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河
“五一”那天下午，天放晴了，我带两个侄女去村南的河边玩。
我家乡的这条河叫澧河。这条河与湖南的澧水毫无关系，它是淮河上游的一条支流。澧河从我们村的南边流过，一直向东，在漯河与淮河的另一条支流沙河汇合，形成水势更大的沙河继续向东，在周口附近与颍河汇合，再向安徽流去，在安徽境内汇入淮河。“漯河”非河，而是指澧河与沙河交汇的这个地方，漯河的“漯”字即两水交汇之意，“漯”字在发luò音时仅用于“漯河”这个地名（发tà音时，指山东一条古水）。
30多年前我在家乡度过童年时，澧河是一条非常美丽的河流。平时，河水深处齐腰，浅处及膝，水极清，水底的沙子、贝壳清晰可见，还有许多小鱼、小虾。汛期涨水时，却十分可怕：河水满槽，河面有一里多宽，湍急的水流和巨大的漩涡看得人眼晕，河面上不时漂来从上游冲下的大树和牲畜。1975年8月发大洪水时，澧河水漫过河堤进入我们村子，全村房屋全部被冲毁。
好在澧河多数时候是宁静的。我们可以提着衣服蹚过，也可以乘渡船渡过。模糊记得那时渡船过河的费用是一两分钱，但我们村的人坐船却不用掏钱，大概因为那撑船的是我们村里的人。至今我还记得，夏日的夜晚蹚过澧河去对岸的九街镇（那时叫公社）看露天电影的情景。
印象最深的是靠我们村河北岸的一片百余米长、数十米宽的沙滩，沙子极细，呈黄褐色。现在想来其美丽绝不亚于北海或三亚的海滩，只是面积没有那么大而已。小时我常和伙伴们在沙滩上玩耍，堆沙丘，捡漂亮的鹅卵石，或者在沙滩上挖一眼小小沙井，看着清清的河水慢慢从沙下渗出。夏天我们会在河里洗澡，洗一会儿躺在沙滩上晒一会儿，或者让伙伴用沙子把自己的身体埋起来，只露脑袋在外面，仰望蓝天和天上慢慢飘浮的白云。
而今，那片沙滩早已消失，连河床里也很难找得到沙子了。
沙子是被人们挖去盖房了。我小时候就知道有人去河里挖沙子拌混凝土用来盖房，但那时盖新房的人很少，用得起水泥的人家也少，因此，那时的挖沙并不妨碍沙滩的存续。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盖新房的增多，挖沙的规模很快扩大，十来年后，河里就没沙可挖了。挖沙不仅消灭了美丽的沙滩，也威胁到河堤的安全。听村里人说，几年前澧河又发过一次较大的洪水，我们村那段河堤差一点决口，后来是上游出现一处决口，才救了我们村。
但沙子越少越值钱，直到现在还是有人做挖沙生意，挖的是河坡（河堤很宽，上部有几十米到百米宽的土地在不发水时可以耕种，称为河坡）里耕地下面早先被埋没的沙子。我那天带侄女循着一条小路去河边，没想到好好的路居然被一条十几米的深沟截断。那便是挖沙挖出的坑。听说前几天有人挖沙时塌方，差点把挖沙的人埋进去，因此做这生意的人这几天雇挖沙工颇不容易。我问乡亲是谁在做这生意，就不怕再发水时决堤吗？回答说自然是有权势的人，因此也没人管。
我已经18年没到澧河边来了。去年两次回家，一次是送父亲的骨灰回家，没有心情去河边；一次是赶上河里涨水，浑浊的河水有半槽之多，也就没有去看。这次到河边来，看见沙滩没了踪影，河床里也没了沙子和贝壳，没了小鱼、小虾，很是惆怅。河上架起了桥，渡船早已没了踪影，虽然交通方便了，却也少了那一点诗意。好在河水依然清澈，水量还不小，比我预想的好，算是有所安慰。可惜没到夏天，水还很凉，要不我真想跳进河里，尽情地游一会儿。
河中间不知何时淤积出了一个小沙洲，洲上灌木丛生，倒是添了一份别样的景致。河边有妇女在洗衣，有儿童在玩水，上游两岸的河坡上有人在放羊。这让我想起自己小时候一边放羊一边看书的情形。一位放羊老汉坐在河坡的草地上很是悠闲，我就情不自禁地与他攀谈起来。细聊之后才知他是我们村的，按辈分他该叫我“叔”（我的家族在村里辈分很高），他的侄子和我大弟是同学，只比我低一届，上学时都很熟的。现在他侄子在河南师大工作。我问他多大年纪，他说70多岁了，但我看他身体很好，看上去像是60多岁的人。
回家的路上，看到河坡里的麦子长得喜人，迎面吹来一种熟悉的香甜味道，那是小麦灌浆的气息。我家乡这一带小麦成熟是阳历6月1日左右，再过一个月，就要割麦了。
2006年5月6日
故乡的月
已是夜里11点多，我却没有一点睡意。
从早上6点20分起床到现在，一直没有停下来休息，900公里的路程行车近11小时，下午6点多才到姐姐家，吃过饭后又去看同村的五姨和五姨父，忙了这么长时间现在却没有睡意，有点不正常。
我搬了把藤椅，坐在姐姐家二楼的走廊上，仰头透过窗户看月亮。
故乡的月亮，似乎有20多年没有认真看过了。
故乡的月亮显然比北京的亮。农历八月十六的明月照着故乡的街道、街道旁边的二层楼房，以及楼房后面的树木。遥远的天幕因为月光太亮的关系而不再蓝得深邃，而是一种泛白的淡蓝，月亮周围可见块块白云。
近些年，在北京似乎没有看到过明亮的月亮。除了天气的原因、空气的原因，大概还因为北京每天晚上地面上都是灯火辉煌连我所居的郊区的小区也是如此。背景光太强，以至于月亮（更不用说星星）的光辉从来都是暗淡的。
记得小时候，常有夏夜露宿场院的经历，母亲曾出过“青石板，板石青，青石板上钉银钉”的谜语让我们姐弟猜，那谜底当然便是繁星点点的夜空。我想，母亲出过的谜语如果我再拿来给我的儿子，他怕是猜不出来现在，客居北京的我经常在入夜后在小区散步，在晴天，也只能看到一两颗星星，满天繁星的夜空从未见过。
总算又看到了故乡的月亮。想想高中毕业上大学离开家乡24年，其间回家数十次，却直到今天才认真地看了回故乡的月亮，真有些悲哀。这些年自己都在忙些什么？生活的意义在哪里？
看到故乡的月亮，真好。可是，这个月亮还是24年前的月亮吗？
浓浓的焚烧秸秆的烟味充斥在村庄的上空，有些呛人。下午在回家乡的路上，我已看到多处焚烧苞谷秆的烟火。姐姐告诉我，现在大家都这么处理苞谷秆，因为已经没人用它烧火做饭都改烧煤球或煤气了，苞谷秆烧掉做肥料是唯一的办法。政府虽然不允许，但也没有什么好办法，结果还是焚烧掉。
家乡变化太大了。儿时被澧河隔开、只能靠渡船互相联系的我们村（包庄）和对岸的九街镇，现在被一座水泥大桥连成了一只哑铃状的双子村镇。每天有好多班来自漯河、舞阳的班车经过被这座大桥连通的九街和包庄。以餐饮、零售为主的服务业在河两岸迅速发展起来。姐姐家招待我的晚饭就是从九街的饭馆中买来的成品（有趣的是，今天去买菜的弟媳和外甥与饭馆主人聊起来，得知她居然是我的高中同学）。
人们富裕多了，村庄以及周边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几乎家家都住上了楼房，两条主要街道铺了沥青。农用车和汽车多了起来。澧河河水不再清澈见底，岸边的银色沙滩已经消失，到河边散步，我已经找不到多少儿时记忆的影子了。小时常常游泳、钓鱼的村中心的池塘，已经成为垃圾臭水池。
好在天空还是蓝的。附近好像没有大的工厂，工业污染还不重。侵蚀土地的城市化好像还没有波及这里。如果从现在起注意处理生活污染物，保护环境，月亮还会亮下去，夏夜的天空还会有繁星点点。衷心希望环境问题能慢慢改善。
可是，给我们出谜语的母亲已经去了，再也回不来了。转眼，老人家走了整整一年了。
真希望，繁星点点的故乡的夜空，有母亲在上边。她老人家慈祥的眼睛，能够看到儿子正坐在窗前，仰头寻找她。
2007年9月27日
好人陈大钧
一
