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讳，是我国古代的特有产物，是一种虽不见诸于法律，但却具有无形威力的封建礼法。辛亥革命以前，几乎所有的人都不得触犯当代帝王或所遵者的名字，必须用其他方式来回避。各朝所讳不同，避讳的方法亦有别。因为避讳，所以古代典籍文献中多有因避讳而改动文字的地方，以至前人的姓名、官名、地名、书名、年号等都弄得混乱不清。
唐代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统治者对避讳的问题要求不严，并以法令的形式公诸于世，如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即唐太宗即位那年，太宗李世民即诏令全国：有“世”及“民”两字不连续者，并不须避。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又降诏曰：“有嫌名不讳，今后缮写旧典文字，并宜使成，不须随义改易”。所谓“嫌名”讳，即指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要避讳。唐太宗之诏，既解决了当今皇上避讳的问题（皇上尚且不讳，其他人自不必说），又解决了“二名”讳（即名字中两个字连用要避讳）的问题；唐高宗之诏，解决了“嫌名”讳的问题。按理说，已有朝廷明令，避讳的大多数问题已经解决了，然而，积习难返，法令是一回事，社会习尚是另一回事。在现实社会中，避讳仍是一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封建礼法，仍为不少人所墨守。
李贺是一位极具才华的年轻诗人，颇得韩愈青睐。凭李贺之才，若参加进士考试，金榜题名是指日可待的事情。韩愈力劝李贺举进士，而竟遭到时人的嫉妒与非议，理由就是李贺父亲叫李晋肃，而“晋”字和“进士”的“进”同音，李贺如考进士，就算犯了“嫌名”讳的规矩，所以李贺应避家讳而不能去考进士。又因为韩愈劝李贺考进士，舆论又说“劝之举者为非”，即是批评韩愈也不懂规矩。韩愈的弟子皇甫湜对他说，这事如不说清楚，您和李贺将会有无视“避讳”这种礼法习俗的罪名。韩愈说：是这样。于是就愤然命笔，写下了《讳辩》这篇名作。
文章首先从法律的角度来谈，引用了“二名不偏讳”和“不讳嫌名”这两条法律，接着质问：“今贺父名晋肃，贺举进士，为犯二名律乎？为犯嫌名律乎？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就是说，李贺考进士，既不违犯二名讳，也不违犯嫌名讳，是完全合法的。如果李贺因避讳连进士都不能考，那如果有人父亲名字中有“仁”字，他的儿子难道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了吗？文章接着又列举古圣先贤的例子加以论证：孔子是圣人，“孔子不偏讳二名”。孔子的母亲名征在，孔子只是“言‘征’不称‘在’，言‘在’不言‘征’”；曾参是先贤，“曾参之父名晰，曾子不讳‘昔’”。并且又说：“周之时有骐期，汉之时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讳？将讳其嫌，遂讳其姓乎？将不讳其嫌者乎？汉讳武帝名‘辄’为‘通’，不闻又讳车辙之‘辙’为某字也；讳吕后名‘雉’为‘野鸡’，不闻又讳‘治天下’之‘治’为某字也。”老子名骐期、杜度，儿子若避讳，连姓都不能姓了；吕后叫吕雉，汉人避讳，不说“雉”而称“雉”这种鸟叫“野鸡”，那么“治天下”的“治”就不好办了。文章举古圣先贤无可辩驳之实例，说明李贺举进士，既合法，又合理，又合于古圣先贤之惯例。并用归谬的方法，举例把非议者的理由推向极致，以说明其荒唐可笑。
文章接着又说到唐朝。“今上章及诏不闻讳浒、势、秉、饥也，惟宦官及宫妾乃不敢言‘谕’及‘机’，以为触犯。”唐代臣下给皇帝的奏章和皇帝发布的诏令，都不避讳浒（唐高祖李渊之祖父叫李虎）、势（唐太宗叫李世民）、秉（唐高祖李渊之父叫李昞）、饥（唐玄宗叫李隆基），只有宦官和宫妾这些皇帝的近侍们不敢说“谕”（唐代宗叫李豫）及“机”（唐玄宗名），认为这是触犯了皇帝。而“君子言语行事”，应以经（儒家的经典）、律（国家的法律）、典（国家的典章制度）为依据，李贺考进士对此没有任何触犯。文章最后说：“凡事父母得如曾参，可以无讥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务行曾参、周公、孔子之行，而讳亲之名，则务胜于曾参、周公、孔子，亦见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参卒不可胜，胜周公、孔子、曾参乃比于宦者宫妾，则是宦者宫妾之孝于其亲，贤于周公、孔子、曾参者耶？”曾参是大孝子，孝敬父母能像曾参，别人就不能讥笑他了；周公、孔子是圣人，做人能像周公、孔子，也就算到头了。而今天的世俗之徒，在做人方面不学周公、孔子，而在避讳方面却要胜过周公、孔子，足见他们是一批糊涂虫。周公、孔子、曾参是没法超越的，要胜过他们，就该向现在的宦官宫妾们看齐，而这不就等于说，宦官宫妾这些皇帝的家奴比周公、孔子、曾参还贤达吗？文章至此，已把论敌逼到了死角，因为在封建社会里，谁也不敢说宦官宫妾贤于周公、孔子和曾参，这才是当时的大忌。
一篇《讳辩》，“考之于经，质之以律，稽之以国家之典”，并举大量古今实例，有理有据，言之凿凿，将世俗之徒的谬论驳得体无完肤。韩愈冒着世俗和舆论的巨大压力，大胆挑战“避讳”这一敏感问题，可谓有胆有识。
韩愈此文是专为李贺不得举进士而发表的意见。但此文的终极目的，不在于议“礼”，而在于惜才。李贺这样的才子，如因避讳而失去仕进机会，实在可惜。这是韩愈一贯重视人才的思想的一次突出表现。但令人遗憾的是，韩愈虽替李贺打赢了笔墨官司，但李贺终因屈于舆论压力而未去应进士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