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你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我的N种生活》发表以后可以说是引起了轰动，小说在《花城》杂志发表并在北京发行单行本之后，引起了广泛关注，一时间网上形成转贴、跟贴浪潮，《中华读书网》上出现了大量读者评价文章，《新民晚报》“文学角”将该它评为“当月最佳作品”，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对之做了专门推介。此书在评论界也获得了热烈反响，著名评论家王干、郜元宝、张新颖、王宏图、余杰等纷纷发表评论，对该书倍加赞赏。批评家朱大可说：“我喜欢这本书以及这样一种自我独白的忏悔录的方式。学院派和学理至上主义已经毁掉了生命的感受性，而它召回了灵魂的真切声音，召回了一个‘六十年代人’的奇特经验。我们中的许多人都身负着灾难和苦役，但在身体写真集四处泛滥的年代，惟独灵魂的痛楚遭到忽略。这部心的写真，无疑有助于改变这种无耻的景象。”批评家洪治纲这样说：“对自我灵魂的无情撕裂，对苦难记忆的深情回眸，对历史命运的独特反思，对生存意义的无限追问，构成了葛红兵写作这本书的潜在动机。它以一种心灵史的方式，充分展示了人作为一种历史的存在、文化的存在，既具有许多丰富的异质成分，又具有许多共通的人性劫难。”你对此怎么看？你是一个大学教授，在一般人的眼里，教授似乎是只会看小说而不会写小说的，你是怎么写起小说来的呢？
葛红兵：我的主业是文学理论和批评，写小说不多，到现在60万字不到，在我的全部创作量中，小说大概是五分之一，以前发的大多是中、短篇，今年比较集中，除了这部，还有一个三卷本长篇《幻想三部曲》，年底会出版。《我的N种生活》得到读者和批评界的看重，让我感动。我自己也很看重这个小说，30岁之前我很努力地向大师们学习，30岁之后，我觉得世界上没有大师，如果一定要说有的话，那可能是我身边的“事”、“物”以及“自我”，我要向“生活”和“自我”学习，《我的N种生活》就是这个心态下的作品，对我，意义非常大。写它的时候，我对我自己说，我要把自己赤裸裸地放进去，不带一点儿虚饰的放进去。所以，它是个自传……
记者：当代中国作家，写过自传体长篇的作者几乎都是女性，如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虹影的《饥饿的女儿》、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卫慧的《上海宝贝》，男性作家中似乎你是第一个，为什么想到写“自传体长篇”，是不是受她们的影响？看起来《我的N种生活》似乎和上面这些作品有某些联系，比如重视性、爱、情、愁等等“私人经验”。
葛红兵：你提到的那些作品，有的非常好，我很喜欢，比如《饥饿的女儿》、《一个人的战争》，在重视“私人经验”上，我的作品和它们有共同点，你说的也是对的。但是，我想我不是受她们的影响而写的，我是因为在生活中遇到了问题，才这样写的。虚无的力量、死亡的力量，那么大，人有时候非常绝望，是生活深处的隐痛唤起了我，让我写了这些。比如，在小说中我写了一章叫《情与欲》，我的确碰到了这个问题，怎么面对自己的情欲？不知道，所以我写它，我试图让书面文字来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
记者：那你不怕自己的隐私……
葛红兵：我想，有理解力的读者一定会知道，那些和生活层面的“隐私”没有关系，那只和文学层面的“真诚”有关系，我不想虚伪，我要的是赤裸裸的“人生”和“人性”，这是我的决心。
记者：我看到王宏图对你的小说是这样评论的：“真诚，略带一点自虐性的疯狂，但那种扑面而来的真诚的勇气使一切躲在道德大氅背后的正人君子们心跳脸红”。
葛红兵：是，我想这是一种勇气，要和恐惧感作斗争，才会有“真诚”，但是这很难，有的时候不知道该不该写，人都有恐惧感。
记者：余杰在评论你的小说时说：“这是一本精神的自传，这是一声声耻辱中痛切的呼喊。是的，如同作者所说，‘思想者最大的敌人是恐惧’，那么，就让我们跟随作者一起回忆，在回忆中尝试着战胜恐惧吧。”他这里所说的“恐惧”是不是也是这个意思？
葛红兵：人的恐惧有两种，一种是在面对自己的内心时产生的，一种是在面对外界的强势时产生的，要和这两种恐惧感同时作斗争。
记者：刚才我们谈到“恐惧”，但是，你在文坛上却是以新锐大胆著称的，你似乎是国内最早全盘肯定新生代小说的批评家，你撰写了国内最早的《韩东小说论》、《朱文小说论》、《毕飞宇小说论》、《何顿小说论》等，当初你捍卫新生代小说的时候可以说是勇气实足，写了很多论战文章，去年你又以《为20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为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写一份悼词》等文章在文坛掀起了不小的旋风，有人说你的文章有斗士气。
