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德北
大 舅
屈指算来，大舅离开我已经整整十一个年头了。1998年3月，我因单位工作的需要，往北京驻寨，入京不几日，便接到家里的来信，说大舅已经去世。记得当时，手持电话，半天不会言语，终至泪水婆娑，才在别人的提醒下，把手中的钱交给电话亭，然后一个人茫然于北京街头。
在姥姥家，大舅是长子，十几岁便下地干活了。他没有读过书，但支持弟弟妹妹们念书，我的母亲可以高中毕业，我的老舅能够上铁路学校，这些，都有他的功劳。
大舅个子高，说话嗓门大，爱笑，一笑的时候，脸显得略有些长。
他没有什么其他的本领，就是会种地。成立人民公社后，他在我们村——当时叫小队——当队长，天不亮就敲钟，在队部门口分配活儿，南梁北梁地调拢，心里自然有一杆秤。
大舅的身上有农民特别的狡黠，但纵看他的一生，他还是对人公平的、善良的。
大舅对我很好。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在北京工作，母亲在老家教书。按农村的习俗，女儿是不能在娘家生孩子的，所以，姥姥虽然心疼姑娘，却没法把母亲接到她的身边。我和母亲栖身在一间破房子里，房檐处可以看到青天——对此，我没有切身的体会，但是，此时此刻的我，已经迈着坚定的步子，向这个人世挺进了——是大舅用草一处一处地塞严那些缝隙，才使我和母亲不遭受一些风寒之苦。
因为母亲在家中最小，所以，大舅对她也格外地疼爱，她能念到高中，并考上长春的邮电中专——后来因为父亲的关系，没有去念——便是一个佐证。
每年交公粮的日子，是大舅最出风头的时候。他安排队里的车老板子，在马的额头上挂上大红花，鞭杆子上也系着红绸，一袋一袋的粮食码在大车上，大车一溜排下去就是四排。他和车老板们不是坐在车上，而是站在车上，只见他大手一挥，打头的老板子一声清脆的鞭响，整个村子便呈现出一派人欢马呼的丰收景象。
这景象不像是劳力们一年辛苦种出来的，反而好似是大舅的一只大手挥出来的。
我觉得我的大舅真威风。
大舅下地早，结婚也早，据说，年轻时的大舅妈很好，个子和大舅一样，也是高高的，只是大舅的高是高大；而大舅妈的高是高挑。
大舅和大舅妈一生有二男六女，共八个孩子，除了大表哥、二表姐继承了他们的“高”的基因，其他几个孩子个子都不高，尤其是最小的表妹，已经不能用“不高”来形容了，大概是和生活困难、营养不良有关。你想，八个孩子，再加上姥姥、姥爷，十二口之家仅靠几个劳力想要挣回口粮，那是十分困难的。
应该是结婚不几年，大舅妈就疯了，这又是家中的极大负担。
我六七岁的时候，亲眼目睹了大舅妈的死，她穿着干净的衣服，躺在漆红的棺材里，痛苦中掺加着解脱般的安详，其状令我至今难忘。
那以后的三十年里，大舅一直未再娶，也有人为他保媒，可他都一口回绝了。
1970年，父亲从北京调回来，把母亲和我及妹妹带到了长春，大舅十分高兴，在他看来，他终于有一门城里亲戚了，这让不当队长的他又一次在屯邻面前扬眉吐气。他亲自赶车把我们送到车站，站在月台上，把着鞭子目送火车远去，脸上挂着幸福而欣慰的笑。
那以后，大舅每年至少都要进城一次，把家里的不多的粮食分出来——玉米子、高粱米、豆、小米给我们送来，以补我们口粮的不足。那时，孩子的户口随母亲，而母亲的户口尚在农村，并未变成所谓的“红本”，所以，在长春，我们一家四口只能吃父亲仅有三十几斤的定量。
大舅来的时候，天已经开始下雪了，他戴着狗皮帽子，帽遮上、胡子上都是霜花。
现在想想，他不就是我们的圣诞老人吗？
