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容易。”曾国荃说，“过段时间派人把他接到江宁城来就行了。”
也许是兴奋过度的缘故，曾国藩的旧病又犯了：头昏眼花，右脚麻木，耳鸣不止，一连几天不能开口说话。同治十一年大年初一，曾国藩在仆人搀扶下，勉强出面，接受江宁文武的祝贺，并率领大家望北向太后、皇上叩拜。仪式刚一结束，便又卧倒床上。江宁官场新年互拜的闲聊中，都免不了一个重要话题：宫保曾侯病情严重。大家叹息着，说过去的军营太艰苦了，这些年的公务又如此繁重，任是铁人都难以支撑。也有人悄悄议论：老中堂的病主要来源于前年的津案，“外惭清议，内疚神明”，这种心灵深处的悔恨所造成的痛苦，要比劳累给人的伤害强过百倍。
两江总督衙门更是笼罩着一片阴云。欧阳夫人夜夜对着祖宗牌位默默祷告，祈求祖宗在天之灵保佑夫子早日康复。欧阳兆熊带着几个名医天天进府诊视。前年曾国藩在天津时写信要儿子做棺材，纪泽兄弟不忍心做。眼见这次情形严重，纪泽悄悄地跟九叔商量，要不要把寿器先做好，并说有现成的建昌花板在。曾国荃想了一下，说：“迟早要做的，现在就做吧。”于是督署东侧几间杂房里，三个木匠开始敲敲打打了。
到了初七后，曾国藩病势渐有好转，头不晕了，能吃点稀饭了，便挣扎着起来，把前几天的日记一一补上。刚写了几页字，又觉得累了，只好闭着眼休息。略歇一会，感觉到好了一点，便又拿出一本《理学宗传》来阅读。
“大哥，我给你一样好东西！”曾国荃走了进来，一只手放在背后，脸上洋溢着欣喜的光彩。这一瞬间，使曾国藩想起三十年前，跟着他在京师读书的那个十七八岁九弟的神情。“有人给你寄来一封信，你猜猜是谁？”
“给我写信的人成百上千，我哪里猜得出！”看着九弟这副高兴的模样，做大哥的也受到了感染，干枯多皱的脸上略露一丝浅笑。
“你绝对想不到，是左老三从西北寄来的。”曾国荃藏在背后的手高扬起来，两个手指夹住一个长大的信封。
“是左季高的信？”突然之间似乎顿生力量，曾国藩竟然站了起来，“快给我看！”
不能怪曾国藩太激动。这个在西北战场上建立赫赫战功的老友，自金陵攻克之后，已整整八年没有来信了。尽管曾国藩曾主动给他写信表示友好，尽管有关西北的粮饷，曾国藩一粒不缺、一文不少地准时发出，尽管应他之请，将湘军的后起之秀刘松山派出支持，左宗棠始终没有一纸亲笔信给曾国藩，寄来的函件全部是冷冰冰的公文。这些年来，每当想起湘军创建之初，左宗棠所给予的大力支助，尤其是靖港败后欲再度自杀的那个夜晚，左宗棠一席与众不同的责骂所起的巨大作用，曾国藩就觉得对左宗棠有所亏欠，甚至连左宗棠骂他虚伪——这对一向以诚自命的曾国藩来说，是伤透了他的心——他也能予以体谅宽容。不过，左宗棠的倔脾气，曾国藩是知道的，实在要犟到一头去，自己也无能耐拉回来。现在，这个英雄盖世的今亮居然万里迢迢地寄来了私函，信封上端正地写着“曾涤生仁兄亲启”，跟道光、咸丰年间一个样，曾国藩不觉油然而生亲切感。
他拿起剪刀，小心翼翼地剪开信套，里面跳出左宗棠劲秀兼备的字迹。他擦了擦眼睛，然后抖开纸，聚精会神地看起来。曾国荃站在一旁，只见大哥脸在微微抽搐，手里的纸在轻轻地颤动。曾国藩看着看着，终于双眼一闭，身子向椅背一仰，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叹道：“左季高毕竟是我辈中人！他是个真君子！”
说话间，信纸从手指缝间飘落下来。曾国荃拾起一看，信上写着：
涤翁尊兄大人阁下：
寿卿壮烈殉国，其侄锦堂求弟为之写墓志铭。弟于寿卿，只有役使之往事，而无识拔之旧恩，不堪为之铭墓。可安寿卿忠魂者，唯尊兄心声也。
