上我们大家的。定好今天十一点去取通行证……我们傻瓜似的在紧闭的门前坐等到下午三点钟，后来秘书突然走出来，对我们在那里大为惊讶。原来，Ш.先生早上八点就离开了，没有任何吩咐。不是，换成您能高兴吗！现在全部希望都在您身上了。”

“可我又能做什么呢？”

“什么叫作什么？您可以去哪里跑跑，张罗张罗。您去‘高加索’号，谈谈咱们的处境。所有的人都认识您。”

“那就这么开始吧，我什么通行证都没有。Х.答应带我上‘希尔卡’号。假如没有他，我就只好留在敖德萨了。”

“我再也不会相信！您，闻名全俄国……布林根和罗宾逊生产以您的名字命名的糖果，苔菲糖[96]。我吃过。而您……”

“糖倒是都吃过，可毕竟没有Х.，我就得……”

“既然如此，我们就跟着您上……‘希尔卡’号，”П.主意已定，“您有责任把我们安排好。我们也不是无名鼠辈。关键时刻俄国对我们也是有义务的。您听好：我去打探打探。如果一无所获，您就安排我们上‘希尔卡’号。这是您的公民义务。您要对历史负责。握您的手，我信任您。”

真是鬼晓得！

他啪地打开门，脑门撞到门框上，蹦出去了。但是刚过一秒钟门又啪地打开了。

“您自然是有外汇的吧？”

“没有。我没外汇。”

“哎呀——呀——呀！这怎么行啊！怎么能这么没远见啊，”他厉声呵斥我，“可以肯定地说，先生们，你们就像是生活在月球上，完全没有危机意识，也不考虑万事皆有可能。”

他思考了一分钟，又用极其严厉的口吻补充道：

“现在我去搞外汇，万一不得不出国呢？”

他走了，看得出来对我极其不满。

天色暗下来了。该准备去码头了。

我的男孩子在下面等着我。他用天价给我谈好了一辆出租马车。车夫答应七点钟来接我。

男孩建议吃晚饭。

“厨师在，还有两个服务生。他们能做点什么。”

我不想吃东西。

我来到街上。我听了听，城市四面八方都在打枪，枪打得好像既无特别的理由也无目的，仅仅是“开枪”送行而已，就好比农村的孩子们追着老爷的四轮马车扔柴火棍。

我感觉到了紧张，死的涟漪，狂风呼啸的倒影。

小男孩站在台阶上，朝我招手：答应好的马车来了。

我们向海滨驶去。

静悄悄的。

我们找到了“希尔卡”号。

船上空空如也。没一点灯火。岸上也空无一人。

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我下了马车，往前走了走。

“哎呀，‘希尔卡’号！”

船上闪出一个身影。是中国人！

“哎！‘希尔卡’号上有人吗？‘希尔卡’号今天出海吗？啊？说话呀！”

中国人一钻，不见了。

“哎！中国人！”

海岸上面有人开枪。非常近。

“哎，夫人！”车夫叫道。“你自己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我可不在这里待了。我把你的行李卸到岸上，我不在这里等着了。”

“你再稍微等会儿，亲爱的！”我央求道，“我付你钱。我的熟人马上就来了。我们约好的。”

“多少钱我也不等了。您没听见吗？在打枪呢。他们会割断缰绳，把马抢走。我给你卸行李，你愿意就在这里坐着，一晚上都行。”

我在岸上又转了转。一个人都没有。我再喊那个中国人。

天黑了。

又是一枪，离我不远的小石头子沙沙作响。

车夫果断地跳下赶车位，去拽手提箱。

我一个人在这岸上能干吗？很清楚，“希尔卡”号今天动不了，船上既看不见一点灯光，也看不见一个船员。可是Х.在哪里呢？也许去国际饭店找我了，或者送字条过去了……

出双份的钱让车夫同意载我回去。现在，如果还得再去码头，我的钱也就勉强够付车钱了。

饭店里乌漆麻黑一片。仅仅在楼下，大堂和餐厅里亮着灯。

“有没有人来过？没人来找我？”

“没人，没人找。平安无事。上帝的恩赐。”

想吃东西了，但是怕花钱。

我待在楼下的大堂里。独自一人穿过走廊不舒服。我找出一本消闲的小册子，好像是易卜生[97]的，靠近电灯坐下。

对自己的命运我完全漠然处之。既不焦虑，亦无恐惧。反正什么都做不了。我仔细思索着我这趟始于莫斯科，一直向南向南而不能自主的奇特行程。命中注定的古锡金现形了，他跟我唠叨：

“拢共只去一个月。几场爆满的晚会，之后您就在家里，安安心心待着的了。什么——么？”

于是我就沿着地图一路下滑，任由命运驱使着我，直至大海之滨。现在，它想赶我下海——那就下海吧，它想让我在岸上溜达——那就溜达呗，实质上——反正还不是都一样？

服务生走过来。他身上仅存的侍者标志只有浆过的胸衣和黑色的领带。燕尾服已经换成破西服了。

“厨师希望您用餐。”他说。

“还能怎么办，既然厨师希望，就依厨师所愿吧。”

“反正已经准备好了。有汤、羊肉、水果甜品。”

“好极了。”

他把我面前的小桌子摆好，上了汤。他一边上菜，一边四处张望，仔细聆听，不时看一眼窗外。然后就消失了。

我等啊，等啊，决定去一探究竟。我去小卖部打探。

“给我上菜的那个侍者哪里去了？”

“侍者——者？”黑暗的角落里有个声音问，“你的侍者逃跑了。街上在打枪。摩尔达万卡人很快就到了。他跟资本主义的狗腿子一样逃跑了。”

我回到大堂。

那里有个身材高挑的女子急匆匆地从窗口跑到门口，再从门口跑到台阶，一看到我，就快步走过来。

“您的房间是六号吗？我跟弟弟也住那层，不过是在走廊那头。所以我们想出一个办法：咱们把所有房间通走廊的门都用钥匙锁上，里面隔断彼此的门就让它都开着。如果先砸您的门，您就穿过各个房间往我们这边跑，把经过的门锁上。如果先砸我们的，我们就按这个路线跑到您那里。”

“你们认为会砸门？”

“那是当然的。”

耳熟能详的话语又响起了：

“摩尔达万卡人武装好了，等到最后一个巡逻兵一离开，他们就会向伦敦饭店猛冲。他们以为资本家和外国人都躲在这里。”

“也许咱们最好到别的什么地方去？”

“那您要去哪里？半夜三更的。您听见了吗？在打枪……东西放哪里？再说黑灯瞎火的谁会收留您呢？唉，我们已经全都想过了。咱们就在这里躲躲吧。这是您的行李？”

“是的。”

“我劝您别放在这里。”

她背过身悄声说：

“饭店的小伙子，就是留在这里的那几个，跟他们是一伙儿的。正经人都跑了。那我就跟弟弟上楼去锁门了。”

她走了。

这一切多无聊——无聊啊！这一切让人多厌烦啊！甚至真心惋惜，最初那段时光，革命的“春天”已然过去，那时还会牙齿咯咯发抖，那时还会屏住呼吸细听卡车是开过去了，还是在大门口停下来了，那时听到枪托砸门还会心跳得让人恐惧。

而现在一切都习以为常，一切都令人厌恶到极点。不可饶恕、肮脏龌龊、愚不可及。

但是，Х.到底跑哪里去了？为什么他不来，也没一点音信？也许“希尔卡”号明天早上才走，他们还将知会我……

“娜杰日达·亚历山德罗夫娜！”

是工程师В.。他撇着嘴角，喘着粗气，马上要哭出来了。

“出什么事了？您怎么到这儿来了？”我惊讶不已。

“我被人骗惨了。他们答应给我上‘高加索’号的通行证，我等了整整一天，什么都没拿到。所有人都抛弃了我……像狗——狗——狗……”

他擤了擤鼻涕，抹了抹眼睛。

“我没法再一个人待着。我就来找您。您怎么没走？”

“我在等Х.。我们必须八点钟在码头碰面，一起上‘希尔卡’号。也许他们还会来接我？”

“Х.？您在等Х.他们家人？可他们已经走了呀！”

“去哪里了？怎么走的？您怎么知道的？”

“我今天晚上碰到过他们。他们拿着行李上的‘高加索’号。是去君士坦丁堡的。”

“不可能！也没请您转告我？”

“没有，一个字也没有。他们非常激动，很赶时间。女的身上穿着您的裘皮斗篷，您记得吗？那回她觉得好冷，您给她穿的。是的，是的，他们去君士坦丁堡了。”

我吃惊得说不出话，蓦地，不晓得为什么，整个事情让我觉得好笑死了。

“您笑什么呀？”В.吓坏了，“他们把您给蒙了。他们改主意，甚至都不知会您。”

“就是这个才可笑。”

В.抱紧脑袋。

“她还笑，看我这里都可怜兮兮地走投无路了！我的小姑娘将来怎么办啊！我的小列留奇卡，我的列留谢耶维奇！”

“您的小姑娘眼下在农村安全着呢。您干吗折磨自己啊？”

“我这么孤独，孤独得要死！像狗——狗——狗……”

“看在上帝的分上，您可别提狗了，否则又要结巴了。”

“求求您！跟我一起去乘‘希尔卡’号，我有两张通行证。是给我和我妻子的。我带上您，就当是妻子。我恳求您！我不能再一个人待着。我会发疯的。”

“难道‘希尔卡’号今天开吗？”

“是的。11点左右。是这么跟我说的。”

“那就去吧。我同意。”

“我太高兴了！这是您的汤？我吃喽。我的天啊，差点饿死了！现在我去喊出租马车，我有好几个手提箱，一整天都带在身边。我跑着去！您等着！”

得嘞，这一次大概走得成了。В.的手提箱在这里。即便把我忘了，也会记得箱子。

我决定把我的去向告诉约好互相救助的那个女子。

我上楼去，脚下的碎纸片窸窣直响，绳子头绊得我跌跌撞撞的，穿过幽暗的走廊，我边敲门边喊：

“是我！我要走了！”

没有应答。要么是他们不相信我的声音，要么是他们自己跑去哪里，到别的地方躲了起来，留我一个人制服强盗。

我下得楼来。

В.已经在等我了，他焦躁不安，以为我走开了。他怕一个人待着，怕到了极点。

“喏，咱们走吧。”

我们驶过幽暗的街道去码头。

附近老有地方打枪。而远处传来的已然是完全成规模的密集的枪炮声。

我们往下驶向大海。那边就是“希尔卡”号。船上灯火恍惚，就是说那上面有人在了。

我们驶近些。

码头上都是人、箱子、包袱、手提箱。舷梯安放好了。船上面有顶白晃晃的海军军官大盖帽。

“咱们走快点！走快点！”В.催着，“人家会把座位都占走的。您别落下！我害怕一个人！”

真幸运，他这种突如其来的心理对我正合适。不然我就得枯坐敖德萨了……

“走啦！走啦！”

好奇怪的一条船。

船上听不见船长声，

船上看不见船员影……

漆黑一片。显然船上也没电。

乘客们轻手轻脚地爬上舷梯。“希尔卡”号上显然没有货物，看得见吃水线高出水面，架在岸上的舷梯也很陡。

人群中既没有慌乱，也看不见歇斯底里的神经质。所有的人全都警觉地不出声，煞有介事地小声说话。很难得会响起一声轻呼：

“М.将军在这里吗？”

“在这里。”

“海军准尉Р.。海军准尉有人找。”

“到！”

然后又只有低微的杂语声。黑夜暖暖的。

细雨蒙蒙。

我随着人群爬上舷梯。没人要什么通行证。

“咱们使劲挤进船舱去，”В.提议，“好像要变天了。”

可是船舱已经挤不进去了。

“有意思，我们怎么开得动。瞧，机器不工作。”我说。

“大概搞得定的。毕竟咱们不能留在此地！听见枪炮声了吧？据说这是哥萨克首领格里戈里耶夫[98]在攻占敖德萨的商业区。到半夜他们肯定就打到这里了。”

轮船越来越拥挤。已经很难在甲板上走动。

“您待在这里，”В.说，“我试着再往里挤挤。”

我走到船舷旁，朝大海望去。

寂静、幽暗又安宁的大海，我们走向未知的新通路。一阵潮湿的缆绳味袭来。锚地里灯火闪烁，那边泊着些威风凛凛、来头不小的巨轮，满载着要员和专家，它们用信号灯密谈，准备远航，驶向自由的大海，驶向平静的海岸。

“咱们要完蛋了，”有人在我旁边小声嘟囔，“如果找不到拖船把咱们拖进锚地，咱们就没命了。就等人给咱们烧香上供吧。”

“啪——啪——啪！”敖德萨商业区回应他。

“火光！看到吗？”

“据说城里已经抢上了。”

“天啊！天啊！”

突然，有人轻声唱了起来。蛮漂亮的女声。我俯身一看：一个年纪轻轻、盛装打扮的娇小姐将就着坐在手提箱上，微微摇晃着架在膝盖上的小腿，若有所思地唱着茨冈人的情歌：

芳香春天里，无论我在哪儿流浪

我做着一样的梦，它让我好激动……

她在歌唱！

“您怎么还唱得了歌呀？”有人好不惊讶。

“我无所谓啦。我厌了。”

“看来苦头吃得不够多！”惊头怪脑者又说。

“才不是呢，该吃的都吃了。庄园被烧了，弟弟失踪了……我们好容易才逃出来。”

“那您是地主，怎么的？”

“我吗？我大学还没毕业呢。”

她扭头向着岑寂的大海，又唱起来。

……芳香夏天里……

我做着一样的梦……

她坐在手提箱上，晃荡着穿浅色皮鞋的纤足，沉溺在梦想中。

旁边有个人嚼着白面包，叹一口气，打一个嗝。一个大腹便便的小个子先生怯生生地问我：

“请问，您是苔菲女士吗？不好意思，我是别尔金。我见过您几次。或许您能给我出个主意？我不晓得我是应该留在船上呢，还是回敖德萨去？”

接着他悄悄地说：

“我带着一大笔钱。您能向我保证轮船上没有布尔什维克混进来？”

“我又怎么晓得？您看到的，我本人也在这里。”

“您是在这里，可是，您未必是在冒险，而我所冒的险刚才我已经告诉您了……，对不起，不好意思，我发冷纯粹是被吓的，因为我身上穿着毛衣呢……那么您建议留下来喽？我拜托您，您怎么决定，我就怎么做！”

“唉，我哪儿负得起这个责任呀！”

“那我都拜托您了！”

我扫了他一眼，他整个脸都在颤抖，嘴角往下撇着，哭了，还是怎么的。

“要我就留在这里。在这里更安心些，何况现在您怎么去城里？黑咕隆咚的，人影都不见，您会被抢劫的。”

“呜呼，还是您对！那我就放心了。”

В.回来了。

“所有的舱位和走廊都爆满。我只在浴室里找到了地方。那里除了我们，还有两个人。他们把小条凳让给您，我跟一个女的睡地板，一个男的睡浴缸。咱们的行李已经堆到底舱去了。”

工程师О.走过来，通报新闻：轮船上一个船员没有，全都跑到城里去了，显然是想将轮船交给布尔什维克。机器被拆了，好多零件不全，不知是被拿走了，还是被故意毁坏，好让我们走不了，带不走“希尔卡”号，也许仅仅为了维修。还找到几个藏在底舱的中国人，是轮船上的用人。起初他们假装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听不懂，但是用枪一逼，他们就把藏零件的地方指了出来。第一时间开始在乘客中寻找机械师和工程师。О.自告奋勇，还有两三个人也加进来干活。希望能把机器装配好。然而活儿很多，不得不自己手工做这做那。缺少各种轴承。如果修得好——我们就得救了。若不能，事情就糟了。

