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日记》留下来三部分：一为一九五九年十月至一九六零年一月的“商城日记”；二为一九六九年十月至一九七一年九月的“息县日记”；三为一九七二年十月至一九七四年十月的“北京日记”。顾准的文字，是一个受难灵魂的实录和时代的见证。
一九五二年，在“三反”运动中，顾准以莫须有的罪名受到错误的撤职处分。一九五七年，顾准又被错误地划为右派分子。一九六五年，“文革”前夕，再次戴上右派帽子，在倡导每个人成为“螺丝钉”、“驯服的工具”之时，他却用自己的笔和头脑进行思考，他写下的是一段痛史。
那是一个把脑袋交出的时代，没有谁在思考，国家和民族在昏昏欲睡，而顾准是一个异数，他没有放下观察和思考。在《顾准日记》里，你可以触摸到他的呼吸，你可以走进在逆境中独立思考的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内心深处。人们说日记是很私人化的文本，但在那个时代，日记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存在，抄家交代，我们熟悉的《雷锋日记》，那里面充斥的是大话与报纸社论的摘抄，那些日记不是写给自己的，作者在写日记的时候就想着要公开，而顾准日记却是真实的历史的实录，这文字布满了血和泪。那个时代政治家在承诺，在说谎话，底层人的命运有谁思考？民以食为天，在一个讲究食不厌精的民族，在《随园食单》那种幽雅精细的绅士吃的花样繁多的民族，在周作人、梁实秋对吃的可口和精美的菜肴大快朵颐的时候，用周作人的话说，他们寻找的是包含历史的精炼的或颓废的点心。但我们看《商城日记》中的文字：
刨红薯，民工过路，歆慕不已，都到地头捡残屑，驱之不去。一个新发明，红薯藤磨粉。（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１３日）
在冀鲁豫时不能下咽的，这回全部吃完。尤其晚饭三百斤菜，七十五斤的菜饭，加一盒红薯叶，居然吃完。饥饿是可怕的。（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２１日）
前晚昨晚均早睡，未能入寐，为食物的欲念所苦。想如何找杨、陆、何三人中的好对象得以早上喝一次菜汤，想如何“搞”点红薯与胡萝卜吃。想回家时如何尽情大吃一个时期，……实在买不到啥吃时，打算到东安市场、阜外大街作巡游，有啥吃啥，再不然，到专备外宾吃的菜馆去吃它几次。（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１５日）
……
肿，到处都是肿。
菜园全都肿了，杨文华、余济美、陈新初、徐云周全肿了……
在农场耽搁了很短一会儿，听到彭仁鑫一家死完，剩一个小孩子，人家给他送来了。
……
蔡璋又说到一些珍闻，但很合理的。
他说，南山粮多，现在农村流窜犯比城市流窜犯多。人们都往南山跑。青年妇女，分不清是姑娘还是媳妇，只要有吃的，自愿留在那里给人当媳妇……
饥饿是可怕的！饥饿推动人们做出看来做不到的事情来。（１９６０年１月１５日）
……
昨晚，附近路倒尸二起，一起由综合队埋的，一起由何祥福、徐云周、老邓三人负责埋了。死者“罗店”人，工地民工，才来未上工，身上有人民币四元余。
八组黄渤家中，老婆、父亲、哥哥、二个小孩，在一个半月中相继死亡。这个家庭也特别大，未死人前连黄渤本人共十五人，小孩七人。
十五人中死五个，则死比例也不算小了。
顾准在《商城日记》中用思想家的眼光兼史家之笔，为那个荒诞而惨绝的时代留影，真是满纸血痕。
《顾准日记》中出现最多的两个词是哀鸿遍野和斯大林主义，而顾准在那饥荒的年代的吃的文字真是令人心寒。阿城《棋王》里对呆子王一生的描写：呆子在火车上吃相恶劣地吞下一份饭食，拈起掉落在外的干缩饭粒用力咀嚼，和着一大口水吞下。那些文艺的描写远不如《顾准日记》中的写饥饿年代的吃更动人：
“用稀饭汤冲了代乳粉一大缸，美极。”
“清晨烤红薯一块。五时许柳学冠等来，无法取出。……天明，我找机会取出我所烤的那个，里外熟透鲜美绝伦。”
“沈，每回晚回，必另做饭吃。昨天，我特别观察谢德征给他做的饭，面疙瘩，加大量猪油，用芫荽。”
“今晨，稀饭吃七勺，大便极端良好。”
“中午饭多，晚饭破稀饭，极绝。今晨大便，还是拉了稀的。”
“前晚昨晚均早睡，未能入寐，为食物的欲念所苦。……烤白薯北京很难买到，窝窝头是美味。……想这些事竟至不能入寐。”
这就是那特殊年代的思想者受难的实录。为了一点烤白薯窝窝头竟至不能入寐，而且时时关心吃后排泄物的干稀，在知识分子面有菜色的时候却心忧天下，哪怕饿得浮肿最痛苦的想的还是没有书看、精神食粮的匮乏。而在另一个方面，顾准在自己的国土上为窝窝头烤白薯不能入睡的时候，异域的伯林、哈耶克们又在思索着什么呢？
忧生忧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无论是居庙堂还是身处荒野，在一九五九年一月九日，顾准说：“细细辨察，虽然国庆建筑与哀鸿遍地同时并誉，人们对此联想还并不多。这证明Ｓｔａｌｉｎｉｓｍ（斯大林主义）在中国还有生命力。”“哀鸿遍野，我努力求饱，有些说不过去。陈毅宴会，还有着名演员演出助兴。……”
