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艺术流行音乐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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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音乐的流行

自古以来,音乐一直是人类的精神食粮之一,有如不可或缺的氧气,言之妙,乃语言难及之处!音乐的流行是一种文化习惯,换言之,音乐一直流行,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族群……追溯音乐的源头,可以把我们带进天地间的自然之音。

一、自然乐音

古希腊先哲德谟克利特在《著作残篇》中说:“在许多重要的事情上,我们是模仿禽兽,做禽兽的小学生的。从蜘蛛那里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那里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那里和黄莺等歌唱的鸟类那里学会了唱歌。”[1]

动物界里有好多有趣的“乐音行为”,它们用“歌唱”彼此沟通,传情达意。印度诗人泰戈尔说,“……陆地上的兽类是喧闹的,空中的飞鸟是歌唱着的”;[2]莎士比亚也在《仲夏夜之梦》中写道:

山乌嘴巴黄沉沉,

浑身长满黑羽毛。

画眉唱得最认真,

声音尖细是鸥鹪。鸰、麻雀、百灵鸟,还有杜鹃爱骂人。

[1] 伍蠡甫等.《西方文论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

[2] 【印】泰戈尔.《泰戈尔诗选》,郑振铎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

鸟儿的歌唱令人们叹为观止。目前人类已知的鸟鸣声有4000多种,科学家们录制保存的约有2700种。鸟类在日常的呼唤、觅食、求偶、交配、争斗、欢乐、愤怒、惊恐等各种场合,春夏秋冬不同的时节,以及遇见特殊状况,均会用不同的音高和节奏表达。春天来了,它们用歌唱呼唤爱情,孕育生命。画眉的歌声清脆悦耳,悠扬婉转,动物学家喻丽清将其描绘为:“土米酒——土米酒”,译成英语为:“Please to meet you—to meet you”[1] (很高兴见到你)。北宋诗人欧阳修在《画眉鸟》这首诗中写道:“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苍头燕雀拥有响亮的金属音,极富韵律,能在2.5秒内唱出12个音节,类似“chip. chip chip chipcherry—cherry cherry tissy choeeoo”, 它完整地唱出这些音节一次仅需要0.02秒,12小时内可以重复3300次,一个繁殖季节要歌唱100万次。北美的云雀,可以用300多个音符排成3~6个乐句(一组),唱出50多种不同的曲调。[2] 平日里,动物的歌唱也风情万种,公鸡的“wo-wo-wo—”唱出了“起床了,起床了”的声音信息。母鸡的“ge-ge-ge—”宣告“我下蛋了,我下蛋了”。狗儿的“wang-wang-wang”表明“有人来了”……

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认为:人只是自然的臣相和解释者。对于自然乐音我们已知的只是些许,未知的却是难以数计。倚靠着自然乐音,延续着自然之音,音乐随着人类社会的前行而流行。

[1] 黎先耀主编.《鸟的乐章》,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99年.

[2] 【美】刘易斯·托马斯.《细胞生命的礼赞》,李绍明译,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1995年.

二、人文音乐

在我国经典古籍中有诸多早期人类社会关于人文音乐的记载:如《国语·周语》中虢文公的“风土以音律省土风”,即古代的乐官负责以音律去省土风兼以知天时的制度。《吕氏春秋·古乐》中云:“大圣至理之世,天地之气合而生风,日至则月钟,其风以生十二律:仲冬,日短至则生黄钟;仲夏,日长至则生蕤宾……”[1] 在人类社会处在生产力低下的时期,音乐居于社会生活的主流位置,在社会生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周代,音乐家伶州鸠有“天人合一”、“省风作乐”、“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的思想,认为政治像音乐,音乐所用的音要服从和谐的需要,音律的调整就是为了达到乐音和谐的目的。和谐的音乐说明国家的政治秩序完善。

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有著名的“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的音乐社会观,认为音乐能够引起巨大的社会效应,净化社会风气,陶冶个人情操,提升个人素质。

秦汉时期,司马迁在《史记·乐书》中认为世道太平时的音乐充满安适与欢乐,其政治必平和;乱世时候的音乐里充满了怨恨与愤怒,其政治必是倒行逆施的;灭亡及濒于灭亡的国家其音乐充满哀和愁思,百姓困苦无望。五声之中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君、臣、民、事、物五者不乱,就不会有敝败不和的声音。宫声乱则五声废弃,其国君必骄纵废政;商声乱则五声跳掷不谐调,其臣官事不理;角声乱五音谱成的乐曲基调忧愁,百姓必多怨愤;徵音乱则曲多哀伤,其国多事;羽声乱曲调倾危难唱,其国财用匮乏。

唐代诗人白居易认为音乐是社会形态的反映,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音乐,世盛乐和,世衰乐噪。

[1] 国学网:http://www.guoxue.com/xzcq/ddxz/raozongyi/sffxy.htm

宋代文学家苏轼认为音乐具有“悲乐亡国”、“调律亡国”的作用。

明代,戏曲家李开先认为音乐就是民情的反映。

晚清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指出:“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今日不从事教育而已,苟从事教育,则唱歌一科,实为学校中万不可缺者。举国无一人能谱新乐,实为社会之羞也。”[1] “百日维新”期间,新式学堂开始开设“音乐唱歌课”,这些“学堂乐歌”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通过“群众歌唱”的形式在学堂及社会上广泛传唱,唤醒了国民的爱国热情,鼓舞和振奋了国民精神,在思想启蒙方面给予当时国民及社会以深刻的影响。学堂乐歌的兴起,恢复了音乐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2] ,引进了欧洲现代音乐教育体系,使音乐教育走上了系统化的道路,各类音乐教材得以大量刊行……无独有偶,在西方,古希腊的斯巴达为了把奴隶主阶级的子弟培养成为坚强的战士,教他们学唱各种赞美歌和战歌,把音乐、唱歌、宗教舞蹈跟军事、体育结合起来。雅典的奴隶主阶级为7~14岁儿童设立弦琴学校,教他们学习音乐、唱歌和朗诵诗歌。伟大的音乐家贝多芬就说:“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英国剧作家康格里夫甚至说:“音乐有着抚慰粗野的胸怀、软化顽石或使千年老树弯腰的魅力。”

音乐的文化魅力,在先人留存的字里行间一点点地析出,从来不需要强调,但永远也不会被遗忘。伴随四季过往,伴随生命轮回,音乐永远流淌在天地之间。

[1]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年.

[2] 吴钊、刘东升. 《中国音乐史略》,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3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