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我所描述的都是大学一年级的生活，现在让我来说说大学二年级以后的情形吧。
《少女时代》这一部分，是我在雷德克利夫学院一年级时的作文集成。当时在上柯兰老师的作文课时，我每星期都写一篇。最初并没有把它们整理出版的想法，直到有一天，《淑女书报》的主编忽然来访，他说：“本社的社长希望能在我们杂志上刊登你的传记，并且是以连载方式登出，请多多帮助。”
当时，我因为功课太忙，就婉言谢绝了，说我没有时间写。可是他却坚持说：“你不是已经在作文课上写了很多吗？”
听到他的话，我吃了一惊：“啊？怎么你连这些事也知道？”
“谁叫我是吃这行饭的呢？”主编笑着说，带有几分得意。紧接着，他又告诉我，只要把那些写好的作文稍加修改，就可变成杂志所需的稿子了，非常容易。于是，我答应把《少女时代》的原稿以3000美元的价格在《淑女书报》上连载，并在合约上签了字。说实在的，当时我因受到了3000美元的诱惑，而忘记了那份稿子其实只完成了一半，更没有考虑到补写后半部分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困难。当时，我确实是有些得意忘形、沾沾自喜。
事情就这么决定了。开始时，一切都还顺利，可是越往后就越觉得棘手了。
因为我不知道写什么才好，更何况我又不是专业作家，不懂得该如何把现有的材料加工成杂志社所需要的文字，甚至对截稿日期的重要性也全无概念。以至于当我收到杂志社拍来的电报，如“下一章请立刻寄来”或“第6页与第7页的关系交代不清，请立刻回电予以说明”等等时，竟不知所措。
幸好，同班同学蕾诺亚介绍我认识了一个人，她告诉我说：“他是房东的朋友，不仅头脑清楚，而且很慷慨，富有骑士精神，待人也和蔼可亲。如果谁有事相求，他一定不会拒绝的。”
我就这样结识了梅西先生。梅西先生是哈勃特大学的教授，并且还在雷德克利夫学院兼课，但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一切。在听完蕾诺亚的介绍后，我对梅西先生有了初步的了解，从日后的交往中，我深切地体会到，正如蕾诺亚所说，梅西先生不但聪明，而且为人热心。他了解到我的困难后，立刻把我带来的资料浏览了一遍，很快就帮我把稿子整理出来了。从那以后，梅西先生一直热心地帮我整理稿子，使我最终能够如期交稿。
梅西先生是一位才思敏捷、感情丰富的杰出文学家。对我而言，他既是好朋友，又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兄长，每当我遇到麻烦时，他都力所能及地帮助我。如果现在我所写的这部分稿子水准不及当年的话，我丝毫不觉得奇怪，因为这次梅西先生没有帮我的忙。
前面曾经提过，在雷德克利夫求学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盲文书可读，另一个问题是时间不够用。因为课外作业都是莎莉文老师以手语方式逐字逐句告诉我的，速度非常慢，因此我常常要学习到半夜。洛奇老师与维杜老师经常帮助我，他们在我的教科书上为我点字，但有些老师自始到终都还没有教我如何学习，所以我常常跟不上进度。
现在（指1928年），红十字会已经为盲人出版了数千册盲文书籍，我可以阅读好多好多的书了！而当时，我所有的盲文书加起来不过30本，每一本对我而言都是一件无价之宝。每当我用自己的双手来“读”这些书时，我都会欣慰地想：“现在我不用别人帮忙也可独自用功了。”
在学业方面，无论是文学还是历史，我都可以毫不费力地阅读和理解。这也许和我少女时代的生活体验有关，我早在进大学之前就接触过许多优美的富有想像力的文章。因此，这些课程对我来说都毫不费力，成绩也非常好。
在大学生活里，惟一令我感到遗憾的是，没能与大学时代的教授们做更多的交流。院长布里吉斯教授的家就在我的隔壁，可我却从没主动拜访过他。给我签发毕业证书的艾里华特博士，也一直无缘见面。只有指导我写作的柯布兰教授以及教《伊莉莎白时代文学》的尼尔逊博士，还有教德文的帕德雷特教授等人偶尔请我去喝茶，他们在校外遇见我时也十分亲切。
由于我的生理状况异于他人，因此无法与班上的同学在一起玩，不过我们还是能通过各种方式相互沟通。我经常和同学们到外面的餐馆去吃三明治，喝可可奶，他们也常常围在我身旁，说些有趣的事来逗我笑。同学们还推选我做副班长。
如果不是因为在功课方面必须花比别人更多的时间，我相信自己的大学生活一定可以像其他同学一样丰富多彩。
有一天，朋友们邀我一起玩。我们来到了波士顿一间满是“泰瑞尔”狗的宠物店。那些狗都很热情地欢迎我，其中有一只名叫汤姆斯伯爵的狗对我尤其亲热。这条小狗长得并不好看，但很会撒娇，站在我身边一副驯服、乖巧的模样。我伸手去摸它时，它高兴得直摇尾巴。