开始在乘客里寻找水手，让他们来指挥。找到了几个人，选中上尉里亚比宁做船长……

然而，实话实说，乘客们对这一切不闻甚至亦不问。他们整理着随身小件行李，好坐得舒服些，安顿孩子们睡觉，让生活方便点。工程师О.到下面机房去了。

我在船上四处转悠。这里那里的人群中老是闪过认识的人的脸：米亚科京教授、费多尔·沃尔肯施泰因、克休宁、季托夫……司法部副部长伊利亚申克（此后他被布尔什维克所杀）。

所有的走廊地板上、扶梯上、盘着的缆绳上、烟囱下面、长椅上面下面，到处都躺着坐着人。

“天啊！是的，我们走了，”一个声音突然开心地喊了起来。“我们在走！”

“走了！走了！”

海岸无声地转动，锚地的灯火也在转动。

“我们在走！”

可是机器没动静，烟囱也不冒烟。

“拖船！是拖船在拖咱们。”

“那也得感谢上帝。哪怕是把咱们放到锚地里。哪怕离这该死的海岸稍微远一点。”

拖船“罗马”号带着我们进锚地。

那之后怎么办？

于是我们也“跟那些大船一样”，泊在锚地里。

轮船之间开始有小舢板穿梭来往……

一条小舢板靠上我们“希尔卡”号。一个阴煞煞的敖德萨人爬上舷梯，搜寻到熟人，那几个人正若无其事地嚼海枣呢，他赌咒发誓要他们相信，他们死定了。熟人们扑地吐掉没嚼透的海枣，完全崩溃了，而敖德萨人一副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样子，煞有介事地跨过船舷，下到自己的小舢板上。

我的新伙伴，“不好意思别尔金”，突然忙碌起来，他决定也去搞一条小舢板，到随便哪条船上打探打探。

“您这样做有什么用？”

“总归想知道，他们那边怎么样，也告诉他们，我们这边怎么样。”

小舢板主人的要价个个都极离谱，但是渴望知情和倾诉的人实在太多。

“不好意思别尔金”去了两艘船。

“喏，我跟他们说了说！……”

“您都说什么了？”

“我说，电台告诉我们，布尔什维克正从海上过来。从塞瓦斯托波尔[99]来。”

“什么电台？要知道，我们的电台坏了。”

“它好着呢……”

“可是海军准尉刚刚告诉过我，他负责这个。”

“那您就相信他？这样子的话您最好还是相信我。”

“那您又是从哪里晓得的？”

假话是明摆着的，而且确定的。

舢板仍然在轮船之间穿梭来往。人们花天价相互吓来吓去。为了如此伟大的目的还有什么舍不得的！

别尔金跑了三趟。

“我已经不能允许我自己再多跑了。小舢板的主人都是些无耻之徒，全都乘人之危。”

到早晨撒谎坯们才安生了。

我们轮船的领导班子正在为三大问题繁难：如何驱动“希尔卡”号，从哪里搞动力煤，拿什么给乘客吃。

又遭威胁的中国人说出储藏的大米和罐头。然而都不多。

锚地里离我们不远有艘船，是从塞瓦斯托波尔往敖德萨运军用食品的。我们向它请求食品方面的帮助。那艘船拒绝了，严正声明要到敖德萨才卸货。

“可在那里的是布尔什维克！”

“那跟我们不搭界。”轮船回答道。

如此一来，“希尔卡”号火大了，发起了军事行动：派出两艘小艇，带上机关枪去抢军粮。

军粮抢来了，但受辱的轮船向法国战舰“让·巴尔特”号告状。

“让·巴尔特”号朝“希尔卡”号吓人装怪地高呼：

“强盗！布尔什维克！马上解释，否则……”

“希尔卡”号既庄重，又不无伤感地回答，说它上面是饥肠辘辘的妇女抱着饥肠辘辘的儿童，说法国人从来都是骑士。

“让·巴尔特”号不出声了，赶紧派一条小艇给“希尔卡”号送来巧克力、面粉和奶粉。

工程师О.从机房里爬上来说，“希尔卡号”能动了，只不过是倒退。

好多人被这个消息吓到了，都以为如果倒退，那就是说要回去敖德萨了。

米亚科京、季托夫和沃尔肯施泰因，作为同一党派的成员，我记不得是什么党了，爬出底舱，在烟囱下面交换意见，他们热烈地小声交谈，一有人经过就意味深长地缄默。克休宁在底舱开始用打字机出告示。

18

（17原缺）

拖船将我们拖向运煤船，同时昭告大家，所有的人，全体：

“你们必须自己往‘希尔卡’号上搬煤。运煤船上没有工人，船上没有船员。如果想让船开动，你们就自己搬煤。”

“难道……所有人都必须干活？”

“不然怎么办。”答案如是。

好戏开场了。

几个文质彬彬的年轻人，穿着非常考究的西服，尴尬地微笑着，看样子他们把这当作开玩笑了。当然事情马上就会弄清楚，不可以强迫文质彬彬之人去背煤的。要知道这没道理嘛！简直胡扯！

“喂！全体到甲板集合！”一个带命令式的声音叫起来，“全体男人，除了老人和病人。”

那几个文质彬彬的年轻人不知如何是好，手足无措地东张西望。开玩笑开得时间过久了。

“哎！你们在这里磨蹭什么，”有人朝他们中的一个喊了一嗓子，“你们听到指挥了吧？爬到上面去。”

或许上面会理解他们的雅致和无能……

甲板上很快挤满集合成队的乘客。

“马上就给你们发箩筐。把它们背起来。”

文质彬彬的年轻人们冷笑着，几乎不被察觉地耸耸肩，活像是在掺和一出以后可以说来逗乐的荒诞剧。

而这时在靠舷梯的船舷边闹起来了。

“等等，”有人嚷嚷，“您凭什么逃避？你有劲儿、健康……”

“请您让我安静会儿！”

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粗矮男人跑上甲板，怒不可遏得两眼直哆嗦。

“请立刻让我安静！”

“不行，您先说说，凭什么您拒绝要求所有人都干的活儿？”

“凭什么？”粗矮男士大吼，“就凭我是贵族和地主，这辈子没干过活，现在不干，将来也不会干。永——远——不——干！您给我记住喽！”

人群中一片愤怒的指责声。

“您听好，再怎么着，如果我们不干活，船就离不了岸！”

“我丈夫也是地主！”人群中响起一声尖叫。

“要知道我们都会落入布尔什维克的魔爪的！”

“可是这跟我有什么搭界？”怒不可遏的粗矮子一头雾水地号叫着，“雇些人来不就完了。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我也希望维护自己的信仰。而如果你们喜欢社会主义制度，喜欢为所有人劳动，那就爬上岸去找自己人去，找布尔什维克去。明白吗？”

大家慌了，说不下去了。

“多少有点儿，呣……”

“不过从另一方面看，总不能让布尔什维克得了济……”

“而且为什么我们必须干活，他倒不用？”

“咱们自己审判他！”一个小老太太一边哼唧，一边爬上甲板。

“哎，知道吗您，先生，别再说了。”来自尼日利亚沃的商人好心劝他。

“别耽误工夫！”传出一句盛气凌人的呵斥。

白色海军大盖帽靠了过来。

“到运煤船去，带上箩筐。”

“文质彬彬”之一跃向长官，斜眼看看那位坚持原则的贵族，低声说起来。

长官把头一甩，不露声色地说：

“那就让他见鬼去吧！”

搬运开始了。

被蹭黑熏黑的搬运工们排着长队沿舷梯鱼贯上下。所有乘客爬出舱位、底舱、走廊，都来观看从未见过的场面：“文质彬彬”们脚穿漆皮鞋和真丝袜子，手上戴的黄色手套绷得紧紧的，抓住沉重的煤筐拖着。

他们很快就进入角色，啐着唾沫，骂来骂去。

“走起来啊，伙计们，别磨蹭啊！”

以秃顶、大腹、细罗圈腿的“不好意思别尔金”为代表的“伙计们”和道：

“哎——嗨——呦——嗬！”[100]

“你们瞪着眼睛干吗？”个子高得像钓鱼爱好者的鱼竿似的朗诵演员朝看客们嚷嚷，“要是让你们干上一会儿，你们就不瞪眼了。”

“他们就会看，”来自尼日利亚沃的商人挖苦道，“你跟我们来干会儿看看……”

“哈（干）[101]活儿他们不愿意，”翘鼻子的政法学校学生舌头僵直着说，“吃东西想必都跑头里……狗东西！”

有人哼起新近的一支无聊小曲：

炸小鸡，

蒸小鸡，

小鸡也想活。

有人插进来：

你吃吃凤梨，

嚼嚼松鸡吧，

你的末日到了

资产阶级！[102]

还有：

嗨，小苹果，

你往哪里滚？

一朝进契卡，

看你怎脱身！

人们哼着歌子，津津有味地骂着人，大力地干着活儿。

“他们这是给自己弄出一个叶夫列伊诺夫剧院[103]，”我想，“他们在扮演装卸工人，入戏了，全神贯注地表演。甚至还看得出来，每个人是怎么理解分配给自己的角色的。”

大腹便便的“不好意思别尔金”正在舷梯上爬着。他双腿紧张，脚步踉跄，在舷梯上爬，活像蜘蛛在蜘蛛网上爬，滚圆的身子配着一条条细长的步足，但脸上的表情俨然是伏尔加强盗斯捷潘·拉辛[104]的——

伸伸手，

耸耸肩，

祝你永存……

等等。

他拖着沉重的煤筐，那么重的煤筐，假如不是角色的艺术热情所致，他永远都动弹不了它。

一个脑门上有小刘海的文人没精打采地迈着脚步，嘴唇上一抹固执而苦涩的冷笑。显然，他觉得自己是拉绳的纤夫，人民愤怒的种子正在胸中生发：我拖，我拉，然而……

然而那一刻就要到来

人民即将觉醒！

他后面跟着的那个，好像稻草人，他套着白色护腿，戴着插根小羽毛的蒂罗尔礼帽，一边用麂皮手套擦着面颊上的黑道儿，一边操着小老百姓的腔调说：

“哎——哎，哥儿们，小伙子们，看起来咱们要把这纤……这纤……这纤绳拉到死为止！”

工程师О.穿着工作服爬出机房，全身都是煤灰。

“没事儿，好像蛮顺利。现在已经有希望了……”

他聊了聊绞盘和轴承什么的，又钻回机房去了。

突然响起一阵离奇古怪的呼哧声、哀号声、尖叫声，就像是成百上千的猪羊在逃出剥它们皮的屠宰房。这是我们的烟囱在叫唤。黑烟从烟囱里喷出来。它气喘吁吁、呜呜号叫，活了。轮船抖了抖，舵链哗啦作响，无声地掉转头。

“它倒着走的。”有人说。

“我们走了！没有拖船！”

“得救——救——救了！”

站在我旁边的费多尔·沃尔肯施泰因望着空旷的大海，一艘巨轮正无障碍地向那边快速行驶。

“那是‘高加索’号，”他小声说，“去君士坦丁堡……它走了……走了……”

他久久地目送着它。然后对我说：

“‘高加索’号带走了我的小男孩。我还有机会再见他的。也许过上二十来年……而他不认识我了。或许，再也见不到了……”

我们也开到了海上。螺旋桨砰砰地转，轮船无声地抖，舵链嘎嘎地响。海浪有弹性地拍打着右船舷。

船上生活安排就绪。舰桥上，船长现身了，他个子矮小倒还匀称，颇像一个军官学校的小男生。一同现身的还有大副、几个海军准尉和见习水手。机房里有工程师О.，几个轮机兵、学机械的大学生。锅炉房里是几个军官。

乘客们群情振奋，对志愿者们的通力合作大为感动，锅炉房的几个军官的自我牺牲精神尤其打动他们。

“要知道他们把自己的外衣都烧破了，现在他们都没有上岸穿的衣服了。”

大家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为损失者募集钱物。

“搞一个赈济周吧。”有人提议。

但这会给人留下非常不愉快的回忆，旋即被否决了。

“咱们干脆组织几个飞行队征收内衣和外衣。”另一个人建议。

这可让人完全反感了，作为回应大家都叫了起来：

“为什么？这简直是侮辱人！我们自愿献出一切需要的……”

“有什么可说那么久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给锅炉房工作的军官们捐二百卢布，两套换洗内衣和一件西装。”

“大气！绝了！”

“不过……不好意思。”一个熟悉的声音说道。

啊哈！是“不好意思别尔金”。

“不好意思，但是我们的东西不能今天就给，他们那里，谁也不愿意，但还是会烧出洞来的。我们将在抵达新罗西斯克时交给他们：这对双方更合适。我说得对吗？”

“对！”

“对！有道理！”乘客们都支持，心安理得地散了。

此后慷慨大方的乘客们提供这笔款子的数目越来越小，在塞瓦斯托波尔大家已经开始只讨论内衣和西装了。

然而等抵达新罗西斯克，就连这个也忘了……

19

女士们的劳役开始了。

乘客们被召集清洗用武力从驳船上抢来的鲜鱼（就是为了这些战利品，法国船要我们负责）。

在甲板上，把几个翻过来的山羊器械架上木板弄成桌子，分好刀子和盐，活儿就紧张地干起来了。

等我顺顺当当爬上甲板时，桌边的位置已经都有人了。我原本想给我们的主妇们出几个主意（不会干活的人往往非常喜欢出主意），可是鱼腥味和鱼内脏的样子迫使我明智地走下甲板。

途中碰到“不好意思别尔金”。

“您过得好吗？”他高兴地跟我打招呼，接着猛然压低嗓门，面色大变，飞快地说：

“听说了吗？叛变！”

他扫了四周一眼，更小声地说：

“船长是叛徒。他带咱们去塞瓦斯托波尔，是为了转交给布尔什维克。”

“真是胡说八道！您这是从哪里听来的？”

“一个乘客偷听了无线电。别说出去！一个字都不要说！一个字都不要说，但要让自己认识的人有思想准备。”

他又扫了一眼，把手指头放在嘴唇上，悄悄走了。

我到上面去找海军准尉，他负责我们的无线电台。

“您说说，咱们的器材能用吗？”

“不能，还没弄好。我希望到明天能修好。”

“那您说，您相信塞瓦斯托波尔没有布尔什维克吗？”

“那谁保证得了啊。消息无处可得。何况到现在为止没碰到过一条船。不过我们最好还是采取一些措施，好提前打听清楚。您想看看无线电设备吗？”

哎呀，别尔金，别尔金！“不好意思别尔金”！您的这一套理论从何而来啊！

就在这会儿，下面已经开始发饭了：鱼汤和米饭加焖罐牛肉。

乘客们拿着盘子、碟子、饭盒、勺子，排起两条尾巴长长的队伍。

我既没有碟子，也没有勺子，我也完全不晓得去哪里搞这些家什。一位好心的妇女把她陶瓷杯的盖子奉献给我。

“您把米饭盛这里。”

行吧。可勺子呢……我去厨房。

厨房里有两个中国人，厨师跟给他打下手的。没一个听得懂。

“你们有勺子吗？勺子？听得懂吗？勺子？”

“塔萨塔洛萨塔？”厨师说。

“喏，是的，是的，勺子！请给我勺子！”

“塔萨塔洛萨塔？”打下手的平静地重复一遍，两人忙活着自己的事，不搭理我。

“我会把它还给你们的。听懂了吗？我付你们钱。”

我给他们看钱。

突然，不知打哪儿来的一个狗鱼模样的姑娘灰旋风似的向我扑过来。

“行贿！”她尖叫起来，“用钱贿赂轮船雇员！以此获取无产者所没有的特权！”

“您嚷嚷什么？”我不知所措，“我只是需要勺子而已。如果他们不想要小费，那就让他们白给，我没意见。”

因为“小费”两个字，姑娘全身抽搐。

“此地没有老爷，没有小费，没有金钱。在这里所有人都干活，所有人获得同样的口粮。我看到了，您想用钱得到更多。我可以证明，我看见了，听到了。我去找船长，告诉他一切。”

