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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父母离婚记(4)

更年期导致父亲的喜怒无常。在工作中,任何人也看不出父亲这种变化。父亲虽然是首长,但他却一点也没有首长的架子。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或者到部队去检查工作,他很少坐在椅子上发布讲话或听取报告,而是一只脚踩在椅子上。大口地吸烟,大声地吐痰。他讲话时还经常带出一些比较粗俗的字眼,这使得下级军官们都感到父亲这人亲切随和。不论有什么困难他们都愿意找父亲,父亲眼里,只要不是和战争有关系,就是天塌下来对他来说也是小事。因此,父亲对下级军官们来说总是有求必应,如此,父亲在部队下级们的眼中有着极好的声誉。

在家里,尤其在母亲面前,他却一点也无法忍受。在更年期到来之际,他一回到家里看什么都不顺眼。为什么不顺眼他自己也说不清,他经常砸锅敲碗地冲母亲叫嚣道:这是他妈啥日子,整天死气沉沉的,又不是死人了。

父亲公然地指桑骂槐,母亲当然听出了父亲的弦外之音。母亲觉得忍受父亲这么多年了,她也受够了,父亲不跳将出来,她还能忍一忍,父亲一旦跳将出来,母亲才不吃他那一套。

于是,两人就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大战起来。两个人一旦撕破脸皮觉得什么都没有了。两人穷凶极恶,挖空心思地数落对方的种种不是。他们这种胸襟坦白,都使对方感到吃惊。在这之前,对方都以为自己的形象在对方眼里没有这么糟,在气头上把该说的都说了,他们才都大吃一惊。狂躁的父亲冷静了一些,然后说:都这样了,这日子还过个啥劲。

母亲也说:不过就不过,我早就受够了。

父亲的眼睛也瞪大了,他吃惊母亲竟说出这样的话来,然后像孩子似的指天发誓道:咱们离婚,谁不离就不是人。

母亲气得已经一句囫囵话也说不出来了。

第二天一上班,父亲就张张扬扬地打电话。把政治部机关的领导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气得昏头的父亲此时已经有些公私不分了。以前他有什么事总是把下属单位的领导叫到自己的办公室交待。这次他仍毫不例外地冲政治部领导说:你马上给我开张证明,老子要去法院。

政治部领导不明白父亲去法院干什么,便问:首长,去法院干什么?

父亲一拍桌子道:老子要离婚,老子受够了,这次非离不可。

政治部领导觉得这事闹大了,他做不了主,使把这事汇报给了冯政委。冯政委是父亲的老战友,又是平级,平时有什么事,只有冯政委的话,父亲还能听进一些。

冯政委得知父亲要离婚的消息,也觉得事态比较严重,他匆匆忙忙地来到父亲的办公室。

父亲的气仍没消,他仍然冲桌子吹胡子瞪眼,他像一头红了眼的公牛,在屋里团团乱转。冯政委一进屋就说:老石,你不是开玩笑吧?父亲就瞪着老冯说:离,这次我老石说啥也得离。冯政委的汗珠子就从头上滚下来了。他觉得事态真是严重了。这支部队的最高首长,五十多岁的人,还离婚?要是真离了,一定是近几年来部队政治工作的头等事故,也就是说他这个分管政治工作的政委是有责任的。别说父亲这样的人物离婚,就是一般干部离婚,不脱层皮也离不成呀。如果原因出在干部身上,轻者降级,重者开除军职。冯政委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婚说啥也不能离。当年他和父亲都是在延安时由领导作主介绍结的婚,现在那位领导仍在北京掌握着部队的大权,这么说离就离了,这不是对领导的否定吗?