2006年2月7日深夜0点36分，噩梦中的我被一阵手机铃声惊醒。等我拿起手机按下通话键，电话已断。屏幕上显示的是“陈大钧”的名字。大钧怎么会这么晚给我打电话？是有什么事还是无意中碰到哪个键拨出了我的电话号码？我正在犹豫要不要给大钧打过去，手机显示收到短消息。是大钧的夫人陈斯琴女士的留言：有急事速回电！
难道是大钧出什么事了？我赶紧打电话过去，拨了好几次总算打通了。电话那边陈老师（斯琴在教育系统工作，大钧的不少朋友习惯称她陈老师）的声音明显疲惫：“大钧刚走了。从发病到过去，抢救了10小时，没抢救过来。”听得出来，她在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我说话的声音有些不成调：“怎么会？是心脏吗？”“大面积肺栓塞。”我告诉陈老师，我在外地，明天一早就往北京赶。考虑到她现在状况肯定不好，还要通知其他许多朋友，我说了两句要她节哀的话，告诉她我一到北京就联系她，就挂了电话。
放下手机，我一时不知所措。大钧怎么会说走就走了呢？那个高高大大、像一座山一样的大钧，那个脸色红润、笑意盈盈的大钧，那个读书万卷、谈起国学和佛道问题滔滔不绝的大钧，怎么能说走就走了呢？我该怎么办？我该做什么？
稍稍冷静一下后，我给我和大钧共同的朋友新华社的宣明东发了条短信，告诉他我在外地，问他在不在北京。过了一会儿，明东回信：正在去医院的路上。我心稍定。
关灯回到床上，我怔怔地望着黑暗中的天花板，还是无法接受大钧去世的事实。大钧只比我大几岁，还不到50岁，平时看上去身体很棒，还经常练气功、打太极拳，说过好几次要教我打太极拳，几个月前已经调到了北大出版社，回到了他所喜爱的编辑工作岗位，前几天还告诉我正在筹办一个传播国学的个人网站，心劲很高，怎么会突然就走了？几天前、几个月前、几年前、十几年前与大钧有关的一件件往事交叉浮现在我眼前，使我百感交集，悲从中来。泪水止不住从眼角簌簌流出，顺着两鬓淌下，打湿了枕头。
二
大钧是我的朋友，也曾经是我共事多年的同事。我和大钧同在1983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新华社，他去新疆分社实习一年后被分到《瞭望》周刊，我去山东分社实习半年后被分到《经济参考报》。我们同在一栋楼上办公，只隔一层楼板，虽常在楼梯碰面，却长达六七年面熟而不相识。直到1990年秋，我们一起去石家庄参加一个会议，住在一个房间，才发现彼此之间有那么多的共同点：我们同是河南人，同样生于长于农村，同一年考上大学，只不过他上了北大，我上了武大，毕业后又殊途同归，同时被分到了新华社；更重要的是我们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完全一样，推崇真诚，厌恶虚伪，推崇凭本事吃饭，厌恶钻营。甚至连性格中的有些特点也很相似：平时沉默，和朋友在一起却能滔滔不绝。那一夜，我们聊到凌晨4点，那一夜，我知道了什么叫相见恨晚。
我和大钧的更深交往是在他1995年调入《中国经济时报》以后。1994年年中，我调出新华社去参与创办《中国经济时报》。报纸正式创刊不久，大钧就托明东捎过话来，说想加盟《中国经济时报》。我了解大钧的学识水平，也了解他的评论写作和编辑业务功底，得知大钧的想法后很兴奋，但又怕委屈了大钧，因为《中国经济时报》初创，条件差，对编采人员实行聘任制，不像新华社编辑记者那样有正规的干部待遇。而且，我也知道新华社刚建了一批住宅楼，马上要给职工分房。后来大钧再次表示想来，并说不看重待遇，只想干事。于是，大钧调入了中国经济时报社。
大钧是1995年5月调入中国经济时报社的。那时，《中国经济时报》创刊刚刚半年，发行量、知名度、影响力都还很小，如何尽快地在读者中产生影响是重大课题。大钧结合自己在新华社《瞭望》周刊工作时长期从事评论工作积累的经验，并根据《中国经济时报》初创期的特点，提出了创办一个让百姓“直言家事国事，倾诉喜怒哀乐”的言论版面的设想。我很赞同这一设想，就和大钧细细商议怎么操作。记得当时我说到选题的着眼点时，觉得应该找那些老百姓很想说却没有说的话题，才思敏捷的大钧立即总结出一句“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然后大钧琢磨出了版面名称“百姓广场”，表示这是百姓畅所欲言的地方。我们又一起字斟句酌地确定了“直言家事国事，倾诉喜怒哀乐”的编辑方针，并把这句话印在百姓广场版的栏头下。“百姓广场”很快由大钧主持实施，形式为百姓的谈话实录，篇幅短小精悍，每篇千字左右。由于定位明确、特点突出、形式新颖、可读性强，“百姓广场”一推出就受到读者的好评。此后数年在《中国经济时报》进行的历次读者调查中，“百姓广场”版在《中国经济时报》的十几个主要版面中的读者评价均名列前茅。
“百姓广场”不仅为《中国经济时报》赢得了读者的高度认同，而且成为时报与读者沟通的重要渠道。大钧主持“百姓广场”版期间，为了保证稿件质量，半数以上的稿子由他亲自采访、整理，有时为采访一个有个性的人物，大钧还要坐长途汽车去远郊采访。大钧不仅采写了大量有历史记录意义的百姓心态录，而且在工作中接触了各阶层的人，为报纸编辑工作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反馈信息。记得那时大钧每每采访回来，都兴奋地和我谈起采访对象或欢喜或悲伤或顺利或坎坷的经历，谈起他们虽视角低微却可能蕴含大义的见解，让我也常常感到兴奋，受益匪浅。现在回想起来，那一段时间，是我和大钧直接合作最密切，因而也是最愉快的时光。
由于大钧工作业绩突出，报社决定让他担任秘书长一职。大钧认为自己是一介书生，喜欢和擅长的是文字工作，不适于担任这类以处理行政事务为主的职务，但经报社领导反复做工作，为了整体利益，他还是硬着头皮担起了这个重任。在担任秘书长期间，大钧呕心沥血、四处奔波，为报社记者站的管理和整顿、基建项目以及日常行政事务做了大量工作。后来，大钧力辞秘书长一职，回到了他所倾心的编辑业务上，担任编委、总编室主任、理论部主任等职务，先后主持和创办了“新视点”“文化”“前沿”等版面。由于报纸规模越来越大，编采人员和部门越来越多，管理工作变得日益繁重，我和大钧直接合作的时候不那么多了。印象较深的是大钧曾在文化版上开了个名为“浮梦录”的专栏，写的大都是他的家乡南阳的旧事，富有传奇色彩和哲理意味，十分耐读。
大钧博学，更具有高超的编辑业务水平。在报社工作的7年中，大钧主动指导年轻编辑、记者，手把手地为年轻人改稿子，带出了一茬又一茬新闻人才。因此，在报社，许多编辑记者亲切地称大钧为“陈老师”。
大钧与人为善，常存助人之心，且常常以深厚的国学功底劝人向善，是报社公认的好人。同事中不管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有什么难事，只要大钧知道了，总会想办法帮忙，帮不上的也会好言安慰。大钧曾义务开办太极拳辅导班，教同事们打太极拳；大钧的办公室总是人来人往，那都是工作上遇到难题向大钧请教，或生活中遇到苦恼找大钧倾诉的。调走以后，大钧还帮不少同事办了一些他力所能及的事。