顾准一九五九年的《商城日记》，是那个时代最真实又最有智慧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到顾准人格的伟大，也可感受到他思考的深度和智慧的快乐。“Ｓｔａｌｉｎｉｓｍ（斯大林主义）终究还有生命力，这是可悲的，但同时也是一件可喜的事。若没有一定的宗教情绪，某些崇高的情绪，在知识水平低下的人们中间是不容易产生的。”那时的知识分子多的是附和，少的是独立，多的是阿谀，少的是风骨，顾准的文字坚硬的像石头，它硌的某些人难受，但这样的文字注定是留传的。顾准说：“一个人，用全部生命写出来的东西，并非无聊文人的无病呻吟，那应该是铭刻在脑袋中，溶化在血液里的东西。”
《顾准日记》就是这样用生命写出的，这样的书是永远有生命力的。
在物质匮乏和精神折磨的双重压力下，顾准关注的仍然是民族的命运、人类的前途。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从工业，到农业；从物价，到财政；从经济，到政治；从内政，到外交；从国内问题，到国际问题，他都有着执着的思考和独立的见解。他是第一个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人，他在日记中热切地期盼中国尽快结束无休止的政治运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让古老的民族雄飞于世。
在顾准的《商城日记》中，除“饥饿——浮肿——死亡”外，还有一个主题是改造。所谓改造，让你抛妻别子，到农村白天劳动，晚上学习，根据毛主席着作挖根源。在人斗人的过程中，谁斗人最狠，上纲最高，谁就是改造得最好，可以被评为“一尖”。改造的过程，也是人们灵魂发生畸变的过程，这样的改造，给予顾准的是心头一阵阵绞痛的袭来：
我基本上学会了唾面自干，笑靥迎人的一套。（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１０日）
精神折磨现象现在开始了。下午栽菜上粪时，思及生活像泥污，而精神上今天这个人、明天那个人来训一通，卑躬屈节，笑靥迎人已达极度。困苦、嫌恶之感，痛烈之至。（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２３日）在这种情况下，道德败坏，不能不成为普遍现象（１９６０年１月１５日）
何（祥福）学好了，还是学坏了，上帝明鉴，他学坏了啊！（１９５９年１月１５日）
水库六个月，赵淑仁学好了还是学坏了？学坏了啊！她现在感激劳动队为她脱帽。但是从脱帽得到了什么经验教训？钻空子，拍马屁，说谎话。
下放干部是有许多人学好了，这是他套社会责任感的宗教仪式的效果，其背后也有客观的物质基础。他们是外来者，他们来此是朝圣式的消除肉欲。城市式的生活方式在等待他们。否则，饥饿也会促使他人相食，卖×，说谎，拍马屁，害人自肥的。
真是心头一阵阵的绞痛。
若说这是历史的必然，付出的代价也够重大的，后一个历史时期，为了消除这些恶毒的影响，不知要付出多少精神和物质的补偿。
（１９５９年１月１５日）
我是否变得卑鄙了？我偷吃东西，我偷东西吃，我不如青年人有献身精神等等？不，没有。如法捷耶夫描写两个人在远东森林里打游击一样，我以后也要如实描写自己。（１９５９年３月１６日）
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心，在苦难风景来临的时候，应该如实地面对现实与自己的心灵世界，然而很少有人像历史上的史家那样，勇于秉笔直书。这是一代缺少钙质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污点与耻辱，幸好，二十世纪下半期的中国还有顾准这样特立独行、默默思考的思想家。
他的日记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实示。鲁迅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背景。”
而对《顾准日记》，林贤治先生却提出了一个发现，日记中存在另一个顾准，一个完全不同的顾准！
这个顾准，热烈讴歌“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对当时包括整党建党大批判等在内的所谓“斗批改”，加以充分地肯定。他这样描述共和国的艰难历程：“开国以来的二十二年间，历经陈旧布新，涤荡污浊，吐故纳新，二条道路、二条路线的斗争进行得如此彻底，从此以后，将是精神变物质的时期……”他几次提到“巩固无产阶段专政”的必要性，对“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的中国社会进程充满信心：“文教战线上的问题早晚要提到议程上来，这时就会出现一次文艺复兴”；“一打三反运动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行见社会秩序将趋于十分整齐严肃，如此抓革命之后，生产跃进必将开创新纪元，一个新的时代将开始了”；“１９７５年前五年，将是史无前例的大跃进，则是十分可以肯定的。……”
是顾准已经失却了免疫力了吗？对此李慎之先生的文章《只有一个顾准——栀《顾准日记》序枛的补充》，讨论《顾准日记》中是否有“两个顾准”。