冯政委做了大半辈子思想工作,头脑敏捷,思路清晰,他先做父亲的思想工作。他从延安讲到现在,又从父亲的婚姻联系到部队的稳定,从政治又讲到感情,等等。冯政委那天围着父亲讲了整整一天。

冯政委讲得滔滔不绝时,父亲并不插话,他闭着眼,不知是听还是没听,待冯政委口干舌燥时,父亲睁开眼睛道:冯铁嘴,别人不知道你我还不知道?你能把死人都说活了,但想说服我老石,没门。

一句话呛得冯政委顿时没了下文。冯政委了解父亲的脾气,他并不计较父亲的抢白,在和父亲讲大道理时,他已经理清了这件事的主次。他要找到母亲,只要把母亲的思想作通了,就是父亲有天大的本事这婚也离不成。

冯政委又马不停蹄地找到了母亲。母亲已经不准备回家了,她在办公室里支起了行军床,她就要在“沙家浜”住下去了。果然,冯政委找到母亲后,军内、军外,一通道理讲完后,母亲这才意识到,要想离婚比登天还难。那时的政治气候,还有国际国内的氛围,使母亲清醒了,她知道,除非自己死了,否则休想和父亲脱离关系。

父亲却坚定如铁,他一遍又一遍地叫嚣着一定要离婚。那时部队就相传,父亲有了一个相好的。年方二十出头,就在河北某地,长得如花似玉等等。父亲不知道这些传闻,他铁了心要离婚,他曾扬言,即便这个首长他不当了,也要离成这个婚。然后,他叫来秘书。由他自己口述,让秘书记录,他要给上级写一封离婚报告。

那份报告是写完了,但被冯政委偷偷地压下了。如果不是发生林彪叛逃事件,父亲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结果那事情一发生,上下便开始清查林彪一小撮反革命集团了。父亲才放下了自己离婚的事。

父母这次离婚虽然未遂,但给他们的情感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

母亲后来在冯政委的劝说下,还是从医院的办公室搬回到了家里。但从那时开始,父亲和母亲便正式地分居了。那时,孩子们离家都到部队当兵去了,楼上是母亲。楼下是父亲。两个人关系紧张,老死不相往来。从那时起,父母都养成了吃食堂的习惯,家里很少动火。日子倒也相安无事。人们都知道父母的关系,很少有人到家里来。偶有人来,父亲的客人父亲自己招待,母亲的客人母亲自己招待,要是他们共同的熟人,他们也会一起出来陪客人坐一坐,客人一走,他们又变成了陌路人,走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把门严严地关上。

孩子们有时从部队回家,他们大部分时间和母亲在一起,偶尔也到父亲这里坐一坐,父亲不稀罕他们坐不坐。好在从小就了解父母的关系,眼下父母这个样子,他们已经习惯了。

那时,父母做梦都想着离婚,因为婚姻把他们束缚在一起,就像两只被绑在一起的蚂蚱。他们一边难受一边挣扎。其实,他们离婚后如何生活,他们并没有想得很多,只要能离开对方,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一种最好的解脱。

父母的婚姻名存实亡。母亲住在楼上,父亲住楼下,按理说,他们这种毫不相关的样子,使他们都有了暂时解脱的机会。但他们却一点也没有得到解脱。只要看到对方在眼皮底下的存在,他们就有了莫名其妙的火气,和说不清道不明的难受。

那时家里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是部队配发给首长的,就放在楼下的客厅里。母亲有时回来得比父亲早,那时电视机还很稀罕,母亲就抽空看几眼电视。只要父亲回来,母亲不管看得多么投入,马上转身上楼,把楼下让给父亲。父亲对母亲这种态度非常恼火,他一边脱去外衣,一边冲母亲上楼的背影道:有啥了不起。

母亲听了父亲这种穷凶极恶的话,自然是很生气。这时她不和父亲一般见识,把火气憋在肚子里,这样一来母亲就很难受,在楼上不论干什么事都弄出很大的动静,父亲听到了,心里也很不舒服,他在楼下也要没事找事地弄出很大声响,以示抗议。