“啊！汤姆斯伯爵，你很喜欢海伦吗？海伦，你也喜欢这只小狗吧？”朋友们异口同声地问我，我也很干脆地回答：“是的，我很喜欢它！”
“那么，我们就把这只狗送给你，作为大家送给你的礼物。”朋友们说。
汤姆斯似乎也听懂了大家正在谈论它，直在我身边绕圈子。
等汤姆斯伯爵稍微安静下来，我才说：“我不喜欢这种伯爵的称呼，听起来像高不可攀。”
我说出这番话后，小狗若有所思地静坐一旁，一声不响，变得沉默起来。
“你们看，费兹这个名字怎么样？”
我这么一说，汤姆斯伯爵好像完全同意似的，很高兴地在地上连打了三个滚。于是我就把这只狗带回了家。
当时，我们在库利兹街14号租了一幢房子。据说这栋房子原来是高级住宅，坐落在一片美丽的土丘上，四周长满了葱郁苍翠的树木。虽然住宅的正门面对马路，但屋宇很深，马路上车辆的喧闹声几乎完全听不到。
屋后是一大片花园，主人在园中种满了紫罗兰、天竺葵、康乃馨等花草，屋里经常花香四溢。每天清晨，那些身着鲜亮衣裳的意大利女孩都会来采花，拿到市场上去卖。每天清晨，我们也都会在那些意大利少女的欢歌笑语中醒来，就像置身于意大利的田园村落里一样。
住在库利兹街的岁月里，我们结识了几位哈勃特大学的学生和年轻的讲师，大家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其中菲利浦·史密斯先生目前是华盛顿国立地质调查所阿拉斯加分部的主任，他的太太是我最好的同学之一——蕾诺亚。蕾诺亚对我非常友好，每当莎莉文老师身体不适时，她就替莎莉文老师帮我做功课，带我去教室。
约翰·梅西先生也是当时的成员之一，他后来与莎莉文老师结婚了。我们这群年轻人充满了活力与朝气，常常一口气走上十来里的乡村小路，还丝毫不觉得累。有时候我们一起骑着自行车去郊游，一骑就是40里，玩到尽兴才肯回家。那真是个无忧无虑的年龄啊！做什么都开心，玩什么都高兴。在年轻人的眼里，大自然的一切都是如此美妙，照在树梢上的温暖秋阳、成群结队南飞的候鸟、正在搬运胡桃的松鼠、从树上掉下来的苹果、河边草地上粉红的小花，以及碧绿的河水……一切的一切都是如此赏心悦目，令人陶醉。
天气寒冷的冬夜里，我们有时乘马车四处溜达，有时去山上滑雪橇，有时在野外疯狂地玩耍，有时静静地坐在咖啡馆里喝香浓的咖啡，或者来上一顿可口的夜宵，快乐得像神仙似的。
冬夜漫漫，有时我们也会连续几天夜里围坐在熊熊的炉火前，喝可乐、吃爆米花，高谈阔论，探讨社会、文学或哲学上的种种问题。无论谈起什么问题，我们都喜欢刨根问底。
青春的光辉是如此灿烂，令人不敢逼视，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冲劲真叫人羡慕。记得有一次，我们徒步走到一个很远的地方，3月的风是如此强劲，把我的帽子都吹掉了。还有一次，大概是4月份吧！我们也是徒步出门，路上忽然下起了瓢泼大雨，几个人只好挤在一件小小的雨衣里。到了5月，大伙儿就一起到野外去采草莓，就连空气里也飘荡着草莓的芳香。
唉！我现在还没有到老太婆的年龄，怎么开始一个劲儿地回忆过去的岁月了呢！？
在这些愉快的日子里，4年的大学生活稍纵即逝，终于要迎接毕业典礼了。当时的报纸还曾对我与莎莉文老师做过报道，其中有一家报纸登载了这样一条消息：“这一天，毕业典礼的礼堂里挤得水泄不通。大家都来观看毕业生毕业典礼，但来宾们的目光都集中在一位学生身上，她就是成绩优异的盲女——海伦·凯勒。一直以来，不辞辛劳地协助这位少女的莎莉文老师也分享了她的荣誉。当司仪念到海伦·凯勒的名字时，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这位少女不仅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大学的所有课程，而且在英国文学这门课上更是表现优异，因此，博得了师长、同学的交口称赞。”
莎莉文老师十分高兴我能够在英国文学这一科上得到高分，要知道，这可完全归功于她的帮助！可是，除了这两点事实外，报纸上的其他报道都是一派胡言。当天的来宾并不像记者所说的那么多，事实上，专诚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的朋友仅五六位而已。校长也只是做了例行演讲，并未特别提到我与莎莉文老师。不仅如此，其他的老师们也没有过来与我打招呼。另外，在我上台领毕业证书时，并未出现如报上所说的“雷鸣般的掌声”。总之，毕业典礼并没有像报纸上形容的那样盛大。
有些同学还为莎莉文老师抱不平，一面脱下学士服一面愤愤地说：“真是太草率了，应该也颁学位给莎莉文老师才对。”
毕业典礼之后，莎莉文老师带我离开礼堂，直接乘车前往新英格兰的连杉，这是我们的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