大舅的孩子，我的表哥、表姐们一个个长大了，娶亲的娶亲，嫁人的嫁人，大舅这一支的族系庞大起来，很快便形成四世同堂的态势。
这时的大舅变得有些“自私”起来。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老舅也由营城小镇搬到了吉林市，生活也逐渐地好起来，大舅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总和老舅吵架，吵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舅让老舅给他立一张字据，字据上写清，姥爷传下来的家产，他放弃；不但他放弃，他的子孙也要放弃，不能与大舅及大舅的子孙来争——老舅是个倔脾气，觉得哥俩立字据是一件丢人的事，他早已答应大舅，所谓的家产由大舅一个人继承，他分毫不取，为什么偏要立字据呢？
大舅要立，老舅不立。老舅越不立，大舅越觉得心里不踏实，觉得老舅心里有鬼，所以，逢年过节，只要他们见面，总要争个脸红脖子粗。可立据的事一直悬而未决。要说感情，大舅和老舅是有的，而且，老舅对大舅非常尊敬，除了不立字据一事，其他什么事都由着大舅，不见面，互相惦心，见了面，又不能一团和气，想必那些年，姥姥也跟他们操了不少心吧。
现在，大舅、老舅都不在了，希望他们在那个世界里不会再争吵了。
大舅走的时候，我因公务缠身不能回去，虽然后来去他的坟上烧过纸钱，但总觉得未能见上最后一面是个遗憾，一晃十年过去了，想到大舅的时候，我的鼻子还会发酸。因为，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我们能切实地从他的身上感受到亲情的温暖。
大 哥
这里要说的哥，是指大舅家的表哥。一共两位，一是大哥，长我十四岁；一是老哥，与我同年，长我几月。我和两位表哥的感情极好，从小到大，没有红过一次脸。
在大舅的这个家庭里，似乎长子总要比弟弟妹妹多承担一切压力。大哥的情况与大舅相同，也是十几岁就下地充当劳力，为家里挣工分、挣口粮，供弟弟、妹妹们念书。只是，和长辈无法相比，我的几个表姐、表妹一律小学未毕业，只有老哥勉强读到了初中。
大哥年轻的时候，好狠斗勇，我曾亲眼目睹他挥舞着锄头，与同村后生有一次于地头的场景——大概那后生说了大舅的不是，大哥“呼”地一下从地上跳起来，人在原地，锄头都已向那后生的头上勾去，若不是身旁的长辈眼疾手快，一场惨案在所难免。
大哥对外不让人，敢和人拼命；对弟弟妹妹都是爱护有加，虽然偶尔也呵斥几句，必是弟弟妹妹做了过分的事情。大哥从小亲见大舅妈的疯症，在她那里得不到什么母爱，所以，对两个姑姑，尤其是我的母亲有着深厚的亲情。母亲和大舅住在一个村子里，对侄子、侄女的照顾也要多一些，大哥就把母亲当做亲娘一样，一生对她的话都是唯命是从。
我一出生那年，突然得了白喉，这是一种新生儿易患的急症，治疗不及时就会死人。天下着大雨，母亲急成什么似的，是十四岁的大哥，打着伞，陪母亲抱着我连夜赶往七里外的火车站，先是到镇卫生所敲门，得知非长春不可治，又乘上最后的一趟客车赶到长春，经医生手术后，保住了我的一条小命。
母亲这辈子常常叨念此事，一次次地叮嘱我，人不可以忘恩。
是呀，人要是忘了恩，还有什么会被他记住呢？
大哥结婚更早！
他结婚的时候，刚刚十八岁，而大嫂亦不过十九岁，两家互相相看后，就在春天里把婚礼给办了。那时的婚礼简单，打两个大柜，画上花儿；再打一个炕琴，做两床新被褥，空出一间房子糊裱一新，赶上马车把新娘子及送亲的七大姑、八大姨往过一拉，放鞭炮，给毛主席像行礼，新娘往屋一进，大婚即成。有两点记忆不清了，一是过不过彩礼，如果过，过多少？二是吃不吃席，即或吃席，也是非常简单的。
