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很快就有人发现，咱们中国人又一次上当受骗了。据称，中德双方在合同中曾明确规定：自天津转运的桥料“如有重大料件，难于运动，归泰来洋行自运，甘肃不管”，而按当时的标准，凡“遇有一千二百斤以外之料”，就必须由德方承运。但中方为什么在付出这样惨重的代价之后才发现呢？是疏忽了？还是另有原因？但不管怎样，彭英甲也是一个严格按合同办事的人，在得悉这一情况后，他立即电催泰来洋行：“不能起运者有锅炉六件，每件重二千一百斤（附清单）”，“故请贵行照合同办理，勿误要工”。但泰来洋行却声称，他们已得到某材料转运委员的允准，由中方代为运输。这让彭英甲震惊而愤怒，是谁敢这样自作主张？难道他吃了豹子胆了？这背后又有什么猫腻？彭英甲很快就查实了，还真是没有中方官员作出如此愚蠢的允诺，彭英甲也不再电催泰来洋行，而是立即照会德国驻天津领事馆：“自转运桥料以来，彼此事事皆照合同办理，本局尚不敢稍有违约。望贵馆即速告知泰来行，照合同自运是为主要。”在几番交涉后，彭英甲权衡利弊，以大局为重，决定已运抵陕西的桥料继续由中方运输，并敦促泰来洋行，“嗣后，遇有一千二百斤以外之料，必须守定合同，问明泰来行办理，勿稍违越原议。”
从这些函电可以看出，中德双方围绕合同条款和如何履约的问题，发生过很多争执，如果实话实说，这样的争执换了任何一个订约方，哪怕到了今天，也是难以避免的。没必要把德国人过于理想化，泰来洋行毕竟是商家，而商人从来都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的，能够规避的风险他们肯定要规避，能够省钱的地方他们也肯定要节省。在这个争执的过程中，以彭英甲为代表的中方，无论是在恪守契约的精神，还是其据理力争的态度，都让人由衷地敬重。中方据理力争的结果，最终泰来洋行也都履约了。这里还有一个事例，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黄河铁桥尚未开工，泰来洋行却临阵换将，把他们聘请的大工程师德克派到黑龙江去修铁路去了，改由一个年仅二十岁的工程师负责黄河铁桥工程。彭英甲又立刻致电泰来洋行和天津德国领事：“现在二期料已启程，请照合同与德克一并速来。喀佑斯原办之人，非来监修不可。”三天后，泰来洋行回电：新工程师已经启程。这位新工程师就是泰来洋行聘请的美国人满宝本，在当时，也是一位优秀的工程师。但彭英甲还是再次致电德国驻天津领事馆，对泰来商行的临阵换将予以严正声明：“喀佑斯系原包桥工之人，德克系估桥工之人，二人必须来一人，办事熟悉，两有裨益。”应该说，彭英甲的声明是理直气壮的，但问题是，合同并未规定一定要指定谁在这里担任工程负责人，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泰来洋行的内部事务，而泰来洋行必须恪守的终极合约条款，就是确保工程质量，并且“担保同八十年之责任”。事实上，彭英甲很快也发现，这位美国工程师满宝本是一位经验丰富、在专业技术上甚至比德克更优秀的工程师，黄河铁桥实际上就是在他的主持下完工的。
但此事还是让人不免追问，如果满宝本不是一位优秀的工程师，而是一个滥竽充数者，大桥出了问题，咱们中国人又找谁去追责呢？这其实是一个多余的问题，中方支付给泰来洋行的白银并不是一次性支付，如果中国人傻到把所有的银子在工程竣工之前一次性付给了泰来洋行，那也只能怪自己太傻了。而泰来洋行总归是要赚钱的，在所有的银子未到手之前，他就是想要糊弄咱们落后的人民，至少也不会糊弄自己，更不会糊弄他们该拿到的钱吧。所以在这一点上，或许有追问的必要，但历史却并无改写的可能。
从中德双方正式签订合同，到黄河历史上的第一座桥梁在宣统元年（1909年）七月初四竣工通行，历时三年。为了这样一座铁桥，双方有利益的博弈和激烈的争执，但至少没有太多被后世假想的受欺凌、被损害的民族屈辱感。还有一些值得我们铭记的名字，包括美国人满宝本、德国人德罗和华工刘永起等人，还有由德商泰来洋行招雇来的六十九位洋工华匠，开创了黄河的一段历史，也填补了黄河自古以来没有桥梁的绝对空白。
