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2006年，已如昨夜星辰，无论璀璨或黯淡都已消失于茫茫的天际，可她对于我，却因为一起凶杀案件的发生而变得刻骨铭心。这是一起看似普通的案件，但是背后却隐藏着诡谲而又传奇的色彩。
初秋时节，若是你能俯瞰这片广袤的大地，沃野千里的东北平原就像是一张金色的大网，灰白色的高速公路则如同一条条干瘦的脉络在其中蜿蜒穿行。
雨后的空气沁人心脾，微风中的田野荡漾摇曳。警车飞驰，坐在后排的我呆呆地望向窗外，但灌了铅似的眼皮越来越沉，意识终于模糊，世界归于黑暗……
2006年9月21日，星期四。
昨天晚上睡觉前，六个月大的女儿不明原因突发高烧，39度。初为人父的我和老婆顿时慌了手脚，几乎一夜未睡。
早上六点多，我从床上爬起来轻轻掀开窗帘。
窗外薄雾弥漫，千万缕如丝小雨正从晦暗的天空中飘渺垂落。楼宇、草木、小径，城市中触目所及的一切都被灰蒙蒙的烟雨包裹着，或远或近、或深或浅，就像一幅秀润淡雅的水墨丹青。
看来昨日酝酿了一天的暴雨终究没有降临，几个小时前还在张牙舞爪、声色俱厉的雷电与乌云，不知何时已然悄悄退却。
我尽量保持着不弄出大的声音，蹑手蹑脚地溜到厨房，胡乱塞了几口东西，又在客厅悄悄地穿好外套，当收拾妥当再次回到卧室时，老婆裹着被子睡得正香。
我迟疑了一下，还是伸出手轻轻拍了拍她的肩头。老婆迷迷糊糊醒来，废了好大的劲儿把眼睛撑开一条缝隙，她看了一眼身边还在熟睡的孩子，然后柔声问我：“现在就要走吗？吃过饭了没有？”
“嗯，吃过了。”我点着头，指着孩子小声说，“刚摸过，不烧了。”
“可吓死我了，再烧就得去医院了。”老婆轻轻嘘出一口气，表情稍稍放松下来，她用试探的语气问我，“那……今天你能早点儿回来吗？”
“呃……现在还说不好。”我摇着头，声音小得可怜。
我几乎天天都在重复着同一个答案，对老婆的回答永远都是：说不好，说不好，说不好。每说一次，音量就会减少一分，而愧疚又总会增加一分，就像一个不断努力但又不断犯错的孩子。
“咳……那你就快去吧，一会儿我和单位请个假，在家里看着孩子。嗯……”她犹豫了一下，说，“你要没什么大事儿，下午早点回来。”
楼外，灰蒙蒙的天空裹挟着潮湿的细雨，城市里飘散着慵懒和暧昧的气息。我呼吸着潮湿的空气，没有打伞，在看了一眼手表之后，意识到时间已经不早，随即加快了脚步。
八点二十分，车子沿着河堤路转过一道弯，雨刷器将风挡玻璃上的水珠刮去，熟悉的小楼再次出现在眼前。
这就是Z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办公楼，一栋带有后现代古典主义风格的巴洛克式的五层小楼。Z市刑警支队并不在拥挤的机关大院办公，这栋办公楼地理位置靠近南环，是在两年前建成的，虽然有些偏僻，但难得的是刚好坐落在一处河畔，平日里绿水掩映、草木繁盛，倒也自得其乐。
此刻，在漫天飘飞的雨雾之中，小楼威严屹立。
与往常一样，我与熟识的同事打着招呼，快步走进办公楼的玻璃大门，不用上楼，我的办公室就在一楼右侧的第一间。可是，就在我刚要抬腿迈进屋子时，突然发现里面的气氛有了某种异常。
办公室里，才参加工作两个月的警校毕业生汪旗，正站在办公桌前整理手中的物品，而老胡则坐在我的座位上大口大口地抽着烟。看上去，他的情绪明显有些焦躁。
我熟悉这间办公室的每一个角落，我熟悉这里的每一个人。
这种不安的感觉，我闭上眼睛用鼻子闻都能闻得出来……
“云生来了啊！”老胡一看到我，蹭地站了起来。
云生是我的名字，老胡是我的中队长。
老胡今年四十六岁，中等身材，相貌普通，是个地地道道的东北人。为了适应新形势的变化，Z市刑警支队在20世纪90年代初由刑警大队变为刑警支队，老胡就是当年的元老之一。说是元老，但是从年龄和职务上来看，明眼人都知道他仕途不顺。他原来的科长已经提拔到了局长，原来的搭档现在成了他的领导，即便是他原来带出来的徒弟也被提拔得八九不离十了，但他还是个科长。
“要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儿，今天咱们得出个差！”老胡用力地把指间的烟头掐灭在烟灰缸里。“D县昨天夜里发生命案了，死了两个！”
死者达到两人以上，属于重特大刑事案件。按照局里的规定，这样的案件一旦案发，刑警支队是必须参与侦破的。另外，公安部在两年前的南京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命案必破”的口号，现在快到年底，正在关键时期！
但是，今天出差？我脑子里面一闪，想到了家里的老婆和孩子，心脏像被一双大手狠狠地揪了一把。
“怎么了，云生，脸色不太好啊，家里有啥事儿？”老胡察觉到了异常。
“能有啥事儿啊，没事儿！”我咬了咬牙，尽量舒展开皱紧的眉头，笑着问，“什么时候走？去几个人？”
“现在就走。汪旗和小贾跟着一起去，咱们四个人刚好坐一辆车，抓紧时间准备吧！”话音未落，老胡的背影已经消失在门口。
今天晚上是肯定回不了家了，明后天也不好说。不用等到下班，老婆就会打来电话，这次又怎么和她解释呢？我一边在心里盘算着，一边暗自叫苦。
我走到柜子前，取出装有洗漱用品的背包，在轻轻关上柜门的那一刻，心底五味杂陈、百感交集。
六年前的夏天，我主动放弃了在市局机关朝九晚五的工作，怀揣着满腔热情来到刑警支队。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没当过兵或是没当过警察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而没扛过枪的兵不是真正的兵，没当过刑警的警察也算不上真正的警察。
苦，我不怕，累，我也不怕，即使有过那么一两次命悬一线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含糊过。但是最近这两年，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结婚生子，我越来越发现自己的生活已经被繁重的工作压榨得所剩无几，我突然有些喘不上气来。
说实在的，我觉得自己有些变了。这段时间，每当工作和家庭纠结在一起的时候，我心里的矛盾和迟疑就越来越多。要知道，这在以前是不曾有过的事情。可是，纠结归纠结、迟疑归迟疑，每次到最后还是工作占了上风。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脚下的路是我自己走的，刑警这个职业是我自己选择的，我还能说什么呢？我的心里有无奈、有痛苦、有挣扎，但唯独没有的就是后悔。我太清楚我自己了。
八点四十分，我们乘坐的警车驶出刑警支队的大门，二十分钟后进入了高速公路。窗外美景诱人，但坐在后排的我再也支撑不住，沉沉睡去。
昏昏沉沉中，感觉到车速有了明显的变化，我慢慢睁开了眼睛。眼前，收费站的黄色栏杆正在缓缓升起，远处的天空已然湛蓝如洗。不用看表，我对这段路程心中有数，从出发到现在，我差不多睡了一个半小时左右，上下不会差十分钟。
我活动着由于过久蜷缩而有些发麻的四肢，摇下了车窗。新鲜空气顿时钻进车内，让人一下子清醒了许多。“胡队，还有多远到？”我问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老胡。
老胡微微侧头，“大约还有十几公里的路程吧，那地方挺偏，而且路况也不好。”
“是哪个村子？好找不？”
“顾村。”老胡说，“其实我也只是去过一次，但应该还能找得到。至于案发现场的位置，县局刑警大队的于大队在电话里已经说清楚了，就在村子西边路口的第一户，院子旁有一棵老榆树。”
“哦……”我随口答应着，重新靠在座位上。
顾村？对于这个名字，我的概念很模糊。
“西边路口第一户，老榆树……”想着刚才老胡讲的这句话，我竟然隐隐地产生了一丝忧虑。
可到底忧虑的是什么呢？我又说不清楚。
“咔！”的一声，车子未经任何减速骤然停在了村口。老胡没有丝毫准备，整张脸差一点拍到了风挡玻璃上。汪旗浑然不觉自己的莽撞，哼着当年那首最流行的歌，“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飞过绝望……”
“飞飞飞！往哪儿飞？”老胡把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一样，吧嗒了一下嘴呵斥道：“我说你以后能不能慢点儿！还隐形的翅膀，就是给你一双隐形战斗机的翅膀，你还真能飞啊？！”
汪旗被当头棒喝，努着嘴把脖子缩回去半截。
我们偷笑着陆陆续续走下车，斜上方射来的阳光有些刺目，我不得不把手掌搭在眼眶上，眯起眼睛向前眺望。
村子规模不大，看上去不过百十户人家，整个村子也只有我脚下的一条土路贯穿东西。在村子最西面也就是我们所在的位置，果然有一棵老榆树矗立在村口。
“北榆南榉”。榆树在我省乡村最为常见，不同的是这棵大榆树足足有20多米高，主干也粗大得需要四五个人才能合抱，看来树龄应在百年以上。百年老榆树的树冠雄伟巨大，像一把擎天巨伞，在它的遮掩下，一个小院落孤零零地坐落在村口。
东北民居不同于陕西的窑洞、福建的土楼，也不同于瑶族的竹楼、苗族的吊脚楼，由于环境与气候的关系，它们基本上坐北面南、低矮扁平，我们面前这一排灰墙灰瓦的平房自然也无例外。
就是眼前这个普通的院落，现在已经被蓝白色的警戒带围绕了起来。警戒线外，三三两两的村民或蹲或站，正在窃窃私语；塞在路面以及路两旁的几辆警车使这条原本就十分狭窄的村路显得更加局促。
“哎呦，胡队！你们可算是来了！我们盼星星盼月亮，眼巴巴地在这儿等了小半天呐！”一个个子不高的中年男人领着几个人向我们大步走来，他嗓门很大，离着挺远就开始嚷嚷。
“你呀，就少来这一套吧！你于大队的事儿，我可从来没敢耽误过！一大早接到通知，我和兄弟们是马不停蹄往这儿赶呐！”老胡笑着，走过去和D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的于大队握手。
他们年龄相仿、性格相似，都是大说大笑之人，所以见了面还是老样子，总免不了要相互揶揄几句。
“喂，云生！”正在寒暄间，我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扭头一看，原来是县局刑警队的一个老哥站在不远处向我招手。我和他合作过几起案子，彼此之间很熟悉，于是走过去。
“你们是什么时候到的？”我问。
“什么时候？半夜！都加了好几天班了，昨天好不容易早点儿回家，睡得正香呢！”他忿忿不平地抱怨着。
“里面到底是什么情况？”我指着院子里面问他。
“你别急啊，到这边来，哥给你叨咕叨咕。”他把我领到了一个稍微安静点的角落，向我叙述他了解到的情况。我得承认，这位老哥很会讲故事，口若悬河，声色并茂。
案发时间大概是在今天凌晨一点多，死者是亲兄弟俩，两个人在土炕上被凶手使用钝器反复击打头部，当场死亡。老大的媳妇当时就睡在一板之隔的土炕的另一侧，又静又黑的深夜里，她突然听到隔板那边传来一阵重重的击打声和闷哼声，被吓得全身僵硬躺在那儿，不敢发出声音也不敢出去看。过了不知道多长时间，当她确认屋子里再没有了任何动静，才慢慢地从炕上爬起来，哆哆嗦嗦地打开了电灯。接着，老大媳妇尖叫着冲了出去，跑到邻居家像疯了一样砸门。后来还是邻居帮她拨打了报警电话……
我认真地听着他的讲述，脑海里尽量还原当时的情境。
黑夜里偏远的村庄，两个男人闷哼着被举起棍棒的凶手砸碎了脑袋；一个女人衣衫不整撕心裂肺地尖叫；村民们从梦中惊醒，整个村子像一锅开水沸腾起来，人们惶恐、惊愕和颤悸……