八年不通音问，世上议论者何止千百！然皆以己度人，漫不着边际。君子之所争者国事，与私情之厚薄无关也；而弟素喜意气用事，亦不怪世人之妄猜臆测。寿卿先去，弟泫然自惭。弟与兄均年过花甲，垂垂老矣，今生来日有几何，尚仍以小儿意气用事，后辈当哂之。前事如烟，何须问孰是孰非；余日苦短，惟互勉自珍自爱。戏作一联相赠，三十余年交情，尽在此中：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大哥，季高向你赔罪了。”曾国荃也很激动。
“不是赔罪，这正是季高的心地光明之处。”曾国藩缓缓站起，握着扶手立着，然后离开靠椅，在屋子里慢慢走了两步。“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他在心里默默地念着，想起了处理天津教案期间，总理衙门转来的左宗棠的信。那封信以激烈的态度、尖锐的言辞，指责津案办理的错误，赞扬津民的爱国热情，就差没有明骂他是卖国贼了。以左宗棠的名望地位，当时这封信给曾国藩的压力和痛苦可想而知。而今这“谋国之忠，自愧不如”的话，岂不是委婉地表明了左宗棠对曾国藩处置津案的肯定？因津案而身心受到巨大刺激的前湘军统帅，是多么需要别人在这件事情上对他的理解，尤其是像左宗棠这样的人的理解！曾国藩不仅因此而化除了与左宗棠的多年嫌猜，甚至于对老友生发出感激之情来。他突然停下脚步，重新坐在靠椅上，右手习惯性地摸着胡须，笑着对弟弟说：“沅甫，我给你讲一个关于季高的最新故事。”
“左季高的故事最多，今后可以编一部书。不知大哥又听到了什么好故事。”
“左季高在兰州当陕甘总督，当年他隐居的东山白水洞几个邻居想去看看他，当然也想借此出去观光观光，于是写封信寄到兰州。左季高回信邀请他们去，并且寄来三个人的盘缠，白水洞三个老农夫结伴同行，跋山涉水到了西北。左季高见到这三个老乡，比见到朝廷派去慰劳的钦差大臣还高兴。一连三天跟他们在一起吃饭，与他们共一个铜水烟壶吸烟，畅谈在东山耕作的往事。左季高待微时乡邻的真情实意，令部属们感慨不已。
“这天晚饭后，季高又与三个乡邻随便聊天。天气热，他干脆脱去衣褂，露出一个大腹便便的肚子，躺在靠椅上。他摇着大蒲扇，问乡邻，‘你们看，今日左三爹爹与昔日左三爹爹有什么不同没有？’一个说，‘你老跟二十年前一个样，还是那样随和没架子。’另一个说，‘也没有老，跟先前一样健健壮壮的。’第三个说，‘就是一点不同，先前的肚子没有现在这样大。’季高很得意，拿蒲扇拍了拍大肚子，问，‘你们可知道这里装的是什么？’一个说，‘装的是鱼肉鸡鸭。’另一个说，‘左三爹爹在西北吃不到猪肉鲜鱼，我看里面装的是牛肉羊肉。’第三个说，‘不对，是海参、燕窝。’季高哈哈大笑起来，说，‘你们都猜错了，这里面装的是绝大经纶。’三个乡邻都惊呆了。一个说，‘左三爹爹，你把金子做的轮子吞到肚子里不可惜了吗？’另一个说，‘而且是绝大的，怎么吞得进呢？’左季高听了，笑得手中的蒲扇都掉到地上去了。”
曾国荃也大笑起来，问：“这是谁说出来的？”
“还有谁？白水洞的三个乡邻一回到湘阴，逢人便说，怪不得左三爹爹本事大，原来他肚子里有一只会转的金轮子！”曾国藩说到这里，自己也忍不住笑起来。
“大哥，你大安了？”曾国荃见他笑得开心，欢喜地问。
“大安了！”曾国藩快活地回答。
最后一局围棋
左宗棠这封短信的确远胜欧阳夫人的祈祷和名医的诊治，曾国藩仿佛痊愈，精神又重新兴旺起来。要办的事情太多了：年前，湖广总督李瀚章送来的淮盐运往楚境章程修改的咨文要回复，两江境内知府以上的官员同治十年政绩密考要向朝廷呈报，狼山镇总兵关于加强外洋船舰装备的呈文要批复，岳州镇总兵报来的几处兵民斗殴的事件要处理，每年春秋两季巡视一遍长江水师的军容军纪，此事亦需专折奏请，还有不少琐事也要作些交代。右目失明之前，诸如这些重要的奏折批文，以及给老朋友的信函，他都亲笔书写，不假手幕僚，这几年不行了。一会儿，黎庶昌、薛福成、吴汝纶等人奉命进来。曾国藩分别对他们口述大意，叫他们拟好草稿后再念给他听。
