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役法，又称募役法，即根据老百姓家中财产的数量，分别叫他们出钱雇人服役，下到单丁、女户，这些本来就不必服役的家庭，也一律叫他们出钱，这叫助役钱。免役法的推行，使各等户都出钱，豪富之家财产多，出役钱也最多。同时也使流离失所的农民得以回乡务农，有利于农业生产。
市易法。此法熙宁五年（1072）开始实施。这是继均输法之后，对大商人的进一步限制。并首先在开封设立市易务，作为执行市易法的专门机构，还从内藏库拨出一百发缉作为市易本钱。以后在杭州、成都、广州等许多城市也设立了市易务。市易法的推行，使中小商贩和外来客商避免了豪富巨贾的压榨，使一部分商业利益从大商人手中转到政府手中，同时也增加了政府的税收。
方田均税法。以东、西、南、北四至各千步，相当于41顷66亩160步的面积为一方，每年九月，县令、县佐分地统计大量，查验田地的肥沃与贫瘠，确定它们的土色和质地，分为五等，根据土地等级，均定地税数额。此法于熙宁五年（1072）八月颁布施行。先在京东路实行，以后推广河北、陕西、河东等五路，且只限于五路的平原地区。方田均税法的推行，给隐田漏税的豪强地主以沉重打击，对地少地薄而税重的贫苦农民相对减轻了一些负担。
整顿治安，加强军备，也是新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具体表现在下面诸方面：
保甲法。把乡村各农户登记入册，两名男丁中取一名、十家为一保，保了都发给弓弩，教他们作战的阵法。此法熙宁三年（1070）十二月首先在开封府地区实行，以后推广到京东、京西、河北、陕西诸路，最后推广到全国。实行保甲法，建立起严密的治安网，就是使保甲丁成为正规军的补充力量，这是军队建设中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因而王安石要求对保甲兵加强训练，并取得较好效果。到熙宁九年（1076）止，全国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保甲兵已达56万多人，加强了宋朝军队的实力。
保马法。凡是五路义勇保甲愿意养马的，每户养一匹，以牧马监现有的马匹给他们饲养，或者官府给予马价，让他们自行选购良马，每年检查一次马的肥瘦，有马匹死亡或生病的给予补偿。此法熙宁五年（1072）五月先在开封府试行，熙宁六年八月颁布实行。保马法的推行，由于饲养较好。减少了马的死亡，同时也减少了政府的开支。
王安石的变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甚至打击了大官僚贵族、大商人对人民的疯狂掠夺，在地主阶级内部进行财力的再调整，“损有余以补不足”，力求“民不加赋而国足用”。正因为限制了大官僚贵族的经济特权，新法遭到守旧势力的猛烈反扑和围攻。
王安石曾经讲过三句有名的话：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他认为自然界的灾害，不用害怕；祖宗的立法，不适应时代需要的，可以改变；社会上的舆论，有正确和错误之分，错误的言论就不应当接受。这三句话反映了王安石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革新的精神。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的变法措施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王安石所采取的措施，只是为了缓和已经激化的阶级矛盾，挽救宋王朝的危机。他只能在不触动封建制度的前提下，通过腐败的官僚机构，在统治政策上作了某些调整。王安石对大官僚贵族限制是有限度的，革新派的力量是非常薄弱的。从一些反对新法的人们的奏章和文书中，还可看到有些新法为某些贪官污吏所利用，反而起了扰民的作用。
西望国门无力回天
王安石变法在当时引起强烈的反响，同时也在统治集团内部受到猛烈的攻击，新法刚一出台，就马上遭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御史中丞吕海评论王安石有十大过失，出判大名府的韩琦把劝谏停止实行青苗法的奏疏送到朝廷……他们的反对使宋神宗开始动摇，并且疑虑重重。再加上曾公亮等人也出来指责青苗法，王安石虽然力辩，也不能解除神宗疑虑。于是王安石称病在家，并上章奏请罢职。这时，翰林学士司马光也称青苗法使“士大夫沸腾，黎民骚动”。王安石再度上章奏辩，后来神宗头脑才清醒过来，承认自己为“众论所惑”，并遣使督王安石视事，王安石才又继续执政，进一步推行新法。
