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执政期间，官员的叛变开始成形。
1970年1月19日，尼克松正式宣布最高法院提名哈罗德·卡斯威尔，他来自乔治亚州，但有报道披露卡斯威尔在1948年竞选州议会席位时曾说：“不论是血统、出生、教育、爱好、信仰还是习俗，我都是一名南方人。我相信，种族隔离才是国内合适且惟一正确可行的生活方式。”健康教育和福利部（HEW）民权分部的职员对此状况很反感，他们留意着老板的反应。
1月30日的记者会上，有人问尼克松如果他知道上述情况是否仍会提名卡斯威尔。“是的。我会，”总统说，“我不在意卡斯威尔法官22年前作为州议会候选人时说过什么。我更关心的是……他作为联邦地区大法官的经历。”
次日《华盛顿邮报》登载了他的档案，令人尴尬的是，卡斯威尔2/3的判决都被高一级的法庭推翻了。两周后，利昂·帕内塔在《华盛顿日报》上看到：“尼克松力图解雇持自由派观点的卫生教育和福利部民权负责人。”那周周二，他主动递交辞呈，并向国家教育协会发表演说：“正义事业正遭到摧毁，这不是由于直接的挑战，而是因为迂回、混乱和涣散，因为缺乏领导和组建真正平等的社会的承诺。”帕内塔的六名下属也一起辞了职。
3月1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条泄露的备忘录，是丹尼尔·莫伊尼汉所写的。他向上司保证，白宫正将“大量时间和精力”投放在民权上，“甚至比历史上任何一届政府投放的还多。”但是政府并未赢得赞许，因为话语权被“四面八方的狂热分子、偏执狂和贪官污吏”所控制。“……善意地忽视一段时间对种族问题有好处，而这一时间已经到来。种族问题被说得太多了。”
健康教育和福利部的200多名雇员向部长芬奇请愿：“我们对健康教育和福利部未来在民权领域的领导地位深感困惑。”尼克松抱怨
道，他们“不能理解的是这些混乱是故意制造的”。
于是他着手处理一件更重要的事。拉里·奥布莱恩再次接任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DNC）主席，在尼克松看来，这是个明显信号：泰德·肯尼迪会再次控制民主党。总统告诉霍尔德曼，让默里·乔蒂纳去调查奥布莱恩。乔蒂纳是尼克松雇来的恶作剧者，曾帮助过总统1970年的竞选。为防乔蒂纳不愿合作，尼克松已让胡佛掌握了这位老朋友的把柄。
这就是尼克松，他曾在内省的时候向一名助手吐露了自己的想法：“一旦你到达顶层，这就是小菜一碟了。你会发现自己情不自禁地以这种方式做事，因此它成为你的一部分，你会像需要一只胳膊或一条腿一样需要它……你会继续沿着悬崖边行走，因为那种紧贴悬崖却不失平衡的感觉让人着迷。”
尼克松模仿肯尼迪的修辞方式迎接新年。他的全国新年讲话标志着《1969年国家环境政策法案》的签署：“美国应当在70年代净化空气、水源和生活环境，偿还过去欠下的环境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他其实并不是特别关心这一话题——但它提供了一种政治机遇。民调显示，自1965年以来，人们对环境的关注增加了两倍。《寂静的春天》发表于1962年，一直都是畅销书（其标题就是指鸟儿停止歌唱的那一天即将来临：“将如此多的有害物质抛撒在地球表面，却希望它仍适合所有生命生存，这可能吗？”）自它发表以来，环境保护主义有点像超越意识形态的灾难预言。埃利希曼认为自己是名环保分子，极其关注人口过多问题的列梅将军也如此。爱伦·金斯堡也说“人口过多、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它们是“全球危机，然而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都还未意识到这一点”。
如今尼克松意识到了。最新版的《寂静的春天》将尼克松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说放到了封底。
尼克松取消了13天的工作安排，全力撰写1月22日的国情咨文。
国情咨文开篇提到，“70年代将是个崭新的开始，是地面探索和太空探索的时代，是发现的时代。但同时也是强调资源优化配置、实现人类未竟事业的时代……我们的社会应该有更多期待。”
他的结尾慷慨激昂：“我看到美国人民不再饥饿，国家为每个家庭提供了最低收入，我们在提供舒适住房、便捷交通、先进医疗和高等教育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我看到美国人民正在制止通货膨胀并且展开了一场对抗犯罪的胜利战争。”
2月18日尼克松发表了他最珍视的演说，160页的“1970年首次提交国会的外交政策年度报告”，他称其为“世界宣言”。开篇说“战后时期的国际关系格局已经结束”，接着详细描写新的“持久和平框架”；大概在70页时才开始探讨越南问题。