黄河铁桥建成之后，被命名为“第一桥”，它也是名副其实的黄河第一桥。
黄河“第一桥”最终以一个伟人的名义而终结。1928年，一说为1942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由当时的甘肃省主席刘郁芬手书一块“中山桥”匾额，悬挂于铁桥南面的牌厦上，“第一桥”从此改名“中山桥”，一直沿用至今。但终结的只是一个名字，而非事实，黄河第一桥一旦诞生，永远都是黄河第一桥，哪怕坍塌，哪怕不复存在，都无法改写这个历史事实。但在民间，很少有人叫它第一桥或中山桥，当地老乡都直呼为铁桥，黄河铁桥。
黄河铁桥的第一次大修是1931年，主要原因是由于风水撼动、大车碾压，铁桥部分桥面板损坏。抗战爆发后，随着中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的江山沦陷，这座铁桥成了从大西北到大西南的一道交通要隘，随着运输压力猛增，桥梁出现了较大震动，民国政府又在1940年4月开始对铁桥进行了三个月左右的维修。
1944年4月1日至5月9日，又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维修，主要是将铁桥腐朽的梁木、桥面板及人行道板等予以抽换。但对这座桥最大的一次考验，还是1949年8月26日，在人民解放军解放兰州战役中，铁桥桥面木板被焚，杆件及纵梁被枪弹打得通红，但桥身安稳如常。而解放军也以夺得黄河铁桥作为解放兰州的标志。
直到新中国诞生，在黄河全线一共只有这座兰州黄河铁桥、郑州黄河铁桥和泺口黄河大桥三座大桥，全都是由外国人设计和施工。1954年，国家拨款六十万元对铁桥进行了一次全面维修加固，这是一次成功的加固，在原平行弦杆上端架了一道弧形钢架拱梁，没有破坏桥梁结构，反而使桥梁更加美观、坚固。
按德国人在合同上写的“担保固八十年之责任”，合同到期时间应为1989年8月19日，然而就在合同到期的前十天，8月9日，一艘自重两百六十吨供水船突然失控猛地撞到了桥墩上。两百六十吨，这还只是船体的自重，还有数百吨载重，这是一次比雷霆更猛烈的撞击，整个兰州都感到了震撼，黄河水顷刻间如同海啸。一座铁桥在拼命摇晃，谁都以为它这次要倒了，但奇迹出现了，这座运行了八十年的铁桥在遭受致命的撞击后，居然没有倒塌，当强烈的震荡终于过去，整个桥身依旧“安稳如常”。而许多比这小得多的船，已经不知道撞塌了多少比这更大的钢筋混凝土大桥。兰州市当即组织技术力量进行抢修，在检修中，很多施工人员吃惊地发现，整座铁桥共有两百六十多万颗螺丝，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之后，这些螺丝无一不拧得相当紧固，在岁月中没有丝毫松动。面对德国人干出来的这一工程，一些原本对老外不太服气的中国人也不得不震惊和叹服了。
我无法看到这座铁桥的内脏，但我也能感觉到这座桥的内敛，又有巨大的张力。这不止是钢铁的力量，而是一种大于钢铁的力量，结构的力量，严谨、精确、凝练，像德意志人的性格，把钢铁表现得如此充满了意志的力量，几乎把一种力量贯彻到极致。这不是一个想当然的臆断，这是时间的审判。一百年后，时间可以作出判决了。一座桥可以承载多少岁月？不说经历了多少暴风雨、洪水、泥石流，只说经历了多少次战乱，从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座桥除了在解放前夕短暂中断了数日，纵使山河破碎，它也一直以倔强的姿态屹立在乱世之中，连炸弹也无法将它彻底毁灭，连两百多吨的船也没有把它撞毁……而更让我震惊的还有这样一个细节，1989年，在黄河铁桥整整竣工八十年之际，兰州市政部门收到了一封从德国寄来的函件，在询问铁桥运行状况的同时，又以严谨的措辞正式通告兰州市政当局，根据原泰来洋行当年和清政府兰州道订立的契约，在黄河铁桥运行八十年后，合同到期，德方不再对这座铁桥承担任何责任。