她猛地车转身，飞出厨房。

由此，也就是说，我这个令人憎恶的罪犯，在内心的卑鄙下流之外，又加上了一把没到手的勺子。

我沮丧地去甲板。半路上遇到我们轮船的一位指挥官。

“您吃得怎么样？”他劲头十足地问我。

我绝望地一摆手。

“既没碟子，也没勺子，外加指责我行贿。”

“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军官颇为惊讶，“您回自己舱房去吧，我这就给您拿饭来。”

十分钟之后，我女皇般端坐在浴室的小条凳上，像土耳其人那样盘起腿，膝盖上放着盛米饭和焖罐牛肉的盘子，米饭上还插着勺子和筷子。看哪，命运对我有多青睐！

晚上很晚的时候，我已经在我的流亡海狗皮大衣里睡下了，舱房的门砰地打开了，走廊晦暗的光线里显出狗鱼姑娘的身影。

“您不忙着睡吧？”

“还没有。”

“您的行李里面好像有把吉他？”

“是的。怎么啦？”

我瞌睡懵懂的，被吓到了。她要是突然跑到船长那里告状，说“正当人民挨饿时”，我还带着乐器怎么办。

算了，我想，随它去吧。让他们把我的内衣外衣扔到水里去吧，吉他我不会交出去的。

“劳驾，”狗鱼姑娘冷冰冰地说，“交出您的吉他。医务室需要它，那里有病号。”

我头一次听说，吉他能医好病人！

“不行，”我也同样冷冰冰地回答她，“我不会把自己的吉他给您。此外，它跟行李一起在底舱里，总不至于为了您的那些个念头就把货物翻个底朝天吧。”

“如果您这么抗拒自己的公民义务，”姑娘歇斯底里得气都喘不上来，“那咱们走着瞧！”

她呀，真的太让我讨厌了！交出我的最爱，交出我唱歌的快乐，交出我的吉他，交给那些鱼鳍！

“病号”也许会调紧琴弦，叮叮咚咚弹起来：

我蹚进小河，

我蹚进急流……

多恐怖啊！

我是那么爱它，我的“七弦闺蜜”[105]……

从小我就知道琴弦对我的这种控制力。

我记得，幼小的我在马林斯基剧院看芭蕾舞时，第一次听到萨比莱竖琴的独奏。我被震撼了，以至于回到家后，我独自走进客厅，抱着用花花绿绿的珠子绣成小狗图案的沙发靠垫哭了起来。那一粒粒花花绿绿的亮珠硌得我的脸生痛。我那时尚无法形容那难以理解的狂喜，形容我心中平生第一次被唤醒的对琴弦的无上眷恋。

琴弦的声音——这几乎是人类最早的音乐之欢。当然，最最早的，是牧羊人手中的笛子。然而第一次祈祷，第一座庙宇里，庄严而热情唱响的始终是琴弦……

亚述女祭司手中的短竖琴，古埃及人手中的……

“歌队长。弹奏弦乐器。弹奏大卫[106]的八弦琴……”

然后是竖琴、诗琴，最后是吉他。15、16、17世纪，吉他的琴弦一直铮铮作响，一直在吟唱，一直在哭泣。骑士抒情诗歌手、宫廷乐师、行吟诗人——音乐家们在歌声中播撒着爱的诱惑和巫术大全《格里木阿尔》的魔法。中世纪生活的全部诗篇通过琴弦流进人们的心田。

在最黑暗的中世纪的日子里，当时，悄无声息的隐士们将自己的思想，一如修道院幽暗隐修室里的神秘灯火，埋藏在内心的极度痛苦之中，探索着生命的伟大智慧，并且为自己这痛苦被烧死在宗教裁判所的柴堆上——那时候唯有歌声唱出尘世的欢乐，诗人到处吟唱时，手上弹奏的正是吉他。

在俄国，吉他唯有在茨冈人那里才是好的。俄罗斯人对它的态度跟对巴拉莱卡琴一样：漫不经心地拨弄琴弦，叮叮咚咚地：

我蹚进小河……

茨冈人“有乐感”，从不乱弹。他们能拨着琴弦低吟浅唱，也能弹得激越高亢，还能用温柔而有力的手掌扪住琴弦戛然而止。

每个人都自有触动琴弦的方式，琴弦对每个人的回应亦不同。而且它还有情绪，哪怕是对习惯了的触碰，它的反响也并非一成不变。

“空气太潮，空气太干。”我被告知。

有可能的。难道我们自己的心情不是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周围环境的“干燥度”吗？

我这把泛黄的老吉他，音板又薄又豁亮，它身上蓄积着如此多的声音，有如此多手指弹拨出的曲调的射线：这样的吉他——碰一下它——它自己就会唱起来，在它身上永远能找到与您的心弦共鸣的那根琴弦，它会在您的胸膛里，古人安放灵魂的地方，勾起奇怪的、生理上的忧郁而狂热的感觉……

我不能把我的吉他交给狗鱼姑娘去娱乐“病号”。

20

上午斯莫利尼亚诺夫来找我。他是我们船上类似行政管理的人员。过去他好像是《新时代》杂志社的。我知道得不确切。

“您知道吗，”他对我说，“乘客中有人对您昨天没去洗鱼表示不满。他们说，您搞特权，不愿意干活。必须让您有所表示。”

“那有什么，我正准备有所表示。”

“我真不晓得给您想点什么做……总不能差遣您洗甲板吧。”

“哎——哎呀！”

洗甲板！我青春年少时玫瑰色的一个梦！

小时候我就看到过，一个水手怎么用大水龙带冲水，另一个则用一把长柄的歪头硬板唰唰甲板。当时我就在想，没有比这更开心的了。从那时起，我知道了许多好玩的事情，可是那急流在白色地板条上激起的水花，从未见过的硬板刷，水手们的冲天干劲，那个“嗨！嗨”喊着刷地板的水手，那幅美妙欢快的画面久久地印在了我的记忆里。

那个蓝眼睛、浅色鬈发梳成小辫，还是小女孩的我站在那里，崇拜地看着这场水手的游戏，羡慕不已，在我的生命中命运永远都不会赐给我这种快乐的。

然而仁慈的命运怜悯那个可怜的小女孩。在世上折磨她那么久，却没有把她的愿望遗忘。它安排了战争、革命，将一切天翻地覆，终于寻着了可能——往她手里塞一把歪头板刷，将她赶到甲板上。

终于等到了！谢谢，亲爱的！

“那您说说，”我面对着斯莫利尼亚诺夫说，“他们有那种歪头板刷吗？也是用水龙带冲水？”

“什么？”斯莫里尼亚诺夫好不吃惊，“您同意洗甲板了？”

“那当然喽！感谢上帝，可别改主意。咱们快点儿去……”

“可您也得换换衣服呀。”

衣服么，没得换。

在“希尔卡”号上穿的原本就是些不在乎的衣服，好的都留着上岸再穿，因为人人都知道已经没地方买衣服了。故此大家穿的都是些近期派不上用场的东西：五颜六色的披肩、晚礼服、缎面鞋什么的。

我穿的是一双银色皮鞋……反正也没法穿着它们走遍全城找公寓。

我们来到上面。

斯莫利尼亚诺夫走过去吩咐。见习水手拖来板刷，拖出水龙带。欢快的水流突然喷到我的银色皮鞋上。

“您就这么……做做样子，”斯莫利尼亚诺夫小声跟我说，“就干几分钟。”

“嗨——嗨。”我喊着。

见习水手吓坏了，同情地看着我。

“请让我替您吧！”

“嗨——嗨，”我回答他，“各干各的。您大概搬过煤了，而我则必须洗甲板。是啊，各干各的，年轻人。我在干活，并为因此带来的好处而自豪。”

“您会累坏的！”又有谁说话了，“请让我替您吧。”

“他们妒忌了，黑心的！”我一边想，一边回忆我童年的梦想。“那还用说，人人都想的。”

“娜杰日达·亚历山德罗夫娜！您其实已经累坏了，”斯莫利尼亚诺夫说，“现在该另一班干了。”

他又压低嗓子加上一句：

“您洗得可够糟糕的。”

糟糕？可我认为干得跟我那遥远童年的水手一样呢。

“还有您的脸也太得意了，”斯莫利尼亚诺夫小声说，“他们会想这不是干活，是游戏。”

我不得不交出板刷。

我委屈地到下面去。经过三个扎堆儿的女人时，我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是的，是的，据说她乘的就是咱们这条船。”

“说什么呢您！”

“我在跟您说——苔菲在船上。当然不像您和我这样，有单人舱房、单人桌子，还不愿意干活。”

我伤心地摇头。

“哎呀，你们太不公平了！”我责怪说，“我刚刚亲眼看到她在洗甲板。”

“强迫她洗甲板？”其中一个太太叫起来，“那这就太过分了！”

“您看到她了？”

“看到了，看到了。”

“那她什么样？”

“是那种高高瘦瘦的茨冈人类型，穿着红靴子。”

“瞧您说的！”

“谁都没跟咱们说什么！”

“那还有得说，”我接口，“这可不像你们用小刀打整鱼。”

“那她为什么要那样？”

“想给别人做榜样呗。”

“谁都跟我们只字不提！”

“那您说说，她什么时候再洗甲板？我们想看看。”

“不晓得。据说是她登记明天去锅炉房。不过有可能是瞎说的。”

“唉，这太过分了，”其中一个太太蛮可怜我的。

“那有什么，”另一个安慰她，“作家应该经历丰富。马克西姆·高尔基[107]年轻时特意去面包店干活。”

“要知道他年轻那会儿还不是作家呢。”聊天的人指出来。

“那就是说，他感觉到将要成为作家。不然他干吗去面包店呀？”

晚上很晚的时候，我独自坐在我们的浴室舱房里，有人轻轻地敲门。

“可以吗？”

“进来吧。”

走进来一个我不认识的穿军装的人。他扫了一眼舱房。

“您一个人？那太好了。”

然后转身招呼：

“进来吧，先生们。没有旁人。”

进来了三四个人。其中有工程师О.。

“怎么回事？”我问О.，“你们想说什么？”

“事情很要紧，”第一个进来的人小声说，“我们被欺骗了。我们被告知是去塞瓦斯托波尔，但船长行驶的航线是去罗马尼亚的。在那里他要把咱们交给布尔什维克。”

“胡说八道吧？罗马尼亚怎么有布尔什维克？”

“是不是胡说八道，等您搞清楚就太晚了。反正‘希尔卡’号走的是去罗马尼亚的航线。咱们能做的只有一件事：今天夜里就去找船长，揭穿他，将指挥权转交给中尉Ф.。此人我们可以信任。我很了解他，而且他还是一个著名社会活动家的亲戚。所以，您赶紧决定吧。”

全体沉默。

“知道吗，先生们，”我说，“这一切都未经调查，也不清楚。那么为什么不能等白天直截了当地问船长，干吗不走去塞瓦斯托波尔的航线？大半夜地闯到船长那里，要知道这简直是造反。”

“哎呀，您是这样想的呀！”领头的说完，阴沉沉地默不作声。

在半明半暗的舱房里我们小声交谈，就像一伙儿丧尽天良的阴谋家。在我们头上舵链嘎嘎作响：这是叛徒小个子船长正在转向罗马尼亚。简直像冒险小说中的一页。

“好。”工程师О.同意了，“我们最好明天再问吧。”

接着领头的意外地同意了。

“就这样吧。也许这样更好。”

早上О.告诉我，他已经跟船长谈过了，船长非常配合，简单解释了一下，走这条航线是因为必须绕开水雷区。

假如我们半夜里叼着匕首爬到他那里，可怜的船长该大吃一惊了……

后来我见到中尉Ф.了。一个萎靡不振、个子高高的神经衰弱者，他似乎都不曾知道，人家打算宣布他做独裁者。不过可能是知道的……到塞瓦斯托波尔他就下了“希尔卡”号。

21

生活走上正轨。

那是业余爱好者建功立业的初期。当时，上校Щ.挽起袖子，在甲板上和做饼的面，金手镯在漂亮白净的手腕上叮当响，旁边坐着大名鼎鼎的统计学家Г.，他大声计算着一个人的、半个人的、十分之一人的面粉烤熟了能出多少数。这些日子消逝久矣。

那时食品由厨师、中国人米沙负责。

小老头米沙是个肺痨，一张脸孔生得像吃了惊吓的老处女。不干活时他就蹲着休息，抽一种特别的烟斗，烟穿水而出，类似水烟袋。

另外一个中国人，年轻小伙子阿根说，米沙不久前还是身强力壮的，可是有一次发大火了，大声骂人骂了好久，“扯破了喉咙”。

第三个中国人是仆人和洗衣工。

我对中国话有了兴趣。

“阿根，‘老头’（斯塔利克）[108]中国话怎么说？”

“塔萨塔利克。”阿根回答。

“那‘茶缸’（斯塔缸）呢？”

“塔萨塔缸纳。”

奇怪，中国话怎么发音跟俄语一样。

“那‘船长’（卡皮堂）呢？”

“塔萨卡皮堂纳。”

呣……这些词明显没什么变化。

“那‘轮船’（卡拉布里）呢？”

“塔萨卡拉布里亚。”

妙哉！

“那‘帽子’（沙普卡）呢？”

“塔萨沙普卡。”

准尉Ш.走过来。

“我在学中国话。奇怪的是它那么像俄语。”

准尉笑了。

“是的，是的，我听到了。可他以为是您要他学念俄语单词。他这是跟着您说俄语呢。阿根，你真是个笨蛋（杜拉克）！”

“塔萨杜拉克！”中国人痛快地同意了。

日子过得千篇一律。

吃的是米饭加焖罐牛肉，喝的是盐水蒸馏器里出来的超难喝的水。人们不想过去，不计未来，只知道肯定到得了新罗西斯克，至于谁、什么在那里等待着我们——一无所知。

计划中“希尔卡”号要去符拉迪沃斯托克。我对此非常期待。倘若到了那里我就可以碰到我的朋友М.了。然后穿过西伯利亚我就能回到莫斯科了。待在新罗西斯克全无意义。我在那儿干吗？

暂时只能夜里在甲板上转悠。在洒满月光的一边站会儿，再转到黑乎乎的，没有月光的另一边。我习惯了轮船的喧嚣声。躺在浴室舱房内我自己窄窄的小条凳上，听那舵链嘎嘎作响，见习水手咚咚地走来走去，清洗地板……

乘客们好比口袋里的土豆都颠腾踏实了，人人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一个像鞑靼人那样膀大腰圆的年迈高官，在一个来自基辅的圆滚滚的中学女教师身边安顿下来。

“这么说您仍然确信，”高官用专横跋扈的男低音说，“您仍然确信，甜点心[109]比波特文尼亚汤[110]好吃？”

并且责备地摇头。

“哎呀——呀——呀！难道您不明白，奶渣根本就让人恶心。”

“不对，甜点心非常好吃，”女教师把嘴唇撮成蝴蝶结，回答道，“您是故意逗人玩呢。您就是这样子的。”

什么叫“这样子的”，不明白。但是高官开心了，他心满意足地望着樱桃般溜圆的女教师，她两条辫子编得紧紧实实，脖子上挂着一条肮里肮脏的深红色小带子。

工程师О.扮演着总机械师的角色，待在机房里。

把我带出敖德萨的В.郁闷得很，吃两份米饭，饭里还切上在塞瓦斯托波尔买的硬邦邦的香肠。他津津有味地吃着，眼里噙着泪珠。

“我害怕饿死。”

一个什么伯爵的侍女每天晚上都爬出底舱，裹着昂贵的马尼拉披肩，站在船舷边，用拳头撑着身体，闷闷不乐地轻声唱：

一闪，一闪，我的星

爱之星，拂晓的星星……

有一次轮船稍作停泊时，一条运煤驳船的船舷挨着我们的船舷，它黑乎乎的，整个蒙着煤烟，它叫“薇奥列塔” [111]号。

一个被熏得像灯芯似的帅水手，从这艘“薇奥列塔”号那边久久地端详着伯爵的侍女。从船舷边走开，又再走回来。目不转睛。

“看来咱们的茶花女[112]大获全胜了。”乘客们开玩笑说。

然而骄傲的侍女连看都不看熏黑的帅水手。

一闪，一闪，我的星——星……

可是当“薇奥列塔”号驶离时，帅水手突然探出身子，大喊一声：

“阿纽塔！是您？”

