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世界最具领导性的政坛伟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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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戴高乐(6)

14日,工人们占领了南特的飞机工厂,许多别的工厂的工人也起而效仿。蓬皮杜对议员们说,法国面临的是一种文明的危机,而不是政府的危机,青年们提出的问题涉及到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他们的权利和责任,他们的道德平衡问题。戴高乐在辞去总统职务以后也曾同当过政府文化部长、戴府座上客的安德烈·马尔罗谈论过所谓“文明的危机”。戴高乐和蓬皮杜都不认为第五共和国会被学生们推翻,但是他们都隐约而又分明地感到,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正孕育着前所未有的新因素,就像戴高乐说的“技术文明”(即今天我们所说的新技术革命)必将带来新的社会问题一样。

14日,巴黎的事态继续恶化,学生们进驻奥代翁大剧院,巴黎大学的墙上涂满了五颜六色的标语,学生们到处发表演讲,唇枪舌剑,抨击时政。

18日晚10时,戴高乐返回跟5天以前一样混乱不堪的巴黎。午夜,戴高乐召见蓬皮杜等政府要员,局势几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戴高乐除了大叫“改革可以,胡闹不行”之外,拿不出任何可以突破僵局的办法。学校和工厂继续处于被占领状态。

23日,戴高乐召开内阁会议,他说,社会需要改造,为了缓和工人和学生们的对立情绪,惟一的办法是推行劳资合作,借助社会民主主义的改良措施缓和一下激化的矛盾。他透露可以就合作问题举行一次公民投票。但这时谁也说不清楚戴高乐的合作计划的具体内容,而公民投票只能是孤注一掷的办法——像押赌注一样,如果戴高乐得到多数,风潮也就失去了依托,否则,戴高乐就只好下台,戴高乐在濒临山穷水尽的时候,想再次求助于公民投票这个杀手锏。他没有必胜的把握,但想试一试自己的权威还有多大作用。

24日,戴高乐发表演讲,这是他在出访罗马尼亚之前就已决定了的。他向全国透露,他打算对国家实行一次较大的改革,让大家更广泛地参加同他们直接有关的活动。他打算就此提出一项法案,在6月份举行公民投票。他最后说,如果法案遭到多数人反对,他只好辞去总统职务。

就在戴高乐发表演讲的24日,罢工人数增加到800万人,电视台也参加了罢工。演讲引不起人们的任何热情。戴高乐气急败坏,无可奈何。25~26日两天,他独自一人在爱丽舍宫度过了惴惴不安的周末。27日下午戴高乐主持内阁会议,他和部长们依然束手无策。这时,全国学生联合会正在拉丁区南部的夏勒蒂体育场召开群众大会,接着举行游行示威。

下次内阁会议预定在29日上午10时举行。9时15分,蓬皮杜突然接到电话说,戴高乐将军很疲倦,要回科龙贝休息24小时,内阁会议改在30日下午3时。上午11时,戴高乐亲自给蓬皮杜打来电话,说他只是想静静地休息一下,第二天下午3时一定回来。

几小时后,总统府秘书长贝尔纳·特里科匆忙来到马蒂尼翁大厦,向蓬皮杜和部长们宣布了一个意外的、富有戏剧性的新闻,说:戴高乐并没有回到科龙贝,“将军失踪了!”消息传来,举座愕然。

原来,戴高乐乘坐的直升飞机没有直飞科龙贝,而是转道联邦德国的巴登一巴登。在那里,戴高乐同法国驻德部队总司令马絮将军进行了1小时的密谈,然后又重新起飞,返抵科龙贝。戴高乐的行踪十分保密,据说除马絮外,只有国防部长梅斯梅尔和联邦德国总理知道。戴高乐同蓬皮杜总理开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玩笑——蓬皮杜感到,戴高乐的举止有失常态。

戴高乐在巴登一巴登和“五一三”时期的老伙伴谈了些什么,众说纷纭。但是可以猜得出,戴高乐在处境艰难之际,希望得到武装部队的支持。

在这期间,巴黎的各种政治力量都在积极活动。最引人注目的是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和弗朗索瓦·密特朗,他们分别表示愿意在必要时受命主持法国政务。

戴高乐的拥护者也在积极活动,他们准备对工人和学生运动进行一次声势浩大的反示威,以协助戴高乐稳定局势。问题很明白:如果第五共和国真的出现危机,戴高乐在危机中被赶下了台,对于整个戴高乐派都是致命的打击。戴高乐派开展了声势极大的宣传攻势,他们说,如果局势继续恶化,各派力量继续尖锐对立,法国将难免发生内战,那时就有可能出现独裁政权。他们还说,在局势失控的条件下,法国共产党将有可能掌握政权。戴高乐主义者集结起来了,他们决定5月30日在协和广场进行支持戴高乐的反示威活动。

30日,戴高乐从科龙贝回到巴黎。离开爱丽舍宫24小时之后,戴高乐恢复了镇静,似乎是胸有成竹。

30日下午2时,戴高乐在爱丽舍宫与蓬皮杜见面,根本没有提到他同马絮谈了些什么,好像全然没有那回事。戴高乐只是对蓬皮杜说,他决定现在不进行公民投票,准备解散议会,重新举行大选。戴高乐打算通过重新选举国民议会的办法来检验政权的稳定性。简短的内阁会议开过之后,戴高乐便在4时30分宣布:“我宣布解散国民议会。”接着,戴高乐大谈了一阵所谓共产主义对法国政局的威胁,号召所有的戴高乐主义者走上街头。