“走吧，云生，咱们进去看看。”我正琢磨着，老胡走过来招呼我。我不得不终止了和那位老哥的谈话，冲他摆了摆手，然后一行人尾随着于大队走进院子。
一只脚刚刚踏进房门，刺鼻的血腥味儿就迎面向我扑了过来。
真的，这种味道很难形容！如果非要描述，时至今日我也只能想得出两个字——复杂！复杂得难以形容！
之所以复杂，并不在于这种腥味混合了血红蛋白中二价铁离子的铁锈味，也不在于人类的嗅觉可以分辨出用400种蛋白质组合出的上万种气味模式，而是这种味道通过人类大脑中的海马区与记忆合二为一，总能搅起人类无意识中强有力的回忆。只是可惜，血的味道，给我们带来的只有伤口和死亡。
土炕上，两具仰卧的尸体仍然保持着原状：头朝外、脚冲墙，身下大摊的血迹已经凝固。凝固的血迹衬托着死者的头颅和身躯，正以自己的方式祭奠着生命的离去。
尸体的颅骨大面积塌陷，混杂着血迹和脑浆，但还是能够比较清晰地看到一部分面容：面色蜡黄，双眼紧闭，牙关紧咬，口唇部呈现出皮革样化。这个时候，他们的脸看上去很怪。灵魂的远离，使他们的五官已经失去了我们记忆中同类的痕迹。
我屏住呼吸，慢慢走过去，伸出右手轻轻触碰死者的颈部。从尸冷以及尸僵的程度粗略分析，死者死亡的时间已经接近十二个小时，再仔细观察死者头部血肉模糊的创口，确实和那位老哥讲的一样，应该是钝器击打所致。
我闭上眼睛，将凶手高高抡起凶器的画面在脑海里回放，睁开眼睛后，又仰着头沿一条抛物线向斜上方看去，在墙壁和天棚上，果然有大量抛甩状的血迹。看来，凶手在作案时的每一下重击都用尽了全力。
屋子里，两名死者身下的土炕横贯东西，长约四米，在土炕中间有一块白色的简易隔板，将土炕分成了两个区域。绕过隔板，在炕尾摆着一个漆面斑驳的矮木柜，这是北方村民在家居中常见的布局。我伸手轻轻地打开柜门，里面摆放整齐的各种杂物映入了眼帘。
轻轻关上柜门后，我开始环顾四周。80年代的衣橱和梳妆台、老款式的电视机、歪歪扭扭的电视柜，整个房间里的摆设不仅过于简单而且十分陈旧。我在屋子里慢慢踱了一圈，用指尖轻拭家具和墙面，却发现手到之处要比普通农户家要干净许多。
这些告诉我两点：一是这户人家经济拮据，并不富裕；二是在这个房间里，一定有一个有着良好生活习惯的女人。而这个女人，此时正坐在房间角落里的一张木椅上。
女人有三十多岁，一米六五左右的身高，很瘦，穿着灰色的长裤和白色的衬衫，衣服看上去虽然样式老、年头多，但都很干净。她佝偻着后背，两只手掌夹在膝间，一双纤细的手臂在微微地颤抖。
女人的头发又黑又长，凌乱地挽在脑后。透过额头前垂落的几缕长发，我看到了她的脸。这张脸可以称得上秀气，不算漂亮但绝不会让人反感，只是这张脸毫无血色，惨白如纸。
天泪有声，蜡泪有痕。此刻的这个女人就像是一截即将燃尽的蜡烛，在摊开的蜡泪中顶着断断续续的火苗，颤抖着等待最后的消无。
我的工作，使我见到过许许多多刚从危境中脱离出来的人们。他们大脑中的边缘系统仍旧处在极度恐惧的状态中没有得到修复，所以他们慌乱、紧张、错位，就像我面前的这个女人一样。可能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工作使我变得有些冷淡或是麻木吧，这没什么特别的，我当时确实是这样想的。
但是，我忘了这样一句话。麦克伦尼在《简单的逻辑学》中提到：许多错误源于我们注意力不够集中，所有相似的情景绝对不是事物的简单重复，我们必须对事物的特殊性保持敏感。
如果不是下面的一幕，我也许还要接着错下去。
一位现场勘查人员走到女人面前，对她说：“麻烦你，跟我们到院子里去一趟。”见女人毫无反应，他又重复道：“喂，麻烦你跟我们到院子里去一趟！”
“去……哪儿？”女人抬起头，终于开口说话了。
“院子里。”勘查员用手向外面指了一下。
女人若有所思，似乎很费力地听懂了勘查员这句很简单的话。她微微点了点头，默默地站起来，默默地迈着步子向外面走去。可就在快要走出门口的那一刻，她突然莫名其妙地转动脖颈，向炕尾的方向瞥了一下。
我看到了她的这个举动，也注意到了她的眼神。
那是怎样的一种眼神？
这种眼神似乎将空洞与复杂、麻木与深邃这些根本矛盾的东西融为了一体，让各种不同的感觉在模模糊糊中错乱交织。如果说这种眼神是因为看透了世间的一切而变得空无一物的话，但它又深不见底，似乎隐藏着无数秘密，就好像在一汪深潭里，游动着千奇百怪的、叫不上名字来的鱼。
我不是不知道，表情原本就是复杂的东西。例如有人说，蒙娜丽莎的微笑里就包含了83%的高兴、9%的厌恶、6%的恐惧和2%的愤怒。但是无论如何，我想不到这种眼神如何会出现在这样一个普通村妇的身上。
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女人？
我胡思乱想着，百思不得其解。在屋子里又转了两圈后，当看到现场勘查工作已经接近尾声，老胡和于大队也正在低头交谈时，我走到站在一旁的汪旗近前，拽了一把他的袖子，领着他向屋外走去。
“第一次出命案现场吧？”走到院子里，我问汪旗。
“嗯，第一次，这味儿……”汪旗皱着眉头。
“你的表现已经很不错了，再多接触几次就会习惯的。”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汪旗看着我的手，意识到这只手刚才还摸过死尸，嘴唇一抿，从背包里翻出一包湿巾递给我。
“你见过很多尸体吗？”他很认真地问我。
“嗯，很多。”我点头，取出湿巾擦手。“有从地下挖出来的、从水里捞出来的、从灰烬中扒出来的，整个的、肢解了的、冻僵了的、腐烂了的、碳化了的……都见过！”
“你不害怕？”汪旗很诧异。
“不害怕，从来没怕过。”我笑着回答他，“因为他们仅仅是尸体，和其他动物的尸体没什么两样。你想想，猪牛羊、鸡鸭鱼，你几乎天天都在吃，甚至对它们的内脏也乐此不疲，你怕过吗？有句话说：人死如虎，虎死如猫。你害怕，仅仅因为你面前的尸体是死人，而不是死猫、死狗、死猪。实际上，一具死尸不会对你造成任何伤害，远远没有活人可怕！”
“人死如虎，虎死如猫？是这么个道理！可哪有你说的那么轻松？”他反问我，“有几个不害怕死人的呢？”
“这呀，只不过是人类的一种集体潜意识罢了。”
“什么，什么意识？”
“集体潜意识。”我回答他，“按照荣格提出的理论，集体潜意识是人格结构最底层的无意识，它包括了人类世世代代的活动方式和经验库存在人脑中的遗传痕迹。远古时代，人类的尸体意味着周围可能有猛兽带来的凶险或是尸体可能带来的疾病，再有就是长久以来，人们对尸体总是充满着涉及鬼怪的联想……”
院子里，我和汪旗在一边说着，一边绕着屋子边走边看，我想再勘查一遍室外的现场。实际上，现场勘查有先室外后室内、先地上后天上、先微量后常量、先无形后有形、先无损后有损的程序规则。按照这个规则，室外的现场勘查应该已经进行过了。但是我不甘心，总想着自己要再看一遍。
就在我们转到窗口的位置时，地上的一把雨伞突然吸引了我的目光，我停住了脚步，汪旗也跟着我站了下来。这是一把普通的黑灰色长柄雨伞，伞长110公分左右，尼龙布面，硬塑伞把，虽然它直挺挺地躺在墙边不动声色，但我还是觉得它的出现存在着某种突兀，它似乎出现在了它不该出现的地方。
我轻轻捏住伞布，把伞拿了起来。冲着阳光，来来回回看了几遍，打开又合上，再打开再合上，接着又在伞把上哈了几口哈气，继续观察。最后，我把雨伞贴近鼻尖，深深地嗅了过去。瞬间，一股神秘的气息似有若无淡淡地飘进了鼻腔。这种气息，竟有让人静止的力量！
当我们再次回到屋里时，现场勘察已经结束。
“善后工作我们自己弄吧，咱们一会儿到村东头的书记家开个会，他那儿腾出了两间屋子给我们当指挥部。”于大队和我们说。
村子不大，加上出于熟悉情况的考虑，我和汪旗选择步行过去。已经临近中午时分，明媚的阳光照在头顶，让人有一种懒洋洋的麻痹，鸡鸭的鸣叫声、犬吠声、老牛的哞哞声都从村子的各个角落浅浅传来，让人不愿回忆起昨夜的黑暗……
见我低头不语，汪旗问我，“生哥，你觉得刚才的现场勘查，收获大不大？”
我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轻轻摇了摇。“室内和院子里都没有翻动，应该也不会有财物上的损失。门窗没有被破坏的痕迹，屋子的门鼻儿早都生了锈，锁头我也在灶台上看见了，他们临睡前没有锁门，这可能已经成了他们的习惯。另外，技术人员没有提取到指纹，作案工具也没有找到，这些我都已经问过了。再就是昨天夜里进入现场的村民太多了，水泥地面和院子周围的足迹早都已经杂乱不堪，要想提取脚印也是很难的了……”
“那就是什么线索都没有了吗？”汪旗扭过头来问我。
“不是没有，而是我们能不能发现！”我面对汪旗站下来，纠正他的错误。
“埃德蒙·洛卡德在20世纪初提出了物质交换原理，即每一个刑事罪犯都会把某种东西带到犯罪现场，也会把某种东西带离犯罪现场，简要概括就是‘每一次接触都会留下痕迹’。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犯罪必留痕。所以，只有未发现痕迹物证的现场，而没有无痕迹物证的现场。福尔摩斯有一句名言：‘你看到了，但你没有注意观察’。这句话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汪旗听得很认真。我拍了拍他的肩膀，两个人继续往前走。我一边走一边讲给他听，“随着刑侦科技的不断的提升，传统的手足工枪这四大类痕迹已经远远满足不了刑事现勘的需要。现在，有些即便我们看不到的东西也能被发现，也能成为线索和证据，这就是微量物证。但是无论科技怎么发达，我们具备这种意识都是最基本的前提。佛学中有六根之说，六根指的是眼耳鼻舌身意。每到一处现场，我们都要充分调动我们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甚至还有第六感觉。具备这种意识、充分调动这些感觉，就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收获。”
顾村好久没有一起来过这么多人了，村书记把他的家借给我们当临时指挥部，算是豁出了血本。毕竟，村子里多少年也没有发生过一起刑事案件，可这下却一次死了两个。在村书记以及还有很多人的眼里，这个午夜凶手就像一颗定时炸弹，说不上什么时候还会响起。
临时指挥部的房间并不算小，还有对面的一间卧室也留给了我们，说是给领导休息用的。但即便如此，一下子涌进来三十几个人，屋子里还是被挤得满满的。好在没人挑，炕上、木头椅子上、折叠椅子上、小马扎上，大家凑合着只要找到个能坐的地方就行。眨眼间，屋子里就变得安静下来，会议开始了。
会议首先由法医和现场勘查人员进行汇报，他们汇报的内容，与我之前和汪旗分析的几乎大同小异。随后，参与案件前期调查的侦查员开始介绍现场走访的情况。
两名男性死者是亲兄弟，老大叫顾存思，四十二岁；老二叫顾存旺，三十八岁。两个人都只有小学文化，都是普通的坐地户农民。老大的媳妇，也就是现场的那个女人，叫付兰芝，今年三十四岁。顾家兄弟与付兰芝的父母都已过世，他们在村子里也没有其他直系亲属。
顾存思与付兰芝是在1996年结的婚，两人没有子女。两名死者生前经济拮据，老二顾存旺至今未娶。顾家哥俩儿与他人并无恩怨，在案发前也没有与他人产生过口角和纷争。用其他村民的话讲，这家三口人，除了老大媳妇是个勤快人之外，剩下的那两个就是一对懒包加窝囊废。
“但也有的人说，老大媳妇虽说看着既干净又利索，但整天木呆呆的总也不吱个声，怀疑她是不是这儿出了什么问题。”一名年轻侦查员指着自己的脑袋，最后补充道。