侍女慌了，举目一看，嘴唇发白了。

“天啊！不可能的……伯爵大人！……我们的老爷……上帝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她又转过身来，不知如何是好地跟我们说：

“谁晓得他们在哪里。我守着东西看了好久，终究还是被偷光了。”

她的手揉着昂贵的披肩。

“全偷光了。连小小的罩子都不剩。”

我们行驶了多少天？八天？九天？有人说是十一天。不可能！

白天，当我的浴室舱房没人时，我躺在窄窄的小条凳上想着，这么薄薄的一层木板和铁皮就隔开了我与冰冷的蓝色深渊。在我下面，成群的鱼儿游来游去，一团团凝胶状的水母打着转，一只螃蟹紧紧扒住水底深处的礁石，摇晃着钳子，凸起的眼珠转来转去，目送着我们的轮船：是否有什么人会从那上面掉下来充作早餐，掉不下来吗？难道就没人伤心欲绝吗？而更深处的礁石、水草，以及带须的两栖生物正抖动着触手，候牢着呢。

人们说，大洋将溺水者带往南美海岸。那里有世界最深的地方，那里的两三俄里深处尸首成群。高浓度的咸水将它们保存完好，许多年、许多年频频攒动着海员、渔夫、士兵、敌人、朋友、祖父和孙辈——整整一个大军啊。那都是另类自然力不接受、不改变的地球之子。

我闭上眼睛，盯住我下面深深的、绿色透明的水。一群咪咪小的鱼游过，斜着游。鱼群里领头的，显然是鱼中智者和先知。整个鱼群摇曳着顺从地紧跟着它的细微运动。它往右，全体往右。它往后，全体往后。鱼群真是大。一数——有六百尾。它们转着圈，四面八方逡巡，折转……噢，鱼儿呀，鱼儿，你们那带头的先知和哲学家该不会是个傻子吧？……

马上就到新罗西斯克了。

但是没人因此高兴。更忧虑了。

在那里有亲戚的人也不高兴。不知道能不能碰到他们，也不清楚这段时间里他们有没有出事？

“希尔卡”号上的无线电台勉强弄好了。可是它暂时不能跟任何人通话。因为我们正驶向未知，吉凶难卜。

每一日都烦闷而漫长……

是去开心的海角，还是去伤心的悬崖

还是去青鸟的海岛

无所谓，无论我们停靠何处

我不会睁开眼睛……

小小的舷窗玻璃外

徐徐飘过金色花园，

棕榈小道，赤道骄阳，

浅蓝色的冰原……

无所谓……

几年后，当我在巴黎的萨利-加沃露天音乐厅听到这几句被修饰过，谱了曲的残诗，大吃一惊……

我好像是把它们塞进漂流瓶，扔到大海里了——必定是海浪将这个瓶子带往遥远的幸福之岸，在那里它被捡到、打开，人们被喊来，听给他们念“SOS”，念给所有人听、所有人、所有人……

无所谓，无论我们停靠何处

我不会睁开眼睛……

22

一大早我就被汽笛吵醒了。

“上面出什么事了吧？”

我走上甲板，那景观完全出乎意料，见所未见：灰茫茫一片珍珠色浓雾，凝滞不动，一下子就包围住我，分隔了我与世界。我走了几步，就找不到上来的扶梯了。我伸出双手，也看不到自己的手指。

汽笛恐慌地鸣叫，轮船整个都在微微颤抖。

“咱们是原地待着还是在走？”

离我不远的地方响起几个说话声，在雾里听得模模糊糊的，但基本上是不寻常的寂静，一个梦，一派阴霾的梦境。

我不知道，我是一个人在甲板上，还是旁边有人。可能所有乘客都聚集到这里，在鸣叫着的管子后面的什么地方，我却以为我是一个人。

我走了几步，撞到什么护栏上，我伸出手去摸，是船舷。我站在船舷旁，它外面——是珍珠色的深渊。

霍地，当着我的面，浓雾微微飘起来，开始快速浮动，仿佛剧院的布景纱幔，一下子掀开了——奇特的梦——鲜红的非斯帽[113]，离我很近、很近，唾手可得——黑色的脸孔、眼睛，好像带焦黄斑的圆鸡蛋，龇牙咧嘴地凶巴巴地微笑。我甚至倒退了一步。对他们而言，这片撕破的浓雾明显也是一个奇迹。他们扑向船舷，挥着手，七嘴八舌地大喊起来：

“久泽利，卡列！卡列，久泽利！”

越来越多的红非斯帽、眼白、手、牙齿……

接着，这个“小小非洲之窗”又陡然模糊了，暗淡了，瞬间就被腾起的浓雾笼罩了。

“见——鬼！”我身边响起一个声音，“差点没撞上……”

汽笛长鸣，轮船在无声地微微抖动。

我们驶近塞瓦斯托波尔，愈近情愈怯。

我们碰到一条小船，大家向它挥手帕、搭话儿、打听事儿、猜疑。碰到另一条小船，再去搭话。最后，没辙，反正必须加煤，便驶进了港湾。

城里显得静悄悄的。城市在白卫军手里。

一半乘客下船了。

其余的人上街转悠。大家互相交换着令人不安的消息：

“我们找到一家鞋店，里面有四双麂皮鞋。三双是大码的，一双极小。”

太太们跑去试鞋。我自然也去了。

千真万确，三双超大，一双极小。

“您在哪里见过这种脚啊？”我问鞋匠。

“可您瞧瞧货色多好啊！还有式样，连脚都乐意！”

“但是这些都大，穿不了。怎么办呀？”

“那您买两双不就得啦。一双大的，一双小的，两双一平均。”

塞瓦斯托波尔的鞋匠倒是真会做生意！

城市尘埃遍地，肮脏破烂。

转了一圈回到“希尔卡”号上，得知煤装得很急，马上就要走了。

轮船空了。然而临走之前又接受了一批新的“官方乘客”：整整一个支队，都是守卫克里米亚皇宫的年轻军人，必须将他们运往高加索反布尔什维克前线。

相貌英俊、军装整洁的男孩子们用发音不准的法语愉快地交谈着，唱着法国小曲儿，站满一甲板。

而另一个久经沙场的步兵支队，有如一股蒙着尘土的灰色毛毡潮，把刺刀和军用水壶磕碰得叮叮当当地进入底舱。

这两个支队没有交集，似乎并没有注意彼此。

上面，开心的话语声此起彼伏。

“是你吗，我的朋友？” [114]

“科科，沃瓦在哪里？”

“谁弄洒了我的香水瓶？”

他们唱着：“拉塔普兰——普兰——普兰……”

从下面上来的人拿着嘎啷啷响的铁皮缸子去厨房打开水，他们灰溜溜的，疲惫不堪，束着破皮带，啪嗒啪嗒趿拉着掉了鞋跟的鞋，轰隆轰隆跺着靴子，眼睛也不抬地走过光鲜亮丽的年轻人。

然而，在那边，在前线，等待这些可怜的光鲜亮丽的年轻人的，是极其悲惨的境遇。很多人都体面地迎接了死亡，英勇而欣慰。对很多人来说，这首《拉塔普兰》就是最后的小曲儿。

在这些青年中，有一个人的嗓音异常美好，他唱了好久，差不多唱到深夜……据说，此人是歌手斯米尔诺夫的侄子……

到夜里，船开始轻微地摇晃起来。

我独自在甲板上站了很久。

断断续续的歌声、开心的话语声和笑声从“沙龙”里传了过来。

灰头土脸的毛毡部队在底舱里早已无声无息了。他们高兴不起来。他们已经看得太多，知道得太多了，故而笑不起来。他们睡得很沉，“不打折扣”，像农忙时节的农民一样，睡眠对他们既必需又重要，因为它给新的繁重一天提供力量。

“希尔卡”号摇摇晃晃吱吱扭扭地响。黑乎乎的海浪有弹性地、沉闷地拍打着，它打乱了歌曲的节奏，与沙龙窗户里照亮黑夜的那盏快乐的小小灯火格格不入。它自己的生活深不可测、阴森恐怖，它自有我们所不知的力量和意志，它不知道、看不见、不了解我们，它举起、抛下、吸引、毁灭——它是自然力。

一颗硕大的星星像点燃的篝火升起来了，宛如娇小的月亮，在海上投下一条金色的弯弯小路。

“这是天狼星。”我身边有一个声音说道。

是小司炉。

他的眼睛，由于满脸烟黑被衬得发白，正紧张地望着天空。脏得变成褐色的衬衫领子敞着，露出里面穿着脏兮兮小绳子的小铜十字架。

“这是天狼星。”

“您认识星星？”我问道。

他一时语塞。

“一点点。我在水上……我是司炉……在轮船上就得经常看天。”

“从锅炉房里？”

他扫了一眼四周。

“那是。我是司炉。您不相信？”

我打量了他一眼。就是，我为什么不信？

“没有，我相信。”

黑色的海浪携裹着白色的鱼峰在船舷旁边游动，懒洋洋、凶巴巴地噼里啪啦拍打着轮船。天狼星的小路熄灭了，下起了毛毛细雨。

我离开了船舷。

“娜杰日达·亚历山德罗夫娜！”小司炉轻轻喊了我一声。

我停住脚步。

“您怎么认识我？”

他又看了四周一眼，很轻地说：

“我去过您在游泳池街[115]的家。是我中学同学谢瓦斯季亚诺夫把我介绍给您的。您记得吗？咱们聊过宝石，黄色蓝宝石……”

“是……隐隐约约记得……”

“这里没人知道我是谁。锅炉房里也是。我已经跑了三次船了，第三次。我所有的亲人都战死了，我父亲不见了。他对我说，一刻都别忘记自己是个司炉，只有这样我才能活下来，顺利完成交给我的任务。现在我已经跑了三趟了，还得再回敖德萨去。”

“布尔什维克已经在那里站住脚了。”

“那我就更要去那里了。我跟您说话，是因为我相信您认出我了。我信任您，甚至以为您故意装作不认识我，免得惊扰我。我的扮相真的这么好吗？”

“好得惊人。即便眼下我仍然相信，您就是真正的司炉，只不过拿谢瓦斯季亚诺夫开个玩笑罢了。”

他嘿嘿一笑。

“谢谢您。”

他俯身飞快地吻了一下我的手，一下子就溜下了舷梯。

一个小小的煤烟渍点留在我的手上。

是啊。彼得堡。晚会。慵懒的神经质太太们，文质彬彬的年轻人。摆着白丁香花的台子。关于黄色蓝宝石的谈话……

关于黄色蓝宝石他都说了些什么，这个瘦削而英俊的男孩子？

他还要戴着穿在脏兮兮小绳子上的小铜十字架再跑几趟？一趟？两趟？然后将疲惫的肩膀靠在漆黑的地下室的石壁上，闭上眼睛……

一个深色的煤烟渍点留在了我的手上。

仅此而已……

23

又一个夜晚。寂静，幽暗。

远处是半圆形的岸上灯火。

多么寂静的夜啊！

我久久地伫立在甲板上，在寂静中聆听，我老是觉得幽暗的海岸那边传出教堂的钟声。或许是真的钟声……我不晓得海岸是否很远，看得见的唯有灯火。

“是晚钟，”旁边有人说，“水面上听得清清楚楚。”

“是呀，”有人接话茬，“今天可是复活节之夜。”

复活节之夜！

看来我们大家都把时间忘记了，我们不知道，不了解自己的处境，无论何时，无论何地。

复活节之夜！

这声遥远的晚钟，顺着大海的波涛传达到我们这里，是如此庄严、雄浑、幽静到神秘，恰似在寻找湮没进大海和黑夜中的我们，找到了，就把我们跟陆地上灯火通明、歌声缭绕，赞美着复活的教堂结合在一起。

从小就熟稔的这神圣之夜的庄严钟声，搂紧我心，将它带去远方，穿过呼号和鲜血，带进平淡而温馨的童年时光……

我妹妹列娜……她老是紧跟我，我们一起长大。我在自己肩膀旁边，总能看到她那圆圆的玫瑰色脸蛋和圆圆的灰眼睛。

每每我们吵架，她就用她那软乎乎的，黏土团似的小拳头打我，自己还被自己的野蛮吓得边哭边不住嘴地说：

“我会把你打死的！”

她原本就是个哭哩猫。我给她画肖像时（我五岁时对画写生感觉很着迷，之后我的这种迷恋被根除了），总是最先画一个张得圆圆的嘴巴，把它涂成黑色，然后再画眼睛、鼻子和脸蛋。不过这都纯粹是些毫无意义的点缀。主要的是张得大大的嘴巴。它极为传神地显示出我那个模特儿的肉体与精神的本质……

列娜也画画儿。她总是我做什么她就做什么。我一生病吃药，也必须给她的小高脚杯里滴水。

“哎，怎么样，列努什卡[116]，你好点了吗？”

“是的，上帝保佑，好像轻松点了……”她叹着气回答道。

是的，列娜也画画，但是方法不同。她画奶妈时，总是先使劲画上四条横道儿。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额头上的皱纹。”

接着，在这些皱纹旁边描上三两笔，就把奶妈画好了。但是要把皱纹画得横平很难，列娜往往是吭哧半天，画坏了一张又一张。

列娜是哭哩猫。

我记得一件可怕又丢脸的事。

我已经在中学读了整整一年了，列娜才刚刚被送进低级预备班。

有一次，我们班站在楼梯上等着下楼去前厅。小预备生们刚刚走到前面去了。

突然，我看到一个小小的身影，前额剪着一小撮刘海，拖着沉重的书包，战兢兢地溜到墙根，不敢从我们旁边走过。

……是列娜！

我们的女班主任走过去问她：

“您姓什么？”

“您是哪个班的？”

列娜抬起头，表情超恐怖，下嘴唇开始战抖，只字不吐，头缩着，抖着一小撮刘海，抱紧书包，大声哭着跑上楼梯，倒霉的小不点儿！

“多可笑的小姑娘！”女班主任笑了。

可是我呢！此时此刻，我有多担惊受怕啊！我闭上眼睛，躲到女友的背后……多丢人啊！要是女班主任冷不防认出这是我妹妹呢！她非但没有简洁大方地回答，“是低级预备班的”，再行个屈膝礼，反而号啕大哭。太丢人了！

……复活节的钟声响了，现在已经完全听得清楚了……

我记得，在我们的老房子里，在半明半暗的大厅里，水晶枝形吊灯微微震颤，叮当直响，我们并排站着，我和列娜望着黑漆漆的窗外，聆听晚祷的钟声。我们觉得有点瘆的慌，因为只有我们两个人，还因为今夜的钟声如此不同寻常，如此庄严肃穆，因为基督正在复活。

“为什么，”列娜说，“为什么天使们不自己敲？”

我看着她在昏暗中闪闪发亮、惊惶惶的灰色眼睛。

“天使们只有到最后一刻才出现，”我回答道，自己也被自己的话吓到了……

为什么在这复活节之夜，我千里之外的妹妹来到我身边，来到这幽暗的大海上，以我最爱的小姑娘模样来陪伴我？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只知道三年之后，就是在这一夜，离我千里之外的列娜，在阿尔罕格尔斯克[117]去世了……

到新罗西斯克[118]了。

好大的海港！

一条又一条的防波堤，数不胜数。

到处都是仙鹤伸脖子似的高高悬吊着的巨型黑色起重机，无边无际的货栈、大棚、仓库。

防波堤上和海滨都是人。

一开始给人的感觉是这些人都是等船的乘客，可是到他们中间一转悠，我发现他们不是在等船，而是在这里居住。他们用破衣烂衫、箩筐支起帐篷，挂满各式各样的破烂儿，住惯了就过上日子了。

