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现在我们的讨论已经接近尾声，你们必然心怀一种期望，不过可不能由此而产生一种误导。也许你们觉得我在讨论了精神分析种种复杂的难题之后，绝对不会在结束时不讲一讲关于治疗的问题，精神分析的工作终究是以治疗为归宿的。事实上，这个问题我绝不会略而不述的；因为我还要告诉你们一个与治疗现象相联系的新的事实。假如没有这些认知，你们将很难深刻了解之前一直在研究的各种病症。
我想，你们急切想知道的并非实际的精神分析治疗的技术指导，而是要了解精神分析治疗的一般方法内容与大致的成就。当然，没有谁可以否认你们有权利知道这些事情；不过，我可不想告诉你们，我更主张你们自己摸索了解。
大家请想一想，但凡重要的事实，从病症产生的各种起因到种种症状与患者内心的因素，你们都已了解了吧。那么，究竟哪一点上可接受分析治疗的影响呢？首先是遗传的倾向，这个问题在别的学科那里所讲的已是足够，我们不再详述，而且也没有新的内容可以讨论。然而，你们不要因此而认为我们可以轻视它；我们研究精神分析，自然相当了解这个问题的影响力。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使遗传发生改变；这是一种既定的事实，使我们努力的范围有所限定。其次，是儿时经验的影响，这在精神分析常常是最为重要的材料；它们都是过去式的，我们对此当是无可奈何。第三，是其生命里的一切不幸遭遇，即“现实上的挫折”，由此引起生命过程里爱的缺失如贫穷、家庭失和、婚姻失败、愤世嫉俗及道德苛求，等等。虽然在这些方面都可以收到很好的治疗效果，不过它也必须遵照维也纳传说中的约瑟王施恩降祸的老办法，指人以路才能使人尽顺从，灾难从而烟消云散；但是我们都是何等样人，也能广施治疗法的恩惠于患者吗？我们只是凭医术来谋求生计，在社会上堪称既无权又无势，又不像其他医生那样医治穷人，我们的治疗方法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和精神。但是，你们坚定地认为，我们之前所讲的种种因素必然有一种可接受治疗的可能。假如是社会道德剥夺了患者的快乐，我们在治疗时可告知并鼓励患者冲出这些障碍的樊篱，不惜放弃理想去换取快乐和健康，理想尽管备受推崇，而世上弃之不顾的也不乏其人。然而，健康或许由于“任性的生活”而得，精神分析必然会因此而沾染不符合道德的污点：使个人受益却于社会有碍。
这种关于精神分析的错误的印象你们是从何处得来的呢？当然，精神分析疗法中有劝人“随心所欲地生活”的部分，那是由于对患者而言，原欲的欲望与性的压制，或者说纵欲与禁欲之间其感官有一种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并非以其中一方压倒另一方便可以解决了。对于精神病患者来说，虽然禁欲主义能一时获胜，那些被忽视的压抑性的生活的力量转而去病症里求得满足的补偿；反之亦然。这两种方法皆不能使心中的矛盾予以消解，总有一方无法求得满足。而那些矛盾冲突并不激烈，医生的劝告也能稍稍有效的病例实属少见，并且这样的情形就用不着精神分析了。那些容易感受医生影响的人们，即便没有影响也必然可自求解决。事实上，假如某个禁欲的男人想要非法的性交，或者某位性生活不满足的妻子想要找位情人，他们绝不需要医生或精神分析家的应允。
往往，人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容易忽略整个问题的关键所在，即精神病患者致病的矛盾与正常人的各种矛盾冲突争衡是不同的，正常争衡的两种相反的冲动处于同一个心理领域，而引起精神病的矛盾中，两种力量必有其一进入了前意识或意识的平面中，另外一种则被禁止于潜意识领域里。所以，这种矛盾并非任何一方所能了结的；这两种敌对势力，在实际上，无异于一个天南，一个地北。如果使矛盾消解，便必须两者相遇于同一领域。我认为这便是精神分析的工作。
此外，假如你们还认为精神分析治疗对于劝导人生或指示行为也是不可或缺的，那么你们不免又走进了一个误区。事实上，我们竭力避免成为导师的角色，我们所期望的是患者自行解救。为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往往劝说患者，在对其进行分析疗法时，暂且不要对生命中的重大事件做出决断，例如，事业、婚姻或离婚等，且等治疗结束再说。或许你们并没有想到这一点吧。关于那些年轻人或无法自立的人自然不做此限制。他们所需要的便是医生兼教育家的角色，我们只好勉为其难，此时我们应深知肩负重任，处理问题也格外慎重了。
