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古籍曾文正公嘉言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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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附 曾文正公国史本传译文(4)

臣在前面的奏折中请求加重统领的职权,那是因为平日事权不统一,与敌人作战时便会指挥不动。臣在南方时,就曾经见到巡抚大帅率领多营,平时各营没有固定的统领,打仗的时候会临时选调几营,再派一个将领率领他们前去对敌,终究无法使士兵拼死效力。而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省有幸能够平定匪患,基本上得益于军中有得力的统领,而他们的权力向来很大,在战场上来往指挥、发号施令的人,就是平时拨发粮饷、提拔任用、主持赏罚的人。士兵们很清楚应该听谁的号令,服从谁的指挥,因此能够一心建立功绩。臣所说的统领的事权应该集中,本意就在这里。然而我也有幸遇到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杨岳斌、多隆阿、鲍超、刘铭传、刘松山这些人,他们有的是我的部下,有的是别人的部下,但都是因为拥有重权而建立了大功。然而,如果不是他们这样的良将,大权也不能随便授予他人。各部大臣所议论的,认为遇到良将则能建立功勋,而遇到不贤不肖的人就会产生无穷的弊端。这个说法确实是非常恰当的。

但良将可遇而不可求。直隶练军后面的统领,我会尽力考察,遇到顶尖的人选就破格优待,充分发挥他的才干;遇到中等的人才随时约束引导,使他们安分守己,这或许是两全其美的办法。各部大臣再次讨论到士兵与将领应该相互熟悉,可以收到了解沟通的效果。又提到要想使军队由弱变强,不必到其他地方去借调人才等观点。以臣的愚见,就士兵而言,绝对没有让外省的勇丁补充到本省军队的道理,外地的勇丁也不愿意到太远的省份去服役。但就官员来说,武将从基层的官职一直到提督、总兵等,都可以到外省做官,何况直隶是国家中心之地,尤其是有志之士愿意为国效力的地方。因此各地将领有出色的,都可以考虑调来直隶,不能说是借用人才。

关于直隶练军,征询众人的意见,不外乎两种方法:一种是本地将领操练本任所的士兵;一种是调南方的战将来操练北方的新兵。臣查访得知,以前直隶六军练兵,用本地将领做统领,在情感上是容易沟通,但苦于全营军士都没有振作的气象;如果用南方的战将为统领,士气可能会稍微振作,但会苦于士兵与统领之间感情疏远。要想弥补这两方面的弊端,可分别解决。士气不振,可能是本地的将领不称职,应当考察他的懈怠松弛之处,另择合适的人选将其替换。感情不能沟通,可能是南方的战将体会不到当地士兵的艰难,应当给他们时间相处,时间久了,真诚能把士兵感动。

臣计划在先前所留的四千兵丁之外再增加三千人,逐渐恢复以前的规模。一在古北口暂时增加一千人,该处提督傅振邦熟悉军旅事务,性格稳健谨慎。一在正定镇暂时操练一千人,该处总兵谭胜达素来以勇敢著称,血气方刚。这两人都是直隶将领,都是以本地将领统帅本地的练军。一在保定暂时增加一千人,由南方将领、原琼州镇总兵彭楚汉统领。将中军冷庆统领的一千人暂且分为两队,等查明训练确实有效,再合并为一支。这是在议论士兵与将领是否相符所拟定出的目前增练士兵的计划。至于练兵的规模,臣仍然认为应该以四军为标准,两军驻守京城北面,两军驻守京城南面。每军三千人。统领功绩特别显著的,可以增加到四千至五千人。请皇上先将我的这些计划交给各衙门复议,可先试行,等试行有效果后,再上奏制定简明章程,让各处军队全部遵守。”奏折呈上后,被批准。后来因为直隶练兵卓有成效,其他省份也纷纷效仿,清朝军务为之一振,是从曾国藩开始的。