葛红兵：其实，我也有很多纯理论的文章，我出过《文学史学》、《文学史形态学》等纯理论书，在那些书中，我的文字可能又是另外一付面貌了。不过比起理论来，我还是更喜欢创作，创作给了我审视自己的机会，让我抓住那些转瞬即逝的感觉，这个时候事物在我面前是发光的，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似乎和我有了缘分，它让我看清楚自己，也让我看清楚这个世界，这种感觉要比纯理论研究好。写《我的N种生活》的时候，我真的有这种感觉，我感到我又回到了过去的生活中，那些场景、事件历历在目，它们像风一样拂面而来，我又看到了过去的那个自己，那个已经被我遗忘、丢掉的自己。
记者：对了，你是以批评家的身份而成为一个小说家的，在这方面当今文坛有你这种经历的实在不多，除了批评家李吉力在国内的时候写过一些小说，其他似乎没什么人能横跨两个领域，一般认为理论思维靠的是抽象，创作思维靠的是形象，这是两个不同的方向。你为什么能把这两个方向统一起来呢？你是个大学教授，按常理应该是专心致志搞学术研究，有没有人认为你搞创作是不务正业？
葛红兵：我觉得创作和研究没什么矛盾。萨特是个哲学家，但是同时他的小说和戏剧也非常出色，他的《词语》是我很喜欢的一本传记体书，鲁迅是个小说大师，但是这不妨碍他同时又是个思想家。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在根子上其实是一回事，都是要你深入到事物的内部，看到事物内部的隐秘，将它揭示出来，在这个方面，小说也好，理论也好，只是方式不同，本质上是一样的，主要是看你有没有力量，有没有信念，有没有勇气，至少对于我来说是这样的，也许我的确是有点儿特别的吧，我没有读中学，照样上了大学，硕士没毕业，但是博士学位我拿得很顺利，我现在是一所大学的教授，按照一般人的看法，我该专心教书，搞科研，但是我却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了小说和随笔创作上，我不想循规蹈矩，因为我不是为了职称、金钱、荣誉而写作，为那些东西写作的人才需要遵守那些东西提出的规矩，我只是为我自己的内心写作。有的人总是有过强的身份意识，觉得做一个学者就不能做一个作家了，做一个知识分子就不可能同时是一个农民或者工人了，我觉得不是这样，我是个知识分子，但我同时依然是个农民，我知道我的立场是农民的，而且我永远都会站在农民的立场上看世界……
记者：这种说法很有意思，一个知识分子怎么能同时又是一个农民呢？好像不容易说通。
葛红兵：这是一种立场，你是知识分子，但是，这不妨碍你站在另一个弱势阶层的立场上说话，知识分子就是要超越自己的个人身份……
记者：这是另一个话题了。我还是想回到《我的N种生活》上来，郜元宝先生在评价你的这部小说的时候用到“忏悔”、“自剖”两个词，我也觉得你的这部长篇首先是自我剖视，有的时候近乎苛酷，同时还有忏悔的意味在里面，你觉得你自己是有罪的吗？
葛红兵：刚才我们已经谈到过忏悔的问题了，忏悔是非常个人性的东西，不大可以谈。但是我也可以说，──这要看在什么意义上用“罪”这个词。在某个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是无“罪”的，身体和灵魂给我们的一切都是合理的，过去我们不敢承认这一点，不能心安理得地接受它们，只是一味地抹煞它们；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每个人又都是有罪的，我们大多数时候是活在和真理背道而驰的道路上，在这个意义上，有勇气和力量意识到这种罪并为此而忏悔，是做一个真正的人的前提，在这方面我欣赏奥古斯丁，他是真正的圣人，说他是圣人不是因为他没有罪，而是说他有力量剖视自己，有力量意识到自己的罪，并为此而忏悔。我希望自己身上也有这种力量，它让我意识到自己的欠缺，也许这种欠缺与生俱来，无法更改，但是意识到它和不意识到它是不一样的，前者让你更自觉。
记者：你是说让你精神上更自由吧？
葛红兵：是的。有的时候我很绝望，觉得上天给我的力量是有限的，有些疆域是我永远无法抵达的，在天的真理，我如何才能目睹它，用我的思维去亲近它呢？这样问，让自己难受，有的时候我想我连“自我”这个疆域都无法抵达，但是，尽管绝望，我毕竟是意识到了――那儿有个真理，在那里，不是没有的――这就是自由和自觉，这支撑了我的生活。在人生道路上，我们遇见了很多人，后来又和他们分离，遇见了很多事，后来又把它们忘记，使用了很多的物，后来又把它们丢弃，这些来到的和离去的都不是没有来由的，写《我的N种生活》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要好好地清理这些已经分离、忘记、丢掉的，我要让它们重新活转过来。
记者：没有看你的小说的时候，我想，一个30岁刚刚出头的人写自传（葛红兵插话：“自传体小说。”）是不是太过分了，他的生活有那么大的含量吗？看了你的小说，我觉得你完全可以写自传，生活的含量是一回事，能在生活中提取多少则是另一回事，我非常佩服你的敏锐，你不仅能在起伏跌宕中描画生活的外在丰富性，你还能在近乎无事中体验到生活的内在丰富性，而且那么细腻真切，没想到你经历的那么曲折，有些部分让人感动得想落泪。
