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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 屠杀不朽的人

——[法国]让·雷维奇

我叫杰罗姆·杜波瓦萨。我年轻时那段时间过得又穷困又悲惨;但是在我发表我的第一部小说《一座坟墓的探求》之后,也就是在我获得龚古尔奖金的那一天,我的命运发生了转变。我当时二十五岁,干的是六年级教师这行可憎的行当。在我的成功公布一个钟头以后,我的名字传遍了法国的大街小巷。在我的出版商的客厅里,有上百个新闻记者问我:“您比较喜欢哪些作家?……您是不是受了福克纳的影响?……”摄影记者喊着:“杜波瓦萨先生,头朝这边!”他们好像用身体形成一道屏障,把我跟客厅里挤满的人群分开了。最后我终于挤到了这群人中间。我认识了许多文人,他们握着我的手,说:“我非常喜欢您的书。”我常常听见“才能”这个字眼,这个字眼是文学的本钱。这种以我为中心的热闹场面,我并不觉得讨厌,我发觉光荣带来的第一个感觉是对这个世界感到陌生。但是,我对这个文学世界还是很中意的。据别人告诉我,那一天,我的态度“自然”得令人诧异;我自由自在地谈话、微笑、行吻手礼。其实,一个人要想在交际场中应付自如,只要把自己当作是在许多影子中间就行了。庆祝一直到夜里很晚很晚才结束;我真巴望它永远延长下去。

写一本书其实很简单。每一个大学生都办得到。课程表的目标就是把平庸的学生培养成一个作家,或者说得正确一点,培养成一个批评家。在得到龚古尔奖金以前,我的作品没有人注意;这个成功给它带来了上百篇的文章;我只记住一篇:“二十五岁的杜波瓦萨得到了龚古尔奖金。没有一个人反对嘉永广场的评判员的裁决。但是一个这样辉煌的成功预示着他将来不会有任何好结果。我们可以打赌,杜波瓦萨将来一定是个只有一本书的人。”成功不久,我离开了教育界;六个月后我又出版了《在一个城市里散步》。这本书受到的批评非常严厉:“杜波瓦萨未免太急躁了一些,在他的第二部文体极不统一的书中,无法再找到他头一部书里受到别人那么称赞的坚实思想。”但是,公众并不同意这个看法,我的才能获得大部分人的认可。从今以后,法国又多了一位作家。

十年里出了八部小说,四本论文,三个剧本。我对光荣和财运已经习惯了;我因为写人不免一死的情况写得太多,所以已经失去了虚荣心。

在我那个时代,有才能的人相当稀少。但是,我也并不是惟一的一个出名的人,弗特隆也胜过他同时代的人百倍。况且公众认为我们俩的才能不相上下。我呢,是一个不信教的人,一个无神论者:我的作品观察人生,在两个虚无(它出来的那个和它回去的那个)之间来考察它。弗特隆是基督教文学的作家,这种文学虽然并不新奇,但是好像给他革新了,他这个家伙把那些宗教上的伟大主题——罪恶啦,通奸啦,爱情上的赎罪啦——变得有声有色,甚至就好像生活中真有其事一样。我们在朝着荣耀上升的过程中互相监视着。我相信尽管我们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但这也并不是说我们之间毫无相似之处。

当然,我很早就想到学院了。但是一个手上握着剑,头上戴着尖角帽的三十五岁的人是不可能跨进学院的门的。那些院士我都认识;没有一个写得像我那么多;但是我们必须听他们的。在文学方面,多谈比多写更能使人成功。我根本没有耐心等待七八个年头。说到这儿,我还得承认我的弱点:我的每一本书,跟头一本一样,写的时候都不知道最后会受到怎样的批评,但是都得到了成功。然而每一次成功,都不像头一次胜利那样,给我带来甜蜜的陶醉之感。现在,我常常想,要想获得同等的快乐,只有进入学院。真正的光荣,就是龚古尔奖金和法兰西学院。

在一场疯狂的梦中,瑞普兰这个名字来到我的心里。这个梦想越来越明确,而且到了最后我认为它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瑞普兰以杀人为职业。近二十年来,杀人的行当有了很大的发展。到下层社会去找凶手的时代也早已过去,杀人的买卖掌握在巴黎和外省的五六家企业手里。瑞普兰领导的企业是其中的佼佼者,常常替银行、教会,甚至替政府办事。我要求瑞普兰谋杀十个院士;他回答我:“不简单。”接着他双手捧着头,考虑了很久。最后,尽管他认为事情很棘手,但还是满足了我的要求。一个礼拜以后,他交给我一张名单。我同意了这张名单,因为牺牲这个院士或者牺牲那个院士关系都不大,只有院士的席位才是重要的。