从前后相隔十年的两段下放日记看来，反右期间的顾准与文革期间的顾准简直判若两人。前者是一个大家正通过各种途径熟悉起来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其日记（被命名为《商城日记》）中充满了不合时宜的思想和“讲真话”的胆气，但到了文革时期的一九六九至一九七零年，情况好像就不同了，《息县日记》里充斥着“沉痛的”认罪服罪的自我检查，和“热情地”颂扬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赞歌。此一现象曾引起沙叶新的注意和议论，认为其中可能有一部分是“伪日记”，也即是写来预备给人看的日记。在那样的以罪人身份受人严密监视的特殊环境里，所谓预备给人看其实也就是防备着随时随地可能发生的检查、搜身、翻抽屉和抄家。说到抄家，顾准那时其实是住在所谓“干校”
里，许多人一间宿舍，已根本没有可以保留个人私隐的现实空间，当然也就更“不可能有办公室和家庭的二重生活”，只要他随便写上一点什么东西，就完全可能是社会上所有人都会看到和知道的公开文件。这时候如果他仍不想放弃日记这种多多少少总能残留一点个人信息的写作形式，他就不可能不说假话。所以沙叶新的议论和揣测应该说是非常有见地的。李慎之先生看到林贤治的文章后开始撰文为顾准辩２ ３６诬。李慎之是将自己在极左路线拨弄下的惨痛经历和体验重新写进了文章，李慎之通过“细读”，对《顾准日记》中存在两套《息县日记》的“奇特的现象”作出了精彩而有说服力的分析，认定其中曾被顾准自己命名为《新生日记》的那一部分其实不过是顾准的“假检查、假批判”
的底稿：“（息县日记中）一套是从一九六九年十月三十一日至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几乎没有一天间断，但是，每天只有一两句话，印出来基本上不超过一行，是简到不能再简的流水帐。一套是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到一九七一年九月二日，时间完全包括在简本日记之内，倒是不乏千言以上的长篇，也就是现在引起人们探讨‘顾准之谜’
的所在，我把两者仔细对照一下，发现所谓《新生日记》几乎完全是在休息日（或公休，或雨休，或病休）期间写的。有的则在这一本或那一本日记上写明是‘写检查报告’，‘写思想汇报’，‘写批判稿’，‘写学习心得汇报’。我因此怀疑这本《新生日记》实际上是顾准的‘检查报告’或‘学习心得’的底稿。”
《顾准日记》的内容可以用吃饭、改造、思考来概括。顾准的女儿顾淑林在写给叔叔陈敏之的信中说道：“我不想逃避自责，也无法躲开痛苦。”“我逐年追踪着父亲的一生，一九五七年以后，他是一步一步从地狱里蹚过来的呀！他的深刻的思索，常常是在数不完的批斗、侮辱甚至挨打之中完成的，在他最需要亲人的时候，亲人远离了他，可是恰恰他的思考，包含着更多的真理。人生只有一个父亲，对于这样的父亲，我们做了些什么呢？”顾准受到迫害后，与他相濡以沫的夫人“文革”期间也被隔离审查，顾准将一个未被造反派抄走的银行存折，悄悄地从地板的板缝塞了过去，他以为以此能聊胜于无地给夫人一点安慰，以示一点儿生存下去的勇气。但谁知，在顾准塞存折之前的某一天，他夫人已自杀身亡了。子女宣布与他断绝亲缘关系，还逼着顾准签字同意；同在一城住在妹妹家里的九十岁老母亲，因为妹婿当年的官场身份，终生不得相见；回到北京以后的他一再要求与子女恢复关系，均被拒绝……即使这样，在他的病已经宣告不治的时候，经济研究所“连队”的领导考虑给他摘去“右派”帽子，拿“在一份文字报告中做出‘承认错误’的表示”做条件，顾准还是接受了。这对于他简直是奇耻大辱，那个迎着雨点般拳头仍高喊不服的汉子在签完字后哭了，他对老友吴敬琏说，“这也许能够多少改善一点子女们的处境。”这一切都是因为什么？亲情被什么吞噬？正如顾淑林所困惑的：“真正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需要解决这样一个悖论——为什么我们和父亲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而却长期视为殊途？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容？究竟哪一部分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今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做蠢事？对于一个愿意严肃生活的人，必须有勇气正视、解答这些问题，并且承受代价。”
顾准是个思想的巨人，他的高度他的胆识是如今的人们不可望其项背的。朱学勤说：“知识是一个境界，见识是一个境界，知识、见识之上的胆识，则更是一个境界。说得浅白一点，大概一桶知识换来一滴见识，而仅有见识却还是不能换来胆识，只有再加一点其他稀有元素，一桶见识才能化为一身胆识。”有一次的学术会议，海外的人士问及大陆学界，“在六十年代与七十年代，你们有没有可以称得上稍微像样一点的人物？”面对这样一个潜含挑战的问题，李慎之佝偻而起，应声答道：“有，有一位，那就是顾准！”是啊，顾准为一代知识分子挽回了荣誉和面子。
顾准孤独地死去了，死前子女划清界限，而同在北京城里相距咫尺的九十老母也未能一见，这不能不说它和顾准的日记一样，是中华民族的一页痛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