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与争鸣》特约记者
〖新生代作家、批评家葛红兵长篇实验文本《我的N种生活》年初由《花城》发表后，在批评界产生了热烈反响，批评家洪治纲、郜元宝、朱大可、谢有顺等10余人先后发表评论，《文艺报》、《新民晚报》等多家报刊刊载了专评文章，10月民族出版社推出该书单行本。日前小说首发式暨创作研讨会在上海举行，来自山东的吴义勤、北京的兴安、广州的刘晖以及在沪部分作家、批评家陈村、孙甘露、秦维宪、钱乃荣、蔡翔、郜元宝、吴炫、杨扬、罗岗、王鸿生、王宏图、罗岗、王雪瑛、王光东等等出席了会议。〗
秦维宪：葛红兵作为我们《探索与争鸣》的骨干作者，写过很多好的稿子，都在社会上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我对葛红兵写的东西，包括这本书，有比较深的了解。这本书，以一种意识流的写法，以思想碎片的方式，来阐述自己人生的体验，看上去很碎，实际是一个有机整体，他突破了小说的传统的写法，里面既没有对话又没有场景描写，也没有人物、心理独白，直接从事实进入到思想，这样一种跳跃很象诗歌，这样一种尝试是值得我们首肯的。刚才复旦大学张曦博士讲，为什么这本书没有那种明朗的东西，这可能是一种代沟吧，我们是从文革过来的，我们看了很多社会的阴暗面，文革的阴影，包括几千年封建阴影，到现在为止仍然存在。葛红兵，在68年这样一个中国非常黯淡的年代出生的青年作家，为什么能写这样的书呢，应该从他的家庭出身、童年少年经历去分析，他正是有这样的生活经历，才对中国二元社会结构及其内质有切肤之感。
罗岗：葛红兵跟宏图在《作家》上有个对话，管我们这一代叫“后文革的一代”，我们这一代人有很多共同的经验，在从事理论工作的时候，可能拒斥了那些没法赋予它理论意义或者是重大意义的经验，我想葛红兵这本书正在尝试着把这些剩余的经验表达出来。
葛主要想面对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精神的黑暗面的问题。我们这一代人与上一代，主要是文革中成长的一代人相比，好像是幸运的，但这些外表上的东西是不是能够消解掉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那些生活所强加给我们“精神奴役的创伤”，我想葛红兵这本书在这个方面提出一个很严峻的问题。但对这本书我也有一点点小小的遗憾，葛可能因为职业的关系，就是理论性的思维太强了，在他解剖自己的精神黑暗面的时候，他还在追求某种既定的意义的解释。
张生：刚才罗岗讲到我们一代人心理阴影问题，葛红兵的小说恰恰写出了这个东西。这本书很多回忆到童年，这个童年留下的阴影，依然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使得我们不断地分裂，现已经成年了，但写东西的时候还是分裂，红兵的《N种生活》确实是比较真实的写出了这个分裂。所以我没有把红兵这本书当小说来读，我是把它当作一个同龄人的思想自传来读的。
郜元宝：这本书把我们十几年的求学，或者是学艺的过程中逐渐失去的一种能力很奇异的保持了下来，我们已不习惯于用这样的笔墨写自己的回忆，同时我们认为这样的经验是不重要的，这一点我是很羡慕的。刚才罗岗提到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这是一篇很天才的小说，但是带有很多作家的气味，像鲁迅《朝花夕拾》这样的，它是学者、思想家写的作品，但也是非常个人性的东西，这两者结合得非常好，这样的作品太少了。所以我很欣赏葛红兵这样种写作的路子，他既不是纯粹的作家式的、虚构性的东西，也不是纯学者式的，而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罗岗说红兵过分用思想的东西去解释去玩味，我倒没这种感觉反觉得他很聪明，他对于个人那种非常私人性的回忆，倒是不失时机的用一种思想的语言去转换的，有一种很好的平衡。他这本书有可能会激发跟他一样身份的人也去尝试去写，这样就多了一种表达的方式。
