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看来，墨家的名学，简直可与Aristotle的Organon及陈那的《因明正理门论》相比拟，而同为世界名学最古而又有条理的著作。墨子应用他的三表法，非儒，非攻，非命，主张兼爱，节用，节葬，甚至非乐，而成中国古代最有价值的一个学派。至于别墨的《辩经》，则久成绝学，不能完全句读，只为当时诡辩学派增一工具而已！可惜！
D.齐论学派——齐论学派，只有庄子一个人。他的主张，全为对于杨墨，儒墨之争的反动。《骈拇篇》说：“骈于辩者累瓦，结绳，窜句，游于坚白异同之间，而敞跬誉无用之言非乎？而杨墨是已。”《齐物论》说：“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这两段话，可见庄子主张齐论的动机了。
庄子见儒墨更相是非，更想到认识的问题。他极端怀疑人智，以为不但“人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更用吊诡之辞推及人智一无所知，也不能有所知。所以《齐物论》上说：
“啮缺问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恶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耶？’曰：‘恶乎知之！’‘然则物无知耶？’曰：‘吾恶乎知之！虽然尝试言之：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耶？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耶？……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端！”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以辩论正辩论，自有恶知其端的困难。而庄子不能于事实上加以辨正，只趋于反动，否认人智，所以不能使思想发生良好的影响。
庄子阐明争辩的起原约有三端：a，由于成心——《齐物论》说：“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与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是以无有为有！无有为有，虽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独且奈何哉！”这攻击师心好辩，何等痛快淋漓！b，由于感情——《齐物论》说：“劳神明为一而不知其同也，谓之朝三。何谓朝三？曰：狙公赋芧曰：‘朝三而莫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莫三’。众狙皆悦。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因是也。”这形容感情影响于论理的势力，又何等的切当。c，由于偏成——《齐物论》说：“辩也者有不见也。”又曰：“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这都说辩起于知识的浅薄，和文字的含糊。
总而言之。庄子以辩多起于心理的原因，而非事理的实际，故辩论终无已时。所以他说：
“既使我与若辩矣，若我胜，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耶？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耶？其或是也，其或非也耶？其俱是也，其俱非也耶？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黮，吾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耶？”
庄子见“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其一无穷也。非，亦一无穷也”。而以两法止辩。a，两行法——庄子说：“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谓之两行。”郭注：“两行，为任天下之是非。”是非两行，争辩自少，而且所谓是非，多因见地不同，故说：“劳神明为一而不知其同也。”物有多方，或从甲方去观，或从乙方去观，争辩即由此起。若通观全体，则或是或非，或俱是，或俱非，据庄子的思想，只好任其两行而已。故说：“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则是之异乎不是也亦无辩。然若果然也，则然之异乎不然也亦无辩。”b，以明法——庄子说：“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郭象解“以明”为反复相明，即是用是非两说反复相明，可以知所是的不必全是，所非的不必全非，而反对的论调，也有相为订正的价值，不必拘于一隅，好同恶异了。
以上为庄子齐论的大旨。他应用于哲学而成齐物之说，达观一切。应用于处世，成了“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无町畦；彼且为无涯，亦与之为无涯”，达之入于无疵的人。好的，不过是一个不谴是非的名士。不好的，就成了同流合污的乡愿了！
E.诡辩学派——诡辩学派，多用《辩经》的方法，而昌言道家的理论，自成一派，与墨家以实用为主旨的绝不相同。其好辩又近乎纵横家。庄子《天下篇》说：
“相里勤之弟子，五候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到今不决。”