母亲进进出出的,都要从楼下的客厅里走过,两个便经常在客厅里不期而遇,这时两人谁也不睬谁,但他们又分明看到了对方的存在。母亲经过父亲身旁时总要“哼”一声,父亲自然也要“哼”一声。

冯政委自然没有忘记父母关系的这种危机,解决这种危机是他的责任,于是,隔三差五的他就要到父母这里坐一坐。每次,他总要先在楼下的客厅里呆上一些时候。父亲这时是主人,自然是要陪坐的。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着眼前的电视,老冯似乎也在有一阵没一阵地说话。他说:老石呀,转眼就几十年过去了,都不容易呀。

父亲支吾一声应付着,他知道老冯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冯政委又说:咱们的头发都花白了。你看看你,再看看我。

老冯说完拍一拍自己的头。父亲很少面对镜子,头发花白了多少,他心里真没什么数,但他看到老冯的头上,已经花白了大半。

于是老冯又说:老石呀,咱们清白了大半辈子,可不能晚节不保哇。你看现在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父亲仍不说什么,只是哼了一声。

老冯在父亲这里寒暄了一会儿,便站起来说:我去看看小杜。

说完便上了楼,楼上是母亲,楼上的母亲是主人,母亲在楼上又陪老冯坐了一会儿。在老冯来之前,母亲正在看报纸。

老冯就说:小杜哇,最近医院的情况怎么样呀?

母亲知道老冯此时关心的不是什么医院,但她还是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情况。

老冯就笑一笑,然后半开玩笑地说:当年在延安时,你们这批学生还是红小鬼,现在都成红老鬼了。

母亲就笑一笑,她又一次感受到了时间的无情。

老冯还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咱们大江大河的都过来了,家庭上的这点小事算不了什么。夫妻嘛,哪有不怄气吵嘴的。前几日小王还和我吵了一架呢,也是要离要散的,过几天这不就好了么?哈哈……

老冯的老伴也是在延安时组织介绍的,他说的小王就是延安时的文化教员。

老冯楼上楼下一通和稀泥,他觉得和得差不多了,便拍拍屁股走了。

老冯走后,楼上楼下仍是一片压抑的气氛,虽然老冯还是老调重弹,没什么新招,但老冯的话还是在父母心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老冯的一些话,让他们清醒地看到了现实,那就是,他们不可能离婚,楼上楼下住着可以,就是不能离婚,否则对不起部队官兵,对不起眼前的大好形势,对不起战友,对不起老上级,一句话,就是谁也对不起,包括他们自己的晚节。

因此,父母没再为离婚的事折腾,他们都尽力地克服着自己。

后来,母亲的更年期也如约而至。她的火气也比以前大了许多,每天她都要从医院里拿回许多报纸,然后坐在阳台上高声朗读。母亲说: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万恶的“四人帮”……

母亲还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隆重地在北京召开。

……

父亲听着母亲高声朗读,心想,认识几个字有啥了不起,于是他把电视的音量开到了最大。电视里正在转播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盛况,此时电视机已换成彩色的了。

父亲的电视机声音干扰了母亲高声朗读,母亲气愤地站起身,很响地把门关上了。

没滋没味的父亲,觉得电视机实在是吵得很。过一会儿,他也把电视关上了。

父亲、母亲在这种无声的对抗中,一年一年地过去了。又没多久,父亲离休了。又没多久,母亲也离休了。

没几日,父亲母亲离开了部队大院,住进了干休所。干休所也是二层小楼,不是青灰的水泥楼,而是红砖楼。父母居住的格局仍没得到改变,母亲仍住楼上,父亲住在楼下。

父亲离休后,头些日子他总是显出无所事事的样子,背着手叨着烟在楼前楼后地转悠。早些进驻干休所的人们,已经形成了他们固定的群落,不是下棋就是打太极拳,要么就是练各种各样的气功。父亲对这一切都不感兴趣,他很快地便有了自己的爱好。

