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10日，弗吉尼亚，林奇堡。
我的双眼忽然睁开了。在卧室的黑暗中，我看到了床头钟电子屏幕发出的红色光晕：凌晨4点半，比我平时的起床时间整整早了一个小时。我住在弗吉尼亚的林奇堡，工作地点是位于夏洛茨维尔的聚焦超声外科技术中心。一般来说，我会5点半起床，从家里到单位有70分钟的车程。我的妻子霍莉还在我的身旁熟睡着。
两年前，我和妻子与家人搬到了弗吉尼亚高地，那时我已在大波士顿地区的神经外科学术界从业将近20年。我和霍莉相识于1977年10月，那时我们都是大学毕业刚刚两年。当时霍莉正在攻读自己的艺术硕士学位，我也还在医学院读书。她曾经跟我大学的室友威克约会过几次。有一天，威克带着一种炫耀的意味把霍莉介绍给我。他们离开的时候，我告诉霍莉可以随时来找我玩，而且不一定非要跟威克一起。
第一次正式约会，我们开车去了北卡罗来纳夏洛特市的一个聚会，单程有两个半小时的路途。因为霍莉当时得了喉炎，所以来回路上99%的时间里都是我在说话。对我来说，跟她聊天简单而愉快。1980年6月，我们在北卡罗来纳温莎镇的圣托马斯圣公会教堂结了婚。婚后不久，我们就搬到了达勒姆的皇家橡树公寓，当时我正在杜克大学做外科实习医生。我们的住所跟“皇家”无关，而且我也不记得附近有什么橡树。我们当时特别穷，可我们并不在意。我们很忙，也很高兴终于在一起了。休假的时候，我们曾有一次去北卡罗来纳的海滨春游。在卡罗来纳，春天也是蠓科小蝇活跃的季节。尽管我们的帐篷并不能提供足够的保护，我们还是玩得开心极了。在奥克拉克岛的海浪里游泳的时候，我发现有许多小蟹正急匆匆地从我脚边跑过。我就发明了一种捕捉蓝壳蟹的方法，弄了一堆蟹回到小马岛的汽车旅馆，跟一些那里的朋友将这些螃蟹烤来吃。螃蟹很多，足够大家吃的。尽管我们想尽办法节约，但很快我们还是发现手里快要没钱了。当时身边还有我们的好朋友比尔和帕蒂，某晚我们突发奇想，去玩有奖填字游戏。在过去的10年中，每年夏天，比尔都会在周四去玩这个游戏，但从来没有赢过。或许是因为“初学者的幸运”，又或者是“神灵眷顾”，霍莉赢了200美元。这笔钱对当时的我们来说简直像现在的5000美元那么多。这些钱帮我们延续了旅途，大家的心情也更放松了。
1980年我取得了博士学位，霍莉也在同年获取了自己的学位，开始了艺术家和教师生涯。1981年我在杜克大学第一次独立完成了一台脑外科手术。1987年，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厄本在北英格兰纽尔卡斯的公主玛丽妇产医院出生，那段时间我正在英国做脑血管学科的研究员。第二个孩子邦德出生于1998年，是在波士顿的布莱根妇幼医院诞下的。
在哈佛医学院以及布莱根妇幼医院的15年中，我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我的家人也非常珍惜在大波士顿地区的那段日子。但在2005年，我跟霍莉都觉得是时候搬回南部了。我们都想离家人近一些，而且我觉得比起哈佛，在南部我有机会获得更多的自主权。于是，2006年春天，我们在弗吉尼亚高地的林奇堡开始了新的生活。没多久我们就适应了这里更放松、更安定的生活，并且都非常享受在南部的时光。
有那么一会儿，我就躺在那里，神智模糊地想搞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忽然醒来。之前一天是周日，阳光明媚、空气澄澈，是弗吉尼亚最典型的秋日天气。霍莉、邦德（当时已经10岁）和我去邻居家参加了烤肉聚会。傍晚我们跟正在特拉华大学读大三的厄本通了电话，那时他已经20岁了。这天唯一显得有些异常的是，霍莉、邦德和我最近都在跟轻微呼吸道病毒感染作斗争，大约有一周的时间了。临睡前我开始觉得后背有些疼，所以迅速地冲了个澡，疼痛也减轻了很多。我不知道清晨这么早醒来，是不是因为病毒还潜伏在体内的缘故。
我在床上轻轻翻了个身，一股疼痛穿过我的脊柱，痛感比睡前强烈了许多。很明显，流感病毒还在，而且还越发猖獗。我越来越清醒，痛感也越来越强烈。显然我不可能再入睡了。距离出发上班还有一小时的时间，我决定再去洗一个热水澡。我从床上坐起来，摇晃着把双脚放到地上，站了起来。
忽然，由下而生的强烈疼痛再次扼住了我：一种鲁钝甚至有些惩戒意味的抽搐深深地穿过了我脊柱下部。我没有叫醒霍莉，而是小心翼翼地蹒跚着穿过走廊，走进楼上的主浴室。