《纽约时报》以增刊形式完整地登载了这篇报告。
但尼克松阴暗的内心却在想着公众不需要知道的事情。
尼克松宠爱着一名年轻的恶作剧者，美国青年争取自由组织的前主席汤姆·查尔斯·休斯顿。在1965年的主席就职演讲中，休斯顿严厉地批评了保守分子，认为他们“歪曲真相、崇尚暴力、参与诽谤”，而且“不惜一切代价求得胜利，丝毫不考虑那些因挡他们道而遭迫害的人”。在白宫他有时会在便条上署名“小卡托”，这是源自罗马共和国晚期的一名政治家，因坚定不移的廉洁奉公而闻名。
他代表了权力的某种矛盾性：对相信文明正被野蛮人毁灭的人而言，不讲道德才是原则性的。2月尼克松命休斯顿组装一个不受白宫控制的内部安全设备，他认为切尔和司法部太心慈手软，不适合这一任务。2月9日，新任的总统特别顾问查尔斯·柯尔森推荐另一右翼分子前来帮忙，这人是前CIA特工霍华德·亨特，他认为CIA里“民主党横行”，所以他刚辞去了那里的工作。
司法部跌跌撞撞地尽力处理着内部安全事务。它最新的行动方案是用传票命令广播电视网交出尚未处理的关于黑豹党的影片、相关记录及未用过的关于“气象员”的杂志照片。随着越来越多关于哈罗德·卡斯威尔令人尴尬的坚持种族隔离主义的证据的出现，主张与他作战的领导者的不光彩信息也开始产生：乔治·麦戈文和休伯特·汉弗莱所拥有的房地产有限制种族性条款；参议员伯奇·贝耶没有通过律师资格考试。
2月16日老挝境内的胡志明小道遭到了新一轮秘密轰炸。纸包不住火，新闻报道了这一事情。反战的参议员怀疑老挝还有美国的地面部队，但国防部保证没有。这其实很容易查证。《洛杉矶时报》发现约瑟夫·布什已于1969年2月10日死于一场炮战；NBC采访了CIA的一名飞行员，他说那里有50或60处美国军事设施；《新闻周刊》报道说，存在一支拥有150架飞机的秘密CIA空军，代号为“美国空军”，其飞行员都戴着厚重的黄金手镯，为的是万一迫降在荒凉山区，可以用来换取日常用品。
随后白宫承认至少有27名美国人已在老挝丧生。总统的支持率跌至53%。尼克松再次感到失去民意就是失去控制。他气得跳脚，想摆脱这种境地，结果把事情弄得更糟。
对尼克松而言，3月2、3日极其繁忙。他收到纽约国家足球联盟送来的饰板、同法国总统共进国宴、起草下一次关于越南的电视演讲。他还分发了一大堆备忘录。
在给帕特·布坎南的备忘录里，尼克松命他策划一场斗争，旨在反对“左派政党习以为常的权力，这一权力集中在支持民主党的理事会中”。布坎南很乐意接受这个任务，因为它不仅意味着防御，还可采取攻势：一个新的右翼“人才库”利用名义理事会身份，按白宫的秘密要求行事。“这一组织的某些重要目标必须模糊化，甚至得掩埋在其他形式的各种活动中。这些活动将成为工作的主体，得雇佣很多人参加，为其更重要的活动作掩护。”这一计划需要一个强势的人掌管国税局……我们将给那些当权者以沉重打击。
同时，总统还命令埃利希曼削减密苏里、纽约、印第安纳、内华达、威斯康星和明尼苏达的联邦预算拨款。在这些地方，有共和党的众议院劲敌，而且还有对提名卡斯威尔不断叫嚣的参议员。
这最后一份备忘录带来了长久的困扰。为将共和党变成多数党，尼克松需要南部。但一个多世纪以来，南部爱国者从小就开始一听到共和党名字就吐唾沫。
即将到来的国会选举是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共和党在1970年是有机会多获得5个南部参议院席位从而成为多数党的，弗吉尼亚的哈里·拜德正打算转投政党，州议会希望在田纳西、佛罗里达、南卡罗莱纳和乔治亚有所作为。
新闻媒体将白宫的这一行动方案称为“南部策略”，白宫对此坚决否认。然而在头一百天，当那些曾支持尼克松提名的南部共和党主席要求获得好处时，白宫还是采纳了。这些主席是亚特兰大市健康教育及福利部地区性办公室的四大自由派官僚头目。尼克松政府孜孜不倦地围绕着文职部门的保护缓慢地开展工作。
6月，米歇尔来到国会山，向众议院司法小组委员会求证1965年选举权法案一事，这一法案原定于1970年8月到期。他说这一法案很重要，应当在全国统一实施。而民权积极分子一眼就看穿其本质——它只是个古老的种族隔离的把戏，像斯托罗姆·瑟蒙德1948年在纽约所声明的那样，“若你们这些纽约人不想看到种族隔离，那就废除它，拆除你们的黑人住宅区。”小组委员会资深共和党人，俄亥俄州自由派比尔·麦卡洛克指责米歇尔是在服从密西西比守旧种族分子的命令。一周后司法部正式宣布政府“明确承诺，根据法律规定稳步而快速地清除校园内的种族歧视”，但是“不考虑他们遇到的困难，一味要求所有学区在同一截止日期前完全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政策太过僵化，既不可行也不公平”。次日，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召开7月4日全国会议，住宅和城市发展部部长乔治·罗姆尼在会上说，每个美国人都“有权享有完整且平等的公民权”。罗伊·威尔金斯回应说政府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做法“实在让人作呕”。