他先是在楼前的空地上,翻出了一块地,又让当年牺牲的那位营长的儿子,从老家河北农村带来了茄子辣椒西红柿的种子。昔日战友的儿子,早被父亲安排到了自己的部队里。于是,父亲便在楼前种出了茄子、辣椒、西红柿,没多久,它们便在父亲的侍弄下,茁壮成长了。

父亲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这片茁壮的菜苗前驻足观望。仿佛是在视察自己的部队,父亲的目光中流露出了满足和陶醉。

父亲另一大爱好就是迷恋上了足球,及一切以集体形式比赛的体育节目。父亲最喜欢的还是足球这一形式,他尤其喜欢中国与外国的比赛,父亲坐在电视机前,两眼发亮,精神亢奋,不停地吸烟,喝水。然后不停地跑进卫生间很响地小解。父亲耳朵已经有些背了,他每次看体育比赛时,总是把电视的音量调得很大。背景观众嘈杂的助威声他一定要听到。双方各十一名队员,往返着在球场上奔跑,父亲有时高兴,有时懊恼,他还不停地拍腿,每场球看下来,父亲的大腿,总会红肿一块。

如果中国队赢了,他会一连高兴好几天,若是输了,父亲就会很生气,他骂那些队员无能,把中国人的脸都丢尽了。冯政委也离休了,仍经常到父亲这里坐一坐,父亲看球时,他也会乐呵呵地陪父亲看上一会儿。老冯不像父亲,不管中国队是赢是输,他都是那个样子,看到急成那样的父亲就说: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父亲就说:狗屁!然后就拉着老冯的胳膊急赤白脸地说:你说咱那时怕过谁,小日本咱们也打过,国民党就不用说了,就是美国大鼻子咱也把他们干到三八线以南去了。嗯?你说怕过谁?

父亲说到这就一脸忧虑地说:这帮年轻人咋就一代不如一代了呢,韩国人算个屁呀。打他们不是小菜一碟?你说说。

老冯不说,笑一笑,就走了。留下父亲一个人在那里生闷气。中国足球队很是不让父亲省心,经常弄得父亲很不痛快。父亲不痛快的时候,就走到楼外那片菜地旁,看着那些硕果累累的茄子、辣椒们,父亲的心情渐渐就开朗了。

母亲一如既往地不和父亲有什么往来,她仍然不停地读书、看报。母亲离休后,仍做为专家在医院里返聘着,每逢一、三、五上午,母亲仍到医院里去坐诊。因此,母亲很充实。她从来不对父亲那些茄子辣椒感兴趣。

父亲经常要为那些菜施肥,父亲自然不用化肥,父亲在电视里已经知道化肥不是什么好东西,会让人得癌。父亲专门买了两只水桶,隔三差五的就去部队营区的公共厕所里打捞大粪,然后臭哄哄地挑回来。昔日的下级们看到父亲挑大粪,总是于心不忍的样子。要帮父亲挑,父亲坚决地拒绝。父亲把小楼周围环境搞得极其恶劣,母亲在家时总是门窗紧闭,然后在自己的房间里反复地喷洒空气清新剂。

母亲经过楼下时,总是用手捂了鼻子,快步走过,然后冷冷地扔下一句:土包子。

父亲自然是听到了。他不屑地瞅着母亲的背影说:臭知识分子,有啥呀?一身的毛病。

父亲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母亲流眼泪。那一阵子,母亲迷恋上了港台剧,故事里面的男欢女爱一波三折、揪着母亲的心,看到动情处,就触景生情,小姑娘似的哭。有几次,父亲在楼下都听到母亲的哭声了,他不知发生了什么,便蹑手蹑脚地上了一次楼,看见母亲正冲着电视在哭泣,父亲明白了,又原路返回,回到楼下,父亲气哼哼地说:神经病。