然而斗争远未停止，反对派又在免役法、市易法等问题上掀起反变法的浪潮。熙宁四年（1072），监察御史刘挚、御史中丞刘绘多次上疏神宗反对免役法，声称免役法“有十害”；熙宁五年（1072），华州山崩，枢密使文彦博说这是市易司差官自卖果实所造成的后果。面对着进攻，王安石一一予以还击。熙宁六年（1073）七月，反对派对市易务实行的“免行钱”又发动攻击。“免行钱”是将商行为开封官府供给的百货改为按商行收利多少交纳“免行钱”，这是参照免役法而实行的新法规。这个法规使那些肆意勒索的官吏和从中渔利的禁中皇族、后族以至宦官的利益受到极大损害，因而他们和反对变法派的官僚结合在一起，发起猛烈进攻。此时神宗也疑虑起来，王安石毫不犹豫地揭露了后族所以反对免行钱的原因。因此更招来后宫的强烈反对，她们纷纷要求废除新法，赶走王安石。参知政事冯京见风使舵也随声附和。宫廷中形成了一股反变法的逆流。熙宁六年至八年，又连续发生两年大旱，饥民流离失所，神宗脸上布满了乌云，在朝上叹息不已，这也成为反对派攻击变法的口实。这时，光州司法参军郑侠在冯京的指使下，要求神宗废除一切新法。
同时，变法派内部也发生内讧，有些人转而反对市易法。王安石已处在反对派的包围之中，很难继续执政，因而要求辞去宰相，熙宁七年（1074）四月，神宗罢王安石宰相，诏令出知江宁府。
接任王安石为相的是韩绛，吕惠卿为参知政事，这二人也是变法派的人物。然而吕惠卿虽然有才干，在变法中也出过不少力，却怀有强烈的个人野心。在王安石罢相后，他虽为参知政事，但也一心要往上爬，于是作了些伤害王安石的事，同时他与韩绛也不合作。在此情况下韩绛请求神宗恢复王安石相位。熙宁八年（1075）二月，神宗第二次任用王安石为宰相，王安石的复相，使吕惠卿大为惊讶不已。
王安石再次担任宰相以后，虽然还想进一步推行新法，但变法派内部的分裂扩大了。吕惠卿对于王安石再度为相深感不安与不满，他在王安石生病时对神宗说，王安石数次称病不管事，把积压下来的公事都委托我，我怕将来会导致失败而吃罪不起。变法派内部的严重分裂，无疑给王安石以沉重的打击，而这时新老反对派的攻击火力仍有增无减，甚至天空出现慧星，也成为攻击变法的借口。神宗也不像以前那样信任、支持王安石了，对王安石的意见，也不那么言听计从了，这一切都使王安石更加心灰意冷。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在病中多次请求辞职。同年六月，他的儿子又因病死去，使他悲伤不已，力请解除宰相职，十月，神宗批准他的请求。王安石罢相后，出知江宁府，但他并不到任视事，次年六月就辞官退居江宁了。
王安石从熙宁二年至熙宁九年共推行七年新法。在王安石罢相后，神宗还是基本维持新法的，然而已经把注意力集中在官制改革和强化军兵保甲方面。元丰八年（1085）神宗去世，幼子赵熙继位，是为哲宗。哲宗年幼，当时是由神宗的母亲高太后执掌朝政，高太后拜司马光为宰相，司马光一上台，尽废新法，这就是历史所称的“元祐更化”。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病死，哲宗亲政。哲宗虽然也颇有变法精神，恢复了神宗颁布的一些新法，罢免了一些元祐党人，但新法至此已经是寿终正寝，以失败而告终了。
王安石退居江宁后，虽然过着田野幽静的生活，但他的内心却还是深切地关怀着朝廷的局势发展的，所谓“西望国门搔短发，九天宫阙五去深”，就是反映了他晚年不平静的心情，然而他毕竟是罢了官的人了，对朝廷的事已无能为力。退居的王安石，有时会会朋友，谈诗论文；有时骑驴出游，与人说佛谈禅。苏拭由黄州北往路过江宁时，王安石热情接待了他，两人一边畅游，一边论文说佛。王安石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他的文章雄健峭拔，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诗词虽不多，但遒劲豪气之中又富清新婉媚。著作有《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三经新义》。王安石晚年时仍然热衷于读书、著述，编写了一本《字说》，对文字训诂多有研究。
神宗逝世后，王安石听说一些新法已被废除，更加忧虑重重，他的病弱身体更不能支持了，元丰九年（1086）四月，王安石一病不起，与世长辞，终年66年岁。他在退居江宁时封为荆国公，去世后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