“各位，这个案子不太乐观呐！”老胡听完汇报后，表情严肃地说道，“到目前为止，我们不仅没有什么像样的破案线索，就连案件的因果关系和作案动机都还没有摸出门道。所以呀……”他看了一眼坐在旁边的于大队，“所以工作还是得从头做啊！”
于大队点点头，用眼神示意老胡接着讲。
“我刚才和于大队商量了一下，”老胡说，“在下一步工作中，专案组将分成四个小组，每个小组由市局的一名同志、县局的三名同志组成。其中的三个小组是村内摸排组，从今天下午开始在村内挨家挨户进行走访和摸排。重点是排查村子里所有人员在昨晚的活动情况，自己说的不算，一定要有佐证；还要排查案发前后形迹可疑的人员，包括案发前突然来到村子或是案发后突然离开村子的；再就是排查所有行为特征异常的人员，包括行为举止、体貌特征发生重大变化的。剩下的一个小组，是村外摸排组，要到周边邻村开展调查工作……下午六点，专案组全体成员准时回到指挥部开会。”老胡低头看了看手表，最后问大家，“各位还有要补充的吗？”
常靠海边识鱼性，久居深山知鸟音；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老胡职位不高，却是Z市刑警支队的元老，他从事命案侦破的工作已经足足有二十几年了。在侦破凶杀案件的过程中，现场勘查、群众走访、串并案件都是常规动作，老胡的工作安排虽然谈不上一鸣惊人，但也周密详尽，周围人自然没有话说。
吃过午饭，法医和负责现场勘查的技术员先走了，小贾也去了村外。我和汪旗留在村里各自参加一组。大家顶着明晃晃毒辣辣的烈日开始了工作，走家串户、迎来送往，往日寂寞的村庄顿时忙碌了起来。
我这一组负责的是村子东侧的二十几户人家。那个下午，我走访了其中的七户，现在翻看工作备忘，仍有记录。
我还记得在一个老头儿家，他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老头儿从灶台拿过两个大碗，碗里的油渍清晰可见，他用黑乎乎的抹布把碗擦了又擦，将暖瓶里哇凉的井水倒在碗里递给我们。我身旁的一名同志摇手拒绝，我用双手接过一饮而尽。我也是强忍着喝下去的，但我必须这么做。我这么做的原因是：你要别人对你倾诉，首先你要表示对他的尊重。
工作一旦忙起来，时间总是显得不够，当黄昏降临时，该是回到指挥部开会的时间了。最后一户人家的男主人把我们送到了院外，已经走出一段距离，与我一组的同事突然想起手机丢在了屋子里，又回头去取。
我独自一人站在外面等着，发现忙乱的一天忽然变得安静了下来，这种节奏的快速转换竟然让人觉得有些百无聊赖。当时，我站在村子的东头，隔着几户人家就是一望无际的田野，我不经意地四处眺望，发现一个女人的背影正站在村子的远处。
是付兰芝，我一下子就认出来是她。毕竟就在几个小时之前，她留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
我不清楚她为什么站在那儿，站在那儿干嘛？但她就只是那么一动不动地站着，在苍茫无垠的天地之间，如同石雕木刻一般。黄昏的落日拉长了她瘦嶙嶙的身影，田野间的微风带动着她的翩翩衣角还有脑后飞扬的长发。她背对着我，我看不到她的表情，她就像远处广漠的天际一样遥不可及。
此时，村子深处不知道哪个地方吹起了唢呐，清亮悠长的唢呐声从虚旷的天空中传来，夹杂着炊烟和青草的味道，在薄暮的夕阳下如泣如诉、哀婉悲切。
似乎是触景生情，在那个黄昏，我的心底油然而生一股莫名的惆怅和凄凉。
下午六点，专案组的碰头会准时召开，参与专案的同事逐一汇报下午的走访情况。会议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但气氛愈发显得沉闷。综合大家汇报的情况，虽然全村差不多已经走访了一半，但专案组仍然没有搜集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案件调查的形势不容乐观。
“生哥，开饭了！”汪旗来到院子外面大声喊我。
“哎！知道了，马上就去！”我答应了汪旗一句，接着低下头对电话那边的老婆说，“就这样吧，照顾好孩子，不行就让孩子的姥姥来帮帮忙，我这儿怎么的再有个三四天也回去了……”
下午，县局刑警大队已经慷慨地支付了饭费，村书记又找来两个妇女做帮手，连同他的老婆还有儿媳精心准备了两桌饭菜。东北的饭菜不比南方的精致，但炖鱼和炖肉一上桌，还是让整个院子马上香气四溢。除了这些，地上还有两个大号的塑料桶，里面装满了已经用井水冰好的啤酒，当书记又拿来两瓶白酒时，老胡和于大队都异口同声地谢绝了。
热浪刚退，微风习习。虽然几十号人挤在院子里，但没有过分的吵闹，大家在埋头吃饭之余，小心翼翼地相互交流着。案件进展得不顺利，大家的心里都压着一块石头，没有什么心情开怀畅饮。
我也还有别的心思，想着家里的老婆孩子。说到底还是四个字：身不由己。
晚饭后，于大队领着手下走了，他们决定今天晚上回到县里休息，明天早上再过来。临行前，于大队让我们几个跟着一起走，说是已经订好了宾馆，但我们四个集体否决了这个提议，决定直接住在书记家。陪在一旁的书记连声说，住在这里好，住在这里好。他依旧保持着高度的热情，打发家里人把两间屋子重新收拾了一遍。
我们站在院口，目送着县局刑警队的几辆汽车依次消失在夜幕之中。往回走时，老胡看了看桌子上还没撤下去的酒菜，对我说，“云生啊，时间还早，晚上也没有什么工作，要不咱们再整点儿？”他笑眯眯地看着我，和我商量。
“不了，刚才喝了一瓶了，今天真喝不动了，改天再陪您吧。”我客气地回答道。
“咋？才一瓶就喝不了了？你的酒量我还不知道啊！走走走，再整点儿！”其实老胡说的没错，我的酒量最起码远在他之上。
“真不行，真不行，今天确实有点累。”我实在没有这个兴致，态度委婉，但语气坚决。
“咳，也好，不整就不整吧！”老胡耷拉着脑袋，显得很失望，“那就都早点休息吧，明天还有不少活儿呢。”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转过身默默向自己的房间走去。
好多年过去了，但那天晚上的记忆还算清晰，每当想起这件事情，一种惋惜加上自责的感觉仍然真实地萦绕在我的心头，想得久了，有些隐隐作痛。
汪旗和我一个房间。房间不大，有一盏白炽灯。炕上的被褥花花绿绿的，虽然还算干净，但带着一股呛鼻子的烟土的味道。
我坐在炕沿想着心事，汪旗摆弄了好一会儿手机，闲来无事又拿出了那把雨伞。
“生哥，咱们拿这把破伞有什么用啊？蹩手蹩脚的。”
“怎么，嫌麻烦了啊。”我故意不苟言笑地反问。
“没有，没有，我不是那意思。我就是想问问，这把伞到底有啥说道儿？”
我冲他招了招手，等到他凑过来时，趴在他耳朵上压低了声音，“那我告诉你，这把伞很有可能就是凶手留下来的！”
“啥？！”汪旗失声叫了出来，瞪大眼睛将信将疑地看着我。
“诶诶诶，我说，至于你这么大反应吗？”我被他逗乐了，笑着从他手里接过雨伞，将伞平举到灯光明亮的地方。
“你看，这把伞很干净。说明了什么？说明这把伞不是长期放在室外的。再看这儿……”我用手指着黑色硬塑料的伞把。
“这种材质的伞把应该极易留下指纹，但我仔细看过了，什么都没有发现。你不觉得奇怪吗？伞是拿来用的，又有多少人是戴着手套举着伞的？这不符合日常的使用习惯。”
“另外，你还记得吗？”我对汪旗说，“昨天晚上本来应该有一场暴雨要下的，天气预报也是这么说的。可是，暴雨没有下起来，直到今天早上五点多钟才下了一点小雨。”
“对呀！昨天下午，天阴得都有点儿吓人了，就因为这个，胡队还让咱们提前下班了呢。才下午四点多钟，天就黑得跟晚上似的，我开车回家时一路都开着大灯。我就纳了闷了，都秋天了，怎么还有这么大的雨要下？”汪旗一边回忆一边说。
“是的。今天下午我问过县局的同志，他们这里和咱们一样，从昨天下午就好像要下大雨的样子，结果只是今天早上下了些小雨。”我接着说，“咱们来推测一下，如果凶手距离案发地较远的话，他是不是就会准备这样一把雨伞？也许，他先是拿这把雨伞站在窗口观察室内的情况，然后随手把伞放下进入了现场。作案后，由于高度紧张而且由于根本就没有下雨，所以凶手落荒而逃时把雨伞丢在了我们找到它的地方！”
“嗯，对，对！”汪旗看上去认同了我的分析，啧啧赞叹，不住点头。
“……如果以上推理是正确的话，那么它还说明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凶手并不在这个村子。”汪旗张大了嘴巴，还在点头。“最关键的是……”
“主人，主人，来电话了——”我正要说下去，一阵刺耳的手机铃声突然响起。正在全神贯注投入思考的汪旗被吓了一跳，他一个激灵，等到回过神之后，才抓起电话看了看上面的来电号码。
“是老婆打来的，不好意思啊，生哥，不好意思。”他嘻嘻地笑着，把电话贴在耳边走了出去。我几天前听他说过，他有一个处了两个月的还在上大学的女朋友。
“所有的推测，只有在找到它的主人后才会有答案……”我独自留在屋内，看着手中的那把雨伞喃喃自语。
乡下的清晨比城市来得要早。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清晨，没有城市里的工业气息，没有嘈杂的车流和忙碌的人群，天空清晰湛蓝，云彩淡薄纯净，轻飘飘的炊烟依旧袅袅升起，公鸡的啼叫声干脆嘹亮。
我伸着懒腰来到院子里，却发现老胡起得比我还早。“早上好，胡队！”我走过去打招呼。
“云生啊，昨天晚上睡得咋样？没嫌土炕太硬吧！”
“没有没有，挺好的，其实我平常还真就喜欢睡硬床。”
院子里，我俩一边活动身体，一边聊着天。“你今年有二十六七了吧？”老胡问我。
“胡队，你把我给说年轻了，我都二十九了。”我笑着回答。
“哦？快奔三的人了！那，你来大队也有两年多了吧？”
“是啊，到支队六年，在预审大队工作四年，到咱这儿可不是两年了嘛。”
“还习惯吗？经常出差，家里没意见啊？”他笑眯眯地看着我。
“我老婆还挺理解我的，再说我自己也喜欢这个工作。”
“是啊，你大学毕业，有知识有文化，前途无量。可是我呀，老喽……”说话时，老胡用双拳不停地捶打着后腰。他老婆没有工作，女儿还在上初中，他是家里唯一的顶梁柱。可是这一年多来，本来心脏就不好的他又检查出了糖尿病，他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
“云生，刚好赶上就咱俩，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老胡用征求意见的口吻对我说。
“跟我还客气什么啊，您就说吧。”
“我想把汪旗交给你带。你也清楚，这小子虽然小毛病不少，但本质还是不错的，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把他领上正道。但是，把他交给别人我还真不放心，你就多下下功夫，好好带带他吧。”
“行啊，我虽然能力有限，能教的不多，但您就放心吧，带他好好做人，不走歪路我还是可以的。”我爽快地答应了，老胡也嘿嘿笑了起来。
“对了！”老胡话锋一转，又对我说，“我昨晚在想，大规模的走访结束以后，咱们是不是应该突出重点？这个村有几个老光棍，我认为咱们下午应该重点摸一摸。”
“好啊，听你安排，”我答应着，忽然又想起了一件事情，我问老胡，“胡队，付兰芝怎么样了？她住到哪儿了？”
“她已经被村里的一个妇女接走了，这几天她暂时还得需要别人照顾，”老胡说完，又低声反问我，“云生，你对这个女人怎么看？”
我知道他说的是付兰芝，我也明白，在老胡的心里，付兰芝的嫌疑是排除不掉的。
我仔细想了半天，但最终还是摇了摇头，只回答了三个字：“说不好。”
