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经过吕后之乱及平定诸吕后，到文帝时期，最高统治者有了余力考虑国家的治理了。他们接受秦国失败的教训，励精图治，广开言路，礼贤下士，充分利用知识分子的作用。这种做法，不仅为国家的兴旺发达开发了大量的人力资源，而且，也为文学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绝好的机遇，为汉初众文学家的出现和取得成就创造了极好的社会条件。这就是汉代初年文学家辈出的一个主要原因。这其间，贾谊可说是非常突出的一个。
贾谊应这种形势而生，在他的身上可以体现出“时势造英雄”这句古话的真正含义。从某种意义上讲，贾谊之所以成为一个文学家，有赖于他所生活的政治环境，有赖于他首先是一个政治家。或者说，正因为是一个政治家，才成就了他这个文学家。当然，这在历史悠久而又动乱的中国来说，也许是一个常见的现象，特别是在先秦和秦汉时期，只不过在贾谊身上体现得更明显罢了。因为，他主要的创作成就表现在政治议论方面，对他的生活产生主要影响的也是政治。而那些抒写个人情怀的作品，也都和自己的政治遭际有关。
贾谊是西汉的一大名士，他博学多闻，见地卓绝，学名及文名都很不凡。时至今日，稍具古代文学知识的人，只要一提到《过秦论》、《吊屈原赋》等文章，就会在脑子里立即跳出贾谊的名字。千百年来，贾谊的名字和这些篇目的名称几乎成为一体。这些不朽的篇章，使他33岁的生命永驻人世。33岁，如此年轻，如此盛名，这一生不是很荣显、很得意吗？其实不然，贾谊的一生不太得志。
贾谊，西汉人，生于公元前201年，卒于公元前169年（谭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词典》），一说他生于公元前200年，卒于公元前168年（《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Ⅰ卷》）。河南洛阳人。在这个世界上，他只生活了33个春秋。不过，年轻并不是他所有的财富，他最大的财富是他的博学和识见，还有，就是与国家上升时期一样的富有热情，和一种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这几方面，使得他年轻的生命，具有了另一种光彩和意义。加上他通达治体和出众的才华，使他成了一个名噪一时的名士。他早年受教于秦博士张苍，跟他学习《左传》。他又以能诵《诗》、《书》闻名于当时。因此，18岁时他就受到了河南郡守吴公的赏识，把他招到门下，收为弟子。吴公治郡有方，被誉为“天下第一”，因此得到了汉文帝的嘉赏，被召到京城洛阳，任命为廷尉，负责最高的司法管理。因吴公赏识贾谊的才学，所以将贾谊推荐给文帝，贾谊成了文帝身边的一名博士，这是古代的一种学官。
贾谊刚及弱冠（20岁称弱冠），就才压群臣。每当朝廷有什么重大的政事需要议论，“诸老先生不能言”，而“贾生尽为之对”，且“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所以，他很得文帝的赏识和器重。仅仅一年的时间，他就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此时。贾谊看见“天下和洽”，于是就劝文帝改正朔（一年的开始为“正”，一月的开始为“朔”。正朔就是正月初一，是一年的第一天，也就是一年的开始。秦代把每年的十月作为一年的开始，贾谊进谏，建议改在另外的时间作为一年的开始）、易服色（秦代以黑色为上，贾谊建议改以黄色为上）。贾谊还建议改官制，兴礼乐，按儒家之道治理国家。这些主见，文帝都能听取。贾谊又提请皇上实行“耕籍田、遣列诸侯就国”（诸侯都回到自己的封地）等措施。文帝也照他的提议实行了。种种提议，文帝都觉得非常好，于是，准备擢升他为公卿。贾谊的一再擢升，令老臣们有些不满了。一听文帝要破格提升他为公卿，他们就忍无可忍了。丞相周勃、太尉灌婴、御史大夫冯敬等人联合反对，说什么“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由于他们都是些开国老臣，文帝也不好太违背他们的意愿，于是，放弃了对贾谊的擢升，把他外放到了长沙。这在贾谊心中无异于就是一种贬谪，是当头一棒。
