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德国是西方发达国家中最早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前身是地区性的穷人救助制度。1855年普鲁士首先通过了《穷人权力法规》，它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社会照料穷人的义务。该法规规定：居民之间要相互照顾，新的移民只有参加义务帮助穷人的活动，才能够得到有财政补贴的住房。随后德国的大部分地区实施了类似的法律。社会上各阶层普遍参与到捐助穷人的行列，包括中产阶级、一般职员、教师、医生等等，经常性地有人捐助食品、衣物甚至住所给穷人。社会上还成立了专门的“社会福利组织”或者“社会救济组织”，代表穷人接受各阶层的捐助，然后将物品送达穷人手中。
德国统一后，在专家、学者的积极倡议和推动下，穷人救助制度逐步演变为全社会的公共福利制度，并且以立法的形式强制执行。19世纪80年代以后德国政府先后公布和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强制对所有雇佣劳动者实行统一和平等的社会保险。德国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内，在全国普遍建立了近乎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
1911年，德国政府进一步将上述3部法律合并为统一的《社会保险法》。同时作为对以上社会保险法规的补充，德国还制定了调节劳动条件的《工厂法》，以及1903年通过的《童工法》等法案，并广泛建立了帮助失业人员找工作的劳工介绍所系统。当时，德国尚没有全国性的失业保险制度，但在1894年科隆市首先建立了全市性的失业保险制度，其他城市也纷纷效仿，很快这项制度在全国得到推广。
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不仅为失业和疾病期间的流动人口提供了一种基本的安全感，为进入城镇的农村居民融入城市社会提供了基本条件，为德国城市化的稳定和谐快速推进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制度保障。社会保障措施“去掉了对帝国的最大咒骂，走出了向前迈进的第一步”（俾斯麦，1890）。
3.行政区合并，促进劳动力就地城市化。在德国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德国城市人口的增长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外部人口的流入，二是城市居民的自然增长，三是通过行政区合并而增加的人口。随着城市经济实力提升和辐射作用增强，城市地域不断向四周延伸，德国政府把大城市周围的小镇和农村合并到城市，使原来的农村变成城市的郊区，或者城市的一部分。虽然农村的地理位置没有改变，但是却使农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城市化了。据统计，在1875~1905年间，在普鲁士85个城市的新增人口中，54.6%源于外部流入的人口，31%源于城市居民的自然增长，14.4%来自行政区的合并。通过行政区合并一方面增加了城市人口，扩大了城市范围；另一方面又促使城市附近的农业劳动力就地转移，加速了城市化进程。
4.重视教育培训和科学技术进步。德国在其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十分重视教育问题。在基础教育方面，德国在1903年通过了《童工法》，该法明文规定：6~14岁的青少年必须接受最基本的义务教育，没有接受完整义务教育的适龄青年不得就业。德国的义务教育由国家和地方政府双方共同承担。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德国规定所有的教师必须经过国家有关主管机构委任，并且制订了一整套严格的教师选用和考核制度。同时将所有的教师都纳入公务员系统进行管理，从而维护和提高了教师的社会地位，使教师受到全社会的普遍尊重。成人教育是德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为了满足工业化发展的需要，各个城市积极创办各种职业学校，收费低廉，被证明贫困的求学者可以享受免费教育。德国采用的是双轨制的职业教育，其形式独特，实效好。学员在政府创办的职业学校里学习理论知识，然后到相应的工厂或者企业中进行实践培训，这样既避免了理论脱离实际，又可以减轻国家的负担（实践课程经费由企业承担），由于是具有针对性的培训，大幅度提高了培训后的就业率。
早在19世纪，德国就非常重视新兴领域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每年在研究与开发上都给予很多的财政支持，使得德国很快就拥有了一大批富于创新能力的科学技术人才。在1900年，德国最大的6家化学公司，雇佣了各类科学家650人，而同期英国化学工业的前6大企业才雇佣不到40名科学家。重视教育与培训，重视人才，重视科学技术进步与创新，正是欧洲后发国家德国快速崛起的重要经验。
德国政府通过各种努力，终于赢得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同时，造就了一种普遍的幸福与安宁的状态。外国人来到德国，给他们印象深刻的是清洁的街道，干干净净的建筑物外表，闪闪发光的电车道和铁轨，住房和社会计划的新试验，以及当时德国各阶层的人们似乎都表现出来的普遍的自信和满足感。
（第二节）新兴工业化国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经验
一、韩国和台湾