不过，当我们为鼓励精神病患者“随心所欲地生活”受指责而辩解时，请不要误解我们就是传统道德的卫道士了。它们都与我们的治疗目的无关。我们只是观察者而不是社会改良家；所谓的观察当然离不开批判，所以，我们不可能对传统的道德坚决拥护或者对社会关于性的问题的处置予以赞美。我们不难了解所谓的社会道德常常是付出了过多的牺牲，也明白所谓道德的行为必然难免虚伪，并且毫无智慧。我们对于患者是不会隐瞒道德的欺骗性的，务必使他们对性的问题的看法同其他各种问题一样，思考问题时习惯于摒弃偏见；假如他们在治疗结束以后，可以在纵欲和禁欲之间协调适中，则无论结果怎样，我们便不至于受良心的谴责了。不管哪一个人，在经过训练而认识了真理之后，便可能抵抗种种不符合道德的危险力量了，或许他的道德标准的某个方面与其他人并不一致。关于禁欲所引起的精神病症，我们无须过高地作出评价；而那些为数不多的因原欲的积累而致病的种种症状，则在不必费力的性交中便可解决。
所以，我们不能假设精神分析的治疗效果，必然要患者放纵性生活；我们必须寻求别的解释。还记得我在对你们的这个想象作辩解时，说过这样一句话，也许能使你们获得正确的理解。精神分析之所以有疗效，乃是用一种意识的事物替代了某种潜意识的事物，因而把潜意识的思想转换成意识的思想。你们若是这样想，就掌握了问题的关键。我们将潜意识转化为意识，即潜意识扩大而进入了意识领域，因此压抑作用消除，症候于是被消解，那么两种致病的冲突势力总能成为正常状态下的矛盾。精神分析所做的便是使得患者出现这种心理的改造，这样的改造能达到什么程度，那么患者也将得到同样程度的利益。假如，压抑作用消失或类似于压抑的心理过程也全部解除了，则我们的治疗便宣告完成。
现在，我们将努力的目标以各种不同的公式表达出来：即潜意识转化为意识，解除压抑作用，或者填补缺失了的记忆等，实际上它们所指的皆是一件事。或许你们并不满意这种说法，认为精神病患者的恢复应该大不一样，接受了精神分析治疗以后他应该变成完全不同于以前的人物；不过你们也了解，整个分析治疗的过程只是使潜意识的材料较以前稍减，而意识的材料稍增多而已。或许你们对这种改造内心的重要性不甚了解。接受了分析治疗的精神病患者虽然在骨子里与以前相同，然而他的确变成了一个不同的人，即，如今的他可以配合自己的条件转变成最好的状态。如此便不是一件无所谓的事件了。假如，你们了解我们的所有成果，就能了解我们以最大的努力来引发这种在心里看似不起眼的改造，那么你们便会理解各个阶段心理差异的重要性了。
现在，让我暂且离开主题，来跟你们谈谈所谓的“原因疗法”有哪些意义。一种治疗方法，如果抛开病症的外在表现，而寻求一个切入点来消解它的病源，便称之为“原因疗法”。那么，精神分析是否就是一种原因疗法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并非易事，不过我们也由此深信这类问题的不切实际。精神分析治疗的目的自然不是直接消除疾病的症候，它与原因疗法的实施大体一致。然而，在其他的方面二者也不相同，我们寻求病源病因，要大大超出压抑作用本身，深入其本能的倾向及结构，直到这些本能的发展的失常等。假如我们能以化学的方法来实施心理机制的改造，可随时增减原欲的分量或牺牲一种冲动而使得另一种冲动增强，这便是真正的原因疗法，我们的精神分析便成为观察原因的不可或缺的第一步的工作。不过，你们也了解如今还没有一种影响可达到原欲的心理过程；精神分析疗法所选的便是朝向因果系列的另一点上进攻，它不在症候之上，而是在于较远的症候的下层；这个地方只有在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形下，我们才可接近它们。