上午的工作按部就班，但结果仍然不尽如人意，专案组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中午吃饭时，老胡和于大队明显沉默了起来，气色也更加凝重了。
午饭后，同事们的状态都很疲惫，大家各自找到有电风扇的村民家小憩。在一位好心的大娘家，大娘还帮我和汪旗洗了衣服。这个季节，洗好的衣服晾在室外不出个把小时就能干透。
汪旗光着膀子倒在炕上呼呼大睡，我则向这户人家的老爷子借了一件白色的大背心穿上，信步向村子的中心走去。
村子中心并排种着几棵柳树，这些柳树和村东头的老榆树比起来显然相形见绌，枝叶也已经不如春夏时节那般绿嫩，但这一排树荫在正午时分也是十分难得的。
树荫下，一群村民正在你一言我一语地闲聊，可是看见我的到来，原本聊得热火朝天的男女老少都谨慎地中断了谈话。
“咱这村子周围哪好玩儿啊？呆了两天了，太没意思了。”我看见大家都在盯着我，故作随意地问道。
“可不，你们真挺辛苦的。可咱这儿有啥啊？穷乡僻壤的！”
“真要有时间就去太平山呗，十多里地，你们有车，开车也用不了多长时间。”一个中年男人插话。
“太平山？那儿好玩吗？”我问。
“好玩啥呀，就是没事儿的时候瞎转呗，那儿风景还行。再就山上有一个庙，我也没去过，但听别人说还挺灵的。”
听说山上有庙，我心里立马咯噔了一下，但还是尽量平静地问道，“村子里有不少人都去过吧？”
“谁没事去那儿啊，就是一帮小媳妇愿意去溜达。有一次，我儿媳妇非得拽着老顾媳妇，大伙知道，老顾媳妇是平常根本不出门的人，结果咋样，她自己还走丢了。”一个五十几岁、面相厚道的中年妇女边嗑瓜子边说，“其实，付兰芝那人真挺好的，又本分又老实，但怎么就摊上了这样的横事儿呢！”
“老实？哼，要我看也不一定！”一个抱着小孩的女人一边说一边把嘴里的瓜子皮吐到了地上，但她随后扫了我一眼，便低下头去哄孩子，不再说话。
“呵呵，”我傻笑着，又问先前说话的中年妇女，“诶？付兰芝上次去太平山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大概，大概半个多月前吧……”妇女回答。
聊了十几分钟，觉得再待下去也没什么意义，我一边想着心事一边慢慢地往回走。走出一段距离，拐了一个小弯，我忽然感觉身后有人跟了上来，回头一看，是刚才聚在一起聊天的一个老头儿。
老头儿见我停了下来，很警觉地向左右张望着。我转过身，狐疑地看着他。
“警官同志，”他紧走了几步来到我的面前，向自己的身后又看了一眼，这才对我说，“我有个情况向您汇报。”
“哦？”我笑了，“啥情况？”
“啥情况，我说了，你能给我保密不？”
“能。”
“我说了，你能相信不？”
“能。”
“那我说了，你能……”
“你就快说吧！”我有点儿急了。
“好好好，是这么回事，就是刚才大家伙儿说的付兰芝从太平山回来迷路了那次……”
“那次怎么了？”
“其实，付兰芝没迷路，她是和一个男人一起骑摩托回来的。那个男的一看就鬼鬼祟祟的，付兰芝也抽抽搭搭的，好像一直在哭。”
“哦？”我眉头一皱，“这些都是你亲眼看到的？”
“瞧你说的，警官同志。别看这个村子小，但嚼耳根子的人可不少，要不是我亲眼看到的，我还能瞎说啊！算了，信不信由你，就是别说是我说的就行了。”老头儿撇了撇嘴，要往回走。
“信，信，信，咋不信呢！”我一把拉住了他的胳膊，“干我们这个的，凡事都要谨慎些，凡事都要讲究证据，希望大爷你能理解。”我笑着说，“其实，你反映的情况对我们很重要。你看，那么多人，就您老人家觉悟最高了不是？”
“那倒是，那倒是。”老头嘿嘿地笑着。
“大叔，那个男的是咱们村的吗？”我问。
“是啊，就是胡木匠、胡金水。警官同志，你可得千万保证，别说是我说的。”
“保证，保证，我绝对保证！”我笑着点头。
“千万别和别人说是我说的！”老头儿最后回过头来又嘱咐了我一遍，然后像一个刚刚被老师表扬又奖励了糖果的孩子，乐颠颠地走了。
“木匠……胡金水……”我在心里面念叨着这个名字，看着老头儿走远。
回去叫醒汪旗，我向他简单介绍了刚才那个老头儿提供的情况。汪旗很兴奋，骨碌一下从炕上爬了起来，走到院子里一把扯过衣服。我也换上自己的衣服，向大娘问清楚位置，然后两个人快步向胡金水的家走去。
汪旗边走边问，“都说付兰芝内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再说胡金水和她既不是亲戚又不是住得很近的邻居，他们两个人怎么偷偷摸摸地从村外一起回来呢？”
“是啊，所以不管老头儿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都要尽快找到胡金水！”
“那胡队让咱们下午找的那个老光棍怎么办？”
“等问完了胡金水再说吧。”
还没进胡金水的家，院子里就传来了电锯发出的吱吱啦啦刺耳的噪音，院墙外，停着一辆红色的摩托车，车有六七成新、被擦得锃亮。等到迈进院门，我们看见一个身材敦实的男人光着膀子，埋头锯着手里的一根木方。男人三十八九岁的样子，站在当院的一个木工马凳前，手里的电锯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转动的电锯咆哮着，把碎木屑抛向空中和地面，木屑在地上已经铺满了厚厚的一层。
“这儿是胡金水的家吗？”我一开口，满头木屑的男人猛地抬起了头。他有些惶恐，慌里慌张地向我们走来，但他忘了手里仍然转动的电锯还连着电线，差点儿被绊了一个跟头。
汪旗赶紧拽着我往后退了一步，抬手指着胡金水手里的电锯厉声说道，“把你手里的东西放下！”
胡金水这才下意识看了看手里的东西，然后乖乖地关掉电锯，把电锯放在旁边的椅子上。他来到我们面前，点头哈腰地说道：“二位是警察吧，你们的人昨天已经来过了，怎么还有事儿？”
“没事儿我们就不来了！”汪旗回答。
“咱们，咱们能到外面说吗？”他上来就用沾满木屑的手推汪旗。
汪旗一把推开他的手，“不，就在这儿说！”
胡金水不安地向身后的屋子张望了一眼，压低了声音，“那好，那好，就在这儿说，就在这儿说。还有什么事儿，你们问吧。”
“半个多月前，你和付兰芝曾经单独在一起过？”我问。
“没，没有，没有的事儿。”胡金水的脸瞬间变了颜色，用粗壮的大手抹了一把脑门上的汗，接着低下了头。
“可有人看见，你是骑着摩托车拉付兰芝回来的。胡金水，我们不掌握的事情是不会问你的。”
“哦，哦哦哦。好像，好像是有那么一次，我，我自己骑摩托回村子，看见付兰芝一个人边哭边走，当时那儿离村子还挺远呢，我就带了她一段，我又害怕村子里有人说三到四，没等到村子里就让她下去了。”
“她上哪儿去了？”
“不知道啊。”
“那她为什么哭？”
“她为什么哭，我哪知道啊？再说，我，我问了，她没和我说。”
“就这些？”
“天地良心哪，警官，我什么都没干！村里村外、乡里乡亲，大家都知道，我胡金水是个老实人。”他的脸涨得像猪肝一样，汗珠子噼里啪啦地往下掉。
“你昨天晚上在哪儿？”
“在家里看电视啊，一晚上都没出屋。”
“真的？”
“真的。”
正说着，一个三十岁出头女人从屋子里走了出来，站在房门口盯着我们看了几眼，满脸的尖酸刻薄，抱着肩膀对着男人喊，“叫你干点活儿咋这么磨叽呢！啊？不是我说你，你一个大老爷们还能干点啥？废物一个！”
男人听了女人的话，咬着牙大气不敢出。
“你是胡金水的爱人？”我向前走了两步，问女人。
“对啊，怎么了？”女人歪着脖子斜着眼反问。
“我们是公安局的，想核实点儿情况，”我问道，“胡金水昨天晚上在哪儿？”
“我，我刚才不是说……”“没问你！”胡金水刚要抢着回答，被汪旗呵斥了回去。
女人用长了刀子的眼睛狠狠地剜了自己男人一眼，扭过头来回答，“我们两口子就在家里看电视来着，哪儿都没去。咋了？这不犯王法吧！”说完，她又上去拽胡金水的胳膊，“你说我要你有什么用？你个窝囊废！赶快回去！”
胡金水没反抗，估计是没敢反抗，顺从地跟在老婆后面向屋里走。走在前面的女人依旧喋喋不休，嘴巴高频率地上下翻飞着，侮辱性的词汇滔滔不绝。男人还是不吭声，只是偷偷回过头来向我俩小幅度地摆着手，以示告别。他哭丧着的脸，尴尬地龇出几颗白牙向我俩笑了笑。
或许他是在感激我们，因为我们刚才并没有和他老婆提到付兰芝的事情。我心生感慨，觉得这个男人当真可怜，但转念一想，可能也不尽然。
从胡金水家出来，我和汪旗都有些丧气，因为从刚才的情况判断，胡金水并不像撒谎。我俩简单合计了一下，然后向老光棍王守军的家走去。
王守军这个老光棍并不是没有娶上媳妇的那种光棍，根据专案组搜集到的情况，他老婆过世，儿子外出打工，家里常年只有他一个人。
下午两点多钟，我和汪旗来到与付兰芝只有两户之隔的王守军家。
破破烂烂的房门虚掩着，但出于礼貌，我俩还是选择先敲门。汪旗和我轮流敲了半天，可里面就是无人应答。汪旗没了耐性，推开门抢先向里面走去，房子里光线很暗，汪旗没走两步，一米八二的个头突然重心不稳，一个踉跄向前扑去。好在他的身体素质不错，还没等我上去扶他，在马上就要接触到地面的一刹那，他以一个夸张的姿势稳住了身形。
“都是些什么破玩意儿！”望着满地的酒瓶子，汪旗咣当一声，厌恶地踢开了其中的一个。
穿过晦暗的丢满了酒瓶子的门口，左侧的卧室开着门，往里看，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正翘着二郎腿，斜靠在被垛上。
“你是王守军吗？”抬腿进屋后，我低声说道，“我们是市局刑警支队的，想找你了解一下情况。”
炕上的人似乎没有听见我的话，眯缝着眼睛，高高翘起的二郎腿一下一下踮着脚尖，嘴里还跟着脑袋边上的半导体哼着二人转。
“喂！喂！睡着了啊？我们是市公安局的，找你问话！你听见没有？喂，喂！”汪旗说话的语气和他的心情同样糟糕，他伸出几个指头杵了杵那个人的肩头。
“呦呦呦，警察同志啊，呵呵，来，坐、坐。”王守军懒洋洋的抬起身体，咧着嘴似笑非笑，露出几片令人作呕的大黄牙。他身后的一摞被褥乌黑锃亮，与布满灰网的墙面相映成趣。
王守军虽然嘴里让着，却仍然占据着炕沿纹丝不动。汪旗气鼓鼓地找了一圈，拽过来两把破木头凳子，吹了吹上面的灰，我俩坐了下来。
“王守军，是吧。这里就你一个人住？”我问道。
“是，就我一个人。”他拉长了声调，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你们昨天不是来过了嘛。怎么，案子还没破啊？我知道的都说了，也帮不了你们什么！”
“没什么要你帮忙的，就是闲着没事聊聊。你家里其他人呢？”我又问。
“噗！”他冲地上吐了一口粘痰，撇着嘴说，“老婆子都死了十来年了，还有个不争气的小子，劳教后在北京当保安，三四年没回过家了。”
“因为什么劳教？”
“你们问这干啥？都过去的事了！我跟你们说，老顾家的事和我可没关系！”王守军突然有些激动，一下子坐了起来。“要我说，他们家老大媳妇有鬼！一个农村娘们儿，天天收拾得白白净净的，还和谁都不吱个声，把自己当成啥了？切，她这一出一出的，不就是给男人看呢嘛！”
“我告诉你们，”他放低了声音，向汪旗凑了过去。汪旗面露厌恶，仰着身子向后躲。“我告诉你们，那娘们儿最近总偷偷自个儿躲在村东头，好像是在等啥人。要我猜她就是偷汉子，偷汉子不说，她还把那哥俩……这是啥？这不是又一个潘金莲吗？潘金莲弄死了武大郎，这娘们弄死了哥俩，更能耐！”王守军唾沫星子乱飞。
“你说，你经常在哪儿看到她？”我面无表情地问，脑子里想起了昨天傍晚看见付兰芝的情境。
“村东头啊！最近这段时间总在那儿！”王守军肯定地回答，忽然又变得警觉起来，“诶？你说这话是啥意思啊？”
“呵呵，”我笑了，“我本来没有什么意思，但你既然觉得我有什么意思，那我倒是想问问，你住在村西头，怎么也总去村东头？”