黎庶昌等人受命出去后，巡捕送来一大沓各省各府的拜年信。他看了看信封，知道是谁寄来的后，便随手扔在一边。最后一封是容闳寄的，他特为拆开。信的开头竟是一串长长的头衔：“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一等毅勇侯兵部尚书衔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兼两淮盐政总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督办夫子大人勋鉴”。曾国藩不觉失声笑了起来，略为思忖，他提笔在旁边写了四句打油诗：“官儿尽大有何荣，字数太多看不清，减除几行重写过，留教他日作铭旌。”接下来又批一句：“由莼斋拟一信，问出洋留学幼童选派事进展如何。”
因为曾国藩的康复，两江总督衙门的紧张气氛松弛下来，曾纪鸿带着纪瑞、纪芬等弟妹子侄们，兴高采烈地到桃叶渡看花灯。欧阳夫人指挥仆役们宰鸡杀鸭，丈夫不请客摆酒，她还是要办几桌，将江宁城里几个大衙门的夫人太太们请来热闹一天。一年到头，不知接过别人多少请柬，虽大部分没有应请，但到底别人的礼数在，得趁着新年期间回回礼。来江宁十多天了，曾国荃一直没有出过大门，这时也开始外出拜访应酬。
冬天的江南，夜色来得早，刚吃完晚饭，两江督署的各处房间便相继点起了蜡烛、油灯，西花园、湘妃竹林和晚间无人住的艺篁馆，则全部被浓重的漆黑所吞没。这时，一个身穿黑色皮衣紧腿裤的中年男子，以矫健的身手跃上督署高大的围墙，四处张望一眼后，再轻轻跳下，然后穿过斑竹林，踏过九曲桥，躲过侍卫的眼睛，径直向总督的书房走来。
门吱的一声开了，正躺在软椅上闭目养神的曾国藩并没有睁开眼睛来，只是轻轻地问了一句：“谁进来了？”
灯光下，躺椅上的前湘军统帅竟是如此的衰老孱弱，使中年汉子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心里很是悲凉。见无人搭腔，曾国藩睁开余光不多的左眼。眼前的汉子壮健威武，并不是时常进出书房的兄弟子侄和卫士仆役，昏昏花花的目光看不清来者是谁，但又觉得眼熟。
“曾大人，你不认识我了？”中年汉子走前一步。
好像是康福，但他怎么可能没有经过任何通报，便只身来到书房呢？他揉了揉眼睛，虽然七年没有见面了，虽然灯光不亮，人影朦胧，曾国藩还是认出来了：“价人！”刚喊了一声，又连忙补一句，“真的是你来了吗？”
“是我呀，大人，是我康福来了。”康福也激动起来。
“价人，你走过来，靠着我身边坐下，让我好好看看你。”康福走过去，在曾国藩躺椅边的凳子上坐下来。
曾国藩将康福仔仔细细地端详了很久，又握着他的手，慢慢地说：“价人，自从沅甫来江宁，告诉我，说你在东梁山下生活得很好，儿子聪慧，镖艺惊人，我心里喜慰极了。价人啦，想不到今天还能见到你，这下我放心了，可以闭着眼睛去了。”
说着说着，脸上竟然滚动起泪水来。康福望着动了真情的老上司，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来，只是用双手将那只干枯少热气的手紧紧地握着。