老太婆们在这里就用火盆煎炸烧烤残羹冷炙。

半裸的孩子们玩着玻璃瓶的碎片和羊骨头，全都皮肤黝黑，头上髭着黑毛。每个帐篷前面的小杆子上都挂着一小捆或一串大蒜。

这些流亡者全都是亚美尼亚人[119]。他们在新罗西斯克很久了。该把他们迁到何处去，无人知晓。城里斑疹伤寒肆虐，而这些流亡者中有不少病人，孩子们则死于疟疾。挂着的一捆捆大蒜就是用来驱赶传染病的。幽灵、吸血鬼、变形妖魔以及各种各样的疾病都非常不喜欢大蒜的味道。我对这三种东西都相当了解。

这些流亡者的生活好生奇怪！

他们从什么地方被赶了出来，还将被赶到什么地方去。他们的财产只有三只火盆和一个小煎锅，却活得蛮有滋味，看不出沮丧和焦虑。

他们骂来骂去，嘻嘻哈哈，转遍整个宿营地相互串门做客，拍哄孩子，有人甚至做鱼干和压缩的羊肉香肠的生意。

一个小男孩在吹黏土哨子，两个小姑娘搂在一起转圈儿。

没人发牢骚，没人担心忧虑，没人喋喋不休地穷打听。他们接受了这种生活，就当它是正常不过的人过的日子。

一个女人身上的连衣裙已经穿破了，料子倒是绸的，显然不久前还是有钱人，她正给女邻居示范，怎么用绳子把披肩绷直。她非常满意把一切搭建得如此妥帖，只不过假如披肩再长出四分之一（她用手掌比画了好几次需要多长），是的，刚好再长四分之一就好了，那样就能把她们的帐篷都遮上了。

恰恰就是缺这四分之一，便无法彻底舒服了。

是的呀。有比较才有鉴别。女邻居不可能不羡慕。她只有一串大蒜，可以保卫住所不被吸血鬼、传染病和旁人的眼光祸害。

我往城里走去。我们“希尔卡”号的乘客早已像没了牧羊人的羊群在那里转悠了。他们找熟人，打听公寓、物价，最主要的是打听布尔什维克的消息。

在这里我们第一次听说“绿军”这个词。

绿军是个新生事物，是由白卫军，拟或是红军托生的新颜色——不得而知……

“他们在那边，在格连吉克城外。”人们指着海湾右边高高的白色群山跟我们说。

“他们谁都不碰……”

他们在那里如何生活？为什么躲着，躲谁？

“有些军官又到他们那里去了。”

我们“希尔卡”号的人灰心丧气成群地拥在街角和十字路口，无聊地胡诌八扯。

“嗳嗳，先生们，”一个男低音煞有介事地开腔，“事情很清楚，必须去特拉布宗[120]。”

“去特——拉——布——宗？”

“那当然，先生们。据说那边黄油极便宜。”

“毫无意义。过个一星期，最多两个来星期，布尔什维克就走了，到那时候，咱们再怎么说也离家近一点。”

但黄油爱好者还不肯歇。

“好极了，”他说，“就算它过两个星期。但是把这两个星期过开心喽更上算，总比鬼知道怎么着好。”

“等您好不容易到了那里，等那个这个的……我们还没来得及把您便宜的黄油抹到面包片上，就得开拔了。”

“不然去哪里？”

另外几群人在聊伤寒。都说全城人心惶惶，人们像苍蝇一样死去。

药店里全都在卖专利的药片、药膏、药水，甚至还有预防传染病的香囊。

有人建议将袖口扎紧，让什么东西都钻不进去。

城里的人心情压抑。

24

是的，新罗西斯克当时是个极其忧郁的城市。

我们花了好长时间走家串户地询问公寓的事。全都没空，所有的房间和角落都爆满。我碰到一位从“希尔卡”号上下船的夫人，原宫廷女官。

“我们安顿得真的非常不错，”她说，“我们找到一个房间，女房东在地板上放了几个床垫，这个房间里我们总共要住十一个人，有两个是毛毛头，所以他们其实根本不占居住面积。当然，他们大概会哭，这些个孩子，但大致上总归不比在‘希尔卡’号上差，何况我们也不再有颠簸之虞。”

世间万物，夫人最怕颠簸。但在这个问题上对“希尔卡”号本身无可厚非：我们只被颠簸过一次，而且不厉害，尽管我也是乘客之一。事情是这样的，迄今为止无论天气原本多好，只要我的脚踏上轮船，颠簸就开始了。

而况我在哪片海洋没被颠簸过呢！在波罗的海、里海、亚述海、黑海、白海、地中海、亚得里亚海……别说海了，即便是在日内瓦湖上，从圣日哥利夫到蒙特勒才半个小时行程，也颠簸得那么厉害，所有的乘客都晕船了。

我这种呼风唤雨的特性，在我本人倒不特别觉得难过。我爱海上风暴，不会因它而特别难受。可若是在中世纪，因为这个特性，可能会被当作一回事儿似的，把我放到柴堆上烧死。

我记得有一次，一个不相信我有这种本事的奥廖尔[121]地主吃足了苦头。

我要从塞瓦斯托波尔去雅尔塔[122]，就是这个奥廖尔地主殷勤地表示愿意陪我去，好在路上照顾我。我诚心诚意地感谢他，可是我认为有义务提醒在先：

“会颠簸的……”

地主不信：大海像面镜子，天空万里无云。

“会见分晓的！”我阴阳怪气地说，可他只是耸耸肩。天气好极了，而况他向来都能英勇地扛住颠簸。当然为我须得麻烦上一阵子，而对自己他则置之度外。

“有什么关系，那样更好。”

我们上了船。

所有乘客都为天气好而高兴，可是船长出乎意料地说：

“请尽快去用早餐。一过灯塔，我们可能就会有点摇晃了。”

我意味深长地看着地主。

“有什么关系，”他说，“我不担心自己。对您我会观察一会儿。”

吃早饭时，我的地主太离谱了：他指点大家应该怎么坐着、怎么躺着，应该想些什么，应该嗍柠檬和嚼带盐的果皮，用后脑勺撑着，尽量拗腰，他让做的事五花八门。

我甚至颇为惊讶，这样一个在陆地上生活的人突然成了海上百事通。

乘客们饶有兴趣、敬佩地听他讲，跟他讨教，他心甘情愿地回答得头头是道、尽详尽细。我尽管讶异，自然也是听得十分用心，管他谁是谁，可这个人的经验之谈我却不能置若罔闻。

因为他最强调遇上小摇晃必须待在甲板上，所以我早餐后马上就到上面去了。地主跟在我后面。

船长是正确的：一驶过灯塔，我们的轮船立马迈起了骆驼步，鼻子扎到水里，右船舷左船舷轮番地起落再起落。

我尽情说笑，抓着护栏。我望着海平线，在那灰蓝的云层里，闪电远远地打着闪，满载着潮湿的咸风。

然而到这会儿，我的两三个问题都没得到回答。我车转身——空空如也。我的地主不见了。这是什么意思？早餐后跟我一起上甲板的不多的几个乘客也走了。就在这时，我感觉到我的头晕得厉害。

必须躺下。

行走变得好难，我用两只手抓紧护栏，勉勉强强走下扶梯。下去到女宾舱，所有的位子都已经占满了。所有的乘客都躺着。

我寻得一个空着的角落，将就着躺下，头枕着不知是谁的手提箱。

但是我的地主哪里去了？须知他出门，就是特意为在路上照顾我的。现在要是跑去拿个柠檬来多好，或者哪怕拿个枕头来呢。

我躺着，寻思着，回想着他的建议和教导。

这个大舱里还带着六个女单人舱。那些舱也都满了，于是我决定就待在原地，努力睡着。

门啪地猛然打开了，我的地主飞奔进来。

礼帽没了，样子古怪，眼睛滴溜溜乱转……

“您在找我吗？”我喊道，“我在这里！”

可是他没听见。他拉开一个单间探头进去。响起一声尖叫和一声咩咩，门又啪地关上了。

“他这是在找我呢！”我心想，冲他直点头。

可是他没看见我。他扑向第二个单间，又拉开门，探头进去，于是又是一声咩咩和尖叫，我甚至听清了尖叫的词：

“真是岂有此理！……”

于是他又跳出来，门又啪地关上。

“他以为我在哪个单间里……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我在这里！”

可是他已经跳向第三个单间，伸头进去，咩咩刺耳，不晓得说了什么，几个女人的声音尖叫的全是“不像话”。

“他怎么了？”我想，“干吗像个公山羊那样咩咩叫？可以敲敲门问嘛……”

但这时他把头探进第四个单间，那间离我比较近，结果又被好几只手给扔了出来，他样子惊慌失措、吓人倒怪，嘟囔着：

“这到底是在哪里啊，见活鬼！”他扑向第五扇门。

这时我恍然大悟，把脸埋进围巾里，假装睡着了。

我的邻座们开始兴奋，被激怒了：

“岂有此理！开女舱的门，还这么……”

“这位先生，好像是跟您一起的？”女乘客中有人问我。

“不是这样的，”我瞠目结舌，委屈地回答，“我头一回见他。”

她看上去并不相信我，但是理解，这种旅伴不能不回绝。

就这样，挨个探访了这六个单间后，在一片愤怒的呐喊和尖叫声中，他像颗子弹倏地跳到走廊去了。

当我们抵达雅尔塔时，我在跳板那里碰到了他。

“您原来在这里！”他不自然地说，声音洪亮，“我可是整天都在甲板上找您。甲板上妙极了！这么辽阔，这么强大，无与伦比！美！自然力！不是，我简直找不出词来了。在甲板上，我始终沉浸在某种狂喜中。当然，不是人人都能够这样。整条船上，实话实说，唯有我和船长站得住。哪怕是大副，经验丰富的水手，还不是打怵了。嗯，没错。所有的乘客都躺倒了。真是一次极其引人入胜、神清气爽的航程。”

“我倒是给自己找了个单间。”我说，竭力不去看他。

“我就知道，您会有麻烦。”他嘟嘟哝哝地说，竭力不看我。

25

在光秃秃的悬崖之间，在寒冷死寂的冰川上那终年的积雪里，看到一朵丝绒般的小花——火绒草，是多么令人心醉神迷啊。它独自生存于这冰天雪地的死之王国，它说：“可别信这包围着我和你的狰狞。你瞧，我活着。”

多么令人心醉神迷，当漂泊不定、疲惫不堪的您走在异乡陌生的街道上，一位陌生女郎走过来，操着好听的基辅-敖德萨口音（也可能是哈尔科夫口音）说：

“您好！喏，您觉得我的连衣裙怎么样？”

就是这样的。我在陌生的新罗西斯克逛悠，寻找落脚的地方而不得，冷不丁一个陌生女郎走到我跟前，绝对女人味儿地说：

“喏，您觉得我的连衣裙怎么样？”

看我明显大惑不解，她又说：

“我在基辅见过您。我是谢拉菲玛·谢苗诺夫娜。”

我这才放下心来，看了看连衣裙，它是用差得惊人的薄纱做的。

“连衣裙棒极了，”我说，“很可爱。”

“那您知不知道是用什么料子做的？或者您以为在这里随便什么料子都能买到？在这里甚至不管花多少钱也买不到印花布。所以这个料子是药店里的纱布，当绷带卖的。”

我并不太诧异。我们在彼得堡就已经用绘图的描图布做内衣了。把它那么泡胀后剥下来，就得到类似细麻纱布的料子了。

“当然，它可能不大牢，”女郎接着说道，“有些缩水，可是不贵，门幅宽。现在这样的也找不到了——全抢光了。剩下的只有浸过碘酊的，颜色虽然非常漂亮，但是很难闻。”

我表示同情。

“您知道吗，我的侄女，”她继续说道，“在药店买了些绷带，好看极了，带小蓝边，用那个做了我这样的连衣裙。您知道，在下摆缝上这样的边，可爱极了。而且卫生——全都消过毒了。”

可爱，绝对女人味！火绒草，冰川崖上的一朵鲜花。什么都折不断你！我记得在莫斯科，当时枪声四起，住房管理委员会要求市中心大街上的住户们去地下室，就是这朵火绒草——谢拉菲玛·谢苗诺夫娜，在地下室里，在哭闹声和咯咯的牙齿打战声伴奏下，用一个小罐头盒烤卷发钳，由于没有酒精，她烧的是某种很难闻的杀寄生虫剂。

还是这朵火绒草，冒着战火跑到基辅买女衬衫上的花边。还有，当惊慌失措的人群把一条条轮船团团围住时，这朵火绒草却坐在敖德萨的发廊里。

我记得那睿智的话语：

“是啊，所有人都在逃跑，但总不能披头散发地跑路吧？！”

我觉得，就在庞贝城毁灭的当时，有些庞贝火绒草还是赶得及给自己修脚的……

受到这些思绪的安抚，我向并不认识的谢拉菲玛·谢苗诺夫娜打听房间的情况。

“有一间房，还不错的，只不过您住在里面不大舒服。”

“不要紧。这种时候还能讲什么舒不舒服的。这种时候还有得挑吗！”

“反正我建议您再等等。那里面有两个伤寒病人。如果他们死了，可能会消消毒。您再等等。”

我想起在敖德萨找房子的经历。这里有伤寒，那里是西班牙流感。在基辅有人帮我给敖德萨的一个工程师写了一封信，工程师答应把他公寓里的一间房给我住。

到达后我第一时间就去了说好的地址。门铃揿了老半天。门稍稍地开了一点点，有人轻轻地问我有什么事。我递上信说明来意。这时门稍稍开大了一点点，于是我看到一张中老年人愁苦憔悴的面孔。他正是工程师本人。

“我不能放您进我的公寓，”他说话仍然那么轻，“地方么我家是有，但请您理解，五天前我安葬了妻子和两个儿子，眼下我第三个儿子也快死了。就这一个了。整个公寓里就我一个人。我甚至不敢伸手给您——有可能我也传染上了。不行，这个房子不能进。”

是的，那里是西班牙流感，这里有斑疹伤寒。

谢拉菲玛·谢苗诺夫娜兴味十足地讲了不少吓人倒怪的故事。

“一个小姐去教堂参加一个熟人的葬礼。可是在那里人家问她：‘您为什么穿重孝？’她说：‘压根儿不是孝服，不过是一件黑衣裙而已。’但是她被指着说：‘那为什么您的裙子上缝着灰边？’她看了一眼——那全都是寄生虫。得，她自然砰地晕过去了。人们去弄醒她，一看，她已经伤寒发作了。”

思想着这些活生生的故事，我去找“希尔卡”号，它被拖到另外一条远一点又空着的防波堤去了。它伫立在那里，静悄悄空荡荡的，吃水很浅，架着的两块长长跳板几乎壁立着。

我看了看，确定无论如何都爬不上去。跳板上没有凹槽——只是两块窄木板而已。我爬了几步，脚就往下滑，而我身下是高高防波堤陡立起来的峭壁，下面是深深的海水。

我当真发愁了。我坐在铁缆桩上，开始拼命想些开心的事。

再怎么说，我安顿得相当不错了。天气不错，景色宜人，没人揍我，赶我走，坐在舒舒服服的缆桩上，像个贵夫人，坐烦了可以起来站会儿，或许溜达溜达，想怎么着就怎么着，谁都管不着我。

就在这时有人从上面，从轮船上探出身子，是个剪平头的人，他在看我。

“您为什么不上来？”平头高声说道。

“我可怎么上啊？”我嚷着。

“沿着跳板啊。”

“可是我害怕。”

“哎呀！”

平头离开船边，过了一分钟便敏捷利落地顺着跳板侧身跑了下来。

那是轮船机房里的一个军官。

“您害怕？抓住我的手。”

