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为什么会如此镇定，且又有挽狂澜于既倒的政治家气魄呢？除去她已经成为很成熟的政治家而外，她自沪回宁之前，已从孔祥熙处初步获悉西安事变的真相。对此，孔祥熙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一文中做了如下记述：
是晚八时左右，得军政部长何敬之（应钦）南京长途电话，谓有要事报告。余亟谢客，出就他室通话。敬之首诘余：何日曾接蒋院长电报，亦知院长此时尚留临潼或入西安否？乃就余所知告之。敬之始谓得军事密报，谓西安城门紧闭，时有枪声，临潼道上，军运频繁，而华清池附近则阒然无人，似蒋公已入危地，嘱余就近通知蒋夫人。余在电话中告以有外宾在，且蒋夫人有微恙，倘无重大非常之事，不便深夜造次，仍盼其续以电话相报。语止于此，而余已深虑其真或有变。
旋外宾既散，京都秘书处电话续来，谓接得张学良、杨虎城丑文电一件，主张国是八项……电中对于蒋公只有“做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之语，仍未详其劫持之经过。余乃一面通知蒋夫人，一面拟乘夜车立即返京……余正拟首途，又得京部电告，谓张学良续有“震”电，系单独致余者，电中有“……弟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今不敢因私害公，暂请介公留住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加以危害……”之语。蒋公之被困西安，至是完全证实……
因学良“文”、“震”两电全文，皆仅由秘书于电话中向余口述大要，事关国家存亡，领袖安危，余因不能即是独定政策。但转念学良既于通电之外，独对余另发震电，是已明示尚有转圜余地，益以蒋公安全，在其掌握，尤不能遽闭谈判之门。时机既迫，乃召某秘书至，即在沪寓口授复张一电，文曰：“急！西安张副司令汉卿吾兄勋鉴：密。顷由京中电话告知，我兄至余一电，虽未读全文，而大体业已得悉。保护介石，绝无危险，足证吾兄爱友爱国，至为佩慰。国势至此，必须举国一致，方可救亡图存。吾兄主张，总宜委婉相商，苟能有利于国家，介公患难久共，必能开诚接受，如骤以兵谏，苟引起意外枝节，国家前途，更不堪设想，反为仇者所快！辱承契好，久共艰危，此次之事，弟意或兄痛心于失地之久未收复，及袍泽之环伺吁请，爱国之切，必有不得已之苦衷。尚需格外审慎，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尊意如有需弟转达之处，即乞见示。先复布意，伫候明教。弟孔祥熙叩文亥沪寓印。”
电既发，余乃偕蒋夫人等于是晚入京，翌晨（十三）七时抵京。
……
宋美龄怀着异常焦虑的心情熬过旅途的长夜，遂又忐忑不安地驱车回到官邸。她尚未落脚询问京城情况，机要人员送来了张学良于事变之后，发给她的如下这通电文：
蒋夫人赐鉴：
学良对国是主张，当在洞鉴之中。不意介公为奸邪所误，违背全国公意，一意孤行，致全国之人力、财力，尽消耗于对内战争，置国家民族生存于不顾。学良以待罪之身，海外归来，屡尽谏诤，率东北流亡子弟含泪剿共者，原冀以血诚促其觉悟。此次绥东战起，举国振奋，介公以国家最高领袖，当有以慰全国殷殷之望，乃自到西北以来，对于抗日只字不提，而对青年救国运动，反横加摧残。伏思为国家、为民族生存计，不忍以一人而断送整个国家于万劫不复。大义当前，学良不忍以私害公，暂请介公留住西安，妥为保护，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学良平生从不负人，耿耿此心，可质天日。敬请夫人放心，如欲来陕，尤所欢迎，此间一切主张，元已文电奉闻。挥泪陈词，伫候明教。张学良叩。文。
宋美龄手捧电文，反复阅读。随着阅读遍数的增加，她那激烈跳动的心渐渐平息下来，似乎从电文中看出了希望所在。不时，她的思绪又从电文转移到张学良的身上……
