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酒趁年华。能够写诗吃酒的时间实在不多了。诗人李亚伟有句名言，“我始终在寻找喝酒和美女的路上。”这样的追求对一个有诗心，有诚心，有善心的诗人来说，显得多么重要。“中国上百年的新诗恐怕没有达到20世纪西方大诗人如瓦雷里、庞德那样的成就，也匮缺里尔克、艾略特那种深刻的思想，但是中国诗歌中的心灵和情感力量却始终慰藉着整个20世纪，也将会慰藉未来的中国读者。在充满艰辛和苦难的20世纪，如果没有这些诗歌带来的光耀，将会加重人们心灵的贫瘠与干涸。”（吴晓东：《二十世纪的诗心？后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这些话在漠视，以至鄙视新诗的人听来，类似痴人说梦，可是对我们来说却是真实的。赵园先生说“一生钟情于诗，是一件美好的事”。诗歌有可能保护较为自由的心灵，保存生动的感性、直觉，保存内心深处柔软的部分使免于过早地硬化，同时又不失必要的坚硬。（洪子诚、何寒：《北大新诗研究所：未了的诗歌情结》，《中华读书报》，2010年12月8日）
进入90年代，尤其进入21世纪，“犁庭扫穴式的全球化，带给我们的岂止是‘乡土’的遗失和叛离，文化断代，写作方法异化，审美向度激变，道德取向更新，普世价值落俗。……仿佛一夜之间一个国家从精神到肉体都被清洗一遍，失忆症、梦游症、臆想症和狂想症成为了集体主义的核心组成部分”，“在我们生活现场和精神世界中，那种本分的、知足的、所求无多的气质已经很少了，更多的是贪得无厌，毫无敬畏之心和神灵的缺失”（《与平阳谈诗？雷平阳访谈录》，《星星》半月刊，2012年第2期）。我们面临精神方面的困境：情感的沙化，趣味的粗鄙，心灵的扭曲，人际关系的敌化……这种情况几乎达到“崩溃的临界点”。在这种情境下，诗是我们普通人救出自己，创造一种有意义的生活的方式之一（钱理群：《诗歌读本？ 诗歌伴随我们一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后集权时代和全球化语境构成的这些现实压力，需要当代诗人具有良心、善心，更需要诗人的责任心来深刻揭示人性的困境和看守人类的灵魂。
谈到这里，已经无须回答为什么写诗这一问题了。写作，是一种坚守，是人到中年，接近内心的清静与真诚的一种方式。感谢诗歌，让我不断创造自己，谨小慎微地发现生活的真理与本质。这是我近来的写作态度。这一本册子也是这种心境下写出来的，从乡村接近城市，再从城市抵达乡村，是心路历程，也是我的诗路历程。让我们在历尽人世沧桑，领悟了求索之物的本性之后，向生活和艺术的本源做一次回归吧。
李永才
2012年1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