大钧为人大度，从不与同事争利，不计较个人得失，甚至对一些伤害过他的人也以悲悯之心待之。大钧看到的往往是别人的优点，挂在嘴上的也是别人的优点。大钧最出名的一句话是“反求诸己”，他把写有这几个字的字条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也常常向同事、朋友传播这个观点。我了解，大钧以这句话为座右铭是提醒遇事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也有“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含义。总之，大钧要求自己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确实做到了。
2001年，报社出现一些变故，我处境困难，大钧也跟着受了委屈。2002年，大钧调出了中国经济时报社，大家都感到十分惋惜。许多人仍与大钧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大钧也一直挂念着大家，有时还抽空到远离市区的报社看望同事们。虽然大钧调走3年多了，在食堂、在办公室，大家还常常说起大钧，说起大钧对社会、人生的一些观点。
三
2月9日上午，我和我的同事赵明一起去大钧家中看望大钧的夫人陈老师和大钧的儿子陈伯伦。进客厅看到桌上大钧的遗像，我心头一震。向大钧鞠躬毕，陈老师的弟弟告诉我们，陈老师身体状况不好，让我们进去少待一会儿就出来。我和赵明走进房间，看到靠在床上的陈老师，我两步跨过去，和陈老师伸出来的手握在一起，两人互相叫一声名字，泪水唰的一下就涌上来，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房间里只有三个人的哭声。失去大钧，陈老师的痛苦肯定比我更深，但我觉得，此时此刻，我和她同样地感到无助。在强大的命运面前，人类显得多么无能为力！
稳定一下情绪后，陈老师向我们叙述了大钧发病及抢救的经过。她对赵明说：“大钧把所有的遗言都对你说了，对我们什么也没来得及说。”因为大钧是7日上午和赵明打电话时突然发病的。大钧调出报社后，还经常和报社的老同事们打电话长谈。赵明刚进报社时在大钧负责的部门工作，大钧对他一直很关心，这几年常常打电话和他聊天，聊工作，聊生活，有时还半开玩笑地提醒赵明不要睡懒觉。
大钧发病之后只有短暂的几分钟清醒，再次发作后就陷入休克状态，没有留下遗言，这使亲属在悲痛之外还觉得遗憾。我也觉得十分遗憾，这个春节没能去看望他，连个电话都没通。年前一两天他急匆匆地往我办公室打过一个电话，当时我正和人谈话，就告诉他等会儿给他打过去，他说没什么事，正在路上，想起我来就给我打个电话问候一下，不让我给他回。于是我就没回。我永远也不可能知道大钧想跟我说什么了。是说他正在筹办的个人网站？是看到我博客上写的文章要和我交流？还是冥冥之中有什么力量指使他给我打一个告别的电话？不得而知，留给我的只有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
正月初一晚上，我给大钧发了一条短消息拜年，内容是抄录的一首唐诗。大钧在凌晨4点半给我回了条短消息，是他自己原创的一首五言诗：
敬诵金刚经，
发愿济良朋。
新春传佳信，
见者福慧生。
故交无远近，
都在此心中。
善念常相契，
一派大光明！
我觉得，这首诗反映了大钧近段时间的心态，也表现出他一贯的思想。这几天，我多次重读这首诗，每读一次都会感慨命运对大钧这样一个好人的不公。记得小时候母亲告诉我，好人不长寿。那意思是说，好人本来都应该长寿的，却往往有许多好人过早离世。“好人不长寿”，如果真有因果报应，上天为何有如此错误的安排？
我又想起去年国庆节时，我从河南老家给大钧发了一条短消息祝他节日愉快，他回了一首四句的五言诗给我。我曾经存在手机里好几个月不舍得删去，可惜年前删掉了。但后两句我一直记着：“因缘若遇合，随时起风云。”我知道他的意思，是说今后可能还有机会和我及其他几位朋友合作干一件大事，这也是我几年来一直存有的梦想。
可是，大钧啊，你这么早就离开了你所热爱的家人、你所热爱的朋友、你所热爱的工作，你让我们这些活着的亲友如何面对没有你的日子？你许下“再起风云”的宏愿，没有了你，却让我们如何去实现？
四
2月11日上午，大钧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殡仪馆菊厅举行。除亲属外，前来为大钧送行的有好几百人。各界友人送的花圈和花篮太多，摆得层层叠叠，使里外两间的告别厅显得十分拥挤。
大钧的后事是由他现在的工作单位北京大学出版社和亲属安排的。当北大出版社总编辑张黎明哽咽着宣布追悼会开始，哀乐响起的时候，面对大钧像是在熟睡的遗体，我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忍不住哭出声来。告别室里一片抽泣声。
北大出版社社长王明舟开始致悼词。人们暂时抑住悲声。悼词说，大钧是南阳邓州人，1959年3月出生，享年47岁。大钧幼年丧母，家境贫寒，然酷爱读书，日日不懈。参加高考前，大钧曾自锁家门三月不出，烫生米生面为食，以墙地为纸复习功课，至今家中立柱、墙上仍有其当年演算字迹。当年考入北京大学后，他成为家族、家乡“知识改变命运”的典范，以及家乡南阳年轻人读书学习的榜样。
大钧的这段经历他曾经跟我说过。我们俩同在1979年考上大学，我是应届高中毕业考大学，他长我几岁，当时早已高中毕业在家乡学校代课。印象里他的考学资格还是好不容易才争取来的，他也没在学校和毕业生们一起复习，而是靠自学，把自己关在屋里苦读了3个月。当时很多人不相信他能考上大学，最后的结果是他竟考上了北京大学。这么说来，大钧当年的考学条件比我要艰难得多。我以为自己当年已经够刻苦，比起大钧，还差着一大截。大钧，你真不易啊。想到这里，我的泪水和着哭声再次淌下。
接着是大钧的一位大学同班同学代表北京大学哲学系1979级全体同学读祭文。祭文说，在校期间，大钧的朴实忠厚、勤奋好学给老师和同学留下了深刻印象。大学毕业后，大钧先后在几个单位工作，一直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他继续倾心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并形成许多独到的见解。大钧特别注重自身的心性修养和道德修持，并在日常生活中身体力行。他的求真好学、笃实敬业和宽厚仁义的品行，受到普遍好评。大钧走了，但他留下了仁爱、坦荡、宽容的人格，留下了求真好学、克己修身和奉献社会的精神。
毕竟是同学，对大钧人格和精神的概括十分准确。我和大钧相识相知16年，我觉得大钧的确一直是求真好学、笃实敬业的，一直在克己修身和奉献社会，大钧当得起“仁爱、坦荡、宽容”这些字眼。想大钧去世前并无一官半职，却有这么多人为他送行、为他流泪，大钧在天之灵也应有所欣慰了。
行文至此，方觉几天郁积胸中的悲伤和遗憾之气稍有消减。谨录唐代诗人高适七言诗一首，为大钧送行：
千里黄云白日曛，
北风吹雁雪纷纷。
莫愁前路无知己，
天下谁人不识君。
谨以此文悼念我的好友、兄长陈大钧！
2006年2月24日
我的母亲
10月4日下午3点半左右，我正开车从市内返回北郊的报社，忽然接到大弟弟从老家打来的电话，说是母亲情况不太好，让我回家。我的心一下子沉下来，不是说出院后能吃东西了吗？不是说看到小弟弟的两个孩子很高兴，说话声音很大吗？怎么又病重了？