——这是让我倍感震惊和敬畏的一个细节，也是对我一开始的担心给予的最后回答，这些德国人不是推卸责任，而是把一种责任贯彻到了最后。想想，八十年，差不多经历了四代人，当年那些设计师、工程师毫无疑问早已作古，泰来洋行也已于1946年注销，而德国在这八十年岁月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而且两次都是战败国，但他们对自己在八十年前在遥远中国的清朝建造的一座铁桥，却依然没有遗忘，哪怕当年的承包商已经不存在，哪怕生命成了空白，但责任却没有成为空白。而在中国，还有多少建筑商能够记得他们在八十年前建造的工程呢？
也曾有人猜测：黄河铁桥是当年的泰来洋行从德国拆来的一座旧桥。但现在已经有确凿的证据证实，通过对德国现存的戈岭大桥和黄河铁桥进行比较，这两座建于同一时代、同一类型的铁桥，采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架桥技术，而黄河铁桥的跨度更大，水流更加湍急，比戈岭大桥的难度更大。历史无法颠倒，更无法改写，需要改变的或许是我们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弱国心态，太不自信，总是把自己看作一个无辜的被侮辱和被损害者。
钢铁，作为一种千锤百炼的金属材料，是坚硬而耐久的，但如果钢铁放错了位置，也只能变成一堆废铁。
此时，就在我伫立在一座百年铁桥上时，正好传来另一座桥在松花江上垮塌的消息。那也是一座被称为改写了历史的大桥，始建于2009年年底，2011年11月6日通车，耗资十八个亿。据当时的报道称，该桥是我国长江以北地区最长的超大型跨江桥，其竣工通车也刷新了国内超大型跨江桥的最快建设速度，设计使用寿命为一百年，结果不到一年就垮塌了。它没有改写历史，但有人总结，它至少创造了四大奇迹：计划三年建成的大桥一年半就竣工了，工程进度堪称“中国奇迹”；一座设计寿命百年的大桥通车不到一年就垮塌了，工程质量堪称“中国奇迹”；四辆超载货车压不垮轮胎，却能压垮一座大桥，荒诞程度堪称“世界奇迹”；事发后连施工单位都找不到，问责制度堪称“中国奇迹”。而当这奇迹被彻底撕开之后，很多人才看到了这大桥的内脏，在垮塌的桥梁体内，充塞着鹅卵石，木棍和编织袋的混合物，而铺在箱梁内的钢筋，竟然没有捆扎。
历史绝不是谁都可以改写的，更不是一个谁都可以任意打扮的小姑娘，它会以各种方式留下诚实的证言。
如今的中国人，在黄河上修一座桥早已不是什么难事了，大河上下，从源头到人海口，已建起了几十座黄河大桥，黄河天堑，早已变通途。然而又有多少大桥能够运行八十年以至百年？又有多少桥梁能在运行百年之后依然让人类如此珍视？2004年，这座桥被兰州市政府确定为永久性的步行桥，两年后，又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也意味着，它将被永久保存下去，成为黄河桥梁史乃至是中国桥梁史上的一个活化石。
我觉得，咱们中国人没有必要妄自菲薄，也没有必要把一座德国商人制造的桥梁过于理想化。有人说这样一座桥铸就了一座城市的荣耀，还有人说这样一座桥给兰州留下了独特的地理标识，黄河上从此多了一道亮丽的彩虹，我从来不信这些过于滥情的溢美之词。我甚至觉得这不是什么好兆头。所谓城市的荣耀，松花江上那刚垮的大桥不也曾是哈尔滨市的荣耀吗？而彩虹，重庆綦江的彩虹桥不是早就垮塌了吗？与其发出多情的赞叹，不如诚实地承认一种事实：一座桥，一百年，一直无声而默契地陪伴着黄河，它承载了太多的劫难，它也有力地抵御了一百年来所有的灾难，这就是它的全部真实。只要咱们中国人能把每一座桥修成这样，也就足够了，足以对得起历史了。
当我再一次凝视那被黄河水浸泡了一百多年的桥墩，我突然明白了我想表达的真实意思，它的存在，其实就是沧桑岁月的一个证据，一个铁证。
原载《山花》201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