议会改选于6月23日开始,两次投票先后在6月23日和7月1日举行。选举结果,戴高乐派得346席,其他各党派共得117席。戴高乐在一段一筹莫展的痛苦时刻之后又取得了胜利。

然而,蓬皮杜总理却不为胜利感到兴奋。他感到问题没有解决,戴高乐也不信任他,戴高乐的巴登一巴登闪电旅行就是证明。蓬皮杜决心辞去总理职务,戴高乐曾挽留了一二次。大选后,戴高乐终于在7月10日在答复蓬皮杜辞呈的信中确认,不再任命蓬皮杜为内阁总理,接任的是原外交部长顾夫·德姆维尔。

蓬皮杜至此当了6年多的总理。戴高乐和蓬皮杜之间芥蒂越来越深了。当戴高乐日益进入老境的时候,盛年的蓬皮杜在承当繁重的政府事务中愈来愈引人注目了。特别是在“五月风暴”期间,戴高乐几乎无能为力,蓬皮杜却十分活跃。据说蓬皮杜还几次流露出接替戴高乐出任共和国总统的想法。

风暴过去了,戴高乐却不能安静下来,因为法国似乎大病了一场,显得虚弱无力。他打算向全国提出一个大规模区域改革方案,借此使政权更加巩固。

最后的政治斗争

戴高乐为收拾风暴过后的残局,他解散了国民议会。他要把改革深入下去,作最后一搏。

7月3日,在内阁会议前,总统和总理进行例行谈话。戴高乐突然问蓬皮杜,是否已决定与他一同推行“参与制”。参与制是戴高乐提出的社会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主要是提供劳资合作,工人可以分享企业利润,参与企业管理。蓬皮杜感到很意外,并有些担心,因为戴高乐明知他对“参与制”是有保留的。这次谈话的结果自然不妙。

事后,蓬皮杜向总统府秘书长特里科申明,他已经厌倦了,他真的很想辞去总理职务。而戴高乐认为五月风暴已基本平息,撤换蓬皮杜的时机已到,也就顺水推舟地同意了蓬皮杜的请求。消息传开后,各界人士络绎不绝地前来劝蓬皮杜留任,他们认为,大选甫告成功,组织者却挂冠而去,岂不是太可惜。蓬皮杜又改变了主意,可特里科告诉他,戴高乐已任命了原外交部长顾夫·德姆维尔担任新总理。

平息危机,大选完毕和政府改组之后,戴高乐着手准备他承诺过的公民投票,投票的内容有两项:地区改革和参议院改革。主要原则就是前述“参与制”的设想。戴高乐的主要目的是检验法国人对他的信任程度,虽然他已不抱过高期望,但是他以为通过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按戴高乐的想法,各个方面都要按“合作”和“参与”的原则进行改革。1968年11月通过的“高等教育法案”,就废除了传统的大学校长负责制,改由学生、教师和社会人士组成的委员会共同指导学校的行政和教学工作。

这个提案自它产生之日起就注定要失败。对反对派来说,戴高乐等于把自己的“软肋”送到他们面前,任由他们处置。关于改革提案的公民投票正好使他们内部暂时休战,联合起来一致反戴,提案内容反倒是次要问题了。

戴派内部也发生了严重分歧,只有少数几个部长支持戴高乐。不过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几经推迟,投票日期最后确定在1969年4月27日。

4月27日的投票结果显示,赞成票仅占47%,一直残留在戴高乐心头的最后一点希望破灭了。他指示特里科,把原定于星期一(28日)中午发布的公告,改在午夜立即发表。

1969年4月28日零点10分,法新社发布了只有两句话的国家元首公告:

我将停止行使共和国总统的职务。此决定自今日中午起生效。

戴高乐又一次戏剧性地退出政治舞台,不过,对79岁高龄的他来说,这一次是彻底退出了。叱咤风云的政治生涯落得如此悲怆的结局,对戴高乐来说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正如他的儿子菲利普·戴高乐所说:“这是莫大的悲哀,这是莫大的忧伤。”

戴高乐宁折不弯的性格也是导致他失败的原因之一。在战争年代,戴高乐凭借他的坚定和毫不退让,为维护法兰西民族的利益作过不小的贡献。而作为近代民主观念的法国,戴高乐独断专行、大权独揽的作风,不免有些越出常轨,在他的威望如日中天,法国社会动荡之时,人们对这种作风不仅不会感到反感,反而会激动不已,因为这种作风正是他的威严的一种体现,也是解决棘手问题必不可少的。一旦社会秩序归于平静,戴高乐的作为就不免成为把柄,为反对派制造了攻击他的口实。在面临矛盾和问题时,戴高乐的回答历来都是“要么就是,要么就不是”,当风暴来临,这种毫不退让的做法既缺乏灵活性,也使法国民众丧失了信心,最终戴高乐失去了魅力,不可避免地走到了政治生涯的尽头。

1970年11月9日傍晚,一颗红得耀眼的太阳向大海那边缓缓落下。正在科隆贝的一座小阁楼里写回忆录的戴高乐伏案睡着了,永远睡着了。11月20日,冬雨涝廉,北风瑟瑟。遵照戴高乐的遗嘱,葬礼在没放哀乐,没有吹奏,也没有法国政府代表参加的情况下默默进行。那天,从法国各地赶来的几十万人聚集在凯旋门下,为戴高乐送行。巴黎城哭声一片,人们为这位法国伟人的离去而悲哀,而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