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在街上独行，一女孩儿上前拦住我，“先生，买束花吧！今天是父亲节，买束花送给您的父亲。”我一怔，望着如花的面容，怅然无语。她大概因为鼻梁上的眼镜，抑或年轻斯文的脸，才把我列入销售对象。然而，我的父亲两年前病逝，这花只能献于他的墓前。
我小时候，文革余烈未消，父亲赋闲无事，尤爱养花。
星期天，父亲就和同事、邻居切磋种植技艺，互授花粉、互赠花苗。后来“君子兰热”，有人曾出一千元买我家最大那盆。父亲也没卖。他养花是为了自娱，让花盆长出钱来，他从没想过。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后，父亲的工作紧张起来，我家的花却渐渐枯萎。与工作相比，他显然更热爱后者。
父亲变成了一部机器，准时高效。同时他使许多部机器准时高效。图纸、花镜，尖锐的电话铃声组成父亲生命的另一部分，终于我家的“花市”凋零了，空花盆一摞又一摞。
父亲养花，妈妈绝对支持，她也是爱花之人，然而父亲吸烟，母亲就大为反对。即使得了心肌梗塞最最忌烟时，也未能改变。
成功戒烟的例子不少。父亲一定属于反面教材的典型。抛开性格因素，工作的紧张忙碌也是其身着烟瘾不能自拔的重要原因。父亲是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陆文婷式的知识分子，坎坷、多舛的生涯，没有消磨在那火红年代培养起来的信念，相反，他们更坚定地用全身心去完成本职工作，去探索新的领域新的课题。没有浮嚣，没有颓废，没有名利。
父亲主抓矿山机械电气设备，安全系数要求高，为了不耽误生产，近十几年，父亲几乎没有在家里度过一个完整的星期天，更不要说节日，业余生活几乎为零。《新闻联播》以外的电视节目很少看，许多明星家喻户晓，父亲却不知道。他有病呆在家里休养时，我们都不大适应，他自己更是如此，仿佛没了机器的轰鸣、没了会议、计划数据，他便没了思考。忽然又把他抛向花间鸟丛，他显得那般的无所适从。从前吸烟只是他工作间隙解乏的妙药，那么后来，吸烟则是他无奈无聊之余无声的叹息。
世事变幻，人情冷暖，这个一直扎在符号里的人，日益变得这也看不懂，那也不明白，闷闷的，烟抽得更勤，病也愈重。医院几出几进，不见大好。终于，一次剧烈的咳嗽导致脑梗塞加上心梗沉疴，十几天后亡故。
人活着，不能太纯粹，否则便会很脆弱。父亲在抢救室时，一直有两样东西伴随着他，枕旁一支烟，他早已不能抽了，但还需要，那是它忠实的伙伴，在他最痛苦时，他更需要它的安慰。屋角一束花，马蹄莲，海棠……他曾经喜爱过的，然而他已忘记它们已十几年了，但是，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老朋友”却在角落里默默地陪伴着他。
往事如烟亦如花，父亲匆匆走过，已经两年了。忘了带笔，忘了拿书，忘了计算器，忘了万用表，只有一脉意气，一缕忠魂，随他而去，但是有一点，我和姐姐都没有忘记，那就是父亲追求的是生命的价值，而不是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