大哥结婚那天的阳光很好，照在土墙上暖洋洋的。
自从我六岁离开村子，几乎年年要回去。小时候，一放寒暑假，必往姥姥家串门，一住就是十天半个月，每次分别都心里犯酸。大哥和大舅没分家时，自然住在大舅家，分家了，就两边混着住，这屋住两天，那屋住两天，如果说得更功利一点，哪边有好吃的东西，就在哪边的时间长一些。上了初中，朦朦胧胧想写文章，回去时，住大哥家的时候就多了，因为大哥家人口少，清静，而大嫂做的饭菜又可口，吃起来感觉格外香。
说起来，大嫂对我也很好，常言讲，老嫂比母，一点不假。我小的时候，年年穿的新鞋是大嫂做的，回乡村里，衣服是大嫂洗，就算是内衣生了虱子，也是她坐在灯下一个一个地捉起来，丢在火盆里烧死。我从小喜欢吃辣椒，大嫂就每年多穿一串或两串红辣椒给我留着，我去了，或者有人来长春了，那辣椒就一定是归我了。
有作家说，辣椒是穷人的香油。
想想真对呀，那时日子紧巴，是辣椒成就了我的美味世界。
大哥爱喝酒，等我上班了，也会喝酒了，我们成了地地道道的“酒友”。为了喝酒，但凡有下乡的机会，我一律不会放过；而一赶到农闲，大哥总要进城几日——先求老姑备菜四味，再约老弟喝酒两瓶——往往尽兴而归。母亲还是喜欢他的，他每次来，享受的待遇几乎和大舅一样高了。
要是我回村里，哥俩就更自由了，炕桌一放，酒盅一拿，定要喝个昏天黑地，夏天简单些，但不失丰盛，菜园子里有的是新鲜蔬菜，随吃随摘，用井水一洗，清脆凉快，黄瓜、辣椒、香菜、生菜、臭菜、白菜、葱，应有尽有，样样都是最好的下酒菜。所谓的冬天复杂些，是指一定要动火，用黄豆换来大豆腐，炸一碗红辣椒酱，白菜熬土豆、毛葱炒鸡蛋、白糖拌萝卜，哪样儿放在哪里都让人流口水。
就这样一晃几十年过去了。
2009年的冬天，身体一向壮实的大哥突然来长春看病，他十几天不能进米，亦无法排泄，经查，是胃癌晚期。原来以为还有希望，千般动员他上了手术台，可打开一看，腹腔内已经长满黄豆粒般大小的毒瘤。大哥是聪明人，在医院躺了十天，说什么也要出院回家，在家里熬过一个多月，终于离世而去。
死前他做了两件事，一是把儿女为他看病的钱还给儿女；一是告诉大嫂，他因赌牌，欠下屯邻某某一千元钱，嘱咐大嫂当面还清。如果说还有什么，他要求看看棺材，看了之后很满意。
大哥死了，我和母亲还有妹夫起早赶回村里，母亲见了棺材就哭成了泪人，是在众人的搀扶下才进了里屋，我给大哥磕了三个头，烧了一沓纸钱。他住院的时候，我告诉他，给他一包“软中华”，前一天的夜竟鬼使神差地给我揣在了口袋里，我把烟放在他的棺材前，眼里尽是他的音容笑貌——只是，无论多么新鲜的音容笑貌，都在我的泪水里变得模糊起来。
老哥的追求
我要说的老哥，也是大舅家的。
我俩同龄，所以，小的时候厮混得最多。从南梁到北梁，从河沿儿到甸子，放马、放猪、挖野菜、捡柴火、扦蛤蟆、捉蝈蝈，无论是生活技能还是玩耍技巧，他样样比我都强。就是掏家雀吧，围着房子绕一圈，他就知道哪儿有雀窝，雀窝里是有鸟蛋，还是有幼鸟；还有，下大雨的天气，他会一个人突然跑出去，钻到壕沟边的柳树林子里，东钻西钻，然后浑身透湿着跑回来，把一只“瞎老叶子”扣在我的手里。
“瞎老叶子”是一种体形较小的鸟儿，我不知道学名，只知道它的“诨号”。
老哥和我一样，从小一直念书，从小学念到初中，初中并未完全毕业，他就辍学了，问题出在一切“理科”上，他在数学、物理、化学这三科上几乎不能拿分。加之不会外语，考高中是万万不能了。他很悲伤，特意到城里来找过我一次，我的学习成绩并不比他好到哪儿去，但我还是鼓励他，让他一直念下去。为了给他打气，我还把我几个要好的朋友介绍给他，大家一起说服他，他好像也接受了我们的这种鼓励，回去之后，又念了半个学期，但终于还是下来了。