回到报社我就开始收拾行李，除了几天的换洗衣服，我特意拿了几盒月饼。我知道母亲最近吃饭困难，但哪怕把月饼研成碎末，也得让她尝尝今年的月饼啊。今年中秋节在国庆期间，可算难得，去年就没跟母亲一起过八月十五。
当天晚上睡得很早，第二天5点多起床，6点30分左右就起程了。8点钟在京珠高速窦店服务区停留，先后接到二舅和大弟弟的电话，二舅问我：“我们上午去你家，要不要等你？”我说不要等了，我到家天都快黑了。弟弟问：“哥，你回来了吗？”我说已经快进河北了。我忙于赶路，也没细想他们为啥这么早给我打电话。
因为挂念母亲，我开得比较快。将近900公里的路程，走了十来个小时，比以往开车回家快了几小时。
我开车到了家门口，堂兄忙帮我打开院门，让我把车开进家。进门就看见院里有不少人站着，都是同族的人。我下车跟他们点了个头，说声“都在呢”，就匆匆走进场院与住宅之间的第二道院门。刚进二门，就见两个弟弟迎了上来，他们的头上竟然都戴着孝！我觉得血一下子涌上来，头就蒙了，低声问了句“咱娘走了？”就冲进屋里。
母亲就躺在堂屋地上。不，是母亲的遗体停在堂屋地上。母亲真是走了，没等我回来就走了！
娘啊，你咋会走了呢？你咋不等等我就走了呢？我咋不早两天回来哩！你叫我后悔死了！我扑到母亲身上，哭着喊着，声嘶力竭，泪如雨下。坐在母亲身边的姐姐、弟弟一起哭了起来，哭成了四个泪人。
姐姐和弟弟告诉我，母亲是凌晨3时15分左右走的。为了等我，村里的医生给她打了两次强心针。但母亲身体实在太衰弱了，昨夜各个脏器都已衰竭，勉强撑到凌晨，撒手就去了。姐姐说着说着就又带头哭了起来，我们三个也忍不住再次痛哭。这一段时间，姐姐和弟弟一直在看护母亲，母亲走时，他们三个都在身边，还算没有太大遗憾，我是最痛心的，因为没能见着母亲最后一面。我昨晚收拾行李时，还特意把照相机放了进去，想着回来后能用轮椅把母亲推到院子里，就着阳光我们四姐弟和她老人家再合个影。想着她情绪好了，再试试我给她求来的一个中药方子，兴许能好起来也说不定哩。至少，我能抓着她的手，给她活动活动肌肉和关节，跟她说几句话，喂她喝两口水啊。咋能想到，我马不停蹄地从北京赶回来，母亲却再也不能叫我“月阳”，再也不能让我给她量血压，再也不能睁眼看我，连闭着眼睛听听我说话，也是再也不能了。
晚上，我们四姐弟还有弟媳妇为母亲守灵，姐姐给我们讲母亲年轻时候吃过的苦，讲这两年偏瘫之后在姐姐家的生活小事，说着说着就又哭起来。她说母亲虽然躺在床上，还能替她照看家里不少事，还能帮她出出主意，现在娘没了，可怎么办？
姐姐比我差不多大四岁，她讲的事，有些我知道，有些我不知道。这些我知道或不知道的往事，经姐姐一说，都串起来了，母亲早年艰难持家的岁月忽然一下子都清晰地呈现在眼前。母亲这一辈子真难啊。姐姐说母亲做闺女时生活还不错，因为外祖父家家境比较好，但嫁到我们包家后几乎没过过宽裕的日子。
第二天母亲的遗体火化，按老家的习俗，骨灰第三天入祖坟。夜里，我们继续给母亲守灵。姐姐、弟弟和弟媳值上半夜的班，3点钟我起来，让他们去睡，我守着母亲的骨灰和遗像，开始写《祭母文》。我写几行，就看看母亲的遗像，再看看母亲的骨灰盒，泪水就不由自主地淌下来。那张照片是我前年11月4日在北京给她拍的，那是她70岁生日的前两天，那时的母亲多么精神，虽然头发白了，可脸是红润的，满面红光，鼻头发亮，谁能想到一个多月后她就得了中风偏瘫的大病，谁能想到不到两年后她就离开人世？这样断断续续地，到5点30分左右，我终于把《祭母文》写完。第二天下午在追悼会上念这篇2000字的祭文时，我好几次泣不成声，不得不停顿许久，在舅舅的安慰下强使自己平静才终于念完。
从老家回来的这些天，我一直无法从失去母亲的悲痛中走出，我没心思吃饭、没心思看书、没心思写东西，做工作也提不起精神。我的博客快两个月没有更新了。虽然我知道人死不能复生，虽然我知道母亲的身体早已衰弱，上个月住院时医生就告诉我治疗效果不理想，离开我们是早晚的事，虽然我知道母亲长年卧床不能自理受了不少罪，离开人世未尝不是一种解脱，虽然在老家时舅舅、舅妈、姨母、姨父也都劝我想开些别难过，但我就是摆脱不了那种绝望孤独的情绪。父亲刚走一年多，我怎么一下子就又没娘了？没了父亲母亲，我的“家”在哪儿？逢年过节，我还能牵挂谁？
北京的亲人、朋友知道我没精神，又纷纷劝我。有朋友说，你把母亲的事写写吧，写出来了，可能就好受些了。于是，我写下了上面这些文字。连同《祭母文》里关于母亲的生平的文字，一同贴在我的博客里，作为对母亲的纪念。
母亲，亲爱的母亲，一路走好，愿您在天堂幸福快乐。
2006年10月22日
怀念母亲
每当中秋节临近，我都会想起母亲。今天是2016年9月14日，农历八月十四，是母亲离开我们十周年的日子。我从博客里找出当年写的《祭母文》，修改后发表于此，以寄托我对母亲深切的思念。
我的母亲姓闫，是一位在河南中南部平原上劳碌一生的普通农民。母亲生于1934年（农历甲戌年），去世于2006年。
母亲的一生，是辛劳的一生。在母亲去世十年之后回忆小时候的事，我觉得母亲嫁到父亲家，受了那么多苦，似乎就是为了和父亲一起完成养育我们姐弟四人的使命。听母亲说，母亲娘家家境比较好，而父亲家当时却很穷，她刚嫁过来时，家里连铺床的褥子都没有，是用麦草铺的床。我的二姥爷（母亲的叔父）到我家里来看母亲，看到屋子里的情况，心疼得掉泪，回去就激烈地埋怨我姥姥和姥爷，说不该把闺女嫁到那里受罪。埋怨完了，赶紧给我家送来钱物，帮助解一时之困。
母亲1958年与父亲结婚，之后不久即遭逢“大跃进”后遗症及“三年自然灾害”之大劫，赤地千里，饿殍遍地，一般人家求半温半饱亦不能，本来就贫寒的我们家，更是雪上加霜。那几年，父亲在外求学，姐姐刚刚出生，家中生计全靠母亲及祖父维持。产后身体虚弱的母亲节衣缩食，设法搜集一切能果腹的东西供一家人充饥，并寻求外祖父家的帮助，总算艰难度过那几个饥寒交迫的年头。
“三年自然灾害”过去后，国家大环境有所好转，我家情况亦稍好，但日子依然艰难。随着我和大弟弟相继出生，维持一家人吃饭穿衣的基本需要依然是父母面对的最大问题。为了贴补家用，母亲没日没夜地纺花、织布，再步行30公里到漯河一带，用织出的布换棉花，然后再用换回的棉花纺线、织布，如此辛劳，只为赚取一点棉与布之间的差额，好让全家人能穿得暖和。那时候，母亲常常怀揣幼子纺棉花到深夜乃至黎明。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昏黄的煤油灯下，母亲一手摇纺车、一手抽线的身影难以磨灭，至今仍历历在目。
母亲手巧，能把粗茶淡饭做得有滋有味，能把手织土布裁剪缝纫成合体好看的新衣，也能把大人或大孩子穿过的旧衣旧裤拆改翻新成小孩子的新衣新裤。我上高中时用的军绿挎包，是母亲用1975年发大水时分到的旧帐篷布缝制的。小时候家里细粮少，母亲能用豆面加少量白面擀出可口的面条，能用红薯面加少量白面蒸出香甜又好看的花卷，能用野菜加豆浆、豆渣蒸出可当饭又可当菜的懒豆腐，能腌制出芥菜丝、糖蒜等多种小菜。艰难困苦的岁月中，因为有母亲精心烹饪、妙手裁剪，一家人吃喝有味、穿戴整洁，也算苦中有乐，日子不比别人家差。
母亲不仅持家有方，地里的活儿也很能干。家里劳力少，锄地、施肥、掰烟、割麦，母亲样样都做。忙完地里忙家里，日日如此，年年如此，过度的操劳埋下了母亲晚年多种疾病的病根。