宋美龄十分了解张学良的性格和为人，自然也清楚张学良和蒋介石在“剿共”与抗日问题上的分歧。她稍许冷静以后，认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必然的。她想到此，心中又生起一种难以名状的悔恨感。同时，她认为张学良电文中所云：“大义当前，学良不忍以私害公，暂请介公留住西安，妥为保护，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是真情实语。换言之，蒋介石时下无生命之虞。但是，如果南京当局出兵讨伐，有意激化矛盾，张学良出于一时之义愤，事情就复杂化了！因此，她当即给张学良发去如下一则电文：
西安张副司令汉卿兄勋鉴：奋密。
昨在沪上，惊悉西安兵变，即晚来京，接奉文电，深以为慰。吾兄肝胆照人，素所深佩，与介兄历共艰危，谊同手足。在沪未接电前，已知其必承吾兄维护，当决无他；来京获读尊电，具见爱友之赤诚，极为感慰。唯精诚团结，始足以御侮抗敌；沉着准备，乃足以制胜机先。介兄自九一八以来，居处不宁，全在于此。吾兄久共军机，素所深悉。凡吾兄有所建议，苟利国家，无不乐于采纳。介兄以地位关系，不得不加以慎重，借避敌人耳目。吾兄贤明，当必深谅此意。我国为民主制，一切救国抗敌主张，当取公意。只要大多数认以为可，介兄个人，当亦从同。昨日之事，吾兄及所部将领，或激于一时之情感，别具苦衷，不妨与介兄开诚协商，彼此相爱既深，当可无话不说。否则别生枝节，引起中外疑惧，不免为仇者所快，亲者所痛，想吾兄亦必计及于此。至如何安慰部曲，消弭事端，极赖荩筹。介兄一切起居，诸祈照拂，容当面谢，并盼随时电示一切为荷。蒋宋美龄叩。元。
接下来，宋美龄为了蒋家王朝的整体利益，立即和孔祥熙、宋子文等行动起来，他们密切配合，力排众议，朝着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大道上艰难地跋涉着。请看宋美龄的回忆：
是晨八时前，余即电张学良，告以端纳拟即日飞西安，端纳亦同时去电，盼其即复。余等到处搜索消息，而消息始终沉寂；周遭接触者唯紧张之流露，形形色色之猜测；辗转传布，如飞沙，如雷震，诸凡捕风捉影之传说，眩人欲迷。时西安电线早已中断，不特西安之真相无从探索，而亦无人能一究事实发展与结果何如也。
余迭向京中诸要人剀切陈述：于未得确实消息之前，务镇定其态度，信任民众精神之后援，勿采急遽之步骤。余主张：既未能确证西安将领别有企图，曷若姑信其言之由衷，一方面迅速搜寻其动机之真相。余曾做臆断曰：‘或者彼等确有不平之情绪，而自谓其有相当的理由。一部分国人若对中央怀抱不平，中央应虚怀若谷，探索其不平之究竟，而尽力纠正之，同为国人，苟有其他途径可寻，又何必求军事解决也。’
西安来电所提八项要求，余初未加以重视，当前一般人亦多做如是观。盖张学良部以西北地瘠民贫，驻军其间，早感不满，故测其所提政治条件，实只备为移调丰腴省份谈判之借口而已。主张讨伐者或即因此而益坚其主张欤！
是日晨，得张学良来电二通：一致孔部长，一致余者，皆经中途阻碍，延搁已久，读其致余之电，涉及委员长，语多不逊，余初愤甚，继念：安知此电果为张所亲笔签发者，安知张非与其部下有隔阂者；即此电确为张所亲发，又安知张非在激昂情绪下措辞失检耶？时端纳西安之行，待张学良复电尚未至，为节省时间计，端纳决于午后先飞洛阳，余恐或有需译员处，派黄仁霖偕行。余复请端纳携一函致委员长，函中述余深信吾夫一切措施，皆以民族利益为本，余日夕为彼祈祷上帝，愿彼宽怀。余复以长函致张学良，告以彼等此举将使国家前途受严重之打击，余深信其鲁莽灭裂之举动，初无断送国脉陷害领袖之恶意，应及时自拔，勿贻噬脐之悔。
端纳于夜间由洛阳来长途电话，称于日落时抵洛，彼处离西安虽只余一小时半之飞行，然消息之沉寂，不减于南京。且言是日已有飞机三十余架在西安上空飞行示威，目的欲告谕叛军；洛阳飞机场仍在中央之手，以张学良预令其驻洛直接指挥之炮队占领机场之命令，其部下实未遵行也。端纳复称：彼不问张学良有否复电，决于明晨飞赴西安。余于是夜卒得张学良致端纳电，欢迎入陕，于是端纳所乘飞机中途被击之顾虑，始得释然矣。
当时局势虽黑暗危殆，然余深感必有可以解决之途径，故愿中央诸公共信之。因此反复申述，请各自检束与忍耐，勿使和平绝望；更请于推进讨伐军事之前，先尽力求委员长之出险。盖战事开始之后，委员长即不为其亲自统率之陆空军轰炸所误中而丧生，亦将为怨恨暴戾之叛军所残害，不料此时余已陷入甲胄森严与战斗意识弥漫之重围中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