“没，没事瞎溜达呗，总共才屁大点儿地方。”王守军伸手挠着脖子，他的脖子像一个沾满茶垢的搪瓷缸子，被挠得一道一道的。
“案发那天晚上，也就是前天晚上，你在哪儿？”我继续问。
“喝多了，睡觉。就我一个老光棍子，还能干啥！”王守军不耐烦地来回摇晃着身子。
“你和谁喝的酒？”
“自己！”王守军说完，彻底丧失了耐心，也不再看我们，自顾自又躺了下去。
当我和汪旗走出院子，汪旗回过头向屋子里狠狠地瞪了一眼，咒骂着，“去他妈的，什么狗屁东西！真他妈不靠谱！靠！”
我看着汪旗，想笑但却笑不出来。
通过刚才的接触，我对王守军这个人的第一印象是：肮脏、猥琐。我感觉他对付兰芝有一种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憎恨，还有一种垂涎三尺的渴望。但是仅凭这些，我们还不能确定这个人具备了做案的重大嫌疑。
这一切，又让我担忧起来。长久以来，我总有这样那样的担忧，越是抗拒，越是无时无刻、如影随形。我有过无数次的体验，内心和大脑刚刚平静下来，马上就会有一丝不安从缝隙钻入，继而久久挥之不去。我不知道它从哪儿来，但总会让我焦虑和惴惴不安。这一点无法改变。
五点多了，我和汪旗回到指挥部准备开会。我俩刚走进村书记家的院子，就发现了不对头。院子里冷清得很，看不到专案组的其他同事，门口只站着两个村里的妇女。再往里走，看到屋子里只坐着老胡和于大队两个人。
我俩弄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老胡招呼我们坐在旁边，压低声音说，“你俩回来了？今天晚上咱们就不开全体大会了，谁回来谁汇报就得了。”他指着对面那间关着门的卧室，“那块儿给付兰芝测谎呢！”
“测谎？！”汪旗忍不住低呼。
与此同时我也注意到，对面的门这两天来头一次是关着的。
测谎，是现代医学、心理学、生物学、电子学及其他应用科学的研究成果。测谎仪通过测试人的呼吸、血压、脉搏、皮肤电阻、脑电次声波等多种感觉反应，提取人体情绪变化的参数，以此测试人的心理变化。19世纪末，意大利的龙勃罗梭最早开始用测量脉搏血压的方法来辨别谎言；20世纪初，美国加州伯克利市警察局拉森警官的助手基勒第一次将专用的测谎仪用于办案。
这次老胡对付兰芝动用测谎手段，是有他的理由的，我也不是没有想过。
毕竟付兰芝身上留存的疑点太多了，这起案件到目前为止毫无头绪，到底排除不了情杀或仇杀的可能。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女人很有可能就是最大的导火索。
虽然，付兰芝在村子里低调得不能再低调了，但她却在某种程度上饱受着全村人的争议。有人同情她，有人质疑她，有人赞赏她，有人算计她，有人羡慕她，有人嫉妒她，这一切都证明，她不是一个平凡的女人。
坐了一会儿，我和汪旗向老胡汇报了下午的工作。在听完胡金水和王守军的情况后，老胡刚要说话，对面一直关着的门被人从里面推开了。
先走出房间的是付兰芝。一出来，她就微闭着眼睛斜靠在墙上，还是那身衣服，还是面色苍白，还是看上去毫无气力、弱不禁风。
于大队走出去把门口的那两名妇女招呼进来。两名妇女进来后，一个上去搀住付兰芝，一个向于大队询问还有没有其他事情。于大队和老胡都没有回答，直到测谎的技术员也从屋子里走了出来，冲我们轻轻地摇了摇头。
于大队这才开口说话，“那你们就先回去吧，但还得麻烦你们照顾好她。”
“领导放心吧，邻里邻居的，照顾是应该的。”妇女诚恳地说，然后和另外一个一起搀着付兰芝慢慢地向外走去。
我们几个隔着窗户看着她们的背影，直到那几个人走出了院子，老胡才开口问道，“怎么样？”
他没有回头，但显然是在问站在身后的测谎员。
测谎员沉默了半晌。“怎么说呢？”他摇了摇头，“问到案发当时的一些情况，她的状态很正常，但是一提到两名死者，她好像又有很强烈的反应。”
“那这些到底能说明什么呢？”老胡转过身，问道。
“呃……不好说，我暂时还没有办法下结论。另外……”他抬头看着老胡，“付兰芝有长期服用安眠药的习惯，这一点你们知道吗？”
“她年龄不大啊，怎么还长期服用安眠药？”老胡很诧异。
“这是她自己说的，你们可以再核实一下。如果是真的，这也会干扰测谎的结果。”技术员回答。
“要不找个她不吃药的时候再测一次？”汪旗试探着问。
测谎员摇了摇头，“不能再测了，有了钝化效应，测了也没用。”
“这个女人从来都不多说一句话，好像心里总是藏着什么东西！”于大队还在望着窗外，幽幽地说道。
“是啊，”测谎员皱着眉头，“她有的时候表现得的确很不寻常，我说不好她到底是冷静还是麻木。如果是冷静的话，那她的心理素质很好。但心理素质只会影响到受测试人对测试问题问题反应的强度，不会影响反应的差异。也就是说，心理素质的好坏并不会影响测试的结果，除非她受过专业的训练。”
“好吧，”老胡盯着测谎员，“我不是要你现在下结论，但对于这个女人，你总该给我们提一些建议。”
测谎员低头沉思了一会儿，又抬起了头，“好吧，建议，仅仅是我的建议！”他抿了抿嘴唇，“怎么说呢？对于这个女人，你们不可不信；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不能全信！”
话音一落，屋子里所有的人面面相觑，陷入了沉默。一股淡淡的寒意，从我的脊梁骨弥漫开来，遍布了全身。
吃过晚饭，我在院子里拨通了一个电话，对方是我的高中同学。我的这个同学毕业于艺术学院，对民乐较为精通。
回到房间，我躺在炕上思前想后，汪旗坐在我旁边噼里啪啦地狂发了一顿短信。一直到夜里十一点钟左右，汪旗放下了电话，倒头便睡。这两天实在很辛苦，他刚一躺下，呼噜声瞬间充斥了整个房间。
我却丝毫没有睡意，不停翻转着身体，头脑中杂七杂八的东西也在摇来晃去。这样折腾了不知道多长时间，我在黑暗中拿起手机，刺眼的屏幕上显示，已经快到十二点了。我看了看身边熟睡的汪旗，轻轻叫他：“汪旗，汪旗……”汪旗没有任何反应，我又推了他两下，但这家伙也只是翻了个身。
我无奈地又盯了一会儿天花板，最后下定了决心。
我悄悄起来，穿好衣服，摸出压在枕头下的手枪，又从包里翻出强光手电，然后蹑着手脚向屋外走去。走到院子里时，我向老胡的窗户看了一眼，黑黑的一片，应该已经熄了灯。
细细的的月牙躲在大团云朵的背后时隐时现，乡村的午夜，显示出了原始的黑暗与静谧。在这个黑得彻底又静得彻底的环境里，你会愈发显得无助与孤单。
“沙……沙……沙”，土路上的脚步声异常清晰。视线中，除了远处仅有的两盏灯光，其余的院落、房屋和树木也都只剩下了模糊的轮廓。东北的这个季节，昼夜之间的温差很大，我抱紧了肩膀，后悔没有多穿点儿衣服。
我要重新去一次案发现场，去那里验证一件我认为极为重要的事情。如果我能够证明自己的推测是正确的，那么我将离事件的真相又近了一步。我有种感觉，我就快闻到了幕后的那个人的气息……
月光下，一只肥大的深灰色野猫悄悄地趴在墙头，发现有人来了，以一条怪异的弧线飘到地面，喵的一声消失不见。
伸手撩起警戒线，我钻进了院子。残缺的外墙、漆黑的窗户、斑驳的木门，所有的一切在手电光划过之后又消失于暗夜。
静止、死气沉沉的静止。
“吱——嘎——”木门被我轻轻推开，那股不再陌生的味道又重新飘进鼻腔。两天来门窗紧闭，这股气味丝毫未减，我捂住了自己的鼻子。
我慢慢地向炕尾的那个木柜走去，手电筒聚成的光圈在柜门上微微颤动……
我从柜子里取出了一把二胡。在手电光的照射下，古朴的红木旧料、特级的金花蟒皮，显然是一把极品。
其实我第一次进入现场时就看到了这把二胡，起初我并没有在意，但当我后来再次想起这件东西时，就越来越觉得反常，它不应该属于这里，或者说它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我用手在二胡上面比画着，想起顾家兄弟的样子，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判断。
轻轻关上柜门，又关掉手电，我静静地坐在炕沿上，感受着自己和黑暗融为了一体。很久以后，我的魂魄似乎脱离了肉体，在茫然、昏沉还有虚无中，我看到了另外一个我正站在角落里瞪大了眼睛默默地注视着黑暗里的一切。
我又回到了那个恐怖的夜晚，我看到了黑暗中的一个背影正举着粗大的棍棒一下一下毫不留情地砸向死者的脑袋，我是多么想看清楚他的脸，是多么想知道，他到底是谁！
我就这样坐着，一动不动地坐着。
突然间，我觉察到了异样！
透过微闭的双目，一缕昏黄的光线渗入了浓稠的黑暗，神秘的亮光在对面的墙上一闪即逝！我并不确定这些是不是真实的，但这突如其来的状况将我的茫然砰然击碎，我骤然睁大了眼睛。
“谁！”我大声问道。
但是，没有人回答，我的耳朵里，只能隐约分辨出有人快速离去的奔跑声。
是他！他来了！
我猛地跳下炕沿，大步向门口跑去，跑出房门时，已经拔出了腰间的手枪。
我站在院门外向四处张望，强光手电在黑暗中射出了一道凌厉的光芒。漆黑的院子、枝杈旁逸的老榆树、一眼望过去的狭窄土路、月影下空旷清冷的田野，一切如初却单单不见人影。
是鬼的影子吗？是顾家兄弟的亡魂有话要对我说？这种自欺欺人的想法我是不相信的！
那么，是我的错觉吗？或许根本什么都没有发生？只是我太投入、太紧张、太焦虑、太敏感！？
不，都不是。是他——一定是他，他就是我要找的人！
天地氤氲，不知道从什么开始，起夜雾了。在弥漫的雾气中，在静止的黑暗中，偌大的天地仿佛只剩我一人站在中央。
我定了定心神，努力让自己渐渐平复了下来，继而手腕一转，手电光照亮了脚下。
还算幸运，在强光手电的照射下，我找到了一些尚可分辨的足迹。这些足迹散落在院子内外，最终在村子西侧不远处的田地里消失不见。
在痕迹检验学中，足迹鉴定是一门精准的学科。我不是专业人员，无法窥其全貌，但仍有简单的概念以及粗浅的理论基础。我从身上翻出一张一百元的人民币，它的长度是15.5厘米，以此为标尺，我俯身测量和观察了这些足迹。
根据足迹的长度我进行了简单的计算，我粗略得出结论的是：此人的身高大约在一米八〇至一米八五之间。这些足迹是皮鞋留下的，看底纹，应该不是很新，足迹的步长大而步宽小，踏痕轻而蹬痕重，外落足，内起足，我又依此推断，这个人应该是体型较为消瘦的中青年男性。
最后，借助手电的光线，我用手机给足迹拍了照片。
一切忙完之后，我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是一点四十五分了。我又愣愣地在原地站了好一会儿，然后大步向回走去。
身后的院墙下，那只野猫悄悄地探出头来，两只望向我背影的眼睛，在黑暗中泛出幽幽的绿光。
除了它和他，没有人知道我曾经来过。
早饭后，老胡告诉我们这里的前期工作已经基本完成。虽然在这期间我们也有几个值得重点怀疑的对象，比如王守军、胡金水，当然也包括付兰芝等，但是在他们的身上我们还找不到任何确凿的涉案证据。
对于一起命案，我们的心里都很清楚，如果不能在短时间之内解决战斗，那么就意味将要进行长期的持久战，可能是一个月、两个月，也可能是一年甚至是几年……
老胡当然是不肯善罢甘休的，但既然是持久战，那就更需要谋定而后动，知止而后得。所以，他让大家都收拾好东西准备暂时撤离顾村。只是返程之前，他还需要去一趟县局，和那里的领导详细敲定下一步的工作方案。
车子在缓缓驶出村口后随即加速，今日不比来时的细雨蒙蒙，轮胎急速碾过干燥的土路，卷起滚滚浓尘。老胡干咳了几声，我们都摇上了窗户。
此时，谁也没有注意到，就在车辆绝尘而去的那一刻，一个贼头贼脑的身影从村西头的老榆树下，像鬼魅一般闪了出来。看着我们远去，树荫下的那张脸露出了淫邪的诡笑……
在来到顾村四十几个小时以后，我们离开了这里。我原本以为用不上几天我就会回来，但是没有想到，再来时，已是一年以后。