下来了就务农。
那时，还没有到城里打工这一说。
几乎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便开始忧郁了。
也就是两三年的时间，大舅开始为他张罗婚事，这似乎更加剧了他的烦恼。他又一次来城里找我，对我讲了他的心里事。原来，他心里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谁，我大概知道，因为小的时候，我们也在一起玩耍过，但老哥坚决不肯咬出她的名字，我也只能把这个秘密，包括那个被我猜测着的名字牢牢地锁在心里，至今未对任何人开启。
那个女孩白，眼睛不大。
读中学的时候，他们在一个学校，只是农村的少男少女碍于脸面，早不能像小的时候那样打打闹闹了，即使说话，也是大人在场，如果没有大人在场，他们在任何地方见了面，都只能低着头，匆匆地擦肩而过。
老哥一定是喜欢她吧？
只是，这“喜欢”二字要从老哥的嘴里吐出来，那是多么地艰难。
有一次，那女孩站在大道边，她的身后是一片正开着花的荞麦，风吹来，扬起她衣服的一角，并一缕又黑又亮的头发，阳光在她的前边，树在她的后边，泥土在她的脚下……老哥的描绘多像一幅清新的俄罗斯油画啊！
这个景象一直刻在他的心里，到最后，终于变成了打击他的幻象。
那女孩家的日子过得殷实，绝不会把她嫁给老哥的。
这是老哥说不出口的痛苦。
不久，老哥结婚了，我去参加了婚礼。婚礼上，老哥不像别的新郎脸上挂着笑容，让烟让酒，而是一直保持着冷静的表情，默默地站在人群里。我把他叫到一边，送了一支我最喜爱的钢笔给他，他马上把钢笔别在上衣口袋里，他也似乎精神了许多。
他在长春认识的我那几个朋友中，有后来成为书法家的景喜献。喜献曾对他说，一定要学习，要读书，就算条件不允许了，不在学校里学习、读书了，也要坚持自学。读书才有出路，农村更需要读书人。这话对他起了一些作用，那以后，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他看古诗、练习写字，当然是写“水笔字”，在旧纸上写大字，成了他的一种精神寄托。
开始的时候，他把书法看成一种希望，但终究他的忧郁逐渐地伤害了他，使他变成了一个时而恍惚、时而清醒的人。
人们说他像他的母亲一样，得了疯症——可是，他生活还能自理，而且对自家的地、自家的牛、自家的孩子“情有独钟”，并没丧失劳动能力；但若一定说他正常——他除了对上述我说的几个方面还有热情，对其他的一切事物都冷淡了，而且，是彻底冷淡了。
现在，国家对农民的政策越来越好了，不但免去了农业税，还给农民补贴，帮助农民看病。老哥也算受惠者之一。就在前一段时间，市里的一家医院把他接去了，为他进行治疗，据说治疗很有效果，他的脸上又出现了笑容。可是，让医生哭笑不得的是，治疗进行当中，他突然失踪了，他离开了医院，一个人走回了家里——他想家了——从医院到家里，大概有一百余里地，他走了一天一夜，静悄悄地出现在自己家的门前。
就在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我想，我的老哥还会不会有追求了，抑或“自家的地、自家的牛、自家的孩子”就是他的追求？这追求俗了点，却也实实在在，自己过自己的日子，总比无度地打扰别人、索取别人，甚至去伤害别人要好得多吧。
只是，我的心里还有一个更高的期求——让老哥真正地从忧郁中走出来，人生的乐趣毕竟还有许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