长沙离京城洛阳，远隔千里，他一路走去，朝行夜宿。一天，他终于来到了湖南的境界。突然，一条江水出现在他的眼前，滔滔涌涌，不舍昼夜。原来这是湖南湘江。这时，心怀被贬情绪的贾谊，一下就想起了也是同样被贬而流落湖南的楚大夫屈原。想起了怀沙自沉的屈原，贾谊产生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感到了几百年以前的一幕悲剧又要在自己身上重演了，他落下了并不轻弹的男儿泪水。他把这泪珠洒落到了竹简上，这就是名垂千古，感人肺腑的名作《吊屈原赋》。在这篇赋作中，贾谊由屈原的遭际想到了自己的遭际，抒发了自己的牢骚和激愤。他说“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遭世网极兮，乃殒厥身。呜呼哀哉兮，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阘尊显兮，谄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彼寻常之污渎兮，岂能容夫吞舟之巨鱼”等等。
当时的长沙，还属南蛮之地。地域偏远，气候潮湿而且闷热，是人们避之不及的地方，加上当时的长沙王是唯一的一个异姓王，这使贾谊的地位显得非常微妙。文帝派他去当长沙王吴产（产，一作著）的太傅，也就是老师。这是当老师还是当间谍，或者是当人质？敏感而自尊的贾谊不敢回答自己。这样的处境对于这位才情高远、自视不凡的青年贾谊，无疑是一个精神的戕杀。他郁闷不已，苦恼不堪。
长沙的潮热气候，不利于北方人的身体健康，他痛苦地感到，在这样的地方，他会活不了多久，因此，他更加忧郁。正好有一天，他的庭院里突然落下了一只鸟。鸟是枭的一种，是猫头鹰一类的鸟。猫头鹰在当时被视为不祥之鸟，这不祥之物的出现，显然是一个不祥的凶兆，让身处逆境的贾谊惊恐无比，压抑无比。在极度的疑虑和忧伤中，面对这只不祥的动物，他提笔展简，倾注了满心怀才不遇的悲愤、忧郁和不妥协的情绪。他写道：“……异物来集兮，私怪其物，发书占之兮，策言其度。野鸟人处兮，主人将去。”（异物来到我的庭院啊，我心中暗暗地发愁。打开卦书来占卜啊，看策书会说出个什么定数。它说不祥的野鸟飞入庭户啊，主人就要搬出。）于是，贾谊问鸟说：我将何去？鸟无言地飞走了，而作者就产生了很多的感想。其中最突出和集中的是一种自安自慰的宽心。大凡寻求自安自慰的时候，往往都是自己不得安慰的时候。所以这些话似乎都得反着来听。他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夫祸之与福兮，何异纠缠，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
在长沙过了三年。这时，文帝的弟弟淮南王刘长，谋反叛乱，被判处流放西蜀，途中绝食而亡。对这种行为，皇上非但不加惩处，反而加封了刘长的四个儿子。对于这个举措，大臣们很是不服，在朝野引起了纷纷的议论，认为文帝重视手足而轻视大臣。这事同样传到了长沙的贾谊耳中，贾谊因此而上书文帝，说刘长谋反被徙，死于途中，本是罪有应得，今天，皇上不但不予重罪，反而尊奉他的四个儿子刘安、刘博、刘赐、刘良为列侯，势必引人讥讽等等。文帝见书后，对贾谊的进谏虽未十分重视，但对贾谊的才干越发赏识，因此派人前去召回贾谊。贾谊得以回京。
贾谊回京的那一天，正赶上文帝祭神礼毕，在宣室休息。汉文帝很相信鬼神之事，贾谊的到来，给他提供了一个闻听鬼神之事的机会。因此，等到贾谊行礼已毕，刚刚落座的时候，文帝就向他提出了讲述神鬼怪事的要求。贾谊从荆楚归来，荆楚是蛮荒之地，信奉鬼神，所以能够讲出很多有关鬼神的故事。这一晚上，贾谊给皇上讲了很多有关鬼神的事情，使汉文帝感到闻所未闻，听得津津有味，不放贾谊回去。他听得高兴时，竟然忘了皇帝的尊严，把坐的椅子挪移到贾谊的膝前。贾谊也尽其所知，一一道来，直到月上中天，鼓敲三更才算罢休。临睡觉前，文帝还自言自语地说：“我好久没有见到贾生了。还说他不如我，今天才知道我不如他呢。”有这样高的评价，对贾谊的重返京城应该有极大的好处吧，可是，文帝所看中的仍然不是他的政才，第二天颁出的诏令却是拜他为梁王刘揖的太傅，仍旧是外放。
或者并不该怨恨文帝，说不定文帝正看中他的才学，而且深谙教育接班人的作用呢。梁王是文帝最小的儿子，文帝十分喜爱他。很可能就是对贾谊的器重才把最爱的儿子给他管教。总而言之，贾谊回京后，开始了他生命的又一进程，他当上了文帝少子梁王的太傅。这是他生命的又一次崛起之时，但他生命进程的最后阶段也开始了。