两人一起走愈加吓人。两条跳板弯起来不一样，你左脚踏下去，右边的板子就差不多升高到膝盖，踏右脚，左边的板子又起来了。

“他们答应明天在旁边拉一条绳子，好有个抓扶。”军官安慰着我。

“那我也不可能等到明天呀。请给我一根木棍，我好拿着它走。”

军官听话地跑过防波堤到岸上，拖来一根大木棍。

“得嘞，”我说，“现在您就坐在缆桩上，唱首杂耍的歌。”

“杂耍的我不会唱。可以唱首探戈《阿根廷》。”

“咱们来吧。”

“在遥远热烈的阿——根——廷！……”军官唱起来，“现在干吗？”

“看在上帝的分上，别停！唱吧，打好拍子！”

我用两只手抓起棍子，横过来拿着，迈步上跳板。

“那里的天空酷热——瓦——蓝……”军官用心唱着。

上帝！这缺五音少六律的嗓子！可别笑喷喽……

就这样，不往下看，看着跳板的前方，只走一条板，和着曲调。

“那里的女人美——如——画……”

呜啦！走到船舷啦。现在只需抬起脚，跨过去就……

突然，两脚往下一滑。我扔掉棍子，闭上眼睛……有人牢牢抓住我的肩膀。是从上面，从轮船往外。我身子一弯，扒住船舷，爬了进去。

小船长得知我还没找到住房，就建议我放弃一切搜寻，继续客居轮船。归我使用的一间小舱房价格极便宜，我可以与船员“同锅吃饭”，跟船员一起等待“希尔卡”号未来的命运明朗化。如果能将它开往符拉迪沃斯托克，就把我捎去那里。

我非常满意，打心眼里感谢可爱的船长。

于是，轮船上的生活，一艘停泊在岸边，停泊在空空荡荡的白色长防波堤的轮船上的，无聊又怪异的生活开始了。

谁都不知道，它将何时驶向何处。

船长跟妻儿待在自己的舱房里。

大副在给妻子和小姨子缝制鞋子，头发卷卷的小姨子娜佳是位迷人的年轻姑娘，她穿着薄纱连衣裙和芭蕾舞鞋在舷梯跑上跑下，搅得船上的年轻人坐卧不宁。

准尉Ш.拨弄着吉他。

工程师О.老是在机房里捣鼓什么……

把我带出敖德萨的В.也暂时留在“希尔卡”号上。他整天整天地在城里转悠，找些个朋友，带熏肠回来，吃着，叹着气，总是说着怕饿死的话。

中国厨师给我们烧饭。中国洗衣工洗衣服。用人阿根打扫我的舱房。

太阳静静地落下，用红色的晚霞划出一个个晦暗的日子，海浪拍打着船舷，缆绳悠悠，铁链当当。远山泛白，隔断了我们与世界。

愁啊。

26

东北风兴起。

还在敖德萨我就听到过它的传说。

《俄罗斯言论报》的一个同事从新罗西斯克来到敖德萨，全身缠着裹着，贴着膏药，原来他遇上了东北风，他在大街上走着，风把他刮倒，卷着他在柏油路上打滚，直到他抓住路灯柱子为止。

还有一个故事说的是，有一次所有的轮船都被风刮得走锚了，刮到大海上，留在港口的唯有一个机灵的美国人，他把两个锚都起了，全速朝岸边开，就这样他得以留守原地。

我并不特别相信这些故事，但却兴致勃勃地等待着东北风。

据说东北风只会以三为单位计数，因此一刮起来不是三天，就是六天，要么九天，等等。

我的期待终于实现了。

我们“希尔卡”号上所有的螺栓插销和铁链缆绳全都叽里嘎啦响了起来，铁在敲，缆绳在啸。

我去城里，暗自期望风也把我刮倒，卷着我在街上滚，跟《俄罗斯言论报》的同事一样。

我顺利地走到市场，买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突然乌云似的尘土腾起，碎屑乱飞，售货棚子上面的帆布嘭嘭拍打，不晓得是什么东西轰然倒塌，一种粉红色的泡沫隔开了我和世界。

我绝望地挥舞着双手。世界又打开了，却原来粉红色是我自己的短裙，被风吹过了我的头，眼下正裹着我的腿。

我很难为情地环顾四周。然而所有的人都在揉眼睛，眯缝着眼睛，用胳膊肘挡着脸，貌似无人关注我与东北风的初次相识。唯有远处一个卖面包圈的娘儿们盯牢我，笑得要死……

东北风刮了十二天。索具发出世间一切叫声。戚戚的、狠狠的、惨惨的、烈烈的。吹跑了街上的行人、市场上的货郎、甲板上的水手。锚地没有一只小船，岸上没有一辆大车。

道路上一柱柱黄色的灰尘在徘徊，垃圾盘旋，碎石拍地。

一具吹胀的奶牛尸体被刮到我们“希尔卡”号的船身上。

据说风常常将家畜刮到海里。

几个见习水手用钩杆把奶牛扯下来，可是又被刮上来，而吓人倒怪的吹胀的皮囊久久地晃荡，一会儿荡开去，一会儿又重新飞起，高及船舷。

“希尔卡”号的住宿者郁闷地溜达来溜达去。

你登上甲板，左边是尘土飞扬，一片死寂的城市，饱经忧虑、恐怖和伤寒的磨难；右边是奔腾的大海，波涛急遽纷乱地互相推搡倾轧，一浪高过一浪，喷涌着剧烈的泡沫。

海鸥乱飞一气，忧伤痛苦地互道诀别，绝望地叫不成声。

灰暝的天空。

愁啊。

夜里，甲板上的轰鸣撞击声使人无法入睡。走出憋闷的舱房到甲板到上面去，风打着旋儿把你卷起，砰地关上你身后的门，将你拽向黑暗，在那边，风呼啸着，嘶鸣着将受惊的浪涛驱逐，再远一点，再远一点，再远一点……

远离这愁苦的海岸。然而赶到哪里去？

可能很快就是我们，被这狂野的自然力驱赶，然而赶到哪里去？赶往何处？

再回到舱房。

躺在硬邦邦的木板铺位上，你就听着吧，准尉忧郁地拨弄着自己那把音调不准的吉他，还有老中国人——轮船厨师那剧烈的咳嗽，他曾经“把心都气炸过”。

我在城里溜达，指望打听到点什么。我找到新罗西斯克过去一家报纸原来的编辑部。但是那边谁、什么都不知道。确切地说，大家都知道很多，每个人知道的都与别人的完全相反。

只在一件事情上众口一词：敖德萨在布尔什维克手里。

我在街上碰到大名鼎鼎的“水手”巴特金。在这里，在新罗西斯克，他是衣冠楚楚的大学生，走到哪儿身边都簇拥着一群以他为荣的贵族小姐，照他说起来，他似乎曾经要被枪毙，而他之得救纯粹是靠他自己的能言善辩。不过，每每说起这一切，他好像不特别自信以及令人信服，亦并不非常坚持要人相信他。枪毙故事中唯一的亮点，是他在临死之前，嘴里一直念着心爱的女人的名字。每逢这一细节，那群小姐都低垂下眼睛。

我看着这位修饰光鲜、打扮漂亮的大学生，想着那个走上马林斯基剧院舞台，慷慨激昂的水手，他在猎猎招展的安德烈旗[123]的布景前狂呼战斗到底。而在皇家大包厢里，《交易所晚报》的同事们听着他的演讲，为他鼓掌。

旋涡般的东北风刮走了这只火中的凤凰。还有尘土和碎屑……后来，听说他投靠了布尔什维克。我不晓得……

尘土与碎屑……

但是那一个个在安德烈旗布景前的夜晚，我不会忘。

我在城里溜达。

开始遇上一拨拨新逃亡者。还碰到些熟人。

那种让人震惊、难忘的新的面部表情愈来愈常见了：奇怪地转个不停的眼珠，尴尬窘迫、惊慌失措、转瞬即逝的放肆无礼。似乎对他们而言，生命中的这几秒钟，不足以让他们放心地坚信自己的放肆无礼。

后来我明白了，这是那些人（譬如可怜的А.库格尔）没有信心，不确定真理在哪里，力量在哪里。

他们在等着上天赐福。他们在这边搞关系，也不放弃那边的关系。

我意外地碰到那个高官，他在基辅曾经说过，如若不在被枪毙的兄弟墓前杀死七个布尔什维克死不瞑目。

“要让鲜血，鲜血渗透他惨遭折磨的身体！”

他的样子并不特别骁勇。头缩着，狼一般四处张望，整个身子转过来转过去，警觉地乜斜着狡猾的眼睛。

他跟我说话时蛮不自然，没提七个布尔什维克的事儿，压根儿没表现出激情。他的整个举止仿佛是在拄着杆子跋涉险滩。

“您的家人在哪里？”我问道。

“家人暂时在基辅。很快就会见面的。”

“很快？那您怎么去那里？”

他不知为什么四处扫了一眼，样子全变了，像狼一样。

“也许很快就会出现任何可能。不过对此暂时无可奉告。”

他的可能很快就出现了。他现在正在莫斯科春风得意、声名显赫地工作……

我在新罗西斯克最初日子的全部记忆就是如此，布满灰尘，翻腾着憋闷的旋风，旋风携裹着垃圾、碎屑、残渣，将人们吹向右边，吹向左边，刮上高山，刮下大海，坠入上天的残忍，无情而无谓的残忍……它，这旋风，决定着我们的命运……

27

是啊，旋风决定着我们的命运。是它将我们抛向右，抛到左。

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子，被枪杀的水手的儿子，千辛万苦来到北方寻找亲人而不得，几年后他已经站到共产主义者的行列里，而他所寻找的家人原来在国外，提起男孩子就伤心和羞耻……

一个演员，唱布尔什维克四句顺口溜[124]和讽刺歌的，在布尔什维克离开后，很偶然地耽搁在城里了，他把自己的四句顺口溜改成反布尔什维克的，永远成了白卫军……

那些大演员们备受折磨，他们待在南方，远离亲人和剧院，完全惊慌失措的他们在白色旋风中晕头转向，随后，一朝脱身，便满怀难以遏制的鸟儿的牵引越过河流，越过烽火，飞回故巢。

能人出现了。他们通过只有自己才知道的途径往返于莫斯科和南方之间，带货来，运货走……有时候他们殷勤地帮着给人从彼得堡或莫斯科带东西来，给亲戚捎钱去。

这些能人全都怪怪的。须知他们不是为服侍我们而来的，他们干吗要这里那里来回奔波，他们实际上是为谁服务，出卖何人，没人正儿八经地关注这些，也就说说而已：

“有人要去莫斯科，他有本事过得去。”

可是他怎么就有本事，他又为什么需要这种本事，对此无人顾虑。

偶尔会有什么人随口答上一句：

“可能是间谍耶。”

但是说得如此心无芥蒂，天真憨厚，就好比是在说：

“可能是律师耶。”

或者：

“可能是裁缝耶。”

甚至可以是任何一种职业。

然而他们来去匆匆，收买和出卖。

新罗西斯克的居民换人了。成为海滨那道生机勃勃的风景的宿营地不见了。

逃亡者的第一次浪潮迅速消退了。

白卫军向前挺近，解放了的城市里潮水般涌入它们曾经的逃亡者。

所有人都狂热地注视着邓尼金[125]的节节胜利。

在此狂热中也不时地上演一出出悲喜剧。

有个哈尔科夫人，我经常在街上遇见那人挎着一个年轻女演员，他两手一摊，不知所措地说：

“它们干吗前进得这么快！哪怕是稍微歇歇也好嘛。难道你们没发现，必须让士兵们休整休整吗。当然，他们是英雄，可是喘口气于英雄无碍啊。”

接着又绝望地说：

“照这样，大概很快就该各回各家了。”

他在哈尔科夫有妻子。

不过这出悲剧中最喜剧的是（据我所知，应该是），由于邓尼金军队飞快的步伐，他妻子处于同样暧昧的狂躁之中。

“我想象得出，”我对哈尔科夫人说，“您可怜的妻子该有多高兴！”

我还想到：

“可怜的她！每每听到白卫军胜利的新消息，她怕是都在家里团团打转，撕信，倒掉烟灰缸里可疑的烟屁股，用发抖的手写字条：

‘白卫军越来越近了，为防万一明天您别来’……”

“是的，我想象得到，您可怜的妻子有多激动……”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不过他说：

“是啊，我想象得出来！您是知道她的——她是个花大姐[126]。我有时候甚至希望她爱我少一些。这种奋不顾身的爱情，往往都是悲剧。我当然是可靠和忠诚的，您自己也晓得……”

“是的，是的，当然……”

即使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此这般的夫妻关系亦属罕见。彼此信守不渝，简直就像鲍勃钦斯基跟道勃钦斯基[127]。

我不知道他们后来是如何相聚的。鲍勃斯司基是否顺利地消踪灭迹，道勃钦斯基又是否成功地瞒天过海。

由叶卡捷琳诺达尔[128]的剧院老板Б-е.派来的搞业务的客人——两个女演员意外地来“希尔卡”号找我。她们建议我在叶卡捷琳诺达尔举办两场我的戏剧晚会，演员们演戏，剧团蛮好，我再朗读几段。条件相当不错，我同意了。

她们转交给我奥列努什卡的一封信，是她从叶卡捷琳诺达尔写来的，信上说她丈夫死于斑疹伤寒，她打算来接我。

可怜的奥列努什卡！看她穿着孝服，成了寡妇该有多别扭啊！

可是她的电报跟着就到了：

“明天到。”

“希尔卡”号上恰好在装煤。一条几乎已经空了的大运煤驳船就停在一旁。

我坐在甲板上，望着跳板等她。

突然，我们的见习水手不知为什么全都笑着“好啊，好啊”地嚷嚷起来。我一看，只见一位小姐正沿着黑乎乎深不见底的驳船窄窄的船舷走过来，边走边用旅行化妆箱保持平衡，而且还蹦蹦跳跳的。

“奥列努什卡！”

我原本想象，她是戴着长长的黑纱，手里捏一块手帕。可是这位——小脸蛋粉扑扑的，后脑勺扣着一顶格子的小檐军帽。

“奥列努什卡！我以为您穿丧服呢……”

“没有，”她边说边吻吻我的脸，“我跟沃瓦彼此发誓，如果一个死了，另一个一定不悲伤，相反要去看电影，想方设法摆脱悲哀。我们发过誓了。”

她把她复杂的婚姻故事给我讲了。

她到罗斯托夫时，沃瓦正等着她，给她在自己隔壁准备了一个房间，但是没跟旅馆里的任何人说他们彼此认识。他们悄悄在教堂举行了婚礼，在众人面前重新装作完全不认识。

“你们干吗要这样？”

“我担心季马在基辅知道我嫁人会开枪自杀。要么就是非常难过，”奥列努什卡羞答答地回答，“我受不了人家难过……”

旅馆女佣在奥列努什卡的小桌子上看到沃瓦的照片，大大地吃惊了。

“小姐，您的这位兄弟怎么那么像住在我们这儿的那位军官噢！”

“真的像吗？”奥列努什卡惊讶不已，“应该看看去。”

他们过得和谐、贫穷而快乐。

沃瓦因为职务经常外出。尽管他只有十九岁，却已经是上尉军衔，并且被委以重任。每每出门，奥列努什卡都用一幅珍珠缝制的小圣母像为他祝福，给他带上一个毛绒小狗，“免得他觉得孤单”。

有一次沃瓦出差回来，累得不行，非常伤心。

“在车站，”他讲，“一只长毛乱蓬的大狗朝我走过来，一直用眼睛求我给它梳梳毛。它那么可怜，脏里吧唧的，我则不知为什么一直在想：‘要是我捋它就会得伤寒。’可是它一直看着我，一直在求我梳一梳。现在，我大概要死了。”