母亲与父亲共同生活47年，两人互敬互爱，相濡以沫。父亲从郑州中专肄业后（因国家经济困难学校停办），回乡做了40多年的村会计，虽没有干部身份，却也一年四季公务繁忙，母亲一直全力支持父亲的工作，不让父亲因家事分心。父亲常常外出开会，母亲此时便承担起一家里里外外全部的责任。母亲是父亲的贤内助：上边来人，母亲端茶送水，做出可口的饭菜；乡亲来办事或者夫妻闹矛盾来找父亲评理，母亲热情接待，也常常陪坐开导。父亲晚年患心脏病，母亲精心照料饮食起居。2005年4月父亲去世后，母亲常常暗自垂泪。父亲走后一年多母亲即相跟而去，大概也是过不惯没有老伴儿的日子吧。
母亲的一生，深刻阐释了何谓“母爱”。母亲生养了我们四姐弟，更在教育我们成为有用之人上花费了一生的心血。我们小时候，母亲常常一边做家务一边给我们讲各种各样的故事，主题大都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或是“读书方能成才”“有志必能成器”，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善良、正直、立志、好学”的种子。母亲待人友善、热情、诚恳，和父亲一样，是我们姐弟做人的榜样。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父亲是严厉的导师，用严格的规矩、原则要求我们；母亲则是慈爱的导师，用春雨一样的爱心滋润我们，影响我们。我们夜里学习到很晚时，母亲会提醒我们早点睡，别熬坏了身子；弟弟考学失利想打退堂鼓时，母亲耐心地给予鼓励，终于使他重拾信心，考上了大学。直到我们都成家立业，母亲还时时关心着子女的发展，叮嘱我们互相扶持，共同成长。最后两年母亲瘫痪在床，还时时问起孙儿辈的学习情况。母亲在生活上对我们的关心照顾更是无微不至，哪个孩子爱吃什么，身体哪儿比较弱，她都一清二楚。母亲跟父亲到北京来和我一起住的那几年，虽然因腰腿疼行走迟缓，眼睛也看不太清楚了，但还天天做家务，给我做爱吃的面条、烙馍和懒豆腐。为了不让儿女受累，母亲六十多岁后还承担了带孙子、孙女、外孙的重任，带大一个又一个。
我们姐弟几个陆续长大成人后，家里日子好过了，母亲和父亲却相继病倒了。吃了一辈子苦，受了一辈子累，直到去世，母亲也没有过几天好日子，没享几天本该享的福。我不知道是什么支撑着母亲度过那么艰难、沉重的岁月。用一般人对幸福、对人生意义的理解来衡量，母亲的付出、母亲的坚韧不可思议。或许，她的动力就是看着我们姐弟四人一天天地成长吧。用母亲的品格比照我自己，我觉得惭愧。当父亲、母亲相继去世时，我深切体会到了“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含义，觉得他们二老在世时，我陪他们太少了。我尤其后悔，在父母的晚年，没有引导他们信奉一种宗教，使他们不致因死亡的临近而心生恐惧。
现在我已年过半百，对父母的怀念却并未因时间流逝而变淡，有时还会夜半从有关父母的梦中醒来，发觉泪水打湿了枕头。今天，母亲离开我们已有10年，我原本以为自己不会再有太悲痛的情绪，但修改这篇文字时，我还是禁不住热泪横流。
母亲，愿您和父亲在另一个世界吉祥如意。
2016年9月14日
怀念父亲
今天（2010年4月18日）是父亲去世5周年。我想起5年前那个雷雨交加的夜晚，父亲在医院离开这个世界的情景。他没留下一句遗言，但直到今天我仍能清晰地记起他对我的诸多教诲从做人的原则到某个生活常识。作为一个乡村会计，他做到了极致，任职40年未有一笔错账，并无可争议地履行了40年村民矛盾调停人的义务。
我父亲算不上标准意义上的干部，既无工资更无干部指标，只是替乡亲们办事的“村干部”。但他确实非常负责任，完全称得上呕心沥血，因而中年以后在村里即达到德高望重的境界。他最后两年是在北京与我和母亲一起度过的。我护送他的骨灰回到家乡举办葬礼时，方圆几里很多村的村民自发参加追悼会，把村中道路堵得水泄不通。
我想，以微博的方式纪念我父亲的忌辰，应该是有意义的。所以在微博里写了上面这些话。没想到，我在微博里写这点简短的文字时，会忍不住失声痛哭。我发现，虽然已经过去5年，虽然我已是快50岁的人，我还是很想念他。
父亲生于1937年，3岁时他的母亲我的奶奶就因病去世，所以他很小就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听年岁比父亲大的邻居说，父亲几岁起就天天在上学之余剜草（用一种小铲子铲草）、拾柴火，十来岁就开始挑100来斤的农产品到50里外的漯河去卖，换来一点钱贴补家用，维持上学。家里穷买不起纸和作业本，他的作业本都是用捡来的烟盒纸或找别人讨来的一面有字的废纸装订成的。
父亲的一生似乎充满不幸。读完初中，他直接考了中专4年制的郑州建筑工程学院，本来已跳出农门迈进干部门槛，没想到两年后遇上“三年自然灾害”，国家经济困难，学校停办，他从城市再回农村。回乡后即开始做村会计，一干就是40年，直到65岁他得了心肌梗死并日益严重干不动工作为止。
父亲是热心公共事务的人。他是村会计，但他担负的责任远远超过村支书。除了管村里的账目，他实际上还兼文书、办公室主任、人民内部矛盾调解员（作用类似族长或道德法官）、统计员，都是有实无名。村民办所有涉外（村外）事务，如办出生证明、死亡证明、结婚介绍信、离婚介绍信、出村上学、就业、参军、迁移户籍，都要找他。谁家婆媳、夫妻闹矛盾，或者两家因宅基地之类打架，都要找他评理、说和。我们村是个2000多口人的大村（现在3000多），各种事务极为繁杂，在我小时候的印象里，家里的访客几乎从未间断过，灯光亮的时间肯定是全村最长的。但我却似乎从没发现父亲有过不耐烦的时候。仔细想想，确实没有。因此，说到对公共事务的热心，对他人的责任感，我远不如父亲。
父亲是节俭的人。这可能与他的经历有关。小时候我和姐姐、弟弟的练习本很长一个时期都是父亲用废纸订成的。他吃烙馍（河南农村一种薄饼）时有个习惯动作，右手拿馍，左手在下边接着，一旦有掉下的渣子，马上放到嘴里。有时候饭粒掉到桌子上，马上捡起来吃掉。
父亲是村里最勤快的人。他在村里算是干部，有一点津贴，比一般村民条件好些，但他种地很认真，每天凌晨便起床，在村里村外转悠着捡粪，为庄稼积肥。
父亲是正派的人，为人处世端端正正，办事公道，从不存害人之心。他有些胆小怕事，但有原则，从不做违背良心之事，这也是他能够成为村中调停人的主要原因。我工作之后，他常常教育我要多接近领导，搞好人际关系，但回想起来，他自己在这方面也不太擅长，以至于“从政”40年，一直没混上个“公家人”的身份。或许正是因为他自己这方面的不如意，才希望我在待人处事的灵活性方面有所改变吧，遗憾的是我也没有比他做的好多少。
父亲是善于学习各种技能，生活能力很强的人。他从爷爷那里继承了部分泥瓦匠的技能，能砌墙，能盘炉灶和“煤火”（冬天取暖的燃煤泥土火炉）。他自学木匠手艺，能制作简单的桌凳之类的家具。他能修自行车，懂电工技术，还曾经自制卷烟。他的这些能力影响了我，使我也学会了许多生活技能。我上初中时动手能力极强，曾拆开了家里的一座闹钟并重新装好，现在家里置办的有包括冲击钻、管钳在内的全套工具。
晚年的父亲备受心脏病的折磨，我能深切地感觉到他对死亡的恐惧。他去世后，我最大的遗憾有两个，一是一直忙于工作，没有多陪他说说话；二是没有引导他信奉一种宗教，使他最后的两年心灵很不宁静。他离开一年半以后，母亲也去世了，之后我才有机缘读到一些佛学著作，我这才发现自己错过了最后一个尽孝的机会。愿父亲母亲的在天之灵原谅我他们给了我生命，并含辛茹苦地把我养大，让我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我却没能为他们很好地尽孝，既没让他们过上几天俗世的好日子，也没为他们奉献应有的临终关怀。