王宏图：作为一部思想自传，它的文体有忏悔录的因素，但又不是严格的忏悔录，这种介于忏悔录和随笔之间的中间状态，可以取得二者长处又不会被忏悔录文体本身所束缚，这就诞生了一种独特的文体。葛红兵这本书还成功在他提供了一个自我的形象，尽管主人公并不完美，但那些瑕疵或氤氲不但没有损害这个形象反过来倒是成为点缀，这是富于人情味的。他的成功还在于能提供真诚的叙述语调，他使用的语言不是诗人的语言而是公众的语言，但又摆脱了日常生活语言的束缚，充分调动了语言内在的张力。总的说来他能用自己的勇气和激情塑造出这样的形象应该说对我们当代文化是一个有意义的行动。
陈村：这本书就放在床头，每天晚上干完活就看一节，我觉得这本书满好的，文笔也挺好，故事也很动人，这些都是吸引我打动我的地方，这不是虚伪之词，我觉都挺好。这本书我不大喜欢的是前面集中了很多人的评论，这是你自己的书干吗，把别人的文字放在你的前面，好象有一点不自信。在这本书里比较好的一点是他以最打动自己的东西来告诉人，这是挺好的。他有些东西尽管是彷徨的，不是很清晰的，有精神撒娇的成分。
蔡翔：我很欣赏红兵的这样一种写作姿态，我感觉写作就是超乎专业以外的生活方式和想象方式的一种表达。葛红兵这本书呢，它正好是在批评家和作家一个边缘地带所产生的一个文本，一个作家和一个批评家他的角色发生互换而产生新的文本。在我们中国这几十年当中，我们的汉语写在文本上是很单调的，要么小说，要么散文。有了鲁迅以后，又出来一个杂文，这本书是汉语表达方式的一种更新。我的第二个感觉是，他用了随笔性质的文体来进行忏悔，而我不太喜欢忏悔这种带有典型的启蒙主义色彩的东西。你要用“忏悔“ 这个词的话，它就首先定了一个标准，然后用这个标准回过头来检查世界和个人的经历，把我们的思维简单化了。
钱乃荣：我是搞语言学的，但我比较喜欢读葛红兵的一些文章，比如《我的N种生活》，还有散文集《现在活着》，有一个共同的特色，想到什么，就把自己的想法无顾忌的写出来，每篇文章里面都有新的思想，他的想法很独特，当然也有一些片面性，但是把一种看法讲得很清楚。我觉得葛红兵是写得非常多，但有些章节写得平淡，作为文学作品来说，可以写得更加生动，更加形象。我希望他以后有更多更具体的个人感受，不要停留在感觉的表面，可能这比分析更难。
杨扬：葛红兵的这个小说我比较喜欢，在他的小说里我可以看到很多经验，求学的经验、恋爱的经验等等，他读书非常勤奋，小说也看得非常多，各种各样的理想化的情爱模式都摆在面前。一旦碰到现实生活，往往用这种既定的目标去衡量，例如书中有一节《我与你》，那种情爱模式是非常古典的、感伤的，这种感伤化的精神来源，在我也是一样的，我觉得在处理生活问题的时候，我们这一代、一类人有很大的共同点，葛红兵把这些东西写出来了。
郜元宝：我再讲一点点。我们一直认为灵魂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自我和灵魂是划了等号的，所以作家在坦露自己的灵魂的时侯往往要为自己负责任，有很多的恐惧和担心；其实如果把灵魂的问题交给另外一个存在者的话，可能你的思考就会更加广阔一点、自由一点，更加大气一点，这恰恰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症结所在吧。葛红兵没有把灵魂据为己有，因为灵魂属于我们和上帝或者一个更高存在的关系。我们不能把属于思想的、属于个人的东西都上升到灵魂那儿，对此很多人没有区别开来，所以说得很玄妙，也很矫情。我觉得葛的文章正是在这一点上区别于目前中国很多那种精神撒娇的东西的。
“五四”以后中国文化基本上是一种人间本位的个人主义文化，在无神的时代里知识分子容易造成的对自我的感情的神化，在这个意义上我说葛红兵的文章里没有灵魂，因为灵魂是我和上帝的关系，灵魂不能在这里讨论。葛红兵的文章，是用萨特那种无神的哲学方式，对任何事情都要进行分析、探讨，这是他的一种基本的兴趣，所以他不象某些年轻的散文家、随笔家在文字中渲染一种类宗教的情绪，他就把东西写得很明白，很简单，不把自己的那种类宗教的气味扩散出来。