葛红兵：我来自底层，来自中国最穷苦的角落，所以我特别能理解什么是苦难，这是生活的赐予，现在，我终于能把它写出来了，这也是生活的赐予。我想它不是我一个人的经验，它是这一代人的。
2001年11月
和 信 念 一 起 飞 扬
葛红兵答山东经济太记者问
记者：一听你的名字──红兵，就知道你是文革的产物。
葛：生我的时候，正好是1968年，我父亲以为一个非常热烈的时代就要来了，希望用他自己的孩子来纪念这个时代，所以给我取了一个很有时代感的名字──葛红兵，我越来越觉得，这个名字给我的暗示很重要，就是信念，是一种精神，所以我一直没有放弃它。我一直用父亲给我的这个名子，并且终身会用这个名字。
记者：68年这一代人，被叫做“红色时代的遗民”，虽然有文革那样一个成长的背景，但是等到长大要去读书的时候，文革已经结束了，你觉得这一代人，他们在精神特质上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葛：从我有记忆开始，就是一个激情飞扬的时代，比如我上小学的时候举着小旗游行，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对我有启蒙意义的是什么呢？第一年，我们游行“打倒邓小平”，第二年，我们游行庆祝邓小平复出，这种记忆对我影响非常大。
记者：我在进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老师把语文课本发下来，然后突然又收回去，很多的地方就用毛笔沾着黑墨水把一句话一句话涂掉，掩盖掉，那个印象是非常深刻的，说明那个年代的动荡，变化是非常剧烈的。
葛：我对语文课本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的书第一页是彩色的──《我爱北京天安门》，第二页是《南京长江大桥》，我就发誓，我一定要去南京，我要赤脚走在南京的大街上，去长江大桥，站在大桥上。
记者：光着脚在南京长江大桥上走，我想这是当年一个乡下孩子的梦想了，我知道你是乡野里长大的孩子，但是你现在看上去一点乡下的影子都没有，你是不是已经割断了你跟土地的联系？
葛：我不知道，因为在生活当中我已经渐渐地城市化了，这也是我特别讨厌我自己的地方，当然，城市化的过程对我来说是一个着意训练的过程，大学的时候我是特别自卑的，因为我身上带着非常沉重的土气，黝黑的脸，因为我特别喜欢夏天在阳光下跑，我喜欢那种激烈的、刺激的阳光，在阳光底下晒得漆黑的去上学。城里女孩儿的连衣裙盛开在我的梦里面，使我摇摇欲坠。那个时候我就想，我跟他们是两个等级的，我要跨越这个等级，唯一能做的就是对自己进行训练，我要把自己训练成一个比城里人还城里人的人，结果矫枉过正。那个时候我讲话特别文明，一个脏字都没有。我着意训练我的普通话，那个时候我就说，我希望我是没有故乡的，因为每每走近故乡我都为我自己感到凄凉，但是，随着我真正的精神上的成熟，我觉得这个想法是不对的。
记者：那么，你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让自己的精神回归到土地，回归到农民的角色？
葛：1991年。连续四年，在大学里我拿一等奖学金，评为“优秀三好生”。但是呢，你知道那时候的分配，就是你哪里来就哪里去。我们班上有些人成绩是很差的，他们很容易地就分到了南京这个大都市。我刚才说，我崇拜南京，我想去那儿看长江大桥，但是我这个梦想破灭了，我又回到了我的故乡，我觉得我摆脱不了我的出生，我来自这片田野、这片土地、这里流着的河流，我永远是这里的人，这个时候给我很大的触动。我写过一篇散文，叫做《永远的植物》：我站立在这里，根须在地上，我永远不能离开这里，我其实不是一个动物，动物是有腿的，他可以到有阳光有风的地方去，到高处去，但是，我不是，我是植物，我的生命状态是这样子的。从那以后我开始认识到我的出生融在我的血液里面，所以，我的精神从那个时候开始回来，回到哪里？回到我的出生地来。我说，我永远是个农民！我坚定了这个思想。我说，我是个农民，说我是农民，这是对我最大的赞美。
记者：毕业分配这样一场人生的波折，使你开始重新找回了内心真实的自己，那么，回到故乡之后，在那一段时间里，那样一种环境，你依靠什么来坚定你的信念？
葛：我开始读黑格尔的《小逻辑》，那本书是从纯有出发，一直谈到整个世界，我发现，我必须超越自己，超越此时此地，去做一个真正有立场、有信念的人，也许我很渺小，但我不想做埋着头生活的人，我想做一个仰望星空的人。
记者：红兵，我发现你是一个很善于自我反省的人，你似乎总是在自己的内心里不停地敲响警钟，是不是这样子？
葛：是的，从读大学开始，我一直不停地反思，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是否出于怯懦，不敢讲真话，不敢触及真理，比如说文革期间的许多人的表现。所以，我想从我自己身上打开一个缺口。我有过三个导师，一个硕士导师，一个博士导师，最后一个导师就是我自己，我向我的内心学习，向我内心人性的欠缺以及人性的优点学习，有的时候真的有一种想灭掉自己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