5年了，希望父亲听到我这些话，希望他老人家在天堂幸福快乐。
2010年4月18日
与老师有关的五个故事
今天是教师节。虽然我不是教师，昨晚和今早却收到几位在校大学生和研究生发给我的祝福短信大概在年轻人眼里，我由于身处管理和指导若干员工并间接指导实习生的位置，也算老师吧。这让我心中一动。我决定写点什么，送给老师们，也送给像我这样类似于老师的管理者或长辈。
我要讲几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我高中时一位语文老师给予我的恩德。记得是高一下半年，我写了一篇作文，教我们语文的徐老师大为赞赏，在文后用红笔批了几个大字：努力吧，有希望！这六个字和惊叹号激励着我，终以全县文科第一、语文第一考上大学。
若干年后我回顾自己小学到高中毕业九年半的经历，觉得我能够在学习上一帆风顺的重要原因，是我经历的所有老师从未批评过我，反而大多如徐老师一样常常激励我。以我这样一个农家孩子，家庭条件即使在农村也不算好，更兼胆小、害羞、沉默寡言的内向型性格，从不会讨好老师，甚至从不敢找老师问问题，却一直得到老师的鼓励和照顾，以今天的眼光看，这实在是奇迹老师们的爱心、宽容心创造的奇迹。因此我认为，对学生来说，激励是金。
第二个故事的主角是我高中时另一位语文老师白老师。我先后上了公社和县两所高中。在公社高中上一年级第一学期时，白老师教我语文，不仅常常表扬我写的作文，耐心指导我，还把他订阅的《人民文学》等报刊借给我看。记得有一次《人民日报》发表徐迟写的报告文学《湍流中的漩涡》（写物理学家周培源的），他特意拿给我看，让我认真学习领会其写作技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位白老师与我舅舅有矛盾我舅舅是学校的数学老师，他们在学校里分属两派，关系紧张。我每天在舅舅屋里搭伙吃饭，常常看见白老师从门前经过。回想起来，我觉得白老师很伟大，他做到了“有教无类”。一位老师，如果没有慈悲心、平等心、爱惜学生之心，是做不到“有教无类”的。
第三个故事是我高中时的数学老师蔡老师的事。我们在高二第二学期分文理科，此时离高考只有不到半年的时间（我们上高中时是两年制）。我原先是学校“全面发展”的尖子生，曾获全校唯一优等生称号，但进入高二后理科课程忽然觉得吃力，苦思三天决定报文科。我到文科班在学校也算个新闻，因为那时的风气是学习差的学生才报文科。蔡老师那时已经不教我数学，很晚才得悉我报了文科，觉得可惜，又担心不能说服我，于是从县城到我家骑自行车走了65里，向我父亲通报情况，让父亲劝我改回理科。虽然后来我还是读了文科，但我至今感念蔡老师。要知道他是方圆几个县数学老师中的“头牌”，为人清高傲气，肯为我骑车跑65里路，实在匪夷所思。如果对他认为的“好学生”没有强烈的责任意识，他实在没理由跑这趟冤枉路。
第四个故事是我在村里上小学时候的事。记得三、四年级我的语文老师是我的邻居、按辈分我称之为叔叔的包老师，他同时还是校长。那时他应该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每天上课主要给我们读《人民文学》上的小说。那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常常是该回家吃饭了我们还不愿离开教室。那段时光培养了我对文学、对文字的浓厚兴趣。包老师没有学过教育学、心理学，却恰当地运用快乐教育法启蒙了我们那群土孩子。
第五个故事是我今年9月1日出席一所学校开学典礼时的见闻。典礼上，一年级新生代表、一个6岁小姑娘发言，用稚气的声音说了这样一段话：“亲爱的老师，如果我犯了错，请你不要在大家面前批评我，请你悄悄地、温柔地提醒我。因为我们小学生也需要尊重。如果我实在太调皮了，请你跟我的爸爸妈妈联系，一起商量怎么对付我。”
这段话显然出自家长之手，但应该是孩子们的心声。我十分赞同其中传达的理念。结合我先前14年做学生的体会以及后来20年养育孩子的经验教训，我认为，对孩子一定要多鼓励、少批评，不到万不得已不可严厉批评，更不可当众批评，正如西谚所说：孩子犯错误，上帝都会原谅。
孩子们都有自尊心，都需要尊重。我们很容易想到老师需要尊重，却不容易意识到学生也需要尊重其实学生年龄不论大小，都需要尊重。我之所以特别提出这一点，实在是这方面已经出现较大问题。河南孟津县某初中老师发动学生投票开除一名女生，导致该生自杀，其惨痛教训正是因为不尊重学生人格造成的。
写到这里，我要向那些拥有爱心、慈悲心、平等心、责任心，善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老师致敬，在教师节，在每一天，他们都应该得到学生、家长以及全社会的敬重。我愿所有的老师都能拥有这些美德。
几天前，一位老友偕夫人从德国回来，带回9岁的儿子。问及德国小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他们说德国小学生只上半天课，老师留的家庭作业只有两页纸，不得超过一小时的量。课程极其简单，三年级还在学我们中国一年级的东西。德国的中学比小学紧张些，但跟中国的中学生比，则堪称轻松自在。老友夫妻俩都是参加过国内高考的，两相对比，感叹中国教育体制早已在分数的重压下“走火入魔”。是啊，我们的学生这么辛苦，老师这么辛苦，教育出的学生比德国优秀吗？比美国优秀吗？这样说来，我们要求中国的老师有爱心、慈悲心、平等心、责任心以及良好的教育方式，可能性有多大？即便大部分老师做到了，效果又如何？
一个好的教育体制，应该有利于老师养成和保持爱心、慈悲心、平等心、责任心等美德，摸索出良好的教学方法，并使这种美德和好方法泽被学子，在学子心中播种善良、智慧、勤劳和勇敢的种子，这些种子将在他们一生中逐步发芽、长叶、抽穗，结出黄金般的果实。
我殷切期待着中国能够建设这样的教育体制。
2010年9月10日
三十五年前的记忆——母校二三事
12月29日晚10点多，我正在宾馆准备休息，收到老同学徐英丽的短信：“诚信，母校，感恩。”猛然想起，我答应老徐要为母校舞阳县第一高中建校60周年写篇文章，并经老徐介绍与校长通了话。年底出奇地忙，天天开会，居然给忘了。老徐的短信是责怪，也是催促。
出门没带电脑，我找出一沓稿纸，赶紧开始写作。
拿起笔，有关母校的一切就涌上心头，一时不知该如何下笔。就从印象最深的几件事写起吧。
我是1978年春天经全县各公社高中统一抽调考试进入舞阳县第一高中（后面简称“一高”）学习的，是“文革”后舞阳一高恢复办学后的第一届学生。一高刚刚恢复，我们这群学生都是原先各公社高中的好学生，老师们也是从全县各学校抽调的好老师，老师、学生都踌躇满志，学校朝气蓬勃，学习气氛极其浓厚。白天上课时老师认真教、学生专心听自不必说，课余饭后的休息时间，大家也见缝插针地学习。春、夏、秋三季，每天晚饭后，同学们都会从教室里搬出凳子，坐在院子里的空地上看书、背课文。有时我们会去校园边的土城上，边走边背书，同学之间往往互相督促，学习效率很高。