这可见诡辩学派与《墨经》的关系，不过属于这派的，不止所谓别墨而已。上到邓析，下到惠施，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亦均属之。据庄子的说法，可把这派的要旨分为二：a，奇辞的诡辩——即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者。这种辩论，要以邓析为鼻祖。《吕氏春秋》说：“洧水甚大，郑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请赎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邓析。邓析曰：‘安之，人必莫之赎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邓析。邓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无所更买矣！’”这即是列子所说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的例子。诡辩家正如此耳。庄子《天下篇》说：“惠施以此为大观于天下而晓辩者。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辩者以此与惠施相应。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这可见惠施公孙龙等乐为奇辞的诡辩，不过又参有哲理而已。荀子说：“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则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即是攻击奇辞的流弊。b，推理的诡辩——惠施历物之意，偏为万物说，和公孙龙白马非马等说，多含有哲理的问题，大要不外乎庄子齐物之旨，加以引申，而又益之以辩辞而已。庄子《德充符》说：“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秋水篇》说：“以功观之，因其所有而异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知东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则功分定矣。”可与惠施等的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之大同异；以及白马非马等说相印证。不过这种哲理不易为通俗所了解，所以能胜人之口而不能服人之心。庄子《天下篇》又说：“惠施……以反人为实，而欲以胜人为名，是以与众不适也。”就可以见诡辩学派的流弊了。公孙龙见黜于平原君，即由他“烦文以相假，饰词以相悖，巧譬以相移，引人声使不得其意”。质而言之，诡辩学派只重在诡辩，不重求真理，与希腊诡辩学派相近。结果只足以乱是非而已！荀子作《正名篇》，极力攻击，正与Aristotle作Organon以正希腊诡辩学派之失同意。
三中国古代名学的批评
中国古代名学，直接为古代学术思想的根本方法，而间接又影响于后代的一切学术思想。所以要明从古代到现代中国学术思想的变迁和结果，不可不于叙述古代名学派别之后，略加批评，使我们知道中国学术思想不振之源，究在何处？与西洋学术思想的方法根本不同的，又在何处？我们以后要改进中国学术思想，又应先从何处着手，才易收效。这都是我要略略批评，不辞浅陋的用意。当世明达，对于我的批评，更加批评，使学术思想，可以从此根本改造，那就更好！
中国古代名学可批评之点约有四：
A.重人事不重自然——无论何派名学，多重人事，不重自然。孔子揭着正名主义，不过用为伦理的中心观念。而老庄等绝圣弃智，更未曾多论自然（自然即英文的Nature，与老庄所谓任天的自然不同），墨子虽提倡“实用”，略略近于西洋的Pragmatism，也多应用于人事一方面。到别墨的《辩经》，虽偶涉论数理质力之说，也无何种系统可寻。所以可以武断说一句：古代名学全应用于人事，未尝应用于自然。而中国学问，亦自只有社会科学，而无自然科学了！西洋论理学祖Aristotle，应用他的方法于哲学，又应用于物理学生物学。发端既不同，结果自与中国相异。
B.重玄理不重事实——老庄的学说，偏重玄理，自不待说。惠施，公孙龙的辩论，也多属玄理。玄理而不与事实相印证，则自易玄之又玄，莫明其妙了！即孔墨本多实际的彩色，而一则偏重伦理，一则偏重应用，也少应用各人的方法，从事实上为学问而研究学问。单从科学上着想，比之Aristotle，殊有愧色。原来科学的基础，建立于事实之上，离开事实去讲玄理，自无发生的希望。
C.重辩论不重实验——诡辩学派，以诡辩见称于当时，注重辩论，自不待说。其余各家明是非，别异同的惟一方法，也多在辩论。虽墨子注重实用，为古代名学的异彩，而苦获，已齿，邓陵氏之属，竟变成那“以坚白异同之辞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的诡辩家，与墨子的根本方法完全不同了。以辩论定是非，而绝不实验，自然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与“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无决定。所以有孔老之辩，儒墨之辩，杨墨之辩，至今不决。庄子主张齐论息争，即由于此。不过他不能发明实验方法，以止辩论，为时代和历史所限，未免可惜！西洋自Bacon提倡实验，而科学乃大放光明。由此知中国无科学的根本原因了。
D.重达观不重分析——庄子以齐论法止儒墨之辩，似可奏效一时，然其达观方法，实贻害于学术思想界不浅。科学起于分析事实，今既达观一切，不别异同，则真正的科学，自无由产生。从好一面说，叫做达观，从一坏面说，就成含浑笼统的思想了。科学上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观念，就是“类”。苟不明于事物的类，则学问无系统了。西洋自Aristotle提出类的观念，至今各种科学，大受其赐，都有条理脉络可寻。而中国虽墨家曾提出类的观念，为《辩经》的根本方法，然未实用于何种科学，故在思想界无大影响。更经庄子蔑视类的分析，说：“今且有言于此，不知其与是类乎？其与是不类乎？类与不类相与为类，则与彼无以异矣。”于是类的观念，扫地无余！各家著述，亦多无类的观念，贯串其间。所以中国古代学术，外似广博，其实杂乱不堪，毫无头绪！这由于方法不注重分析的结果。
总之中国古代学术，多由于各家的方法产生出来。既不重自然的和分析的实验，自无西洋近代的科学了。我们多缺乏“物的观念”和“数的观念”，不喜研究自然科学，也由于熏染古代名学方法太深所致！我们无论整理国故，或是输入欧化，非先改革遗传的古代名学方法，终恐无大望了！
附注前引胡适《中国哲学史》中误解墨子名实之说，近查他的《墨辩新诂》已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