如此，我们究竟怎样才能使得患者的潜意识进入到意识之中呢？之前我们认为事情很简单，只要把这种潜意识的材料告知患者便可完事了。不过，现在我们了解到此乃谬误，皆因目光短浅所致。我们所了解的他的潜意识与患者自己所知道的潜意识二者并不同一。即便我们将这些潜意识信息告诉患者，他也不可能予以同化来代替自己潜意识里的思想，充其量也只是兼容，实际上极少改变。因此，我们不得不寻求其他如形势的观点来处理潜意识的信息；从患者的记忆里寻求最初产生压抑作用的因素。首先必须使这种压抑作用消失，然后，潜意识的思想转换为意识的思想的工作才能立即完成。然而，该如何使得压抑作用消失呢？于是，我们的工作便进入下一阶段，即消除压抑作用赖以维持的抵抗力。如此，第一阶段发现压抑，第二阶段消除压抑。
那么，这个抵抗力要怎样才能消除呢？方法仍然是首先找出抵抗力的根源，告知患者。关于抵抗力都是为抵抗一种不舒适的冲动所引起，或是我们要消除的压抑，或是更早活动的压抑。所以，我们要做的也只是重复以前的方式，即进行分析和验证之后告知患者。然而，此时我们要适得正道以行。那些抵抗力乃是自我本能，并不属于潜意识的，因此，自我本能必须与我们合作，即便它不属于意识也无妨。之前我们了解到“潜意识”在这里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一种现象，二是指一个系统。听起来它好像模糊不清，不过也只是在重复我们之前讲的内容而已。在前面的演讲中我们早已谈到，假如我们通过分析而发现这种反抗力的所在，便可望这种抵抗力可以消失，抗拒作用因此而消解。然而，我们有何种本能的动力可供支配，来推动这件事的成功呢？首先是患者渴求恢复健康的欲望，使其甘愿配合我们；其次是理智的作用，我们的分析可增强病人理智的力量。如果我们对他稍作提示，他就很容易地运用理智发现抵抗力，从而在潜意识里寻到与抵抗力相当的观念。假使我告诉你：“仰头看天，就会看见一个氢气球”，或者假使我只请你抬头看天，问你能看见什么，那当然是在前一种条件下，较容易看见氢气球。正如学生初次使用显微镜观察事物，教授们必须告知所看为何物，不然的话，即便镜下有物，他也看不出什么来。
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些事实。关于精神病的各种形式，例如，癔症、焦虑性精神病，强迫性精神病等，我们的理论非常可靠。我们用这个方法所寻得的压抑、抵抗力以及受压抑作用控制的观念在何处，就可以使得抵抗力和压抑消失，从而使潜意识的思想进入意识之中。我们在实施这种方法时，立刻便感到每当克服了一种阻力时，患者的内心就有一种激烈的决斗如火如荼，处于同一领域的心理冲突的常态争衡，此方为援助抵抗力的动力，彼方则是打消抵抗力的动机。我们希望由此解决这个矛盾，消除症候。因此，我们成功地将之前由于压抑作用而暂时和解的争斗再度引起，作为我们的新贡献。那就是：首先，要使患者明白旧的方法足以致病，而新的方法必然恢复健康；其次，告知病人那些本能的冲动在遭到抗拒之后，情形已大不相同。彼时自我尚且柔弱，恐惧于原欲的诸多危险而试图退缩；如今的自我非常强大且经验丰富，并且幸得医生相助。所以，我们希望再次引发这种矛盾，使之比压抑作用有更圆满的结果；若是你们尚有怀疑，我们便列举在癔症、焦虑性精神病及强迫性精神病中治疗成功的事例作为证明。
除此之外，关于其他类型的精神病，虽然情形相似，然而我们的治疗方法却不能奏效。在这些病症之中，自我及原欲之间也发生一种冲突而形成了压抑，而形成压抑的这种冲突与转移性精神病的冲突在形势上略有区别。同样的，我们也由患者的生活中追溯压抑所发生的那个点；我们也用同样的方法，胸有成竹，给予他同样的帮助，告知他所要求得到的事情；并且，现在与压抑作用形成时的时间差距恰好对冲突的良好结局很有利。但是，我们却不能成功地克服一种阻碍作用，使一种抵抗力消失。例如，妄想症、抑郁症及精神分裂症的患者，或许他们不受精神分析的影响。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因为智力的不足吗？接受精神分析的治疗需要有一定的智力，不过，对于那些最聪明的、能进行演绎推论的妄想症患者而言，其智力不如他人吗？而其他的动力都没有欠缺；抑郁症患者与妄想症患者有所不同，他们对自己的痛苦认识深刻，只是这并不能促使他们易于接受精神分析的影响。所以，我们遇到了一种完全没有了解的事情，我们不能不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有能力了解并治疗其他精神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