在舞阳一高的学习生活已经过去35年了，老师、同学们的亲切面容至今仍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幽默的数学老师蔡和璧、李昭，睿智的语文老师徐中孚、刘培，循循善诱的地理老师王怀君，还有其他许多可敬的老师，他们讲课时的神采，现在想来还无限向往。蔡老师有一次教我们如何记数字，举了个马克思生日的例子。他说，马克思的生日好像不太好记，但你看我这个动作就记住了。他右手一挥，向左一扒，又向右一扒，说道：一扒（18），再一扒（18），1818年，记住了吧？然后用手在讲台上做捂东西状，连捂两下（55），5月5日，1818年5月5日，这回记住了吧？教室里满堂笑声。从此，我牢牢记住了马克思的生日。
最让我感动的一件事，发生在高二年级高考前半年（那时的学制是初中、高中均为两年），重新分文理科时。高一时，根据我的学习成绩，老师毫不犹豫地把我分到了理科班，因为当时我的文理科成绩都很好。高二年级临近高考时，学校再次分科，我很为难。当时我的化学和物理学习遇到莫名其妙的困难，听课听不进去，成绩明显下滑。我考虑了三天，征求几位老师的意见，一咬牙去了文科班王怀君老师当班主任的二（4）班。我在二（4）班上了几天课后，教数学的蔡和璧老师知道了此事，很替我着急。
我到一高之前，在拐子王公社（现为莲花镇）高中读书，当时蔡老师也在那里教书。他对我的学习情况有所了解，认为我学习成绩一直不错，比较全面，改学文科太可惜了。他可能觉得直接跟我说作用不大，就骑自行车从县城到65里外的我家，找到我的父亲，让父亲劝我改回理科。父亲到学校后，一番话说得我也没了主意，我就去找王怀君老师，要求改回理科班。王老师让我坐下，跟我谈了很久。他说：“文理科没什么优劣之分，关键是要适合自己，要选择有自身优势的学科去应对高考。综合分析，你的优势在文科。在理科班，你只是中上等学生；在文科班，你是尖子里的尖子。因为你语文好，在文理科都能拿第一；数学也不错，在理科班不是尖子，在文科班肯定是第一。历史、地理、政治主要靠突击记忆、理解，你语文基础好，这三门课都能学好。如果回理科班，你除了语文有优势外，数学没了优势，物理、化学成了劣势。所以别再犹豫了，离高考不到半年了，犹豫会坏事的！定下心来赶紧学习吧！”王老师的这番话使我纠结不安的心安定了下来，我没再犹豫，坚定地留在了二（4）班。高考时，我的语文、数学成绩均在全县文科得了第一，地理分数也很高，以总分356分顺利考入武汉大学。
在舞阳一高读书时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是高一年级时语文老师徐中孚先生给我的一句批语。那是一次写作文，题目已经记不得了，徐老师看了我的作文，觉得很好，就在文末空白处用红笔写了几个大字：“努力吧，有希望！”这几个字一直鼓舞着我，让我从高中，到大学，到参加工作，一直努力，一直对未来抱持希望，从未放弃。我从此事悟出，教育还是应该以鼓励为主。从小学到大学，我听到的都是老师们鼓励的话，我认为这是我一直进步并取得一点成绩的重要原因。
有一首英文歌，You raise me up，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会想起徐中孚老师，还有其他许多鼓舞、激励过我的师长：
您激励了我，
故我能立足于群山之巅；
您鼓舞了我，
故我能行进于暴风雨的洋面。
在您坚实的臂膀上，
我变得坚韧强壮。
您的鼓励，
使我超越了自我。
舞阳一高，教我知识，教我做人，培养我人格，强壮我精神，把我送进大学校门。我永远感念母校，感念我尊敬的师长们，还有和我一起共同成长的同学们。
2014年12月29日
清明祭祖杂记
谨以此文纪念去世十周年的父亲和去世将近九年的母亲。
清明节回了趟老家，为祖坟扫墓，按我家乡的说法，叫添坟，即为祖坟添土。清明添坟，已出嫁的女儿不能参加，而且这天也不能回娘家。不知这规矩起源于何时，又有什么道理，但在我家乡方圆几十里的地方却很流行。
夜过泥河洼
我是4日晚上8时许到达老家包庄的。我们晚上7点25分从漯河西下高铁，三弟英杰去车站接车，半小时就到家了。上车前查看漯河的天气，知道这天是中度到重度污染。从高铁站出来倒是没闻到什么特别的味道，沿241省道西行不远，却闻到一股化学品的味道，弟弟说附近有一个食品厂。继续西行至莲花镇，那是管辖我们村子的建制镇，也是我曾经上过半年高中的地方（那时还叫拐子王公社）。街道上灯光不多，看不出什么熟悉的街景。等车子左转开上一条南行的水泥路，我依稀辨认出正是我38年前每周六放学后背着书包步行回家的那条路。
沿此路走不远，翻过一条大堤，就进入南北宽六七公里、东西长十多公里的泥河洼。泥河洼是一个季节性、间歇性蓄洪区，以五六米高的夯土大堤在沙河、澧河之间的平原上围筑而成，中间一条泥河缓缓流过，故名泥河洼。遇到大洪水时，要从澧河和沙河向泥河洼分洪，以缓解两条河的压力，保障下游城市漯河以及京广线的安全。遇到那样的灾年，蓄洪区秋季很可能颗粒无收，农民需要靠救济粮度日。不遇洪涝灾害时，泥河洼是天府之国，一年两熟或三熟，春有青菜，夏有小麦及多种瓜果，秋有玉米、高粱、黄豆、烟叶，物产丰饶，景色怡人。景观最壮美时就是眼下这个仲春时节。百来平方公里的泥河洼全被旺盛生长中的麦田覆盖，小麦齐膝盖深，望去一片绿色的汪洋，间杂一小片或一长条的油菜花，以及直溜溜的刚长出嫩叶的杨树林带。可能是由于泥河洼地势低洼以及常被水淹的特性，我们称蓄洪区为“泊里”。
我们那天路过泊里时已是晚上7点40分以后，且是阴天，天已全黑，但还是能借着车灯看见绿油油的麦田和路边黄黄的油菜花。路窄处，车子后视镜就擦着油菜花叶，发出噼啪的声响。我把车窗打开一半，尽力呼吸混合着麦苗、油菜花以及泥土香味的空气。忽然有雨滴打在车窗上，关上车窗，雨却又停了。
凌晨鸟鸣
晚上住在村南头的姐姐素琴家。放下行李，三家人并成的一大家子十几口人围坐一起吃晚饭。饭菜一部分是姐姐做的，一部分是从村里餐厅买的，香椿鸡蛋、懒豆腐、烙馍、葱油饼，都是我小时候常吃的，懒豆腐已多年没吃了。外甥刚在澧河对面镇上开了一家热干面小吃店，特意做了一盆热干面让我们品尝，我觉得味道跟武汉热干面有所不同，却也很好吃。
姐姐早就收拾好了宽敞的房间和干净暖和的床铺。吃完饭跟姐姐、弟弟他们聊了一会儿，大约11点就休息了。12点多，不知什么原因我就醒来了。去了趟卫生间出来，就听到窗外沙啦啦的雨声。心想，明天麦地里该变得泥泞了。清明节往往下雨，应该也是一种天人感应吧。
凌晨2点多、3点多又醒来。很久没有这样一夜醒来几次的情况了。醒来后身体并无什么不适，只是头脑很清醒。4点多再次醒来时，我索性不再躺下，穿好衣服到比较暖和的厨房看书。
随手翻开带来的《古诗名篇》，是李白的《蜀道难》，看注解，得知这首极尽夸张、大气磅礴的诗属于纯写景的，并无诗人对人生或时代的感慨。
再翻一页，是柳宗元的《渔翁》：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
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
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紧挨着一首，是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这首诗是白居易16岁应考时写下的千古名篇，倒是颇合当下泥河洼的景观，也贴合我的心境。
