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达急诊室之后，我的身体状况一路下滑。对于正常的健康人而言，脑脊髓液中的葡萄糖含量大约在每分升80毫克。一个得了细菌性脑膜炎的重病病人，这个水平会下降到每分升20毫克。
而当时，我的检测数值是每分升1毫克。总分15分的格拉斯哥昏迷量表，当时我的得分是8分。这说明我的脑部病变很严重。而在接下来的几天中，我的昏迷情况更为糟糕。我的疾病严重度测量为18比71，也就是我有30%的几率会死去。更具体地说，鉴于我的诊断是革兰氏阴性细菌脑膜炎，而且我的身体状况迅速恶化，抵达急诊室的时候，我的存活率也就只有10%了。如果抗生素没能及时发挥作用的话，我的死亡率会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攀升，直到无药可救、无力回天。
在把我送进10号特护病房之前，医生为我静脉注射了三种强力的抗生素。这间大大的私密房间就在急诊室上层，我将在这里度过一段不同寻常的时光。
我曾以医生的身份无数次出现在特护病房，住进这里的都是些病情十分严重的病人，他们距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几个医护人员随时待命，以防任何可能的情况发生。他们协调一致，与病人一起与不可预知的宿命抗争。在这些房间里，我既感受过极大的荣耀，也曾体验过刻骨的失望。我们情绪的转换，只跟能否挽留病患的生命相关。
考虑到当时的情况，罗伯特医生以及其他医生还有霍莉都在尽力保持乐观，尽管我的情况并不太好。实际上，我已经接近死亡的边缘。即使我没有死去，侵蚀我脑部的细菌大概也已经吞噬了相当多的大脑皮层，很可能导致我无法进行更高层的大脑活动。我昏迷得越久，就越有可能在植物人的状态中度过自己的余生。
幸运的是，不仅林奇堡公共医院的医生们在帮我，还有很多人也聚拢过来，为我提供可能的帮助。我们的邻居迈克·苏利文，也是我们圣公会教堂的教区牧师，在霍莉抵达急诊室后一小时就赶了过来。那天，霍莉冲出房门跟上救护车的时候，她的手机响了，是她的老朋友塞尔维亚·怀特打来的。每当有重要的事情发生时，塞尔维亚总是有一种奇怪又准确的预感。霍莉一直觉得她是个通灵师，但我更倾向于她是个很会猜的人，这种想法更安全也更明智。霍莉对塞尔维亚大致说了这边的情况，两个人还分别联系了我的直系亲属：二妹贝特斯，她就住在附近；小妹菲利斯，48岁，是我们兄妹中最小的，住在波士顿；还有我的姐姐简，也住在波士顿。
那个周一的早上，简从特拉华州的家中出发，准备从南部开车穿过弗吉尼亚。她原打算去温斯顿—塞勒姆帮我们的母亲处理一些事情。所以，她出现在附近纯属偶然。路上她接到了丈夫大卫打来的电话。
“你已经过了里士满了吗？”他问。
“还没，”简回答说，“我还在里士满北边的I-95公路上。”
“那你先往西上60号公路，然后取道24号公路去林奇堡吧。霍莉刚刚打电话过来，说埃本早上癫痫发作，被送进了急救室，现在已经昏迷了。”
“哦，天啊！知道病因是什么了吗？”
“医生还不太确定，不过很可能是脑膜炎。”
简及时拐上60号公路，沿着起伏不平的路面疾驰，朝着24号公路和林奇堡赶来。天空里满是低矮的云层。
我进急诊室那天的下午3点，菲利斯给厄本打了电话。接到电话的时候，厄本正在特拉华大学学生公寓的门廊上做关于科学研究的作业（我的父亲曾是一名神经科医生，现在厄本对此也产生了兴趣）。菲利斯大概跟他讲了情况，并告诉他不用担心，还说一切都在医生的掌控之中。
“现在知道是什么病了吗？”厄本问。
“他们一直在说革兰氏阴性细菌还有什么脑膜炎之类的。”
“我接下来有两门考试，我去跟老师打个招呼再回来。”厄本说。
后来厄本告诉我，最初他不太相信我已经“病入膏肓”，尽管当时菲利斯的确给出了这样的暗示。他知道霍莉和菲利斯总爱把事情说得很夸张，况且之前我从未病过。但是一个小时后，迈克·苏利文也打电话过来通报情况的时候，厄本意识到自己必须马上开车回来。
当厄本开车回弗吉尼亚的时候，一场猛烈的冻雨不期而至。菲利斯离开波士顿的时候是6点钟。当厄本开过巴托马克河上的I-495桥进入弗吉尼亚的时候，菲利斯头顶上也出现了密布的乌云。她在里士满着陆，租了一辆车向着60号公路驶来。
厄本距离林奇堡还有几英里的时候，给霍莉打了个电话。
“邦德怎么样了？”他问。
“睡着了。”霍莉说。
“那我就直接去医院了。”
“你确定不先回家一趟吗？”
“不了，”厄本说，“我就是想去看看爸爸。”
厄本到达特护病房的时候是晚上11点一刻。医院外面的路上已经开始结冰了，当他走到明亮的医院前台时，他只看到了一名值班护士。她带他到了我的病床前。
厄本在走廊里看到我的时候，不禁愣住了。在他20年的生命里，他记忆中的父亲除了感冒没有生过任何病。尽管各种机器在不遗余力地维持着我的生命，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跟一具尸体已经没什么区别。我的身体就在那里，但是他熟悉的那个父亲已经不在了。
或者我们可以换一种说法：他熟悉的那个父亲去了别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