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
知道曼新的传记即将出版，很高兴，心里暗暗地说：真不容易！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二十多年间，我和曼新生活在同一块称为宁夏的土地上，还在同一个“生产建设兵团”。我属于“劳改劳教释放犯”，他是所谓的浙江“支宁青年”，真应了当时风行的一条语录说的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了。他所在的农场（那时称为“团”）离我劳动改造的南梁农场仅一渠之隔。他虽然是干部，但在讲究家庭出身的阶级斗争“年月，非”贫下中农“出身的他，也是被打入另册，遭其他人尤其是”革命领导干部“歧视和排斥的，在提倡干部”要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口号下，他其实与一般农工没有什么区别，享受不到干部的特殊待遇。于是，他自然对我这个专政对象，著名的”右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抱有同情。有一次，他竟跑到电影《牧马人》再现过的那间我居住的破烂土坯房里来看我，这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当时的情景我已忘却了，但可以想象即使见了面也不敢说什么话，四目相对而已，似乎一切尽在不言中了。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中国人民得到“第二次解放”，我与他再次见面，时间一下子竟跨到三十年后的1995年了，而地点却是在异国他乡——匈牙利的布达佩斯。那年，我应匈牙利华人联合会的邀请随宁夏电视台一同访问匈牙利，匈牙利华人联合会是曼新创办并主持的旅匈华人团体，因而实际上也就是曼新出面邀请我们宁夏“老乡”。在布达佩斯，我们才有畅谈的机会，不胜感慨唏嘘，回忆在“兵团”的日子，如同隔世。虽然我在国内就听到过许多宁夏人只要一走出宁夏仿佛就长出了翅膀的事例，但曼新走出国门后短短几年就获得令人瞩目的成就还是令我吃惊。他的奋斗历程，这本传记已经有所记载，不用我赘述，我仅就个人所见的一次旅匈华人联合会向匈牙利人分发印有“中国”字样的T恤，就看到曼新的组织能力和热情。那天，是布达佩斯建城一千年纪念，这在匈牙利是个盛大节日，布达佩斯倾城狂欢，张灯结彩，夜空被焰火涂抹得五彩缤纷。曼新白天主持由旅匈华人邀请来的国内艺术团体在广场演出节目，晚上带领华人组成的车队参加游行，为布达佩斯更增添了“异国”情调，受到布达佩斯政府和群众的欢迎。布达佩斯市民争相领取他们分发的节日礼品，场面热烈，而一切花费都是曼新号召旅匈华人主动捐款筹办起来的。曼新和旅匈华人不放过任何一个宣传祖国及向所在国人民群众表达友谊的机会，让我们这几个来自宁夏的访问者深为感动。的确，在布达佩斯的一周里，曼新和我们谈得最多的，仍然是怎样帮助他曾生活过的宁夏，为宁夏的“脱贫”尽一分力，用政治术语说，可谓是“向前看”的。过去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早已置诸脑后，表现了曼新豁达大度的胸怀。
所以，据我看，曼新对旅匈华人的影响，不仅在于他的组织能力，在于他为人正派公道，在于能为华人争取合法待遇的勇气，更多的还是由于他对祖国的一片赤子之心的感召。也正因为他具有爱国热忱，才会去组织华人，才会不遗余力地为旅匈华人谋利益，才会办一张《欧洲之声》，并随时随地地宣传祖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用各种方式力图将中华文明传播到海外各个角落。这并非谁赋予他的任务，完全出自他的主观能动性，出自他的内心，因而才是最可贵的。
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还将他的家人及周围的人都调动起来。他的几个子女也给了我深刻印象。他们都是在宁夏农场出生长大的，早就领略到生活的甘苦，所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们很快就适应了异国，掌握了匈牙利语，锻炼出很强的办事能力，人人都能独当一面。从这一家人身上，可以看出中国人那种顽强坚韧的开创性品质。我想，读了曼新这本传记后，会促使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中的读者产生出开拓自己一份家业的自信。这应该是这本传记最重要的价值。
《左传》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中国自古以来对做人的终极目标就有定下“立德、立功、立言”的传统。曼新不是文人，他做的多，说的少。“言”方面没有“立”下什么，但在“功”与“德”二者上，他确实有很多值得一般人借鉴和学习的地方。“将相本无种”，市场经济是本源于个人的、本质上是自由的一种社会形态，它给每一个人都提供了无比广阔的活动空间，曼新既然能只手打天下，“风风火火”闯欧洲，那么，生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形态中的人们，又何尝不可凭借个人的能力开创出一片局面？要知道，曼新刚刚到匈牙利时，比现在国内的下岗工人艰辛得多，举目无亲，谁也不会发善心救济他们一分钱。我亲眼看过他们全家在多瑙河畔摆地摊的那一方石板地，想想他们那时凄凉的情景，怎样料想到他们有今天的成功？所以，我觉得这本传记的出版，会给很多中国读者以希望。我以能给这本传记写序为荣。
（作者系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学艺术家联合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