在四月二十五日到二十六日的那个夜晚,屠杀成为现实。十个遭难的人,有的是鳏夫,有的是光棍。都在半夜到早上五点中间这段时间里被闷死在他们的枕头上了:显然,这是一个凶手干的事。这件案子激起了极大的恐慌。表示哀悼的、而且在危险中的学院由警察守卫着。三十个活着的院士由暗探保护。不久,怀疑集中到有给文学家写信的怪病的人身上。三十个人给抓起来了;有三个自动承认,可是后来又否认了。我看到一份专事敲诈的刊物上登了这样一篇报导:“难道不应该在这次犯罪行为对他们有利的那些人中间去寻找罪犯吗?”但是我对此毫不担心。经过两个月的徒劳的搜索,警察局也好像厌倦了。我造成了一些幸运的人;大伙儿已经在谈论着后继的人选了。出殡的那天,我在教堂前面挂着黑布的空场上遇到了弗特隆。我们握了握手,一句话也没有说。我不相信他会疑心到我,但是他的忧郁却比以前少了很多。

一直哀悼了一年,我心平气和地等待着。选举的时候终于到了;我放过了前面的八名;这是个很好的策略,弗特隆也这么做。等到选到倒数第二个空缺的时候,我认为时机已到,于是递上了申请书——这无疑是我的作品中最成功的杰作。弗特隆也模仿我,他打算弄到最后一个空缺。他也跟我一样,不肯去拜客。一个公众认可的作家可不能降低身分去做这种事。十年以前,在得到龚古尔奖金之前,我去拜过客吗?等到选举以后,我当然要去道谢的。

可不久,我就后悔了,可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我没有当选。比起我来,别人更喜欢一位海军上将;弗特隆也被一位主教打败了。可是他的失败一点也不能减轻我的苦恼。

在那段日子里,是我一生中最阴暗的时期。我不写文章了,一心痛悔着自己有责任、而让别人得到好处的、徒劳无益的屠杀。有一天晚上,不过也只有一天晚上,我甚至真的感到了良心的责备。我还要等多少时候才能等到一次自然的死亡让出一个空缺来呢?

瑞普兰知道结果以后,对于我的失败他也很伤心。有一天他来按我的门铃。

“我想为您再做点事,”他对我说,“但是,我请求您下一次利用一切机会,出去拜拜客!”

我俯下头,答应了。他接着说下去:

“最近几个月来防备当然要松多了,但是这些先生们还是不很放心。到他们家去杀人是不可能的,只能在大街上行事。我要杀死比阿托瓦。在弄死人以前,在大街上跟他们。这就是我的职业。我甚至得到了与观察野兽的自然学家和打猎的人得到的相同结论:每一天它们在回到巢穴以前,都要走过相同的路线,穿过相同的沟渠,停在相同的树丛里。人也是一样,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每天在同一时刻离开他们的家,沿着同一条街走,走进相同的铺子,连一举一动都是一样的。人的一生就这样反反复复地过着。多么美丽的一个小说题材啊……比阿托瓦应该是一个诗人,每天夜里都要在河边游荡好几个钟头,而且路线从来不变。这给我的行动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比阿托瓦就在河边被人打死了。我连忙去向杀人者致谢;可是我还没来得及开口,瑞普兰却已经带着意味深长的微笑对我说:“你谢错了人!”接着他告诉我:“那天晚上,我隔着一段距离跟着我要猎取的对象。时间已经很晚很晚,河岸几乎连一个人也没有。很显然,这是下手的最好时间和地点。于是我向比阿托瓦走去。可是在我还没有走出我的藏身之处之前,有一个人从黑地里窜出来,用棍子照准院士的脑袋上狠狠地打了三下,这三下连一头牛也可以打死。

“看见他打,我决不会相信他是个新手,当时我离得相当近,所以认出了这个凶手。”

瑞普兰笑笑;我也笑起来了。

“弗特隆!”

这个名字从我的嘴里漏了出来。

接下来的事情恐怕大家都可以猜到。在我的隐名埋姓的告发下,弗特隆第二天就给抓起来了;他当时就承认自己谋杀了比阿托瓦;但是他却不承认那十个人也是他谋杀的。尽管如此,我的良心还是得到了平安。文学界的一场大屠杀就这样结束了。弗特隆被认为是疯子,他将要在一个疯人院里了结他的一生。

在角逐这个院士空缺时,我去拜客了;我的当选当然没有问题了。我度过了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不久以后,我还要尝到手握雕花的剑柄,走进黑暗的坟墓的那种快乐。

“侦探”告诉刚返回家的柴田,昨晚有个贼潜入他家把他刺伤。柴田不由得对妻子产生了怀疑,而这正中了对方的圈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