我放了一些水，尽量让自己在浴缸里放松下来。我以为温水会立即让我感觉舒服些，但我错了。浴缸半满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犯错了。疼痛越来越厉害，强烈的痛感让我担心自己不得不大声把霍莉喊过来才能走出浴缸。
考虑到情况已经变得有些可笑，我伸手握住头顶上方架子上的毛巾，试图自己站起来。为了防止架子承重过大而掉下来，我努力将毛巾向架子靠墙的部位挪了挪，然后慢慢拉起了自己的身体。
就在这时，又一股猛烈的疼痛袭遍我的后背，我忍不住呻吟起来。这绝对不可能是流感，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挣扎着从湿滑的浴缸里爬出来之后，我裹上自己猩红色的浴袍，慢慢地走回卧室，然后笨拙地倒在了床上。此时我的身体已经被冷汗湿透了。
霍莉转过身来。
“怎么啦？几点了？”
“我不知道，”我说，“我的后背好痛啊。特别特别痛。”
霍莉开始用手抚摸我的后背。出乎意料的是，这让我感觉舒服了一些。总的来说，医生们比普通人更不愿意生病，我也毫不例外。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不管这疼痛的来源如何，总会慢慢消失的。但是到6点半，也就是平时我出发去上班的时间，疼痛仍未消减。甚至可以说，我的身体已经瘫痪了。
7点半的时候，邦德走进我们的房间。他很好奇我为什么还没去上班。
“怎么啦，妈妈？”
“你爸爸有些不舒服，亲爱的。”霍莉对他说。
此时我还趴在床上，脑袋靠着枕头。邦德走过来，伸出手轻轻地揉搓我的太阳穴。
他的揉搓就像一阵闪电击中了我的脑袋，这是我感受过的最强烈的疼痛。我忍不住大叫起来。邦德被我的反应吓了一跳，立刻往后跳了一步。
虽然霍莉觉得这有些不正常，但她还是对邦德说：“没关系的。这跟你没关系，爸爸头疼得厉害。”然后我听见她说，“是不是该叫个救护车呢？”这句话听起来更像是她的自言自语。
对于医生来说，如果还有比生病更尴尬的事情，那就是以病人的身份出现在急救室了。满是急诊医生的房间，一个接一个的问题，一路赶到医院的匆忙，各种填不完的表格……一想到这些，我更觉得自己应该不会有什么事情。如果真叫了救护车，肯定会后悔不迭。
“没关系的，”我说，“虽然现在感觉很糟糕，但应该很快就会没事的。你还是先帮邦德准备上学的东西吧。”
“埃本，我真的觉得……”
“我不会有事的。”我打断霍莉。我把脸埋在枕头里。因为疼痛，我的身体还没有恢复知觉。“说真的，千万别打急救电话。我病得没那么严重，不过是后背有些肌肉痉挛加头疼罢了。”
霍莉很不情愿地带着邦德下楼去吃了早餐，又把他放到一个朋友的家里等校车来。邦德走出前门的时候，我忽然想到，如果我病重到在医院里丧命的话，这将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于是我用尽全身力气向外喊了一声：“邦德，在学校要过得愉快哦！”
等霍莉回到楼上看我时，我已经失去了意识。她以为我是睡着了，所以轻轻走开让我继续休息。走到楼下，她给我的一些同事打了电话，希望能从他们那里获取一些建议，弄清楚我究竟是怎么回事。
两个小时后，她觉得我应该已经休息够了，回到楼上看我情况如何。她推开卧室门，看到我还以刚才的姿势趴在床上。走近一些她才发现，我的身体不仅没有放松，反而像一块木头那样僵硬。她打开灯，发现我浑身都在剧烈地抽搐。我的下颚不自然地向前探出来，眼睛大睁，狠狠地翻着白眼。
“埃本，你怎么啦？跟我说句话！”霍莉尖叫着。我当然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她赶紧拨打了急救电话。不到10分钟，急救人员就到了。他们把我搬上救护车，很快就抵达了林奇堡公共医院的急诊室。
如果当时我还有意识的话，我会告诉霍莉在她等救护车到来的时间里，我在床上经历了什么。在那个可怕的时刻，我经历了癫痫大发作。而且，这次癫痫发作肯定是由严重的脑部疾病引发的。
当然，我当时不可能对她说这些。
在接下来的7天里，在霍莉和其他家人的眼中，我变成了一具沉默的躯体。对于那7天中发生在现世的事情，我毫无所知。也只有从别人的描述中，我才能收集一些我“离开”期间零碎的故事。我的意识，我的精神，那些能代表我内心和灵魂的东西，在那段时间杳无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