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艺术湖北黄梅戏剧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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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 东坡赤壁

△剧目提要

徐玉莲

为了进一步弘扬传统文化,繁荣黄梅戏舞台艺术,不断推出精品力作,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繁荣,2009年11月黄冈市面向全国征集以“苏东坡在黄州”为题材的黄梅戏剧本。《东坡赤壁》是范国清先生在“黄冈市征集苏东坡黄梅戏剧本”活动中创作的剧本,该剧本在一等奖空缺的情况下,获得了本次征文二等奖第二名。

大型古装黄梅戏《东坡赤壁》通过苏轼初到黄州、寺庙坐禅、东坡躬耕、草堂摔笔、奋笔救婴、赤壁绝唱等几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描写了苏轼在黄州的浴火重生,由“故我”向“今我”的转型。

【作者介绍】

范国清,男,1963年生,湖北武穴市人,毕业于湖北大学历史系,武穴市文广新局戏工室编剧。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小说故事两百余篇,一百余万字。《幸福的手指》获2009年中国“山花”奖。《青岭惊魂》改编为同名电影在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播出。《草鞋老太爷》获第七届湖北省黄梅戏艺术节暨黄冈市地方戏展演剧本创作一等奖,获湖北第九届“楚天文华奖”剧本二等奖。2010年5月,被湖北省文化厅评为“湖北省舞台剧2010年—2011年度重点创作人员”。

【剧情梗概】

第一场:初到黄州。北宋神宗年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初到黄州的苏轼,不仅无依无靠还被百姓误认为是一个贪官,使他倍感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唯有朝云的不离不弃给了他一丝慰藉。

第二场:寺庙坐禅。安国寺坐禅让苏轼在佛老思想中找到了精神支柱,安国寺本是宏扬佛教的禅修之地,它给苏东坡带来了心灵上的平静,安抚了他的灵魂。

第三场:东坡躬耕。苏轼初来黄州,一贫如洗,不得不躬耕东坡,解决温饱。他以富有诗意化、审美化的劳动“自救”,稍济家大口阔的“困匮”和“乏食”之急。劳动也使他接触农事,贴近了生活,亲近了农夫,体悟到粮食的来之不易以及丰收的喜悦。

第四场:草堂摔笔。东坡因小儿苏遁三朝喜日,赋诗一首,马通判穿凿附会说这是一首反诗,诬陷东坡诽谤当今圣上不善用人,幸好萝卜头暗中相助,使马通判阴谋未得逞,马通判命人将萝卜头双手打烂。东坡认识到自己“手握笔砚仿佛以卵击石”,“到如今招灾惹祸无用头”,悲怆之下将笔摔了。

第五场:奋笔救婴。面对民间溺婴的惨景,苏轼按捺不住了,挥笔写信求助州府,“告诫村民和乡党,溺婴陋习要严防”,建议“村村成立救婴会,富户捐献钱和粮”。马通判诬陷东坡“雪堂聚众,编造谎言,图谋不轨”,但苏轼仍坚持为民请命。

第六场:赤壁绝唱。面对浩浩长江,脚踏壁立的崖岩,苏轼终于发出了对现实、对人生的深沉感喟,写下了千古绝唱《念奴娇?赤壁怀古》。

【获奖情况】

2010年3月,原创古装黄梅戏《东坡赤壁》剧本获“黄冈市征集苏东坡黄梅戏剧本”活动二等奖第二名。

△脱去故吾换新我,大江赤壁写风流——评原创古装黄梅戏《东坡赤壁》

徐玉莲

走进黄州赤壁公园,清代黄州知府郭朝祚所撰名联“客到黄州或从夏口西来武昌东去,天生赤壁不过周郎一炬苏子两游”历历在目,让人浮想联翩。苏轼曾总结自己的人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他将黄州功业列为首位。苏轼,黄州,一个人名,一个地名,就这样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黄州是苏轼贬官之地,也是苏轼浴火重生之地。公元1080年12月,苏轼在《答李端叔书》中说:“谪居无事,默自观省,回视三十年以来所为,多其病者……足下所见皆故我,非今我也。”按照东坡自己的说法,所谓“故我”是指过去名动京师、“独步天下”的眉山苏轼,是“专为应举而已”的苏轼,豪情满怀,抱负远大,立志干出一番功业,汲汲于功名利禄。“今我”则是“与樵渔杂处”的黄州苏东坡,饱经沧桑,历经磨难,是从人生剧变的哀伤中摆脱出来,重新认识社会、评价人生意义,获得新生的“东坡居士”。

乌台诗案让苏轼丢官获罪,跌入人生低谷。《东坡赤壁》第一场描写苏轼初到黄州。苏轼“罪咎未了遭贬谪,合家上下受颠连”,御史台下令各级官吏严加监管,要把黄州这一方苏轼的贬官之地变成他的地狱之门,要命的是苏轼不仅无依无靠,而且还被百姓误认为是一个贪官,不明实情的王老实、萝卜头、木根、一班衙役等在马通判的挑唆下对苏轼百般刁难,使他倍感世态炎凉,人情冷暖。“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苏轼本是天涯倦客,落魄于黄州,内心是落寞和孤寂的,幸得朝云不离不弃,追随苏轼到黄州,让他倍感温暖。

