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的旧学十分了得，像他这样的弟子，做老师的想恨都恨不起来。他提倡废除古文，甚至要废除汉字，不是因为自己不行，而是为了要让后人学起来方便，是纯粹为后人着想。钱玄同能写一手漂亮的隶书和篆字，曾用小篆抄写章太炎的《小学问答》刻印出版，这事遭到了鲁迅的指责，认为像他这样激烈的人，不该这样复古。
人本事大了，难免恃才傲物，章太炎就常常不可一世，他的几位弟子，老实说脾气都不小，搁一起便磕磕碰碰。先是大弟子黄侃和几位闹文学革命的师弟斗气。20世纪30年代初，章太炎带着黄侃到北京讲学，钱玄同对老师毕恭毕敬，小心翼翼，对师兄却根本不买账。
有一天，在章太炎住处，黄侃开玩笑地对钱玄同说：“二疯，你来前，我告你！你可怜啊！先生也来了，你近来怎么不把音韵学的书好好地读，要弄什么注音字母，什么白话文。”钱玄同顿时翻脸，拍着桌子厉声说：“我就是要弄注音字母，要弄白话文，混账！”章太炎闻声赶来，哈哈大笑，排解说不许再争什么注音白话文，都给我念日语字母。章的意思十分明显，想想当年在日本一起学习的同门之谊，有什么好吵的。
钱玄同不仅和黄侃心存疙瘩，和鲁迅后来闹得也不愉快。他们既是师出同门，又一起在《新青年》上打打杀杀，临了却分道扬镳。众所周知，鲁迅写小说，是因为受一个叫金心异的人教唆，金心异就是钱玄同。
那时候，鲁迅埋头古籍，整日抄古碑，是钱玄同把鲁迅从古书堆里拉了出来，促使他成为新文化的一名旗手。可是钱玄同似乎更愿意和周作人做朋友，对鲁迅则敬而远之。鲁迅死了以后，钱玄同写文章纪念，不愿多谈对方的不是，然而对鲁迅情书中提及他的那几句话，依然耿耿于怀。
因此，他只说他们之间曾经很投机，说鲁迅“治学谨严”，但是“多疑，轻信，迁怒”。对于曾经大吵过一架的黄侃，在他死后，钱玄同的评价是“小学本师传”、“文章宗六代”，说他是同门中的“隽才”，这里面显然有客气的成分，因为毕竟走的不是一条路。道不同，则不相为谋。
客观地说，钱玄同和鲁迅还应该算是同路人，他们的方向大致相同，只是在小岔道上有些分歧。人各有志，钱玄同的奋斗目标，和刘半农一致，是语音方面的革命。刘半农带着大批科学仪器，从法国载誉归来，钱玄同曾非常激动，因为他们才是真正的知音。
钱玄同所受封建礼教颇多颇严，所以，他对三纲五常等旧礼教最痛恨，反对也最坚决，激烈的言论很多，是一个敢于向旧礼教宣战的先锋大将。但是，他自己却是一个极守礼法的人。
钱玄同少年时父母双亡，一直跟随兄嫂生活，凡事必禀命于兄长。他对兄嫂十分尊敬，每到阴历年必携妻、儿一起到哥哥家拜祖先。钱玄同到晚年，已80高龄的嫂子编着关于清代闺媛诗文，他亲自去复印、校对，并为此书编了一个依“广韵”排列姓名的索引。他对与自己年龄相差无几的侄子们也十分友爱。
钱玄同反对包办婚姻，主张自由恋爱。但他与由哥哥包办的妻子徐氏关系非常和谐。妻子身体不好，他关心体贴，照顾周到。旧社会文人嫖娼、纳妄都是平常事，钱玄同从不嫖娼，说“如此便对学生不起。”有人以他妻子身体不好为由劝他纳妄，他严辞拒绝，说：“《新青年》主张一夫一妻，岂有自己打自己嘴巴之理。”
钱玄同又提到：“三纲像三条麻绳，缠在我们的头上，祖缠父，父缠子；子缠孙，一代代缠下去，缠了两千年。新文化运动起，大呼解放，解放这头上缠的三条麻绳。我们以后绝对不许再把这三条麻绳缠在孩子们头上！可是我们自己头上的麻绳不要解下来，至少新文化运动者不要解下来，再至少我自己就永远不会解下来。为什么呢？我若解了下来，反对新文化维持旧礼教"的人，就要说我们之所以大呼解放，为的是自私自利，如果借着提倡新文化来自私自利，新文化还有什么信用？还有什么效力？还有什么价值？所以我自己拼着牺牲，只救青年，只救孩子！”
他大力支持长子秉雄自由恋爱，多次表示做父母的绝对不干涉。1937年7月15日，他亲自发请柬邀请亲朋好友百余人到中山公园今雨轩，为其长子举行订婚仪式。他即兴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称赞自由恋爱是进步，并再次大声呼吁：“反对包办式的婚姻！“后来，他又请黎锦熙等挚友为长子的《订婚纪念册》签名留念。