正在此时，听到了清脆婉转的鸟鸣，一声接着一声，响成一片。站在朝街的走廊仔细辨别，发现鸟鸣来自对面一排房屋后面的一片小树林。我来了兴致，拿出手机录音，录了3分钟，到厨房放出来听，声音却很小。这时发现，雨早就停了。
看书听鸟鸣到6点，有些困了，重新睡下。8点钟才醒。
四代先辈的祖坟
10点钟二弟向杰和弟媳素云从漯河来了，我们几家人一起去添坟。天阴沉沉的。车子翻过大堤开进泊里，泥河洼一望无际的麦地浸染着大片的深绿，沿路种植的油菜点缀着零星的浅黄。车子开到一座水泥小桥附近，三弟说“到了”，就见右手麦地里距路边四五十米的地方，有一片不高的土坟。6年前我曾经来过，那时是秋天，玉米的秸秆还没收割，从路上还看不到坟地。
换上长筒胶靴，沿一条小路走到祖坟跟前，我心里升起对祖先的感恩和对沧桑世事的感慨。我家的祖坟在这里应该有百来年了。坟有六座，我父母的，我祖父母的，我曾祖父兄弟三个和几位曾祖奶奶的，我高祖父和高祖母的，一共是四代。很可惜，1975年的大洪水冲毁了我们这个村子的绝大部分文献资料，以至于我们这个已在村子里繁衍了两三千口人的大家族没有家谱，我们不知道祖先何时从何地迁来这里，也不知曾祖、高祖的生平情况。我爷爷出生于20世纪初，我们根据爷爷的出生年份、爷爷在兄弟中的排行和曾祖父在三兄弟中的排行推算，高祖父应该是1850年前后出生，20世纪初叶去世。他在世的几十年，正是中国经受鸦片战争打击后迅速走下坡路的时代。不知道他老人家经历了什么样的人生，但在皇朝迟暮、国运衰微的时代，他在一个陌生之地开创一番事业、兴起一片家业，肯定非常不容易。
记得父亲说过，爷爷那一代是兄弟三个，但只有爷爷的坟在这里。说是原先爷爷的一位兄弟也是葬在这里的，20世纪50年代修建泥河洼蓄洪区时，他的后人（我的堂大伯）把坟迁移到了蓄洪区大堤附近地势较高处。另一位堂祖父，不知道是因为无后还是被军队抓丁，总之是失踪了，没有留下坟茔，于是我爷爷这一代只有爷爷奶奶的一座坟在祖坟里。
我和弟弟边添坟边向父母报告我们最近的情况，祝愿他们在另一个世界安好。今年是父亲去世十周年，母亲去世九周年，我最近做了多次有关父母的梦，我相信他们二老听得见我们的报告和祝愿。我添了几锹土，把铁锹交给弟弟，想绕着六座坟走一圈，向四代祖先致意。
走了几步发现走不通，祖坟是在同村人的承包地里的，麦子长势茂盛，麦秆很密实，高度已到膝盖，勉强通过会踩坏大片庄稼。正犹豫时，下雨了，哗哗地越下越大。我和弟弟们只好走出麦地回到车上。这时发现，裤子几乎全湿透了。
故居的记忆
中午在三弟家（也是我生活到16岁的地方）吃饺子。二弟媳素云领着三个闺女边擀饺子皮边包，热闹得很。三弟掌勺煮饺子。我和二弟几个人插不上手，就到走廊上看雨。院子约莫500平方米，是两处宅基地合并的。一堵矮墙把院子隔成东西两院，以月亮门连通。东院一座两层楼，长度是三间房，深度一间半，楼前是五六米宽的院子。西院没有房屋，西南角一个厕所，东北角是大门，还有数棵树木以及一个已经废弃的压水井，显得空旷。院子格局是父亲在世时设计的，楼房也是父母亲20世纪90年代中叶一砖一瓦盖的，我跟二弟没在楼房里生活过，而是在楼房之前的瓦房里长大。1975年以前，这里还是三间草房。忆及父母经营这座院子和养育我们的艰辛，我和二弟都很感慨。
二弟在家乡待的时间比我长，记得许多我不知道或已经忘掉的人和事。他说，回想起来，父亲68岁就去世，是长期劳累的结果。父亲中专肄业回村后做了40年村会计，说是会计，其实是会计、党支部村委会秘书、民事调解员一身兼，做了很多支书、村长该做的事，相当于村里的“内阁总理大臣”。大队（后来叫村）干部开会，接待从县里、公社（后来叫乡、镇）来的人，往往都是在我家而不是在大队部。父亲每天睡得很晚，早上本来就起得早，有时村民急着外出办事需要开介绍信（没有身份证时，介绍信就是身份证明），天不亮就“咣咣咣”地敲打我家的大门，父亲只好起床办理。闹矛盾找父亲评理的邻居、夫妻、婆媳、妯娌就更没有时间概念，常常深夜还在我家堂屋高声争论或哭哭啼啼。现在想来，父亲脾气真是好，母亲虽有怨言，印象里也并未因此跟父亲激烈争吵过。
三十多年如一日的高强度高压力工作，大概严重伤害了父亲的心血管系统，使他60岁出头就诱发心肌梗死，发病后又坚持工作了几年，后来才到北京养病，终于在不到68周岁就离开了我们。
2005年我护送父亲的骨灰回家时，与母亲在院子里的杏树下照了合影，姐姐昨晚找出了那张照片。那时是4月下旬，杏树枝繁叶茂，青翠的杏叶与母亲雪白的头发对比强烈，让我清晰地忆起我和二弟用一只定焦小相机分别与母亲合影的情形。唉，老人家离开我们都9年了！看看院子里，那棵杏树不见了，与之并排的另一株杏树还在，却只有半边枝丫，杏花已落，杏叶还没长出，显得光秃秃的。我有些伤感，好在原先那棵杏树旁种了一丛海棠花，在春雨里开得正艳。而西边院子里，三弟又栽种了几棵果树，长势不错。
祭祖的意义
饭后，我用单反相机拍了几张我们兄弟三家的全家福。虽然人没全到，但也有十来口。三弟送小侄女上学去了，我们又到姐姐家，拍了姐姐、二弟和我三家的全家福，姐姐已做奶奶，是个7口人的大家庭，加上我们两家，有12口人。
下午4点来钟，我们要走了。姐姐往我的箱子里塞了3大包花生和芝麻叶。她知道我喜欢吃家乡的芝麻叶，提前准备了不少。我们上车时，56岁的姐姐流泪了。
坐二弟的车去漯河，经过泊里时，我们下车拍了不少照片。好几年没跟弟弟合影了，看看手机相册里的兄弟俩，觉得岁月真是匆匆如流水啊。弟弟还好，我真是老了。
到了漯河，住进弟媳安排的酒店，跟在漯河工作的表弟增良一家一起吃了晚饭。表弟比我晚两届，与我同在武汉读的大学，感情很好。
晚饭时与表弟、弟弟聊了很多闲话，有旧事，也有新闻、时政，不管聊什么，都很愉快。
第二天上午，表弟和弟弟一起把我们送到高铁站。坐在回程的高铁上，我想，是什么催着我要在这个清明节回家呢？或许是我老了，又经历过一场生死，因此更加珍惜亲情。
那么清明和其他纪念日祭扫祖坟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我想，其意义就在于维系家族的团结与兴旺吧。一个大家庭，父母在时，有天然的凝聚力，父母去世后，兄弟姐妹之间即使感情很好，日子久了也难免渐渐疏远。如果分散在不同省份，就更难聚会，多年不见面很正常，家族的团结、互助从而繁荣兴旺也就不大可能。
因此，逢年过节，尤其是清明节以及祖先去世纪念日时祭扫祖坟，就成为一种保持家族凝聚力的重要方式。当兄弟姐妹及其子女乃至孙辈会聚于老家，通过祭扫仪式，追念先祖迁居、创业，父辈抚养孩子、守护家业的艰辛，复习和强化了家族认同，沟通了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升温了因长期空间隔离而有所淡化的亲情，建立起下一代之间的亲密联系，对于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共同解决某些难题显然大有作用。
添坟时我有一种感觉，祖先正站在云端看着我们。我不知道祖先能够为我们提供什么样的保佑，但我知道，兄弟姐妹以及由兄弟姐妹派生出的亲戚之间的团结互助，能应对单个家庭难以应付的困难，更能互相给予亲密温暖的情感慰藉。这是家族存在的意义。
2015年4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