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仁杰结交姚崇是他晚年一大幸事，此人在匡复唐室的大业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狄仁杰没有亲眼看到这一盛举，也足以使他含笑于九泉了姚崇，原名元崇，字元之，陕州砍石（河南泥池西）人。
少年时并不好学，年逾弱冠，仍好狩猎，不知读书。有一次到亲戚家去，见到《修文殿御览》等书，翻阅后十分喜爱，从此立志钻研典籍，能下笔成章，颇以文华知名。姚崇的父亲官至都督，所以他通过充作孝敬皇帝（李弘）挽郎的途径而步人仕途的。历任州司仓参军、夏官郎中、夏官侍郎等职。姚崇对酷吏政治非常厌恶，神功元年，武则天对身边的朝臣说：“周兴、来俊臣掌管刑狱时，经常说朝中有人谋反，我有时也怀疑其中有不实之处，便派使到狱中核实，结果都能得到他们自己书写的手状，承认谋反，因此我也就不再怀疑。自从周兴、来俊臣死后，不再听说有人谋反，难道以前处死的那些人还有冤枉的吗？”姚祟回答说：自垂拱以来以谋反罪处死者，大都是周兴等人罗织的结果，杀人越多说明他们的功劳越大。陛下派使查问，使臣自身也不能保，如何敢违背周兴、来俊臣等人的意愿！被查问者如果反供，又将得到更残酷的拷掠，还不如速死，因此也不敢申诉。幸亏陛下圣明，周兴等伏诛，臣以百口为陛下保证，自今以后朝臣中再也没有谋反的，如果确有其事，臣愿意承担知情不告之罪武则天听后十分高兴，赐给姚崇钱千（由于姚崇见识不凡，且正直果敢，深为宰相狄仁杰所赏识。
狄仁杰见姚崇识大体，敢进谏，认为他是一个宰相人才，便把他向武则天推荐。推荐的具体时间，史书不载，姚崇人相的时间在圣历儿年（698）十月，狄仁杰是在神功元年（697）人相，推荐的时间应当在这个期间。在这个期间，宰相班子里除狄仁杰外，还有娄师德、武三思、武枚宁、苏味道等人。娄师德在圣历元年四月已充任陇右诸军大使，实际不在洛阳。苏味道胆小怕事，只知取悦于权豪，公然宣称处事不宜明白，只要做到模棱两端就可以了，当时人称他为“苏模棱”武三思、武效宁都是武氏子弟，没有多少政治才千，只知依仗武则天的势力专横跋启，弄权害人，当时人评价武三思时说：“貌象恭敬，心极残忍；外示公直，内结阴谋；弄王法以复仇，假朝权而害物”执政的中枢班子如此状况，怎能使狄仁杰不忧心忡忡，他极力引荐姚崇进人宰相班子，就是想改变这种状况。与姚祟同时人相的，还有秘书少监李娇。
司马光在他的名著《资治通鉴》中，把姚崇等人均说成是狄仁杰的门生。狄仁杰年长姚崇余岁，又是他人相的引荐人，按照旧时传统应是他的座师。但是，无论是在正史还是野史小说中，都没有狄仁杰与姚崇交往过密的记载。出现这种现象也不足为怪，可能与狄仁杰避嫌有关。狄仁杰曾公开讲过，他举荐人才都是为国举贤，“非为私也”。可见直到他晚年时期，尽管倍受武则天的信任，在敏感问题上也不敢有丝毫的疏忽狄仁杰匡复唐室的愿望是在他死后，由他极力推荐的张柬之等人实现的，这些都是后话姚崇在此事中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关于这一点却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姚崇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狄仁杰生前向武则天极力推荐过张柬之，其作用只是把他从地方官调为朝官，武则天并役有按狄仁杰的意愿，让张柬之当宰相。
长安四年（74）九月，姚崇被任命为灵武道行军大总管，临行时武则天要他举荐一位能充任宰相的人才。姚崇便推荐了张柬之，并说：“张柬之沉厚有谋，能够决断大事，此人已老希望陛下尽快重用。”次月，武则天就任命张柬之为宰相，这时他已经8岁了。这时距狄仁杰忌日已经整整4年了。姚崇极力推荐张柬之，并且表现得迫不及待，说明他的思想和狄仁杰完全相通，也是在完成狄仁杰未尽的遗愿。
次年正月，张柬之等密谋发动政变，推翻武则天的统治，正好姚崇也从灵武（宁夏灵武西南）返回洛阳，遂参计议，中宗即位后，姚祟以功进封梁县候。有趣的是武则天下台以后，从洛阳宫城被迁到城外的上阳宫居住时，姚崇痛哭流涕不止。张柬之等人急忙制说：“今日岂是公流涕的时候！”恐怕公的祸事由此而起，姚崇回答说：“元之为则天皇帝做事日久，乍一辞别，于心不忍，不觉悲伤起来。元之前日和公等诛杀奸逆，是出于做臣子的大义；今日与旧君分别，也是出于人臣之义，即使因此而获罪，也是心甘的。”当日，姚崇就被赶到毫州（治今安徽毫州）做刺史去了。对于姚崇的这个举动，元代史学家胡三省认为，此姚崇之所以多智也厂后来张柬之等人被武三思陷害致死，而姚崇独安然无恙，看来姚崇的确有不凡之处。
直到唐睿宗即位，姚崇才又被任命为宰相。后因得罪了太平公主，被贬为申州（治今河南信阳）刺史，历官各地。唐玄宗即位的次年（713），便将他从同州（治今陕西大荔）刺史任上调到朝中重任宰相。姚崇提出了条施政方针，得到玄宗的支持，他整顿朝政，进用贤才，沙汰僧尼，发展生产，为唐朝盛世开元之治的形成，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姚崇由此也被后人视为大唐名相，这些都是后话在狄仁杰晚年的同僚中，姚崇无疑是最杰出者，也是最了解他的心思的人，同时又对当时形势洞若观火，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既完成狄公遗志又能保全身家性命，不愧是旷世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