把老胡送到县局，没等他下车，我和他商量，“胡队，领导开会我们就不参加了，我想领他们两个到太平山去转转，保证午饭前就回来。”
老胡疑惑地看着我，因为他知道我并不是喜欢游山玩水的人。他又看了看汪旗和小贾，心想这一定是他俩的主意，而我只是代言。想了一会儿，他还是答应了，“也好，你们去散散心吧，我也听说那里不错。但是记住，一定要注意安全。还有，下午三点之前赶回来！”
一折青山一扇屏，一湾碧水一条琴。东北鲜有名山大川，这座太平山虽然称不上极品却也还算是佳作。这里虽然山势平缓，但是没有过多的人为践踏与污染，石砌的山道蜿蜒向上，清风送来，道路两侧绿枝摇动。
也许是这两天来的抑郁心情得到了舒展和释放，汪旗和小贾心情大好，背后的小路上不时地传来他俩开心的嬉笑声。听着他们的笑声，倒是独自走在前面的我显得有些孤单。
沿途经过两个路人的指点，我们朝玉皇观的方向走去。远远地看到有香火飘渺，我知道，到了。
观门洞开。
观内面积不大，但是雕梁画栋，似乎刚刚修葺不久。我们穿过供奉着关帝、岳王和红白二马的前殿，来到供奉玉皇大帝、吕洞宾和碧霞元君娘娘的二层大殿。殿前走动着三五香客，一个小道士身穿海青道袍，正在大殿内低头整理供案。
“福生无量天尊！”我走上前去，低声询问，“请问小道长，观内的住持在吗？”
小道士只有十二三岁，他从左到右、从头到脚看了我们几个一遍，仰着头回答，“师父这两天身体不大舒服，说是不见客人。”
我眉头一皱，但还是用恳求的口吻说道，“我们慕名而来，诚心求教，不会打扰太长时间的，还请小道长行个方便。”
小道士仍然很执拗，“不是方便不方便，你们看，我师父说了……”
“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至善，是有客人到了吗？”正说着，一个身穿道袍的修长身影从内殿走了进来。“我这徒弟慢待了三位，还请诸位居士不要见怪。”
冲我们说话的是个三十几岁的中年男子，五官端正，皮肤白皙，浑身上下一尘不染。他说话时虽然语音洪亮，但眉宇间却隐隐有阴郁之色。
看见来人，小道士面露尴尬，退到了一侧。“这是觉慧住持！”他低声向我们介绍。
我心中一惊。“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这句话引自《易经》。此人随便一句便有如此底蕴，可见并非俗类。我在想，我该怎么做，才能占据上风呢？
“古来名哲崇黄老，天下隐贤多道家。”我躬身施礼。“觉慧住持，叨扰了。”
“咳咳，”他没来由地咳了几声，下意识地用手掩住了口鼻，“居士客气了，几位不必多礼，随我来吧。”
来到位于两庑的一间居室，觉慧伸手轻轻推开了木制的房门。
房间内木桌、木椅、木床，陈设简单却很整洁。桌子上，一只黄铜香炉正升腾着淡青色的烟雾，室内香气浮动。我眯着眼睛闻了闻，心中不觉暗自惊诧。又借着别人走在前面的空档，我故意蹲下去假装系鞋带，偷眼向床下观察。木床下除了一双干干净净的黑色布鞋，别无他物。
一番客套后宾主落座，觉慧淡然得体的沏茶、倒茶，他的十指又细又长，保养得很好。
我用双手举杯接茶，呷了一口后，问道，“住持，听闻玉皇观始建于乾隆年间，是真的吗？”
“对也不对。”觉慧的声音干脆利落，“前人以草覆屋，结草为庵，此地其实早有仙迹。但真正意义上道观的修建又确实是在乾隆年间。那时候政府废除了僧道度牒，僧道的数量急剧增长，又因清朝疆域不断开拓，东北地区开始陆续兴建了大量道观。”
“但住持出家修道的时间似乎并不是很长。”我来时就已经注意到了他蓄发的长度，依此推断。
“哈哈，居士真是好眼力啊！其实，我到这玉皇观也只有一年多的时间。我自幼喜欢悟道，但由于老母多病不敢远游。前年老母病故，我无牵无挂，才变卖了房产来到玉皇观。半年前，原住持驾鹤西去，仙逝前，他嘱托我留在这里照顾两个年龄尚小的徒弟。”
“存心不善，风水无益；父母不孝，奉神无益。住持奉祖先、孝双亲，值得敬佩啊！”我笑着赞许，接着又问，“住持之前始终没有娶妻生子吗？”
“没有。”他低头喝茶。
我站起来，在屋子里踱了一圈后站在窗前。窗户开着，窗外的院落在阳光的普照下一片宁静安详，除去几只麻雀清脆的啼叫，院子里几棵风姿婀娜的柳树犹如画中之物静止不动。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人世间的纷纷扰扰，实在是苦不堪言，但这里却真是个修心养性的好地方，令人羡慕！”我不由得心生感慨。
“倏然蜕去有形身，蝶梦蘧蘧幻亦真，心似闲云任去往，休将泥爪问前因。”觉慧的眼神似乎变得意味深长起来。
我微微点头，走到床边，拿起了放在床头的一根长笛，回头问道，“住持通晓音律吗？”
“咳咳……”他咳了几声，随后嘴角上翘，淡然一笑，“青黄赤白黑，五色令人目盲；宫商角徵羽，五音令人耳聋；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我心已死，这也只不过是一件玩物罢了！”
“是啊！利欲炽热，即为火坑；贪爱沉溺，便为苦海。但是，世人都说诸法空相、本无一物，可真正能够做到的又有几人？”我回到桌子前重新坐下，盯着他的眼睛反问，“住持，你说对吗？”
眼前人看着手中的茶杯，默不作声。白净面庞上的阴郁之色，愈发显得浓重。
十几分钟过去，一壶茶喝完，我们起身告辞。
觉慧执意相送。
“敢问住持俗名怎么称呼？”我边走边问。
“莫子安。”觉慧爽快地回答，不见半点隐瞒。
“哦，莫子安！很好听的名字。对了，觉慧住持，您去过顾村吗？”
“顾村？”他忽地停了下来，面无表情地盯着我。“顾村是哪里？我现在只知道晨钟暮鼓、诵经唱赞，哪里去过什么顾村？”
“呵呵，”我笑了笑，说道，“没什么，只是随便问问。”
从观内出来，走了很长一段距离，我回头望去，莫子安还呆呆地站在那里。但他视线的焦点并不在我们这儿，而是望着远方，似乎深情恍惚。
在葱葱郁郁的山色之中，他孤寂的身影竟与村东的那个妇人几乎一般模样……
回到县城，我们接上老胡。老胡说，虽然在顾村的摸排工作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但是此案决不能放弃，专案组决定重新研判并且进一步梳理线索。老胡把这项工作交给我和汪旗继续负责。
当天晚上回到市区时，已经是七点多钟了。分手前，我和汪旗约定周日上午到单位加班。汪旗初来乍到，痛快地答应了。我开车向家里驶去，默默无语的路灯、泛着白光的斑马线、头顶处高架桥的阴影，望着窗外的阑珊夜色，一切如此熟悉却又恍若隔世。
妻女安好，让我心里安慰。周日一早，我又赶到了单位。
打开电脑后，我查询到了莫子安原来的户籍所在地。几分钟后，汪旗揉着惺忪的眼睛也走进了办公室。我叫上他，开车前往位于吴东区的师大教师宿舍。
“生哥，大周日的，咱们这是上哪儿啊？”汪旗问我。
“我想查一查莫子安这个人。”我回答。
“谁？莫子安？……是那个道士吗？”汪旗长大了嘴巴，“咱们查他干啥？”
Z市以文化城闻名，我们到的吴东区更是高校云集，这一带文化氛围浓厚，居住者的素质也普遍较高，而D师大又是这其中所有高校的佼佼者，全国闻名。
我们找到了要找的这栋教师宿舍。宿舍楼位于学校院内一隅，跟不远处气势恢宏的教学楼，还有现代化的图书馆、体育馆比起来，这几排宿舍楼楼体陈旧，有着明显的20世纪80年代的建筑特征。
抬头望去，一扇扇明亮的窗子在阳光下反射着温和的光芒，残缺的屋檐记载着远去的风雨。寒来暑往，斗转星移，在这栋建筑中，二十几年的光阴匆匆而过，多少个家庭在这里经历了无数的爱恨情仇和悲欢离合。
上上无穷大，下下无穷小，前前无穷始，后后无穷终，天地无尽循环。老胡、汪旗还有我，我们这些干刑警的只不过是沧海一粟，百年之后无人记得我们，如同被掩盖的泥沙。但是，我们选择的职业却需要我们逆流而上，去回溯和还原一段段真相，我们都是在不停地寻找答案的人。
进而不前，退而不后，无始无终。我们不停地遇到一些原本与我们并不相干的人，然后走进他们的生活，走进他们的过去，走进他们的内心。我们要了解他们的爱憎，要明察他们的善恶，要揭穿他们的真伪；我们要倾听他们的陈述和辩解，还有信誓旦旦的保证和羞于启齿的忏悔。
很快，我们找到了莫子安原有的住处。
当我们敲开房门后，一对小夫妻接待了我们。两个人都是二十五六岁的样子，都不是本地人，男方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女方是一名报社记者。提到莫子安，小两口仍然心存感激，赞不绝口。他们说莫子安为人真诚、彬彬有礼，出让房屋的价格不仅公道，还把全部家具都送给了他们。但是，当我们问到莫子安和莫子安家庭的其他状况时，两人都说并不了解。
之后，我和汪旗煞费苦心走访了周围的邻居，但由于这里是最早的一批教师宿舍，原有的居住者均是80年代以前就参加工作的教职员工，算起来年龄可能都在六十几岁以上，所以或离世或迁移，所剩者已经寥寥无几。整整一个上午，我和汪旗一无所获。
已经下午一点多了，饿着肚子的我们实在坚持不下去，想要找个地方先吃点东西，至于还回不回来，我心里暂时也没什么打算。我们悻悻然走到楼外，楼角的一个老人却吸引了我的目光。老人正坐在小木凳上，双手拄着拐杖，面容安详地晒着太阳。
我本来就不甘心，于是走过去，想最后碰一下运气。
“老爷子，您好。您是在这楼里住吗？”
“嗯，二十几年喽，打有这个楼我就在这儿住。”
“那我向您打听个人，那个单元，五楼，原来住着一个叫莫子安的，您认识吗？”我用手指着楼上。
“莫子安……”老人思索了片刻，“哦，你说的是张老师的儿子吧，大高个的那个？”
“对，对，对！是大高个！您有印象？”
“怎么没印象啊，”老人把下巴支在拄着拐棍的手背上，“我是快被埋进黄土的人了，命苦的人我这一辈子也见过不少，可像他那样虽然命苦但又很优秀的，只有这一个！”
我拽着汪旗蹲在老人的身边，将近一个小时的详谈过去，莫子安的身世在我的脑海里逐渐清晰了起来。
1983年的春天，一个年仅十三岁的男孩背着瘫痪多年的母亲住进了这栋宿舍，这个男孩就是莫子安。莫子安的父亲原本是一名优秀的音乐教师，对于民乐的造诣在全国来说可以称得上屈指可数，他的母亲同样在师大任教，教的是中文，夫妇可谓才貌双全。但是，一场不幸的浩劫降临到了这个家庭的头上，莫子安的父亲不忍暴力与侮辱，选择以死抗争。
三十几年前一个的黎明，年幼的莫子安在母亲的怀抱中，目睹了父亲的死亡。绿树掩映、青草葱葱，他的父亲躺在校园的松树林中，穿着生前最好的一件藏蓝色中山装，晨曦透过松枝抚摸着他的脸庞，放在胸前的双手还握着妻儿的照片。父亲去世了，但厄运却没有终止，产生了蝴蝶效应的悲剧接踵而至。因为患有多年的类风湿性关节炎急剧加重，在莫子安十多岁的时候，他的母亲也卧床不起了。
在跌宕叵测和残忍冷酷的命运面前，莫子安显示出了异于常人的一面。他性格温顺但骨子里却很倔强，他孤身一人照顾全身瘫痪的母亲，时常拒绝周围邻居善意的帮助，他也从来不和同龄的孩子们在一起玩耍，几乎没有一个朋友。除了倔强，莫子安还继承了父亲优良的音乐天赋，二胡、长笛样样都很拿手。夕阳下，他推着坐在轮椅上的母亲在校园里散步，落日的余晖拉长了孤儿寡母的身影；夜里，人们听着从莫家窗口传出的《二泉映月》，哀婉的乐曲借着淡淡的月光阵阵飘来。
很多年过去了，周围的人们已经习惯了这对可怜母子的存在。莫子安就在这样孤单与苦楚的环境中渐渐长大，他不仅长得一表人才，还到了Z市的一所中学任教，而他的母亲，则在平静中渐渐苍老。可是，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一切却发生了变化。散步的人们再也见不到这对母子相依为命的身影，晚饭后的闲暇中也没有了耳边熟悉的韵律。再后来，莫子安的母亲在前年去世，他们居住的房子也变换了主人，这一段小人物的历史在悠悠的时光中逐渐褪色并悄然远去了。