安国寺坐禅让苏轼在佛老思想中找到了精神支柱。乌台诗案,让苏轼心魂不定,忧畏百端,“醉里狂言醒可怕”,“畏人默坐成痴钝”(《侄安节远来夜坐三首》)。仕途的不得意和现实的坎坷,使他迫切需要找到一个心理的支撑点,于是苏轼走进安国寺“焚香默坐”,并不是为了修佛成道,而是借用释家之坐禅,“闭门却扫”,“一念清净”,“家门佛门两个门,进进出出忘春秋,一脚踏进佛门里,一脚陷在家门中,入佛门日日反躬自省”,惟愿“物我相忘,身心皆空”。安国寺本是宏扬佛教的禅修之地,然而它却为安抚苏东坡的灵魂提供了平台。

躬耕东坡,则解决了苏东坡的生计问题。苏轼初来黄州,一贫如洗,“盐罐空,油瓶空,米缸空,灶下柴火空”,“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为求生计,东坡不得不劳动“自救”,“文人走末路,笔砚换锄犁”。躬耕东坡,不仅稍济家大口阔的“困匮”和“乏食”之急,而且还让他接触了拾瓦砾、除草棘、扶耒种田的农事生活,与百姓“同顶日头洒汗水,同披月光荷锄归”,亲近了普通百姓,体悟到了粮食来之不易,感受到丰收的喜悦。苏轼慢慢习惯了“丢乌纱,戴草帽,脱紫袍,穿农装”的生存方式,融入了“锄当笔,田作砚”田园牧歌式的美境,收获了“挥锄漫卷东坡冈,夫子迸发农夫狂”的旷达超然。

草堂摔笔,体现的是东坡向“今我”更彻底的转变。乌台诗案前的苏轼“敢向诗中箸不平”,讽刺苛酷,笔锋尖锐。他的诗词时而流露出对熙熙攘攘的官场的蔑视,时而替无衣无食的老人幽咽,时而直指朝廷的专卖垄断,时而表达“致君尧舜”的渴望。在黄州草堂,东坡因小儿苏遁三朝喜日,赋诗一首:“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儿孙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马通判穿凿附会说这是一首反诗,诬陷东坡诽谤当今圣上不善用人,幸好萝卜头暗中往手里吐口痰,将“愚且鲁”抹成黑团,马通判阴谋未得逞,气急败坏,命人将萝卜头双手打烂。东坡认识到自己“手握笔砚仿佛以卵击石”,“到如今招灾惹祸无用头”,苏轼悲怆地把笔摔了。草堂摔笔,标志着是“今我”的东坡居士,决心超然于风高浪急的政治漩涡之外,其笔端不再关注官场的蝇营狗苟,对现实政治的不满、针尖麦芒的批判不再属于他的笔砚。他开始以更开阔的眼光,以平静的心态,静观自然,寄情山水,描写田园风光。

奋笔救婴,是苏轼对黄州的回馈。黄州乡亲对贤人君子的爱戴和尊崇,使他深受感动,同样,苏东坡也把黄州人当自家人。木根要溺死刚出生的儿子,萝卜头把孩子抢了出来,苏轼知道由于百姓养不活孩子,溺死刚出生的婴儿在民间是常有的事。人间惨景,让“忠义填骨髓”,“道理贯心肝”的苏轼又按捺不住了,他决心“生死福祸置度外,一片丹心解民忧”,挥笔写信求助州府,“告诫村民和乡党,溺婴陋习要严防”,建议“村村成立救婴会,富户捐献钱和粮”。苏轼救婴受到了马通判的百般阻挠和无情打击,诬陷东坡“雪堂聚众,编造谎言,图谋不轨”,苏东坡仍然坚持为民请命,以百姓利益为先,置个人荣辱甚至生死于不顾。

黄梅戏《东坡赤壁》以赤壁绝唱《念奴娇?赤壁怀古》结尾,可谓神来之笔,苏轼实现了由“故我”向“今我”的华丽转身。面对浩浩长江,脚踏壁立的崖岩,苏轼终于发出了对现实、对人生的深沉感喟,苏轼与黄州在大自然中奏响了流传千古的永恒乐章。

余秋雨先生在《苏东坡突围》中说:“苏东坡以自己的精神力量给黄州的自然景物注入了意味,而正是这种意味,使无生命的自然形式变成美。”忘情于自然,寄情于美酒,苏东坡在黄州完成了脱胎换骨的转变与人生哲学的重构,于是,一个乐观豁达、随缘自适、宠辱不惊、安道守节的苏东坡从黄州走出去,而他留下的,则是不朽的绝唱,以及令千万后人为之着迷的精神涅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