王雪瑛：刚才大家讨论葛红兵的问题，有一种争论，他是一个普通人还是一个学者什么的，我觉得这恰恰是他的特征所在。他的文体是各种各样的，就如他身上的头衔很多一样。我感觉他这个人本身有一个特点，不是那种很单纯、很容易被别人定义、很明确的、类型化的人。他本人和他的文章总是很容易引起大家对他的争议。他到底是谁？他这种姿态是一个学者，还是一个精神上还没有完全健全、成熟的一个人？我觉得他的写作本身会给大家引起这样一种歧义，给大家一种争议，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吴炫：红兵对本能、欲望、快感的看法，与目前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不同。我们过去一谈审美，一谈文化，就会谈到对欲望、身体、感觉、感受的轻视那里去。晚生代作家实际上就是要把欲望、身体、快感、个性放到在台面上来说。但大多数作家说不行，要放在台下、背后来说。那么我说红兵在这本书里，是充分谈到这个东西的。这个书里另外一个很可爱的地方，是生存性的感受，红兵在开场时所说的，我是什么，我什么也不是。这一点上，很多知识分子没有他这种勇气。80年代以来很多知识分子满足于在学术成就上的那个“我”， “我”就是那些学术成就，另外的那些东西，生命体验，内在冲突、矛盾的地方都被轻轻带过。如果要肯定红兵的状态，那就是他在执着的探索，而我想他的方位还没确定，这个方位肯定不能在宗教中找到。无名氏也找过的，这条路很难走通。鲁迅就不一样，他没有心灵依托，他对自己说不出话的东西保持沉默，但他又要用这种东西对那些存在的东西说不。红兵用生存的感受、生存的方式来处理心灵依托，也有鲁迅这种冲突，造成一个杂乱的局面，他不是没有思想，只是思想的方位有待调整。
王光东：葛红兵给我的感觉是非常刚强，也是非常锐气的，但在这本书里，他恰恰流露了他另外的一些东西，脆弱的、敏感的东西。而这种脆弱和敏感恰恰反映了他的勇气，他用脆弱和敏感来对抗现时代这么一个商业化的、都市化的环境。在这本书里面，我感受到葛红兵一个非常真诚的东西，我通过这本书更真实、更坦率的认识了这个人，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我了解了我自己。
孙甘露：葛红兵的这个作品可以说是学院派写作、知识分子写作，也是来自西方背景的写作，同时也是来自内心、来自自我的写作，这在中国还是很少的。还有一点是这本书在文体上、经验上都很极端，我想这和作者的精神活动的特性有关。西方学者对乔伊斯有一个很著名的分析，在意识流小说里乔伊斯是在混沌状态下，在无意识活动中进行描写的，他把语词当作事物，这正是乔伊斯杰出的地方。所以说，我不关心葛红兵的概念判断、他对当下的道德判断如何。艾略特说：那无所依附的眷恋有可能被看作是无所眷恋。中国作家面临的可能是一种相仿的处境，中国知识界面临的是一个世俗生活，不是宗教生活。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院校作家葛红兵写的这样一个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虚构作品，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现象。
葛红兵：其实我是不大喜欢我自己的，但我必须和自己相处下去。怎么延续下去？我最喜欢的是我的这本书的《跋》。这个《跋》在我内心深处一直有两种读法：一种读法是“这是‘一个’人的语言，如何才能离开这‘一个’人的语言”，就是说这是我单个人的语言，而不是更普遍的、更远的我所不知道的那种语言，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离开“一个”人的语言；另一个读法是“这是一个‘人’的语言，如何才能离开这一个‘人’的语言”，我希望找到那个非人的语言，我希望它启示我。如果我的生命能够奠基在那个遥远的东西上，也许我就能和自己和平相处了。
兴安：我感觉60年代以来的作家吧，尤其是70年代以后，过多的是对自我的一种暴露，而像这本书那样对自我思想的真正反省并不多见。
王鸿生：我把这本书看成一个人对自身的耻辱感和无力感的一种暴露，企图洗刷自己内心的耻辱感和无力感。我一直认为，整个现代文学史，从汉语白话化以后，在写作历史中间，作为实体性的个体存在，实际上是缺席的。没有真正的成长小说，不能对自身构成一种历史性的考验。在这种意义上来说，我觉得这本书也是非同凡响的。但是对这本书呢，我确实又非常不满足。我觉得他没有把自己和自己的那种斗争进行下去，而是转移成社会性的一些问题了。还有，奥古斯丁写忏悔录的时候，他有上帝，他有忏悔对象，他有一个“你”；而红兵这种抗议、愤懑、倾诉，是没有对象的，没有那个“你”的；他最后走了一条卢梭式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