要两边都讨好实在困难，且风险会增加。
1969~70学年刚开始，联邦上诉法院第五巡回法庭就于1969年8月11日要求密西西比学区“在同一截止日期前完全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两周后，健康教育和福利部将截止日期延长了60天。NAACP怀疑白宫有意干涉，就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有报道称来自密西西比的参议院武器装备服务委员会主席约翰·斯滕尼斯威胁政府，如果更多废除种族隔离的制度被通过，他将冻结军事授权法案。有人问起此事时，尼克松说：“任何了解斯滕尼斯和任何了解我的人都会明白，他是最不可能说出‘若你们不为我所欲，我也不做你所求’这样话的人，当然，在任何情况下我也不会答应。”
尼克松在撒谎。斯滕尼斯8月11日曾给他写过一封4页单倍行距的信，信上说：“身为武器装备委员会主席，我对涉及我国安全事务的立法工作负有重大责任。但在任何时候我都会毫不犹豫地放下我的职务返回密西西比，不遗余力地做我必须去做的事，保护密西西比人民并保留那里的公立学校体制。虽然我还未与参议员赛明顿提起，但我确信，作为同事，他将乐于取代我承担委员会的职责。”
密苏里参议员赛明顿在其军事授权法案中明确反对尼克松钟情的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提议。这样一来，威胁就很明显了。
1969年11月21日，提名卡罗莱那州的海恩斯沃斯为最高法院法官的想法遭拒。尼克松告诉登特，“找一个更南方更右翼的好联邦法官人选”。然而总统体面的国情咨文却只字未提民权问题。卡斯威尔倒是被提到了，司法委员会听证会议已于2月早期开始了。NAACP的一名律师提到卡斯威尔曾有一次将非法逮捕的选民登记志愿者从监狱释放，以便他们离开法庭时可以“适当地”再次逮捕他们。耶鲁法学院院长说卡斯威尔是“本世纪所有最高法官提名人中拥有最少资格证书的一位”。其他几所学校的院长和200名前最高法庭书记员联名签署了一封公开信，指责尼克松是在侮辱法庭。
尼克松政府对此全面回击。司法部的比尔·雷恩奎斯说：“到处是平庸的法官、人民和律师，他们有权表达，不是吗？至少应给他们机会吧？”
雷恩奎斯保证“卡斯威尔的记录无懈可击”。但直到1966年对他具有种族歧视的揭露还在不断出现。2月17日，卡斯威尔终于设法通过了司法委员会，但随后美国律师协会撤回了对他的支持，因为他在一份宣誓书中保证他将帮助佛罗里达大学一间全是白人的俱乐部维持种族隔离状态。参议员们慢慢产生分歧。南方人开始有种被利用的感觉。没有哪个到了一定年龄的南部领袖过去没有这种污点。难道这就意味着禁止南部人加入国家的最高议会吗？
尼克松清楚该如何抚慰他们。他指出南部自由派英雄、《亚特兰大宪政报》主编拉尔夫·麦克吉尔就曾于1940年“写过一篇专栏，坚决反对取消南部学校内的种族隔离。但后来他改变了想法”。难道就不允许卡斯威尔改变想法吗？
为赢得南部支持，共和党人的活动开始有点像犯罪了。4月1日上午11时45分，一个高大阴郁的男子携着一个昂贵的公文包坐在纽约市雪莉荷兰酒店狭小的大厅里。
一名带着南部口音的男子走近他问道：“你是巴尔的摩的简森先生吗？”
那人答道：“不，我是底特律的简森。”
这是交换公文包的信号。
“你的公文包在哪里？”底特律的简森问道。
“我没带，”那个男人说，突然他变得很惊恐，“我原以为你会把那个交给我。”
简森先生实际上是总统的私人律师赫伯·卡姆巴克。他瞪着眼说：“我没打算把我的公文包给你。”相反，他将1000张百元大钞塞进了一个牛皮信封。这些钱取自美国大通银行的保险柜，只有卡姆巴克才可以拿到。他与鲍勃·霍尔徳曼是连襟，而且曾和尼克松合伙干过律师事务所。这些钱是1968年尼克松竞选总统时用剩的行贿基金，也被用来发放其私人调查员托尼·厄尔斯威奇的薪水。这名接头者是为阿拉巴马州长艾伯特·布鲁尔工作的，拿着美国总统给的十万非法美金，他紧张不已，差点被一辆出租车给撞到。乔治·华莱士为重新赢得州长大权，正与布鲁尔竞选。尼克松就是要确保让华莱士输，让他在1972年总统选举季之前就结束其政治生涯。为了6月1日的决胜选举，卡姆巴克又给了布鲁尔30万美金。
华莱士想继续参加总统选举的野心已昭然若揭。“所谓的南部战略一直都是空谈，”他在年初说，“这届政府一年内对公立学校体制的破坏比往届政府四年的还多。”接着他赶赴乔治亚州本宁堡监狱拜见卡利中尉。卡利说他认为根本就不存在美莱大屠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