韩国和台湾地区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最快的。目前，它们的农业劳动力份额都已下降至20%以下，比二战初期下降了50%多。从转移模式看，韩国选择了集中型转移方式，即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涌向大城市；台湾选择了分散化转移方式，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方向是多元的，既有向大城市流动的，也有向中小城市转移的，同时，还有被农村非农产业吸收的。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具体发展战略和政策上看，两者有共同之处：首先，韩国和台湾资金都较为雄厚，都为经济腾飞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了资金保证。在资金来源上，韩国主要靠资金输入，而台湾主要靠内部积累。据不完全统计，1962~1981年，韩国共吸收国外贷款486.5亿美元，利用外资来增加就业机会。1967~1982年，韩国平均每年新增就业37.5万人，其中，有13.5万人（占36%）的就业机会是由外资诱发的。而在此期间进入台湾的外资的份额却很小。据有关资料表明，在台湾，进入的外资占岛内所需资金的份额，1961~1965年为16.8%，1966~1970年为5%，1971~1975年为-3.8%，1976~1980年为-8.3%，1980~1985年为-40.7%。这说明，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台湾已由资金输入者变为资金输出者，并从根本上摆脱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中遇到的资金短缺的困境。
其次，韩国和台湾在经济起飞初期都实行了以劳动密集型工业为重点的工业发展战略。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台湾抓住国际市场的机会，大力发展纺织品、合成板以及电子、成衣、家具、鞋类、塑胶、家电等一大批劳动密集型产业，使岛内的失业率由50年代的7%，下降到70年代末的1.2%，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也由50年代的4%提高到60~70年代的6%。两者具体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思路也有不同之处，并相应导致了不同的转移结果。例如，台湾是在农业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实现转移的，而韩国是在农业发展不足的条件下实现转移的。20世纪50年代以来，台湾通过土地改革，实行农、轻、重有序发展的方针，增加农业投入，使农业稳定发展，同时，也为非农产业的发展奠定了资金、原料、劳动力等方面的基础。与此相反，长期以来，韩国一直实行只重视工业而忽视农业的发展战略，农业生产始终处于落后状态。韩国主要靠大批进口粮食来支撑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与此相应的结果是，韩国的中小城市以及农村非农产业不发达，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涌向工业发达的大城市，从而导致了大量诸如交通拥挤和住房紧张、社会不稳定和犯罪率上升等“城市病”。而台湾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没有出现过度城市化的现象。
二、巴西
巴西工业化是从19世纪末开始的。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巴西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2003年三大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5.8%，19.1%和75.1%。2004年城市化率达到83.6%，综合国力已排到世界前列。但是，巴西走过的发展道路令人深思，从创造“巴西奇迹”到陷入“拉美陷阱”，从高速发展到经济停滞，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并未使巴西真正成为经济现代化的国家，甚至还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与巴西同属发展中大国，在许多方面具有相似性，巴西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中国很可能也会遇到。
巴西的工业化是从非耐用消费品工业起步的，其特点是轻工、食品和其他非耐用消费品生产企业增长较快，生产的主要产品包括纺织品、皮革制品、家具、食品饮料等。1889年，巴西已拥有636家工厂，雇佣工人有54000多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欧洲列强忙于战争，对咖啡、糖、肉、皮革以及橡胶、矿产品的需求大量增加，进一步刺激了巴西工业化的发展。到1920年前后，尽管从经济结构上看，巴西仍是一个以农产品为主的初级产品出口国，但是已建立起自己的非耐用消费品工业体系，为进一步工业化准备好了条件。
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中期，巴西大量投资于原材料生产，重视能源建设，兴办交通等基础设施，并借助国家资本创办国营企业，迈开了发展重工业的步伐。同时，开始实施面向国内市场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采用重工抑农政策，制造业部门获得较快发展，工业结构逐步从以非耐用消费品为主过渡到以生产资料工业和制造业为主。1947年~1960年，巴西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7.3%。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巴西工业化——反传统进程，资金来源不再以国内储蓄和资金为主，转而依靠国外资本，开始大量举借外债，外国资本和技术成了巴西工业的主要推动力。依靠国外的资金和技术，巴西工业高速发展，制造业部门不断向世界市场拓展。1968年~1974年，巴西的年经济增长率高达10%以上，这一阶段因此被誉为“巴西奇迹”。