“世事变迁，冷暖无常啊！我呢，原来也是师大的教师，就住在这个单元的二楼，”老人说，“我现在也已经是七十几岁的老骨头了，怕是挺不了几天喽。”他长长叹了一口气，稀疏的银发在微风中轻轻拂动。
“这么多年来，莫子安的家里就只有他们两个人吗？”我问，“是不是还有其他什么人和他们一起住过？比如，比如远房亲戚或是保姆什么的？”
“嗯……”老人想了一会儿，“也没看见他们有什么亲戚走动，但保姆倒是有过的。在莫子安参加工作以后，为了照顾母亲，曾经雇过保姆，前前后后好像有那么几个。”
“有从乡下来的吗？与莫子安年龄差不多的。”
“我想想……好像是有那么一个，虽然是乡下女孩儿，但看上去文文静静的，也很懂规矩，她在这里呆了一段时间，后来就见不到了。”
“您知道她是哪儿的人吗？还有，您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吗？”
“十几年前的事情了，早都记不住喽。”
“您看看，是她吗？”我拿出照片递给老人，“她叫付兰芝！”
老人眯缝着眼睛，颤颤巍巍地接过照片，前后左右变换着角度，端详了好长一段时间。最后，他还是摇了摇头。
“哎，我这老眼昏花的，真是认不出来了。实在是抱歉，同志。”他说着，把照片还给了我。
在回去的车上，我将这几天获取的全部信息在脑海里进行了梳理。虽然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任何一样直接证据能够指明真凶，但我感觉到自己已经和案件的真相越来越近。水落才能石出，凡事总有过程，通过今天的走访，我更加相信，我只需伸手擦净窗户，就可以看得到那天夜里在凶案现场所发生的一切。因前复有因，因因无始；果后复有果，果果无终。世间万物皆有因果，可这起案件中的因果真的循环了十几年这么久的时间吗？
不管怎么样，明天上班，是该向胡队汇报的时候了。
我心里打定了这个主意，但是却没有等到这个机会。因为就在第二天的早上，我正在赶往单位的途中，老胡在电话里告诉我：“付兰芝死了！”
“什么？胡队，你说谁死了？”我其实已经听清了老胡口中说出的那个名字，但我还是失声问道。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我拿着电话的手有些颤抖。
“付兰芝！昨天晚上她自己回家去住，可今天早上就被人发现在家里上吊自杀了，她隔壁的那个光棍王守军也不见了！现在看，王守军很有可能就是顾家哥俩被杀一案的凶手，他是畏罪潜逃！”
“可，可是……”我结巴了起来。
“可是什么？”
“我怀疑凶手应该……应该……算了，等回头再说吧！”
我支吾了半天没有说出口，其实我是想说，凶手应该另有其人。但是，在付兰芝自杀的同时王守军就不见了，这显然不是巧合，这一点我怎么解释？
“那好吧！我现在就和小贾去县里，有什么情况，咱们再联系！”老胡的语速很快，说完挂断了电话。
我的视线开始变得呆滞，心里好像翻江倒海，周围的车流却似乎凝固了起来。显然，事情的发展超出了我的预期，让我措手不及。
是其中的部分隐情被我大意忽略掉了？还是我所做出的一切判断原本就是错误的？我想起了那天对王守军的询问，想起了王守军那间肮脏的屋子和他令人讨厌的语调。不，不会是他。王守军只不过是一个躲在角落里终日意淫的猥琐光棍，至于杀人，他既没有充足的作案动机也没有那个胆量。
而另一个男人就不同了，这个人与王守军有着天壤之别，好比一块美玉和一团败絮，不能相提并论。他外表冷峻、沉着，可是如同寂静海面下涌动的巨大暗流，他的内心积压了数十载或为人知或不为人知的爱怨情仇。他，现在又在做什么呢？
我的大脑虽然一片混沌，但仍在努力运转。思考片刻，我拨通了汪旗的电话：“汪旗，你现在在哪儿？”
“正往单位走呢？怎么了，生哥？”
“到单位后，不用去办公室了，我在支队门口等你。尽量快一点！”
我加大了油门，汽车轰鸣着向单位疾驰而去。
太平山的上空，重云如盖。此时的大山如同有了一股强大的吸引力，就像漩涡的中心一般，汇聚着无数从四方翻滚而来的乌云。大团大团黑乎乎的乌云，汹涌着、奔腾着，天空是一副恐怖、狰狞的景象。
渺无人烟的山间，我和汪旗正气喘吁吁地沿着小路拾阶飞奔，一群群被惊起的野鸟，尖叫着在树林中四处逃窜。
乱云飞渡仍从容。虽然山雨欲来，但玉皇观内却仍似一方净土，寂静如常。
我和汪旗快步走进院内。
“居士，居士！”也许看到我和汪旗神情异常，正在打扫院落的小道士疾步跟了上来。这次我们顾不上理睬他，看到正殿之中无人，转身向莫子安的卧室走去。
门虚掩着……
我站在门口，看向身边的汪旗。汪旗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脸色紧张，怔怔地望着我。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微微点了一下头，伸手推开了房门。
室内香气潺潺，静谧悠然，莫子安正独自一人坐在床上打坐。听到房门响动，他睁开了眼睛，看到来的还是几天前的不速之客，眉宇微微一皱。但在短暂的迟疑过后，他的脸上又浮现出了那种超然洒脱的笑容，他慢慢地打开双腿，将腿放下炕沿，准备站起来。
“付兰芝死了！”我站在原地没动，盯着眼前的莫子安沉沉说道。
我的话音刚落，已经欠起半个身子的莫子安又突然重重地坐了下去，他张着嘴巴瞪大了眼睛，用惶恐和疑惑的眼神看着我。
“顾村的付兰芝，死了！”我又一字一顿重复了一遍。
顷刻间，莫子安像是被抽走了全身气力，他脸色惨白，用双手扶住床沿，勉强支撑着自己，但身体已经开始剧烈颤抖。
我没再说话，看着他，心里已经清楚了大半。
沉默了好久，莫子安垂着头气若游丝地问，“能不能告诉我，她是怎么死的？”
“现在，不是我回答你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盯着他，淡淡地说，“觉慧住持、莫子安，咱们还是先聊一聊过去的故事吧！”
莫子安翕动着嘴唇，面部表情掺杂着痛苦、伤心、无奈和绝望。
过了好久，他才慢慢地站起来，似乎用尽了全身力气。“好……好吧……那我，再请你们喝杯茶吧。”他说着向房间中央的木桌走去，只有寥寥几步，他却像是走在云端，摇摇欲坠。
来到桌子前，他用双手扶住桌面，像一个年迈羸弱的老人一样，一点点坐了下来。
木桌上的水壶咕咕作响，白色的水蒸气喷薄而出。
“你们相信爱情吗？有过真爱吗？我来讲一讲我的故事吧。”莫子安盯着手里的茶杯，像是临终前的喃喃自语。
“从十三年前说起吧，那年我二十三岁。那时我大学毕业找到了工作，参加工作后，我无力独自一人照顾瘫痪多年的母亲，家里开始雇起了保姆。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先后几个保姆都没干太长时间。1993年的春天，一个从农村来的女孩进入了我的生活。我记得很清楚，那是春天，清风拂面，绿草依依，一树树的花开，空气里带着泥土的味道。”
他给我们倒茶，由于他的手一直在抖，壶盖磕着壶沿，发出断断续续细碎的脆响。“虽然她只是一个从农村来城里打工的保姆，但是她干净、善良、纯洁，她和那个春天温暖的阳光一起，照亮了我长久以来的孤单与压抑。在此前的十年里，我全部的世界还有我所有的生活，就只是空荡荡的房间，还有身边卧床多年的母亲。”
他又顿了好一会儿，努力在平复着自己的心情。
“她十分勤快，不仅将母亲照顾得很好，对我也关怀备至。她虽然没有很高的文化，但是她喜欢看书，喜欢听我拉二胡、吹长笛。有她在，我很快乐，我感谢这个世界为我打开了一扇我想都未曾想过的窗户，让我领略了美妙的风景……慢慢地，我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间开始、是什么原因发生的这种变化，或者说，一切也只是顺其自然。看到她忙碌的身影我开始觉得心跳得厉害，在单位闲暇的时间我开始想念她，甚至迫不及待地等待着回家的那一刻，想要马上见到她。虽然她也从未向我表白过什么，但是我能够感觉得到，她对我也更加温婉，更加体贴了。”
“说了这么久，这个女孩儿，就是付兰芝吧？”我问莫子安。
莫子安没有回答，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一个冬日的午后，我们迈出了最后一步……望着窗外冰冷的世界，她哭了。在她心中，我是一个有着高学历、高素质，有着体面工作和大好前途的男人，而恰恰是由于她无法抑制的爱慕与冲动，玷污了我们之间所有的一切。我抚摸着她的一头长发，对她说，这不是你的错，真的不是你的错，你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你就是一个天使，能给我带来美好和希望的天使。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想，即使整个世界都容不下我们，我们都要永远在一起。”
“可是，可是……”他的声调突然抽搐起来，双肩又忍不住颤动。
“可是，真爱有时又是痛苦的。”我看着莫子安，淡淡说道，“耶和华七日造出天地万物，又用尘土造人，起名叫做亚当。亚当在伊甸园沉睡中，耶和华又用亚当的一条肋骨造出夏娃。从此女人是男人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亚当和夏娃因受蛇的引诱而偷吃禁果，人类因而知道了羞耻，也同时获得了神的智慧。但神是不允许人类有智慧的，他们受到了诅咒，女人被增加了怀胎的苦楚，而男人必定终身劳苦，直至他们归于尘土，因为他们本是尘土。”
“是啊，彼之美食却是我的毒药，我没有自己想的那样崇高和坚强……不久后，我向母亲坦白了我和付兰芝的关系，我是那么的渴望她的理解与认同。可是我没有想到，不，或许是我早该想到，这一切注定是一场噩梦……母亲瘫痪多年，我是她唯一的支柱与寄托，她盼望我生活美满，在世人羡慕的目光下娶妻生子，而我却与一个乡下保姆产生了不伦之恋让她蒙羞。她认定是付兰芝勾引了我，也认定我们之间的巨大差异是无法弥补的。此后的那段时间，她多次声色俱厉地让付兰芝离开我，离开我们的家。那段时间，莫大的痛苦笼罩了我们三个人，母亲拒绝再和我交流，付兰芝的笑靥再也消失不见，而我仅仅选择了沉默，我害怕母亲和付兰芝任何一个人的眼神，我不知道怎么办……那一年的春节前，付兰芝走了，和谁都没有打招呼，默默地走了。我躲在窗子后面，望着她离去的背影，我悲痛、我哭泣，我的心在滴血，但我终究没有勇气去挽留她……付兰芝再也没有回来，我也同样没有找过她，即使我是那么地想念她。我痛恨，痛恨自己的懦弱与卑微，我不是不爱她，不是不负责任，但我真的不想让已经悲惨了大半生的母亲再次含恨……”
“直至半个多月前，你又看到了她？”听完他的大段讲述，我问道。
“人生只似风前絮，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都作连江点点萍。”听到我的问话，莫子安喃喃道。“我回到了过去的生活，在单位努力工作、回到家里照顾母亲。我们小心翼翼，谁都没有再提起过付兰芝这个名字，就好像这个人从未在我们的生活里出现过。但我，却始终无法忘却。我的心里被悔恨填满，一时一刻不得轻松，自然不会再找其他的女人。我的母亲也深深地觉察到了我内心的痛苦，但她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变过主意。对于这件事，她直到临终都没有释怀。母亲去世后，万念俱灰的我来到这里，本以为可以就这样终了此生，可是偏偏又让我遇见了她。十三年后的她，依然安静如初，柔弱似水。我本以为这次邂逅是苍天的怜惜让我多年来的梦境变为现实，但是付兰芝的哭诉却再次让我痛彻心扉。十三年来，她的灵魂与肉体遭遇了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和折磨。”