同治九年(1870)五月,北洋通商大臣崇厚上奏:“天津发生拐骗小孩事件,当地百姓听说拐骗小孩的匪徒与教堂有关联,便打死法国领事官,烧毁了教堂。”同治帝让曾国藩赶赴天津查办这件事。曾国藩上奏说:“各省攻击毁坏教堂的案件层出不穷,但打死领事官却是从来没有的。臣的意思是不要与洋人发生争端,依据实际情况斟酌处理,公平审理这件案子。这样既使法国有回旋的余地,而朝廷又不失安抚洋人的办法。”不久,曾国藩上奏处理结果,处斩了带头闹事的人,把办事不善的天津府、县官员革职治罪。并陈述“当前的时局虽极其艰难,但谋划必须果断坚决。臣发现自道光庚子年以后,朝廷与洋人交涉,不足在于早上打仗晚上言和,没有既定的原则和方法,由此导致外患越来越严重,以致无法收拾。皇上登基以来,坚持讲和的原则,不做变动,因此中外和平相处十多年。天津这件案子,是因为无知的百姓一时激愤,才酿成大祸,并非官员有意挑衅。朝廷向世人明确地显示大信大义,不挑起战端,这实在是天下百姓的福气。以后仍然应当坚定一心,委曲求全保持与洋人和好,才是保全百姓的策略。同时朝廷也要加强防务,作为立国的根本,这两方面不可偏废。”

同治九年(1870)八月,调任两江总督。曾国藩陈述自己的病情,恳请朝廷另选贤才,让他辞去两江总督的职务,从而安心调理身体。同治帝下诏说:“两江地区事务繁多,职责极重,曾国藩老练稳重,具有很高的威望,而且在江南多年,熟悉当地情况,办事都很妥帖。虽然眼病现在没有痊愈,但只要他坐镇两江,事情都能得到有序办理。他请求另择贤才的事不必再议。”十一月,任命他担任办理通商大臣。同治十年(1871),因为淮盐在楚岸的专卖区域被川盐侵占,曾国藩与湖广总督商议决定,让淮盐与川盐在楚地分岸销售,奏请朝廷允许武昌、汉阳、黄州、德安四府专销淮盐;安陆、襄阳、郧阳、荆州、宜昌、荆门五府一州暂时销售川盐。湖南巡抚请求在永州、宝应二府试行官运粤盐,曾国藩又上奏极力陈述这两个地方的盐不必改运,部议批准了曾国藩的请求。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曾国藩去世,临终前的奏章送入朝廷。

同治帝下诏说:“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学问精纯,器量见识深远开阔,品性忠诚,谨慎清正。在翰林院时受宣宗成皇帝特殊的器重,提拔他为朝中重臣。咸丰年间创立楚军,剿办粤匪,转战数省,屡次建立显赫的功勋。文宗显皇帝对他优待重用,补任他为两江总督,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军务。朕即位后,选任他为内阁大臣,深深地器重依赖。在平定东南的匪乱中,他的功劳最大。江宁大捷后,特加封他为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并赏他戴双眼花翎。曾国藩历任总督,对地方上的事务尽心谋划,实在是无可替代的心腹重臣。正希望他能享受高龄,长久蒙受朝廷恩泽,却突然听闻他去世的消息,顿时感到惊愕悲悼。现追赠曾国藩为太傅,按照大学士的规格加以抚恤,赏白银三千两办理丧事,由江宁的藩库拨发。赐祭一坛,派穆腾阿前往致祭。赐谥‘文正’,牌位入奉京城昭忠祠、贤良祠,并在他湖南老家、江宁省城建立专门的祠庙。他生平政绩交付史馆存档。任职期间的一切处分全部免除。应得的朝廷例行恩典,有关衙门查明后备文上奏。灵枢运回原籍时,沿途地方官员务必要妥善照料。他一等侯爵位由儿子曾纪泽继承,不必带领引见。其余几个子孙,命何璟调查清楚后备文上奏,等待下旨赏赐。”

不久,湖广总督李瀚章、安徽巡抚英翰、代两江总督何璟上奏折陈述曾国藩历年来的功绩。

李瀚章奏折大致如下:“曾国藩最开始进入翰林院时,便与故大学士倭仁、太常寺卿唐鉴、徽宁道何桂珍一起讲习程朱理学,他终身自我反省、自我克制,得益于此。遭逢时世艰难,毅然以拯救天下为己任,将生死祸福置之度外。他超出常人的见识,在于能够坚持既定的主张,不因为一些流言蜚语而动摇。在江苏、安徽剿匪时,他提出了四路进攻的策略。剿办捻匪时,提出四面围困贼兵的建议。后来之所以能够剿匪成功,都得益于曾国藩的这些建议。”