钱玄同在北师大中文系讲传统音韵学，讲到“开口音”与“闭口音”的区别，一同学请他举一个例子，他说北京有一位京韵大鼓女艺人，形象俊美，特别是一口洁白而又整齐的牙齿，使人注目。女艺人因一次事故，掉了两颗门牙，应邀赴宴陪酒时，坐在宾客中很不自在，尽量避免开口，万不得已，有人问话才答话。她一概用“闭口音”，避免“开口音”，这样就可以遮丑了，如这样的对话：“贵姓？”“姓伍。”“多大年纪？”“十五。”“家住哪里？”“保安府。”“干什么工作？”“唱大鼓。”
以上的答话，都是用“闭口音”，可以不露齿。
等到这位女艺人牙齿修配好了，再与人交谈时，她又全部改用“开口音”，于是对答又改成了：“贵姓？”“姓李。”“多大年纪？”“十七。”“家住哪里？”“城西。”“干什么工作？”“唱戏。”学生听了都大笑。
钱玄同是五四时期赫赫有名的文化名人，做教授自然有其特有的架子，其中之一即是：他从不批改学生们的考卷。
钱玄同曾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等处任教，各校对这位大学者的这一“陋习”虽说无可奈何，但也各有对策。
北京大学为此特意刻了一枚木质图章，上书“及格”二字。钱玄同收到考卷后，即直接送到教务室，由教务室统一盖上及格的图章，而后按照各人的名字分别记入学分档案。
北大的宽容态度，使钱先生对自己的做法愈发地得意，竟向外四处推广，及至他到燕京大学兼课时，仍旧照此办理。不料此番他碰了个钉子：学校方面竟将他送上的未判考卷原样退回。钱先生登时也来了脾气，毫不退让，又将考卷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校方很是生气，警告钱先生，如再次拒绝判卷，将按照校纪对他进行惩罚，扣发相当数额的薪金。钱先生对此立即作书一封，言道：“判卷恕不能从命，现将薪金全数奉还。”信内附钞票若干。
这场官司的结局究竟如何，我们今天已不得而知，但钱玄同从不判卷的大名，却从此在北京城内四处传开。
钱玄同虽说在判卷方面架子极大，但说到治学求知，钱先生则是虚怀若谷，常常不耻下问，充分体现了一位着名学者严谨的治学风范。
钱玄同在北大讲授的是音韵学。他口才流利，思维敏捷，讲课时滔滔不绝，风趣诙谐，深受学生们的欢迎。但是，在一堂讲授广东音韵的课后，他竟收到了一位广东籍学生李锡予的信，对他的讲授提出了不同意见。
钱玄同认真地阅读了李锡予的来信，认为李讲的有道理。下次上课时，钱先生当众宣读了李的来信，他不仅表扬了李锡予，还坦率地承认，自己不是广东人，对广东音韵确实是不甚了解。同时，他还希望同学们都能独立思考，对他讲课中的不当之处，多多提出批评与纠正。钱玄同作为闻名中外的着名人物，竟能不耻下问，虚心向学生求教。他这种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深深地赢得了广大师生们的尊敬。
作为文化名人，钱玄同一生交游很广，他的日记也因此有了关于章太炎、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黄侃等许多历史人物的具体文字记录，这些都是研究那段历史的珍贵资料。
钱玄同又是一位着名的学者，治学范围涉及经学、史学、文字学以及音韵学等许多方面，他在日记中常有自己读书的心得和治学的思考。从他的日记，后人可以看到一代学人学术观念的演变和读书治学的历程，也可窥见转型时期的中国学术发展史的某些侧面。所以完全有理由相信，原生状态的钱玄同日记手稿是解读或还原那段历史的珍贵文献，而影印本《钱玄同日记》的出版无疑具有特殊的文化学术意义。
钱玄同一生在新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国语运动、古史辨运动以及音韵学诸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们的国家、民族决不会忘记这种使它们引以为自豪的历史人物。由于钱玄同多议论，少着述；加之他对于旧作采取了一种近乎苛求的态度，以致他的文章还从来没有系统搜集，辑佚成册。
虽然钱玄同并未因其少着专书而损及其学术声誉，但他的文章未能结集出版，毕竟影响了他学说的传播，不利于对他进行全面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准确的历史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