“那两个猪狗不如的畜生！”说到这里，莫子安的眼神突然变得从未有过的愤恨，他的右手狠狠地握着手中的茶杯，露出袖口的手腕青筋毕露。
我没做任何反应，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几年前，她的小叔子强暴了她，可她的丈夫居然在知情后无动于衷甚至助纣为虐。这么多年，他们没有一点良知，他们从来没把她当人看！他们不停地糟蹋她！侮辱她！他们不是人！不是人！”莫子安终于失去了控制，抱着头呜呜大哭起来。“其实我也不是人！这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是我害了她，我们都该死！”
“莫子安，”我大声叫着他的名字，正色问道，“这是付兰芝亲口对你说的吗？这么隐秘的、难于启齿的事情，她与你分别十几年第一次邂逅就全都告诉你了吗？”
“她当然不说。”莫子安的泪水淌满了一脸，“我问她过得怎么样，她只是摇头，只是哭，什么都不说。但她越是这样，我就越觉得有问题，是在我的再三追问下，她才对我讲的。他们说她……说她既然生不了孩子，那就还不如……不如一只母狗！”
原来是这样！虽然莫子安与付兰芝两个人之间交谈的细节现在已经无从考究，但如果莫子安说的是事实，就会让很多问题终于有了答案。付兰芝的小叔子强暴了她，而她的丈夫却将自己的老婆顺水推舟，两人分享。他们真的没有把付兰芝当人看，而是把她当成了工具、玩物或者是奴隶。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其实无所谓仁也无所谓不仁，世事短如春梦，人情薄似秋云，什么是我们应该做的，什么又是不应该做的？”我长叹了一声，等待莫子安的情绪稍稍缓和了下来，我又提高声调问道，“那天夜里，你用的是什么凶器？”
“是一根木头镐把。”
“凶器现在在哪儿？”
“我把它扔在后山了。”莫子安抽噎着回答。
“大前天夜里，你回到案发现场想做什么，是想和付兰芝见面吗？”
“不，不，不，这件事和付兰芝没有半点关系，真的没有！”莫子安抬起头，慌张地摆着手，“这么多年来，我从未想过再去打扰她，我也没脸主动去见她。我杀掉那两个畜生就是想让她解脱。我自己既已决定犯下重罪，何苦再把她牵连进来。”
“那你是想找回那把雨伞？”我问。
“你是怎么知道的？”莫子安满脸诧异。
“付兰芝的家里并不供奉神佛，可那把雨伞上却有浓重的被香薰过的味道。”我望了一眼侧面供案上的香炉，“虽然你没有在现场和雨伞上留下任何指纹，但是在顾村周边，玉皇观是唯一的寺庙，是雨伞的味道让我找到了这里。”
“还有，”我又问，“你是不是曾经送给过付兰芝一样东西，她从你家离开时把这样东西也带走了。”
他的眼睛睁得更大了，“对，是一把二胡，那是我父亲的遗物。你们是怎么知道的，是付兰芝告诉你们的吗？”
“不是。”我摇头，“付兰芝从来没有向我们提到过你，也没有讲述过那把二胡的来历。可是那把二胡实在太精美了，它不应该是顾家之物。关键是，二胡的‘千斤’需要绑定在小指最上面第一关节的高度，顾家兄弟包括付兰芝在内都没有你这样一双修长的手。”莫子安静静地听着，良久无语。
我又说：“那把二胡就在她炕尾的柜子里，保养得很好，表壳的包浆很温润。对于这唯一的纪念，她平日里一定时常摩挲，那上面积淀了她多年来的汗水，可能还有泪水。十几年了，她并没有忘记你，她依然很爱你！”
听我说完，莫子安的鼻息更加急促。突然，他“扑通”一声向椅后折去，就那么硬生生地倒在了地上，如同风化了千年的石像在瞬间突然崩塌。
此时的屋外，轰隆隆的滚雷接二连三地炸了开来，铺天盖地的乌云已经严严实实地遮挡了太平山的整个上空，屋内的光线刷地暗了下来，该来的迟早要来。
“喂！喂！”看到莫子安倒地，汪旗赶紧扑了过去，冲着不省人事的莫子安大叫。我也弯下腰，用力按压着莫子安的人中。叫喊声中，刚才被搞懵了的小道士也冲了过来。
过了许久，莫子安的嘴角轻轻一动，眼睛还没睁开，两行眼泪又缓缓地流了下来。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滴落在水泥地面，地面上像盛开了一朵朵黑色的泪花。
挣扎着，莫子安在小道士的搀扶下重新站了起来，但刚刚直起腰，胸膛就开始剧烈地上下起伏，他想极力控制，但终究没能忍住，用手捂着嘴大声干呕起来，等到气息稍稍平稳拿开双手时，掌心已是血迹斑斑。
我眉头一皱，刚要说话，小道士已经哭着叫了起来，“师父！怎么了，师父？你怎么了，师父！”
莫子安苦笑，“师父没事，你不用挂念，只是我走后，你要自己照顾自己了，实在不行的话，你就离开这里另寻出路吧。”说这话时，莫子安眼里满是怜惜之情。
说完，他转过身，将双手缓缓递到我的面前，平静地对我说，“走吧，我和你们走。”
还没等我说话，汪旗手里攥着明晃晃的手铐，已经走了过去。我本来想说没有这个必要，但却欲言又止。
在被戴上手铐的那一霎间，莫子安长长吁出一口气，好像卸下了千斤重担。
“兄弟，你心思缜密、观察入微，我很佩服。”莫子安对我说，“我苦了一辈子了，不曾有过一刻轻松，但我也从未见你真正笑过，我是为了家苦、为了情苦，可你是为了什么苦呢？”
我轻轻摇头，“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我不苦，只是在很多时候我的确笑不出来。这是因为我的职业。我的职业让我在平日里看到的、听到的和芸芸众生不尽相同，天天面对的都是争名夺利、恩怨情仇、你死我活，你若是想要我开心，真的很难。”
“那我们可以成为朋友吗？”他微笑着问我。
我还是摇头，“一念花开，一念花落。一念放下，万般自在。虽然我们接触的时间并不长，但我感觉我们之间聊得很真诚。其实你并不是一个坏人；相反，和许多人比起来，你更加有血有肉、有情有义。你问我能不能成为你的朋友，但我觉得，我们已经是朋友了。”
莫子安慢慢抬起下颚，鼻翼微微抽动了几下，眼睛里再次噙满泪水。
第二天一早，当整整一夜的审讯终于结束后，我和汪旗执意要亲自将莫子安送到看守所。
回来的路上，汪旗在车上问我：“生哥，你是不是早就怀疑莫子安了？”
“嗯。”我点着头。
“除了二胡和雨伞，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根据吗？”
“你知道阿炳吗？知道他的故事吗？”我答非所问。
“知道啊，拉二胡的嘛，《二泉映月》！”汪旗回答。
“可是你知道吗，阿炳还是一个道士，他的这个身份到死都没有改变，死后还要葬在无锡灿山明阳观旁的道士墓地。”
“啥？他也是个道士？和莫子安一样？”
“是的。但不应该说阿炳和莫子安一样，而是莫子安和阿炳一样。阿炳活到了五十七岁，在这五十几年的时间里，他的世界风雨飘摇。他承受了凡人难以想象的世事变迁，品味了常人难以企及的无边苦楚。三十四岁时，他的双目相继失明，但永恒的黑暗却让世间所有的得失与纷争也一并消失不见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用深入骨髓的感悟、历经磨难的灵魂，谱写出了杜鹃泣血一般的乐章。”
“可这和莫子安又有什么关系？”
“在人的精神层面，尤其是遇到纠结与苦难时，常常会发生超我与本我的惨烈冲突和厮杀，此时就需要自我的一种防御机制。这些防御机制常常包括压抑、转移、隔离等等。莫子安与阿炳同样身世凄苦，同样深谙民乐。所以在他的潜意识里，阿炳就是他冥冥中的一个榜样。这种潜意识投射到莫子安的身上，出家为道似乎就成了一个合理的选择。”
“那阿炳也有爱情吗？”
“可能有吧。在阿炳四十岁以后，始终和一个姓董的寡妇生活在一起。在那时候无锡人的记忆里，总有他们两个人相互搀扶的身影。当时的阿炳已经瞎了，所以他身边的寡妇就成了他的眼睛。两个人一起走路时，女人或者用一根长长的竹竿在前面牵着阿炳，或者是阿炳将自己的一只手搭在女人的肩头。他们就这样走街串巷去卖艺，为生活奔波和忙碌。”
听我说完，汪旗只是怔怔地望着前方，不再说话。
我从包里取出一张CD，是昨天刚刚买到的《风居住的街道》。光碟在音响里吱吱地转动，车厢里响起了钢琴和二胡的倾诉，像清风、像细雨、像时光的流逝。在那些流逝的时光中，流过泪，动过情，独独人已不在。
缄默间，电话响了。老胡在电话里告诉我，王守军已经在北京被抓获，他去找在那儿打工的儿子，结果被逮了个正着。
被抓获的王守军供认，就在我们离开顾村的第二个晚上，他醉酒之后发现付兰芝回到了自己的住处，借着酒劲儿，他残忍地强暴了付兰芝，酒醒后又连夜畏罪潜逃。
车窗外，昨天一场秋雨过后，无数从生命中凋零的落叶湿湿的，铺满了一地，五颜六色。风一吹，仓皇凌乱地打着滚，不知道向何处而去。
一年后，初秋的傍晚。
金黄色落日的余晖柔和地洒向村庄，农田反射着蝉翼般美妙的色彩。从乡道上走来的村民悠然自得，准备回到家中好好放松劳累了一天的身体；放学后的孩童们骑着单车，相互追逐着在田间留下了一串银铃般的笑声；几只土狗，一会儿排着队从道路中间扬长而过，一会儿搅成一团嬉戏玩耍……
此时，就在离顾村不远的一处土坡上，出现了三个男人的身影。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我问身边的汪旗。“应该差不多一年了吧？”
汪旗点点头，好像在自言自语：“付兰芝、莫子安，这两个人都不是十恶不赦之徒，他们甚至要比很多人还要善良和忍让，可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他们后来的这个结局呢？”
“是啊，他们的这一辈子确确实实是一场悲剧。要我看，悲剧的根源在于一个怯懦，一个放不下。怯懦的那个不懂得和命运抗争，面对命运强加给她的梦魇委曲求全；放不下的那个逃避了半生，到头来当面对爱人的惨痛遭遇时，又不计后果地变成了一个暴戾之徒。”一旁的老胡回答。
我微微点头，老胡说的正是我想说的，可老胡口中所说的放不下的那个，在五个月以前也已经离开了人世。莫子安在为付兰芝复仇以前，就已经知道了自己患有绝症，但他没有对任何人说过，哪怕是在被送进看守所之前的例行体检中也没有透露过半个字。也许，这就是莫子安，他以这种方式放下了一切，至少比受到法律的制裁和审判要保留了一些尊严。
那个黄昏，我将一把二胡埋在了脚下。为了那个我们之间聊了很多的男人，也为了那个我们之间不曾说过一句话的女人。
这把二胡本来就不应该属于眼前这个闭塞的村庄，它就像红楼梦中青埂峰上的那块石头，几经变幻才到人世间走了这么一遭。在久长的岁月中，它见证了一段美好，也见证了一段丑陋；它见证了某些人的善良，也见证了某些人的罪恶；它见证了坚持，也见证了绝望；它见证了坚强，也见证了软弱。
现在，我们为它找到了一处僻静的所在，它可以自由地呼吸，可以安静地休息，它依旧可以默默的注视着脚下这个熟悉的村庄，依旧可以用这种方式继续陪伴那个曾经独自流泪、日夜轻抚着它的伤心之人。
“陋室空堂，当年芴满床，哀草枯杨，曾为歌舞场……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一切的一切，终究物是人非；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