他不说话了。而且他开始觉得，每次他走进房间，都有一个古怪的、透明的、凝胶似的人站在墙边，一弯腰就不见了。

后来又派沃瓦去叶卡捷琳诺达尔，他去后就失踪了。定好的归期早就过了。而关于叶卡捷琳诺达尔的恐怖传言四起：人们一眨眼就染上伤寒倒毙街头，一睡着就死了。

奥列努什卡跟她的“列涅桑斯”（她演戏的小剧场好像就叫这个名字）请了两天假去寻找丈夫。她找遍了各大旅馆和医院，都没找到，而且了无踪迹。

她回到家里。

就在这时有人带给她一个消息，说她丈夫的确病了，躺在叶卡捷琳诺达尔的医院里。

奥列努什卡又请了假，去医院寻找。在那里她被告知，她丈夫是在街上昏倒才被送来的，他被折磨了很久，他得的伤寒最厉害，他死了，一次都没清醒过，已经埋了。昏迷中他反反复复只说两个词：“奥列努什卡。列涅桑斯”。邻床的人猜他可能说的是罗斯托夫的剧院，在求人给那里带信。

“可怜的孩子，”医生告诉奥列努什卡，“他用尽全身心的力气一直呼唤着您，可谁都没听懂他……”

他们将“逝者的财产”转交给遗孀，一只毛绒小狗和一幅小小的珍珠缝制的圣母像。

奥列努什卡当天必须返回罗斯托夫，当晚必须参加一个蝙蝠剧院风格的小剧场一部乱七八糟的戏的演出。

这就是奥列努什卡短命的婚姻史。

好比波兰儿歌里唱的：

一只小猫咪

爬上小木筏

眼睛眨呀眨

小曲啦啦啦

几下到头啦……

28

我在叶卡捷琳诺达尔定好的晚会日期越来越近了。

随便怎么我都无法解释，我对在全体观众面前表演所感到的难以抑制的憎恶。我本人也搞不懂是怎么回事，或许唯有心理分析大师弗洛伊德[129]方能解释个中原因吧。

我不能去抱怨观众的态度恶劣，每当我不得不在慈善晚会上朗读时，人们总是给我更多的礼遇，高兴地迎来，尊敬地送往，掌声不断，频频致谢。还要怎么着？似乎是应该满足和幸福了。

不是这样的！

常常在午夜时分蓦然惊醒。

“上帝啊！他预备的东西有多恐怖？……有多不能忍受……哎哟喂，是的！朗读是为给牙医捐款！”

为了摆脱这恐怖，我什么法子没想过啊！

电话铃响（通常都是这样开始的）：

“您什么时候允许我去见您？有要事相商。我不会耽搁您太久的……”

哎哟喂！开始了。

“可能要劳您驾，”我冲着话筒说道，连我自己都奇怪我的声音变得那么有气无力，“或许您现在就能告诉我个大概其……”

不过，唉，一般来说她们很少同意这么做。做慈善的太太们不知为什么坚信自己的个人魅力不可抗拒。

“电话里很难说的！”她婉转动听地说道，“请您就给五分钟，我不会叨扰您太久的。”

于是我决定当即撕下她的面具。

“大概是关于音乐会的事吧？”

至此她走投无路，我徒手将她拿下。

“你们的音乐会定在什么时候？”

之后自然是不管她定在何时，在我而言永远都是“很遗憾，不予考虑”。

但是也有这种情况，时间定得很久远，一个月以后，一个半月以后，我就会不假思索地以为，到那时候我们整个行星系统会来一骤变，所以眼下没什么可担心的，何况到时候女慈善家会忘记我曾经答应过，或许晚会还会推迟。万事皆有可能。

“我很愿意，”我回答，“那么好的目的。您可以把我算上。”

结果就在一个美好的早晨，我打开报纸，看到自己的名字赫然印在作家和演员的名字中间，两天后这些人将在贵族厅或贵族俱乐部演出，目的是为譬如被古列维奇中学开除的学生捐款这类的。

这下可怎么好？生病？给自己接种鼠疫？割脉？

还有一次，让我赶上一件吓得魂飞魄散的事。一想到它，就好像是在做一场噩梦。这种梦常常有，我之前就听到很多人都说做过。

“我梦见好像是我应该在马林斯基剧院唱歌，”一位老化学教授告诉我，“我走上舞台，突然发现我压根儿就不会唱歌，而且我上台穿的是睡衣。观众在看，乐队拉起过门，皇家包厢里还坐着国王。我梦到的就是这个……”

我想要说的那件事就属此类。噩梦似的，又可笑。睡着时，在梦里是噩梦，醒转来则很搞笑。

来了一个年轻人，请我参加一个关于电影的学术辩论会。

“关于无声影片的。”

当时这是一个很时髦的话题。

答应参加的有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130]、阿拉巴任、批评家沃尔斯基、梅耶霍德[131]，还有的我记不得了，反正不少，也都认识。

我自然顿生恐惧。

而且还要在台上读一篇本人的短篇小说，这倒无所谓，毕竟没那么难。可是我压根儿不会讲话，从来没讲过，也不想开这个头。

年轻人开始说服我。即便我当真讲不来，也可以写在纸上照着念。

“可我一点不懂电影，也没任何想法。”

“那您就想想呗！”

“想不了。再说也想不出来。”

当时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恰恰多得吓死人，可是我都没当回事，真的是完全不晓得以谁为立场，引谁的经据谁的典，发言反对谁。

然而年轻人的说辞相当宽慰人：

“学术辩论会要过一个半月才开。这期间您自然就对问题了如指掌了，然后照本宣科就行了。”

确实，一切都如此方便简单，关键是一个半月以后。

我理所当然就同意了，年轻人逸兴遄飞地走了。

时间在走。没人打扰我，没人提醒我，我也忘得一干二净。

一个无聊空虚的晚上，当时我谁都不想见，哪儿都不想去。由于寂寞，我决定去铸造剧院，当然也是有点事。这个剧院一直在上演我的剧本，时不时地需要去看看他们演得如何。因为演员们很有灵感（全都年轻、快活、有天分），所以，按演员的行话说，经常会给剧本“化化妆”，即表演时添油加醋，演上十几二十场，戏里许多地方与原作已经相差十万八千里，就连作者本人都很难猜到上演的正是他的作品。如若不闻不问，那么等演到第二十或第三十场，你还没准儿会好奇地问，这玩意儿怎么傻兮兮的。你什么都看不明白，可同时又好像似曾相识……

记忆犹新的是，曾经有个天分极高的演员，在我的剧本《金刚砂》里扮演一个温情脉脉的恋爱中的画家，原来的台词是，“我要像一个黑奴跟在你身旁”，他给改了，他字正腔圆地说：

“我要像一只黑虾跟在你身旁。”

我以为要么是我听错了，要么是他口误了。

我去了后台。

“您告诉我，是不是我听错了？”

“不是，不是，是我想出来的。”

“为什么呀？”我一头雾水。

“这样更搞笑。”

能有什么辙！

可“虾儿”还只是小菜一碟。

一次，隔了好久我顺路去剧院，我听到的、看到的完全不是我的剧本，而是一堆搞笑的胡说八道，我简直吓坏了。我扑向后台。在那里演员们高兴而骄傲地迎接我。

“怎么样！您看我们给您的剧本收拾得如何？满意吧？观众们开心得嘞！”

“这一切当然让人着迷，”我回答道，“不过遗憾的是，我不得不请你们回到我简单平常的本子上来。把自己的名字签在人家的创作成果上，我别扭。”

他们诧异极了……

再回到我去铸造剧院的那个难忘的夜晚。

已经晚上十点钟了，戏显然已经早就开演了。进口没人管，我走进去，在大厅后排找了个空位子。

人很多，但是……这戏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大厅还亮着灯？

我一看，台上有张桌子，铺着绿色的幕布。桌子后面坐着……中间是梅耶霍德，我一下子就认出他来了，阿拉巴任正站着讲话……还有沃尔斯基……桌子边上站着一个年轻人……梅耶霍德眯起眼睛，看了我一眼，显然认出我了，做了个手势把年轻人叫过去（那人的相貌我太熟悉了），指着我说了什么……年轻人点点头，向后台出口走去。

“这一切可能意味着什么？很可能仅仅是出于礼貌请我往前坐坐……不过他们在这里做什么？”

就在这时，年轻人从侧门进来，径直朝我走来。

他走到我跟前。

“您希望现在就讲，还是休息后讲？”他问道。

“我……我不想现在就……我忘记了……”我嘟哝着，整个人都糊涂了。

“也就是说，休息之后，”年轻人正儿八经地说，“无论如何，要我请您到台上就座。我陪您上去。”

“不用……不用……我自己去。上帝啊！这可怎么好！”

他惊讶地耸耸眉毛，走了。

这时从台上清楚地传来片言只语：

“无声影片……”

“电影的作用……”

“艺术或非艺术……”

我脑袋里灵光一闪，想干什么虽然尚不清晰，但肯定不是好事……

我悄悄起身，向出口走去。在出口看到一个巨大的横幅：《电影学术辩论会》。

与会者中我本人的名字赫然在列……

逃回家后，我吩咐被我的惊惧吓坏了的女佣关门上锁，谁来也不开，我拔掉电话筒，上床把头埋在枕头底下。餐厅备好了晚饭，但我怕去那里。

我觉得，在那里“他们”比较容易把我搜出来……

多好啊，世上的一切都快过去了。

29

就这样，我不得不去叶卡捷琳诺达尔，当地剧院的老板安排了两场我的作品晚会，有我本人参加。

从新罗西斯克出发时已是黄昏，我无精打采，倦得很。列车超载了，一大帮士兵和军官挤满了所有车厢。看来是开赴前线的，去北方。然而所有人全都是一副备受折磨、饱经战火、痛苦不堪的样子，肯定没休养多久，可能他们只是从一处前线调往另一处而已。我不得而知。

我被费劲地塞进三等车厢，车厢的窗玻璃是破的，没有照明。

座椅上、地上到处都是穿褐色军大衣的身影。

憋闷。烟雾腾腾。

列车开动之前，很多人就已经睡着了。

站在我斜对面的一个军官又高又瘦，背倚着车厢。

“安德烈耶夫！”座椅上的人都在喊他，“坐吧，咱们挤挤。”

“我不，”军官应道，“我站着轻松些。”

他就这样站了整整一夜，头向后仰着，半睁半闭的眼睛翻白了，压低的帽檐下的额头上有一块圆圆的暗红色阴影，就像被钉在桅杆上漂泊的荷兰船长[132]一样，他就这样站了整整一夜，两条分开的长腿随着车厢的震荡而微微晃动。除了一个坐在破车窗旁边的军官，他们很少说话。那个军官不停地说东说西，我很快就明白了，他纯粹是在自说自话，没人在听他的……

不过我旁边有个人在问另一个：

“您听说Х.上校的事了吗？”

他说的那个姓，我在新罗西斯克已经听到过了。关于这位上校，人家说，布尔什维克当着他的面折磨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从此，他抓住一个布尔什维克就处死一个，而且每次都一模一样：他回回都坐在台阶上，喝着茶，让人当着他的面将俘虏吊死，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

他本人则一直在喝茶。

我旁边的人说的就是他的名字。

“听说了，”听着的人说，“他是个疯子。”

“不，不是疯子。他干的事在他看来很正常。您明白吗，遭受过那种事情之后，他的行为举止若是还跟平常一样，那才真真奇了怪了呢。那才不正常呢。每颗心都有自己的极限。过了，人类的理智无法承受。也不必承受。因此Х.上校的所作所为对他自己而言完全正常。您明白了吗？”

听者什么都没说。但远一点，坐在过道那边的一个人大声说道：

“他们挖了一个男孩子的眼睛，一个十岁的男孩子，挖了个一干二净。没见到过被挖掉眼睛的脸的人，他是想象不出来那有多恐怖的。男孩子这样子又活了两天，一直在喊……”

“嗐，够了……别说了……”

“听说过吗？把一个侦察员的双手绑起来，嘴和鼻子用泥巴塞住，闷死了。”

“不，Х.上校不是疯子。以他的遭遇而言，他是个完全正常的人。”

车厢内一片暗黑。

破玻璃车窗外射进来朦朦胧胧的光，肯定是月光，月亮是看不见的，朦胧的月光勾勒出车窗旁边那几个人深色的剪影，那些坐得远点和坐在地上的人，黑压压地人头攒动，哼哼唧唧，叽里呱啦……他们睡着了抑或是睁着眼在说梦话？……

那个字正腔圆，格外响亮的声音又说话了，紧张得不得了：

“我再也受不了了。自打1914年起就折磨我，折磨我，到现在我……已经死了，我死掉了……”

这个声音了无生趣，无知无觉，这是亡灵之音，通常只在留声机里和招魂会上方能听到……

老旧破烂的车厢上每个螺丝都发出刺耳的颤抖声，生锈的车轮发出刺耳的尖叫，将这些半死不活的人推向痛苦与死亡。

天色放亮了。

晨光熹微之中，这些惨白的面孔、摇晃的脑袋愈发恐怖。

没错，他们睡着了。他们那是在说梦话。而醒转来的人立马缄口不语，只是认认真真地舒展舒展发麻的肩膀，抻抻大衣而已，并不晓得他睡着时，他的心为什么哭泣……

最恐怖的还是那个站在众人面前的人，他直挺挺地站着，敞着大衣，仰着他那颗被射穿脑门的瘦削的死人头颅。

他站着，脸冲着我们，俨然是在率领和指挥。被射穿脑门的人，漂泊的荷兰船长，他的死亡之船……

列车抵达叶卡捷琳诺达尔时尚早，城市还在沉睡。

晴朗的艳阳天，肮脏的街道，啪啪响的出租马车，让我的心情顿时开朗，自在如常。之前这一夜哼哼了一声，过去了。

“没关系，”我让自己快活起来，“很快就会决定让‘希尔卡’号向东开，那边有忠诚可靠的朋友М.接我，在那里让心灵稍事歇息，然后再说。”

我开始琢磨眼前上演的剧本和排练，这可是今天就必须着手做的事情。

请我来的剧院老板Б-е家里，护窗板仍然关着，看来大家都还在睡觉。

听到我的铃声来开门的是奥列努什卡，她在Б-е的剧团里演戏……

30

叶卡捷琳诺达尔当时是我们的中心，我们的首都。就连它的样子也是首都的样子。

街道上看得到将军制服，听到的只字片语都蛮重要：

“我命令……”

“可是，部长……”

“我现在就去警告。”

“拨给各个官方机构的房子、官员、打字机……”

突然，我收到寄自新罗西斯克的信，是被我抛下的“希尔卡”号写来的，信中拜托我去海事领导部门，亲自提出申请，准许“希尔卡”号驶往符拉迪沃斯托克。

我最受不了各式各样的官衙和走过场的关系，甚至去邮局取封无辜的挂号信亦会令我苦恼。被公务员那副“公事公办”的眼神盯着，接过让我签名的书，我会瞬间忘掉今天是几号，是哪一年，我姓什么。日子尚可以问，年份有时也可以瞥一眼墙上的挂历，可要是在自己的姓名上发呆，公务员会拒绝签发信函的。

然而，没辙，想为亲爱的“希尔卡”号多出一点力，何况我对向东方的航行兴趣极大。之前命运一直是将我们往地图的下方驱赶，现在就让它往旁边赶吧。

问明分管海事的衙门所在地，我去了。

我被打发去找一个留着扎眼的红胡子的高个子官员。他是怎么回事我现在不记得了，我只记得他那扎眼的红胡子，特别彬彬有礼，以及他所能提供的海事大权……

他没问我今天几号，我的名字他自己知道，因此我鼓足勇气小声地跟他陈述了“希尔卡”号的请求。

他沉思了一会儿，突然意外地发问：

“请告诉我，为什么您那么希望轮船沉没？为此里亚比宁船长已经请求过我们予以准许了。我们拒绝了。‘希尔卡’号是条小船，里亚比宁船长从未去过符拉迪沃斯托克，他会淹死您的。”

我为“希尔卡”号辩护。船小怎么了？更何况它就是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开到黑海来的。

“我们认为这是一种侥幸，不会再有第二次。而且它现在还有可能遇上台风。”