本来这次被召进京，贾谊满以为会被委以重任，可以发挥他参与政事的才干，谁知仍然是调以外任，仍然是满腔的郁闷不得发挥，一身的抱负不得施展。后来他写了一篇《治安策》（又名《陈政事疏》）呈给了文帝。这是一篇被鲁迅称之为“鸿文”的巨制。文章很恳切地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要求汉文帝按照儒家的思想治理国家，实行上下、君臣、父子各守其份的儒家礼制，并且，削藩镇，“定经制”等等。文章激切直率地指出，当时政治上的严重危机犹如“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文章激陈其言，开门见山地指出，“臣窃惟事势，可为痛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感情激切，气势逼人，被明代古文大家归有光嘉评为“千古书疏之冠”（姚鼐《古文辞类纂》）。所谓“可为痛者一”，指的是诸王的分封，这使得他们增强了力量，国家难以控制；所谓“可为流涕者二”是指匈奴的侵犯和御敌之才的缺乏；所谓“可为长太息者六”是：奢侈无度、尊卑无序、礼义不兴、廉耻不行、储君失教、臣下失御等。汉文帝把他的谏书看了又看，觉得他全篇都是牢骚话，似乎祸患就在眼前了，但是就文帝自己看来，没有那么严重，何必这样耸人听闻呢？所以文帝把它搁置到了一边。
当时，为了搞好和匈奴的关系，汉朝派了个宗室公主和亲。那个送行的宦官说他背叛了汉朝，给匈奴出了好些不利于汉朝的主意。贾谊听得此事，又上书皇帝，陈述“三表五饵”的秘计。“赐之盛服车乘以坏其目，赐之盛食珠味以坏其口，赐之音乐妇人以坏其耳，赐之高堂邃宇仓库奴婢以坏其腹，于来降者常召幸之，亲酌手食相娱乐以坏其心”。贾谊上了这份奏折之后，又请求去属国当官，主持外交。口气颇大，议论使人吃惊。正因为如此，文帝怕他少年气盛，图一时嘴上痛快，就把那上书搁置起来，没有采纳。
话虽如此，文帝对他的奏疏有时还是采纳的，比如有一次，文帝出行，宫中的事情交给其舅父薄昭管理。薄昭依仗自己是皇上的舅父，当朝太后的兄弟，就擅自专权，倚权仗势，居然因为私仇而将文帝派遣回宫办事的使臣给杀掉了。文帝听了之后十分生气，想予重判，但想到贾谊的治安策中所说的公卿有罪，不宜拘禁和羞辱，所以，决心要他自裁。但薄昭其人，平时跋扈成性，不肯就范。文帝就命令朝中大臣，轮番到薄昭家饮酒，劝他自裁。薄昭还是不肯，文帝就让大臣们身穿孝服到薄昭家里去哭祭，弄得薄昭没有办法，只好服药自杀了。
贾谊任梁王太傅，深得梁王敬重和爱戴。在贾谊的教导下，梁王也日益成长。文帝十一年（公元前169年），年岁日长的梁王进京谒父，途中驰马太快，马失前踢，不幸落马。由于伤势太重，竟成不治，终遭致命。年轻的梁王一死，固然文帝无比悲痛，作为他老师的贾谊的悲痛更是深切。贾谊终身期望自己有所建树，但才华不得施展，好容易有了个接近君王的机会，又落得如此惨重的下场，怎能不伤心悲痛？另外，梁王的坠马身亡，贾谊总觉自己教导欠佳，他常常责备自己“为师无状”。这样，他心灰意懒，郁郁寡欢，几乎天天以泪洗面，忧伤肝脾，一年之后，也就抑郁身亡了。
除了以上引证的几篇文章外，贾谊还有一篇重要著作是不能不提的，那就是被后世极为推崇的名篇《过秦论》。这篇文章是贾谊散文的代表作，被后世称为“文气笔力当为西汉第一”。
《过秦论》实为一篇，分为三个段落。但有人又把它说成三篇。这三篇或一篇文章的三个部分，分别论述秦始皇、秦二世、秦子婴三代治国的失误。总结秦国灭亡的教训，以戒后世。其中以“秦孝公据崤函（崤山与函谷关的合称，在陕西潼关到河南新安县一带，地势险要）之固”一段艺术性最高。在这个部分，作者渲染了秦国的强盛：“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当是时也……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到始皇帝时，“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但是，如此强大的一个秦国，却因“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原因是什么？“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是一篇历史经验的总结，它写在汉朝走向鼎盛的时期，不能不显示出作者高瞻远瞩的政治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