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艺术何谓懂音乐
2602100000063

第63章 切入肌肤“铅笔头”

本文原系赵穗康《铅笔头》序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上个月去加拿大圣约翰市开会,顺道去纽约与穗康碰头。回沪后再读这本穗康的笔记,好似某种“重温”,其中诸多话题和口吻,对我是再熟悉不过——无论面谈,还是通信,穗康与我的交流,其实与这本笔录的内容有不少“交集”。除了我们之间最多的共同话题——音乐——之外,穗康与我谈论的大多是这本笔录中屡屡出现的“主导动机”:艺术的“身体性”和“瞬间感”,中外文化的“碰撞”和“错位”,个体的不可替代与等级秩序的纠缠……说来穗康出国二十余年,这本具有日记性质的笔录,既是他日常心得的痕迹,也是他精神活动的反刍。在不少相信艺术“本能”的人看来,一个从事创作的艺术家,本来无须将自己的所思所想付诸文字和语言——艺术家以实际作品“说话”。固然,艺术的思考和体验在很多时候只能通过某种特殊的艺术媒介进行,不能转译为我们日常生活的普通文字。否则,非语言的艺术之存在还有什么理由?但另一方面,艺术的思考和体验又不可能完全逃离语言文字,毕竟,那是我们得以交流的拐杖甚至是凭证,于是乎(我猜想),穗康就在这矛盾、对抗、挣扎以及常常有所发现的欣喜中,用笔录涂抹感受,以文字记录心得。

既是心得,便以零星和断想的方式呈现。我想,这本笔录的片断感和随意性正是它的本真和特质所在。正如穗康在“后记”中的交代,这些笔录是他多年来的“自说自话”,事先并未想到公开示人。这样的“私密”和“非正式”写作,决定了这些笔录特有的思考路径和特别的文字风格。但貌似悖谬的是,这些笔录所谈论的又大多是艺术家和文化人所共同关心的“公共话题”。它们是写作人的某种精神溢出,没有特定的读者对象,旁若无人,也无所顾忌。好的时候,它们尖锐、犀利(上海人会说“杀根”),如穗康喜欢的形容——“切入肌肤”;另有些地方,或至少在某些人看来,会令人瞠目,觉得作者好玩、乖僻、固执,乃至偏激。既如此,阅读这些笔记的合适方式就应该是随意翻检,率性阅看。我觉得此书可以从任何地方读起,也可以于任何页码放下;兴致来时再接续也全然无妨,绝不会有连不起、接不上的感觉。这倒不是说这些笔录的口吻轻松逍遥,相反它们常常显得沉重甚至艰涩。之所以能够随性翻看,那是因为其间的内容和叙述呈“网状”蔓延,虽然有外表上的年月日次序,但并没有影响其本质上的非系统、非条理、非线性的“无中心”性格。

好像这种“无中心”正是穗康生活状态的写照。穗康常对自己所处的这种“无中心”态势感到刺激、兴奋。这与其他文化人或艺术家在异国所遭遇的“文化认同”危机和震荡很不一样。这些笔录其实是他“放逐”生活并由此产生的精神火花的真切流露。我时常觉得,正是这样一种处在故土和异国“夹缝”中的状态成就了穗康的艺术、思考和人生。因此,“放逐”不仅意味着穗康旅居别国的远离,也意味着穗康身处异国总带有旁观者心态的游离。远离和游离,有了“隔”,反而特别痛感中国本土文化中那种人与人关系的“近”——如书中穗康一再强调。也因有了这层放逐的旁观,他才对西方(特别是美国)文化和社会有了别样的批判性体察,并由此关注和看重那些不被“中产阶级”认同或看好的特殊价值。从某种角度看,穗康的这种“非中非西”文化定位来自他自身的独特个性和独立建构,因而与大家熟悉的旅居海外的中国艺术家的追求路向非常不同。正如他在笔录中的表白,穗康不会追求过于表面和容易的成功,他既没有在美国打中国牌,也不会在国内装扮“假洋鬼子”。于是乎,穗康好像就一直是个“局外人”和“旁观者”——这不仅针对国外艺术圈,也特别针对国内艺术界。有一阵,这本笔录就曾被穗康自己命名为《旁观者呓语》。

我不知道别人翻看这些笔录会有什么感觉,因为我自己曾参与过其中许多话题的来回讨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身在其中”的“当事人”,尽管穗康的笔录与真实的对谈内容当然还是有很大差别。但我相信,这些笔录会给人以惊讶,不为别的,只为其中所涉猎内容的广泛性、多样性,以及经常带来的刺激性。碰巧穗康是一个有“理论”头脑和广泛文化兴趣的艺术家,因而他的话题不离艺术,但不断会游窜至哲学、历史、文学、语言、宗教、电影、诗歌……当然还有音乐。让我惊讶的是,尽管在音乐上我和穗康交流很多,但我并不知道他会对理查·施特劳斯的艺术歌曲还有如此投入,下过如此一番功夫(见2000年3月18日笔记)。想当初1999年春夏之际,我到纽约从事二十世纪歌剧的课题研究,与穗康在一起观赏了不少现代歌剧,其中就包括理查·施特劳斯,特别对他的《随想曲》留有良好印象——因为其中优雅的复调线条穿插、精致的室内乐配置和具有感官美的和声丰富性。在那以后,我倒再没有什么机会对理查·施特劳斯别加关注,而穗康却继续深入,观察到了理查·施特劳斯的某些人所未知的方面。

此次在纽约与穗康见面时间不长,但让穗康刚好有机会对全书的清样进行了一次校阅。如穗康后记中所说,这本笔录从开始整理到现在付梓,已经过去快十年。在此我要衷心感谢所有为此书出版做出努力的朋友们。我个人对此书报有特殊的感情,不仅因为我熟悉它的话题和口吻,而且也由于我亲历了它在出版过程中的种种曲折。因此,我为这本笔录的出版感到特别高兴,从某种角度看,它确乎是一份见证和纪念,一份针对我和穗康之间三十年的精神性情谊的见证和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