我羞于跟他解释，就我个人而言，台风才是最有意思的事情。我只是说，以我之所见，“希尔卡”号经得起任何风暴。

“海事权”笑了起来，表示怀疑。

“会片甲不留的。您的里亚比宁船长他胆子大得很呢，但是我们不能批准如此疯狂之举。”

我拍了一封悲伤的电报，奔走斡旋就此作罢。

有那么三四天，必须要准备上演的剧本和排练，我就住在剧院老板Б-е家里。

他人非常好，是俄裔法国人，从被遗忘的祖国保留下来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午餐时切炸鸡。

几个月前他跟自己剧团里一个年轻女演员结了婚。因为日子过得不错，可爱的女演员发了福，不再登台，胖胖的、粉粉的、萌萌的，穿着一堆蓬起来的薄纱绉边荡来荡去，管Б-е叫“爸爸”，说起话来像个娃娃。

“爸爸！毛毛头要吃西瓜！爸——爸！”

家里永远坐满人：男演员、女演员、影剧评论家，所有人都留下来吃正餐和早餐，搞得人挨人、闹哄哄、乱糟糟的。这里不大谈政治，人们无拘无束地见面、探讨，双方都是些肯定要回莫斯科和可能要回莫斯科的人，和已经再无可能回莫斯科人，毕竟谁都是一无所知。让战斗积极分子去了解和决定，在这里，在这个草台班子的演艺圈里，大家都只为自己的职业利益而活，而且我觉得，他们好像害怕去想、去看……

人愈来愈多。一批批演员千方百计地从北方过来。

一位年事已高的戏剧栏目撰稿人要来，他拍电报来说身体不好，拜托给准备一个房间。于是为他订好饭店，两个有同情心的女演员去接的他。

人接到了。

“全妥了，我们甚至给您预订了水疗。”

“水疗？”撰稿人吓了一跳，问道，“难道你们认为我的状况很危险吗？”

女士们颇为尴尬。

“不是，瞧您说的！只是让您在如此可怕的旅行之后能洗洗。”

撰稿人宽宏大量地微微一笑。

“哦，如果仅此而已，我亲爱的，那我必须告诉你们，我并无特别需求……”

我记得，在这群形形色色的人当中，有大影星鲁尼奇、歌剧名角科舍夫斯基，后者做演员是喜剧的，做人是悲剧的，他老是觉得自己得了绝症，即便是他心满意足地给自己的盘子里上第三份餐品时，他依然悲痛地认定：

“是的，是的，可疑的胃口。确定是脑膜炎发作的征兆……”

他的妻子蛮有意思，一个女演员曾经这样说她：

“她来自一个非常有趣的家庭，据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依照她姑姑写的《卡拉马佐夫兄弟》[133]……”

我剧本上演的日子到了，除了我的三个小剧之外，演员们还要朗读我的短篇小说，演唱我的歌曲和朗诵诗歌。

剧院老板要求我本人一定要读点什么。我坚辞很久，但不得不让步了。

我们的演员激动了，挨个跑来找我，请求我允许在我出场前给我化化妆。

“您要念什么？”他们都问我。

“还没选好呢。”

“哎呀——哎呀！怎么可以这样呢！”

晚上，我们这幢房子里的全体居民尖声高叫着跑去剧院。我决定晚点去。

我平静地换好衣服，出门了。

静悄悄的夜晚，黑黢黢的，星辰满天。奇怪的是它令我心安……

我经常会有这样的心情。心底里与尘世的一切那种尘世的联系猛然断开了。最亲近的人们模模糊糊地遥不可及，过去那些最重大的事情淡忘了，所有那些我们称之为生活的大事要事亦黯然失色，感觉自己置身于太初的虚无，宇宙就是由它生成的……

那个晚上正是如此：漆黑、虚空的圆圆地球，无边无际的星空。还有我。

这样持续了多久，我不晓得。人声将我吵醒。人们边走边大声议论着剧院，于是我想起了一切。我想起来今天有我的晚会，我得赶紧了。我发现我已经走出很远，因为在我身边一片波光粼粼，波光上面是黑色的栈桥。

“看在上帝的分上，剧院怎么走？”我喊道。

有人告诉了我。

我紧赶慢赶，使劲跺着鞋跟，好让自己听到，我已经回归我那简单寻常的生活……

我走进剧院后台，那里热闹非凡、拥挤不堪。

“邓尼金在大厅里！剧院爆满。”

我从侧门朝前排一看，一件件将军制服上的金银饰线一片闪闪发亮，大厅金碧辉煌。

金碧辉煌的大厅大笑、鼓掌，笑声抓住那些挤在后台的人。

“作者！”观众里有人喊道。

“作者在哪里？作者在哪里？”后台骚乱起来。

“作者在哪里？”我机械地跟着说，“作者在哪里？哎呀，是啊，上帝！这是我的剧本呀！……我就是那个作者！”

我亲爱的剧院老板Б-е哪里晓得，他请来的是个何等怪物！按理正常的作者应该一大早就开始激动不安了，正常的作者应该逢人便说，“您瞧，我的手冰凉。”而我却整出个璀璨的子虚乌有，观众呼唤作者时，反倒好奇地问，“作者在哪里？”更何况还得当我是头脑清楚之人付我酬金！

“去呀您！”导演朝我吼。

我连忙挤出一丝若无其事的微笑，抓住演员们伸给我的手，出去谢幕。

这是我在俄国的土地上，给俄国的观众鞠的最后一躬。

别了，我最后的谢幕……

31

叶卡捷琳诺达尔的夏天。

炎热。灰尘。这一帘灰霾纷乱和消逝岁月的后面，隐隐约约浮动着一张张脸……

诺夫戈罗采夫教授、米亚科京那双斯拉夫人的蓝眼睛、多愁善感的Ф.沃尔肯施泰因的一头浓发、神秘论者乌斯宾斯基茫然而紧张的眼神……还有其他人，人们为他们祈祷，因为他们都已经是“被杀害的上帝的仆人”了……

在彼得堡的熟人中，有个年轻的骑兵军官Я.公爵，他快活、斗志昂扬，一个胳膊被射穿过，却愈加狂热。

“士兵们热爱我，”他讲，“我会跟他们打交道，扇耳光像打鼓。”

我则以为他们不会为此爱他，而是喜欢他不顾一切、心无挂碍的好勇斗狠。人家讲过，他曾佩戴着军官的肩章，策马从布尔什维克占领的村庄呼啸而过。

“为什么他们没朝您开枪？”

“他们惊呆了呗。他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白卫军军官突闯村庄。他们跳将起来，瞪大眼睛。笑死人了！”

这位Я.公爵之后的命运可谓超级奇遇。最终，他在南方的一个城市落入敌人的魔爪。审判完他被罚服苦役。那年月布尔什维克没有任何固定的苦役，把公爵往监狱里一丢了事。然而执政者按照他们自身的行政惯例，亟须一个检察官，但城市太小，受过教育的人都跑光了，要么就隐藏起来了，而他们又得知公爵毕业于法律系，左思右想，遂命令他去做检察官。白天他被押送队押上法庭，在那里他起诉、审判，晚上再被带回去服苦役。据说好多人羡慕他，不是人人都保证有桌子和房间的……

叶卡捷琳诺达尔、罗斯托夫、基斯洛沃茨克、新罗西斯克……

叶卡捷琳诺达尔是高官据点。各个官衙里到处都有马克思·沃洛申养眼的贝雷帽、斗篷和鬈发，他在朗读抒写俄罗斯的诗篇，为那些无罪的被告奔走斡旋。

罗斯托夫是商贸投机的园地。餐馆的花园里头尽是酒鬼，歇斯底里狂饮到自杀……

新罗西斯克是花花世界，去欧洲的跳板。年轻人带上盛装打扮的女士开着英国车兜风，在海里泡澡。

“新罗西斯克是个大澡盆。”[134]

基斯洛沃茨克[135]迎接列车的是它田园诗一般的景色：绿色的山丘、怡然自得的羊群，在向晚的红彤彤天空背景上，清清楚楚地勾勒出一个黑色挂着一截绳索的秋千。

那是一座绞刑架。

犹记得，这非凡的画面死死揪住我的心；犹记得，我曾经在一个绝早走出饭店，来到城外直奔绿丘探寻凶山。

沿着一条踩出来的陡峭小径，我爬到“那里”。近处看秋千不是黑色的，跟所有没油漆过的树木一样，它是灰色的。

我居中站在秋千结实的横杆下。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看到了什么？通常吊死人大多数时候是在清晨，就是说，从这个方向看去，他们看到了自己最后的太阳。以及这片山冈和山丘。

下去一点，左边，已经有早市了。花花绿绿的农妇们从大车上把陶器卸到干草上，太阳照在湿漉漉的盆盆罐罐的釉面上闪闪发亮。“那时”，或许也有这个早市。而另一边再远处，牧羊人正赶着一群群的羊往山丘里走去，羊群波浪般密密匝匝（恰似舒拉蜜女郎[136]的鬈发）缓缓地在绿色山丘漫游，牧羊人站着，穿着翻毛皮袄，拄着长长的《圣经》中的拐杖……美极的幽静！“那时”也是这般幽静的吧。

这种事情相当平常简单。几个人押一个人上来，把他放到我站的地方。可能会有一个牧羊人用手掌遮住太阳，看看山丘上的人在折腾什么……

在这里吊死过著名的女无政府主义者盖[137]。她年轻貌美、勇敢乐观，是马蒙特·达尔斯基[138]漂亮的挚友。我有许多朋友在那个狂热的年代跟这伙好玩的无政府主义者厮混，我们认为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全都是些穿奇装异服的大话王，没人把他们当回事儿。若要相信马蒙特政治信仰的真诚，需要太久、太深入地了解他的心灵美。夸夸其谈、凹造型、惨不忍睹的反派脸谱、租西装穿，风趣而不负责任。马蒙特在舞台上演了一辈子的“王者”，在生活中，依然在扮演王者、天才，放浪形骸。而他的死，也仿佛是命运开的一个玩笑！他死于一个贵族式的做派。他站在电车踏步上，为了给女士腾地方，往旁边一闪，结果掉了下去，倒在车轮底下。几个月后，他的挚友，漂亮快乐的盖站在这里，眯起眼睛望着自己最后的太阳，抽完自己最后一支烟，然后把烟蒂一扔，平静地将绷紧的绞索套到自己的脖子上。

山下集市上，太阳在陶器的釉面上嬉戏。大车旁花花绿绿的农妇忙来忙去。再远点陡峭的绿色山丘上，羊群缓缓地爬着，牧羊人慢慢地走着，不时地拄会儿拐杖。大概远处有什么幽幽地嗡鸣着，于是群山间的幽静里也有了嗡鸣。美极的幽静……

人们常常指责作家，说他的长篇小说结尾草率，好像是被扯断的。

现在我已然明了，作家创作并不随心所欲，要根据人物形象，符合命运和劫数。所有的结尾向来就是匆忙的、压缩的、被扯断的。

一个人死后，大家总是觉得他还能做很多。

一段生活消逝后，总是觉得它还能重来、继续，它的结尾被不自然地压缩和扯断了。终结这一段生活的所有事件被无序地、不固定地搅在一起，纠缠不清。

生活按照旧式小说的套路书写着自己的作品。譬如，“叶莲娜嫁人了，而且，据说蛮幸福的”，“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在社会活动中得以忘怀”……

一切都飞快、匆忙，一切又都是枉然。

在我突发奇想离开之前，在新罗西斯克最后的日子就是这样匆匆地、毫无意义地飞逝了。

“眼下返回彼得堡很难，您暂时去国外吧，”人们给我出主意，“到春天您再返回祖国。”

美妙的字眼——春天。美妙的字眼——祖国……

生命复活的春天。我春天回来。

最后的几个小时，“大公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号轮船旁边的滨海街上。

忙碌、张罗、悄声细语。这奇怪的悄声细语，还有说话时鬼鬼祟祟地四处张望，在我们沿着地图，那张印着斜体字“俄罗斯帝国”的绿色大地图一路下行时，一直都在接送着我们。

是的，悄声细语、东张西望。对人们来说，一切都可怕，直到日子的尽头，一切都可怕，都无法放心，无法镇静，阿门！

轮船颤动，螺旋桨拍打出白色的泡沫，黑烟弥漫着海岸。

轻轻地、轻轻地，陆地渐离。

别去看它。要向前看，去看那蓝色的、辽阔的、自由的大海……

然而头自己转了回去，眼睛睁得大大的，看啊，看啊……

所有人都沉默不语。唯有下层甲板上传来女人的哭泣，哭个不停，哭了好久，连哭带诉。

曾几何时，我听到过这样的哭泣？是的，我没忘记，那是在战争的第一年。街上行走的出租马车里坐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婆，帽子滑在脑后，发黄的面颊垂下来，黑洞洞没牙的嘴大张着，“啊——啊——啊——啊”地干号。车夫呢肯定是因为载了这么一个“不像话”的乘客而觉得丢脸，啪啪地催马快走……

是啊，亲爱的，你是不是看都没看就让人坐上来了？现在你就拉着吧。拉着可怕的、黑色的、没有眼泪的哭泣。最后的哭泣。走遍全俄国，走遍全俄国……拉着吧！……

轮船颤动，黑烟弥漫。

我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大到两眼灌满了凉气，我望着，一动不动。我破戒了，回头望了，于是就像罗得的妻子[139]，定住了，永远僵立。于是我将永永远远地看着，我的土地轻轻地、轻轻地，离我而去。

附录：苔菲生平创作大事年表

苔菲，本名娜杰日达·亚历山德罗夫娜·洛赫维茨卡雅。笔名苔菲在十月革命前在俄国非常驰名，曾有人借机推出过同名香水和奶糖。

1872年5月9日生于彼得堡。她出生在一个具有文化传统的南俄贵族家庭，曾祖父是共济会会员，写过神秘主义诗歌；父亲是律师、刑侦学教授，出版过杂志《司法公报》；母亲有法国血统，通晓欧洲文学；姐姐米拉（玛丽亚）是女诗人，人称“俄国的萨福”，曾获普希金文学奖，先于苔菲成名。

1901年9月2日在《北方日报》上发表处女作，第一首诗《我做了一个梦，疯狂而美妙……》

1905年在布尔什维克的《新生活报》上发表讽刺诗和讽刺小品。

自1908年4月至1918年8月在阿维尔琴科创办的《讽刺杂志》和《新讽刺杂志》担任长期撰稿人。

1918年秋，《俄罗斯言论报》被封后，她与阿维尔琴科一道去了基辅和敖德萨演出。

1919年夏天前往土耳其，秋天去了巴黎。

1920年2月在巴黎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4月她成立了文学沙龙。

1922-1923年居住在德国。

二战期间因病困居被占领的巴黎，但并没有因为贫穷和饥饿发表任何作品。

1952年苔菲在巴黎庆祝命名日，一个星期之后，10月6日与世长辞。葬于巴黎圣-热涅维-德-布阿俄罗斯公墓。

1901年、1910年在《蔷薇》出版社出版第一部诗集《七堆火》和短篇小说两卷集《幽默故事》。之后相继出版的著作有：

《就这样了》1912年

《旋转木马》1913年

《插图与独白》1913年

《八幅插图》1913年

《无火之烟》1913年

《没这么回事》1915年

《插图与独白》（第二卷）1915年

《死兽》1916年

《昨天》1918年

《这样生活》1920年

《黑鸢尾花》1921年

《人间的瑰宝》1921年

《寂静的工厂》1921年

《小跑》1923年

《西番莲》1923年

《沙姆兰·东方之歌》1923年

《小城》1927年

《六月书》1931年

《冒险小说》1931年

《回忆录》1931年

《女巫》1936年

《论温柔》1938年

《碎步》1939年

《论爱情》1946年

《冬天的虹》1952年

《生活与领子》

《米坚卡》

《灵感》

《自己人与外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