十天前，康福从武当山回来，儿子把曾国荃留下的字条给他看，又说那人还送了一条很暖和的毛围巾。看了字条，摸着围巾，康福整整半夜未合眼。七年来，康福虽然有心远离人世，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他仍然是大清王朝的一个子民。周围的一切，他不能闭目不视，外出访友问道，他不能不接触人和事，所有他看到的、听到的一切，莫不令他气愤至极、灰心至极。咸丰二年，他之所以投靠到曾国藩的门下，一方面固然出自于对曾的崇敬，希望在曾的提携下出人头地，光大康氏门第；另一方面，在康氏传统家风的熏陶下，他也巴望着跟随曾国藩做一些对国家对百姓有利的事情。后来，曾国藩在创办湘军，与太平军转战东西的过程中，多次跟他谈到打败长毛后，要做一番伊尹、周公的事业，使国家中兴，百姓安居乐业。那时康福相信曾国藩的这番抱负是真诚的，也是可以实现的。以后，目睹湘军从将官到兵士的日益腐败，他开始产生失望的情绪：这样一批人能真心实意为国家和百姓办事吗？现在，长毛被镇压下去六七年了，捻军也平息了，按理，朝廷的太后、皇上，两江的总督都应当把整饬吏治、谋利民生，作为第一等重要的事情来办，官场应当清廉了一些，百姓的生活应当好转一些，但事实并非如此，有些地方甚至比十多年前还要糟糕。
“这样一个奄奄待毙的王朝，为什么一定要拼死拼活地保卫它呢？”出身经历与曾国藩有很大差异的康福，这些年常常思考这个问题。从盘古开天地以来，改朝换代屡见不鲜，历代史家也并没有说哪个朝代是绝对不能推翻的，哪个朝代又是绝对不能建立的。康福记得小时听父亲讲汤武革命的故事，对商汤、周武的革命行动赞扬备至。商汤可以伐桀，周武可以伐纣，今天为什么不可以讨伐无仁无义的满人朝廷呢？康福想清楚这一层后，由对弟弟人格的尊敬进而到对其所献身的事业的理解了。在玉溪桥康宅里，康福为从康慎开始的历代先祖都树了一个牌位，最后也为弟弟康禄立了一个木主。逢年过节，他要儿子康重对着这个木主磕头，并把由细脚仔转来的三枚梅花镖，郑重其事地交给儿子。并告诉儿子，叔叔是个大英雄，这三枚镖是叔叔临终前送给你的，不要辜负叔叔的期望，练好这门康家绝技。康福甚至还决定，当儿子长到十八岁那年，就把自己的这些认识都讲给儿子听，自己不愿背叛朝廷走弟弟的道路，儿子则完全可以继承叔叔的未竟大业。
追随曾国藩十二年，对其人品的认识，康福也逐渐地深透了。曾国藩并不是他先前头脑中偶像式的人物，此人的手腕权术、巧诈诡变，都与其自我标榜的诚信大相径庭。如果说，那是因为在斗智斗勇的战争环境，不得不如此的话，康福可以理解，但金陵攻下后，却要杀韦俊叔侄，这一点康福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大功告成，韦俊叔侄也是与湘军一道打了四五年硬仗的人，不予重赏已是背信弃义了，还要强加罪名，杀头示众，以此来恫吓别人，强行裁撤湘军，这种狠毒的心肠，与历史上那些遭后人唾骂的奸臣屠夫有何区别？何况，韦俊是康福劝降的。九泉之下的韦氏叔侄对他恨之入骨，自是不消说的了，就是整个正字营的人也莫不会仇恨他。他也要为此事顶一个骂名，被一切有良心的人所唾弃。康福本拟就这样悄没声息地与曾国藩和湘军脱离关系，他永远不想再见曾国藩。但曾国荃的一纸字条改变了他的主意，他要在曾国藩死之前去见一面，更重要的是，他已得知康氏祖传围棋在曾的手里，他要把它收回来，传给自己的儿子。
“价人啦，你曾两次救过我的命，我不曾报答你的大恩；你为湘军立过不少奇功，又是第一个冲进伪天王宫的功臣，朝廷也没有给你相应的酬庸。这些年来，我一直为此内疚不已，派人到沅江去看望你的夫人和儿子，也找不到他们。我是一个快要死的人了，今夜能再次见到你，我满足了，只是不知你需要些什么，我要尽我的力量补救我的过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