他们年纪大了,都离休了,但他们仍然无法忍受对方的“恶劣”行径,简直就是水火不相容,相互看见一眼都觉得闹心。

又有一次,母亲经过楼下,她正准备走过去时,父亲说话了。父亲说:哎,我看咱们还是离了吧,离了就一了百了了。

母亲站住脚,认真地看了眼父亲,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父母坐在一起,认真地分析了一下这次离婚的可行性,他们一致觉得,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原因之一就是他们都不在职了,就是离婚也不会有什么不良的影响。其二是,现在离婚的政策放宽了,不用惊动法院,去一趟街道办事处就能把手续办下来。其三是,两人觉得,他们这种名存实亡的婚姻确实也没多大意思。

又一个周末,父亲给孩子们都打了电话,说有事找他们商量。于是。三个孩子相继回来了,那时老大权已经早就牺牲在珍宝岛了。这三个孩子也都不年轻了,他们都到了中年。

那天父亲就郑重其事地说:我要跟你们的妈离婚。

孩子们一点也不感到吃惊,其实现在父母这个样子和离婚也没什么大的区别。

父亲见孩子们没什么反应,就又说:这房子是我和你们妈的,离婚后她住她的,我住我的。我们也都这么大岁数人了,离了之后也不会再给你们找后妈后爹了。你们看咋样?

孩子们当然没有任何异议,就是给他们找后妈后爹他们也不会有什么意见。几个孩子从小的情感就倾向母亲,觉得他们的母亲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母亲受了一辈子委屈,母亲早就该解脱了。于是,全家对这一决定一致通过。

手续很简单。由干休所分别给父母开具一张证明,择个日子去一趟街道办事处就可以了。他们的离婚理由是:感情不和。

老冯还是知道了父母又一次离婚的消息。他又一次找到了父母亲很痛心地冲父母说:你们这样不挺好吗,干嘛非得离呢?

父母不再和老冯多说什么了,他们一起去了街道力事处。

父母离婚的消息还是在干休所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但很快也就过去了。

父母离婚之后,他们在外人看来还是老样子,但他们觉得自己却一下子轻松了许多,究竟为什么轻松,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

首先发生变化的是,他们双方相互看着不那么难受了。

每逢星期一、三、五的早晨,母亲穿戴整齐地去医院上班,父亲在楼下看到了,便和母亲打招呼:去坐诊呢?

母亲一边捂鼻子一边点点头。

父亲就说:臭着你了,真过意不去。

母亲透口气说:没什么,你忙你的。

父亲便望着母亲的身影一点点远去。

父亲再看球赛时,见母亲坐在阳台上看书的身影,便关小了音量。

周末的时候,母亲有时主动走下楼来,不管父亲同意不同意都要把父亲的床单被罩收走,拿到楼上去洗,父亲?便不好意思地说:又麻烦你了。

母亲不说什么,表情明显地柔和了。

在这之前,父亲的被褥总是自己洗,好在他一年也洗不了几次。

晚上睡觉前,母亲有时也会从楼上走下来,冲父亲说:晚上就把空调关了吧。别受了凉。

父亲有时听母亲劝说,有时不听,但不管怎样,父亲一点也不对母亲的这种劝慰反感了。吃饭的时候,母亲有时会端着一两个炒好的菜送给父亲说:老石,你尝尝我做的菜。

父亲也不推拒,他就尝了尝母亲的手艺,他觉得母亲的菜也不那么难吃了。

父亲也有礼向往来的时候。他摘了一些自己种的茄子、辣椒送给母亲说:老杜,你尝尝我种的菜。保证没有化肥。

母亲也不推拒父亲的这种礼让,她很愉快地接纳了。

周末的时候,有时孩子们到干休所来看望他们,父母在孩子们面前又有说有笑了。

其中一个孩子就打趣道:你们还是离婚好。

父母听了,两人都怔一怔。

有时几周孩子们也没来,一到周末,母亲就走到楼下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孩子们该来了。

父亲也说:就是,他们该来了。

然后,两个人齐心协力地向窗外张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