（一）巴西工业化的特点
1.在工业化过程中，为了快速积累资金，巴西采取了扶工抑农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土地政策。巴西农业政策的焦点在于土地问题。由于历史原因，巴西的土地占有极为不平等。土地的高度集中造成了大量无地或少地的贫困群体。据统计，巴西占地1000公顷以上的农户仅占农户总数的1%，但它们却占有全国45.1%的土地面积；占地10公顷以下的农户数，占总农户数的49.7%，但这部分农户却只占有2.3%的土地面积。1950年，估计有60%以农业为生的人是无地的农业工人，如果把那些只占有经济上无效用土地的人计算在内，实际上的无地农业工人达到81%。再加之巴西政府一直重视出口农业，忽视面向国内市场的小农，对农业的优惠政策大都落在大中型农业企业手中。农村中小农户和无地农民处境艰难，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由于土地高度集中，大量失地农民就业教育及社会保障等方而的问题突出。尽管巴西政府为解决这一问题曾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收效不大。在失地农民中，有相当部分人面临着既没有新的就业机会，又缺乏生活保障的两难困境。这就使巴西社会所承担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负担加重。二是投入政策。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巴西发展的重点是重化工业以及交通运输业等。尽管农产品出口为巴西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外汇，但是这些外汇收入并没有用于农业再投资，而是被投向当时处于优先地位的工业领域，在财政投入分配上农业所占份额很少。由于长期缺乏投资和技术革新，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农业产量不是通过提高生产效率，而是通过“扩大农业边疆”的道路来维持的。更糟的是，新开发的土地并没有分配给中小农业生产者，而是逐渐集中到了本国或外国的大农牧业集团手中。三是农业结构。由于在工业化发展中需要大量资金支持，于是巴西在农业发展中尤其注重了如咖啡、大豆、甘蔗、柑橘等在世界市场上具有很强竞争力的出口产品的发展。越是国外市场需求旺盛的产品，其生产效率越高；相反，主要供国内消费的粮食生产却每况愈下，导致曾享有“世界面包篮”美誉的巴西居然出现了进口粮食的尴尬局面。与此同时，不同规模经营单位之间的发展也极不平衡。农业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农牧场通常拥有优质土地、能进行大量投资和采用先进技术，而为数众多的个体农民仍然停留于传统的耕作方式。四是农业现代化发展模式。1950年前后，巴西开始推进农业现代化。目前，巴西已经具备了现代农业的主要特征，如规模经营、机械作业、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等。巴西的咖啡、甘蔗、甜橙的产量和出口量均居世界首位，大豆、杂豆产量位居世界第二位，玉米产量居世界第三，巴西还是世界上第二大养牛国和牛肉出口国。2003年和2004年，巴西谷物产量分别达到1.19亿吨和1.14亿吨。巴西是世界上第三大农产品出口国，2004年的农产品贸易顺差为341.3亿美元。但是，巴西农业现代化并没有改变大量农民以及整个农村的贫困状况。
这一时期，巴西立足民族经济，大力发展本国工业，取得了辉煌成绩，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综合国力也快速提升。但是，这一时期的农业政策却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主要表现在：
（1）农业生产不稳定。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巴西农业生产出现较大起伏。1948年~1962年的14年间，巴西农业年平均增长4.5%。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巴西政府主要投资于钢铁、石油化工、飞机制造等重工业部门，忽视了农业部门的发展，导致了农业生产处于停滞状态。1965年~1970年，农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仅为0.4%，农业资源得天独厚的巴西出现了进口稻米的现象。
（2）产生了大量农村贫民。由于巴西农业土地高度集中和资本密集型的农业现代化道路，许多小农户在竞争中破产，形成了大量无地少地农民。这一问题不仅出现在工业高速增长时期，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仍在进一步扩大。1962年~2004年，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中的比重从52.8%下降到16.4%；1985年~1996年，全国有410万农村人口失去了土地，离开了农田；1981年~1990年，贫困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从56.7%上升到约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