英翰奏折大致如下:“自从安庆被收复后,曾国藩便率军在那里驻扎。他整顿吏治,安抚百姓,培养元气,训诫下属就像对待自家的子弟,将百姓视为自己的家人。因而,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各项事业都得以振兴。至今安徽百姓安居乐业,都是曾国藩留下的恩德。一听到曾国藩去世的消息,士子百姓奔走相告,妇女孩子痛哭流涕。以去世后仍被追怀的官员来说,自前封疆大吏汤斌、于成龙之后,再没有像曾国藩这样感人至深的了。”

何璟奏折大致如下:“咸丰十年(1860),曾国藩驻军祁门,当时安徽南北十室九空。从南京到徽州八百多里的地方,到处是贼兵,没有一天不打仗的。徽州刚刚沦陷,休宁、祁门一片惊恐,有人劝曾国藩转移营地,曾国藩说:‘我第一次进军,遇到危险就后退,后面的仗还怎么打?我们离开这里一步,便会死无葬身之地。’贼军围攻祁门,曾国藩亲手写下遗嘱,军帐内悬挂佩刀,从容部署,不改常态,死守二十多天,后来命令鲍超击敌,一战就把贼兵赶到羊栈岭外。肆虐了十多年的贼寇,曾国藩带兵四年,一一将其平定,这都得益于祁门初次出战毫不怯弱,使叛贼胆寒,而振奋了士气。我曾听说曾国藩在京城做官时,就已经留心观察人才,后来外出带兵打仗,更加勤于寻访人才。只要有一点才能技艺的,没有不选拔任用的,同时又用多种方法培养造就人才。安庆收复,曾国藩归功于胡林翼的筹划、多隆阿的苦战。南京收复,又将功劳归于其他将领,没有一句提到他的弟弟曾国荃。谈到僧格林沁亲王及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时,都说自己的才能不如他们的十分之一。曾国藩清廉节俭如同贫寒之家,俸银和养廉银全都拿出来充为公用,自己不曾置办一处住所、一块田地。他吃饭不超过四个菜,男女婚嫁的费用不超过二百金,并定为家训。曾国藩的清廉有唐代杨绾、宋代李沆的遗风。他严格遵守并且能持之以恒的,是不说假话、不贪睡晚起。此前任两江总督时,他研讨公文,条理缜密,所有章程都亲自制定,所有公文都亲自批改。前年再次回到两江总督任上时,感激皇上的大恩,委任他继续坐镇东南的重任,他常说自己稍有懈怠,内心就会感到愧疚。在公事之余接见所有的宾客,接见时必定详细询问、仔细考察,很关切地教诲勉励他们。至于下属是否贤明,各样事情的来龙去脉等事项,无不默默记在心里。曾国藩之所以患病不起,实在是因为平时事无巨细都一一过问、殚精竭虑造成的。”

同治帝下诏:“何璟、英翰、李瀚章逐一陈奏曾国藩历年的功绩,英翰、李瀚章都请求在安徽、湖北省城为曾国藩建立专祠。另外,何璟已遵旨查明曾国藩子孙详情,现已详细呈奏上来。翻阅这些奏折,更增添哀伤惋惜之情。曾国藩的器量和见识超出常人,鞠躬尽瘁报效国家。当湖南、湖北、江苏、安徽军情棘手的时候,他率先操练水师,下定决心剿灭贼寇。虽然屡次遭受危难困苦,仍能坚忍不拔,没有任何动摇,最终使军队团结一心,削平贼寇。大功告成后,依旧恭敬谨慎,始终不敢有一丝懈怠。他举荐选拔人才唯恐不妥,完全履行了臣子侍奉君主的大义。他忠诚尽力,功德施于百姓。应当给他更进一步的恩泽,以表彰他的忠心。准许在安徽、湖北省城为曾国藩建立专祠。其他立下战功的省份也准许一起建立专祠。他的次子附贡生曾纪鸿、孙曾广钧都赏赐举人功名,准许一体参加会试。孙曾广镕赏赐员外郎之职,孙曾广铨赏主事之职,等他们到了年龄,分配到相关部门学习锻炼。何璟、英翰、李瀚章三份奏折都交付史馆留存,借此宣示朝廷对功臣的眷念之情不断增加,永远也不会停止。钦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