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统治时期，周边地区正值多事之秋。在西北吐蕃不断地向外扩张，与唐朝争夺西域地区；在北方突厥再度强盛，频繁地侵扰唐朝边疆；在东北自从唐高宗征服高丽、百济以后，唐朝的驻军也不断地与当地人民发生冲突，加之契丹的反叛，使局势更为错综复杂。
狄仁杰作为一位政治家，又是执掌朝政的宰相，当然不会对边疆的局势漠然置之，他时刻关注着局势的发展，反复思考应采取的对策。
神功元年闰十月，狄仁杰重任宰相之始，就针对西北局势向武则天上了一道经过长期思考的表章，提出了自己对吐蕃、突厥问题的见解。在评述狄仁杰提出的边疆政策之前，有必要先回顾一下这一时期西域局势变化。唐朝在天山以南设置有所谓“安西四镇”，指龟兹（新疆库车）、于闻（新疆和田西南）、疏勒（新疆喀什）、碎叶（吉尔吉斯托克马克北）等四个军事重镇，统辖着天山以南广人地区。高宗以后，由于吐蕃的不断进攻，咸亨元年（67），安西四镇一度被攻占。武则天临朝之初，曾数次派大军征讨吐蕃，都遭到失败，损失很大。后来武则天任用王孝杰为总管，率大军再次讨伐吐蕃，经过激烈的战斗，终于击败吐蕃军队，于长寿元年（692）十月重新收复了安西四镇。需要说明的是，吐蕃攻陷的诸镇中不包括碎叶镇，其势力当时还达不到那里，但包括焉看（新疆焉香）在内，碎叶镇代替焉首为四镇之一，是调露元年（679）以后的事。
吐蕃当然不甘心丢失安西四镇，在万岁通天元年（696），攻破了凉州（治今甘肃武威），杀都督许钦明。然后向唐朝提出了议和条件：（一）要求唐朝撤出驻扎在安西四镇的重兵；（二）两国分割西突厥十姓部落之地，以伊犁河及天山以北之地属唐朝，以热海、楚河、但逻斯河之地归于吐蕃。这个条件的核心内容就是要唐朝放弃天山以南广大地区，当然不能为唐朝所接受。但是唐朝屯兵于万里之外，往返番替困难，军资转输所费甚大，给百姓造成了很大的负担，国家财政也不堪重负狄仁杰的上疏正是针对这种同题。
他认为国家竭府库之实用兵于绝域，争夺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增赋，获其土不可耕织”，是很划不来的事。这都是秦始皇、汉武帝所做过的事，历史已经证明是错误的，所以汉武帝晚年才罢兵息战，休养生息。神功元年，关东一带发生灾荒，饥民甚多。狄仁杰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仍然东守安东，西戍四镇，调发频萦，百姓不得喘息，蜀、汉一带逃亡现象严重，几淮以南也发生了百姓“相率为盗”的情况。如果不尽快改变政策，减轻百姓负担，“本根一摇，优患不浅”。鉴于以上情况，狄仁杰提出封西突厥贵族阿史那解瑟罗为可汗，让他率突厥部众戍守安西四镇。国家军队内撤后，只须严守备，聚资粮，远警戒，吐蕃来攻则出击，可以以逸待劳，以主御客，将会战无不胜，如此数年边境自然安宁，百姓也无远戍转输之苦。
狄仁杰所说的这个阿史那解瑟罗是西突厥可汗阿史那步真的儿子，在垂拱初年被授为右玉铃卫将军、兼檬池都护、继往绝可汗，统辖西突厥十姓部藕中的五弩失毕部落。天授元年（69），改授左卫大将军，改封竭忠事主可汗。他的势力最大时，部下共有2员都督，每位都督统兵7人，牙帐设在碎叶，远近诸族部落皆归附他的统辖之下。后来由于不断遭到东突厥默吸的侵掠，部众离散，解瑟罗遂率残部六七万人。迁人内地，不敢再回故地。
阿史那解瑟罗在安西四镇尚有官军屯戍的情况下，都没有能守住故地，在官军内撤后由他单独守御四镇恐怕更难担此重任。事实已经证明行不通的事，狄仁杰却提出要解瑟罗再回去重任可汗，显然不切实际。狄仁杰提出这个建议的历史根据是唐太宗曾任李思摩为可汗，统率东突部落返回故地守御但是，唐太宗的这个做法后来证明也是失败的，李思摩在薛延陀的压力下，无法统御部众，单骑返回长安。狄仁杰的这个根据也是不成立的。唐朝设立安西四镇不仅在于控制天山以南广大地区，对于维护丝绸之路的畅通，保证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都有于分重要的意义。在经济上巨大的商业利益也是相当惊人的。狄仁杰虽然是杰出的政治家，但是和中国古代的许多杰出人物一样，都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比如唐初名相魏微也持和狄仁杰相同的观点，与狄仁杰同时代的人持有这种观点的也并非他一人。这种观点滋生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比较发达的土壤上，与古代中国这种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有直接的关系。狄仁杰的主张遭到右史崔融的反对，他上疏指出：如果一旦放弃四镇，将会导致吐蕃乘虚进占西域。
吐蕃占有西域，实力增强，必然向东进攻高昌（新疆吐鲁番一带），进而威胁敦煌（甘肃敦煌西南），西部边境将永无宁日。崔融指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自从吐蕃强盛以来，成为唐朝的劲敌，安西四镇在军事上的意义就在于此，牵制了吐蕃的力量，使其不敢力向东进攻。安史之乱时，唐朝为平定叛乱，从西北大量地抽调精锐军队到内地，致使安西及河陇地区陷于吐蕃。从此以后，吐蕃便没有后顾之优地直接威胁关中，甚至一度攻人长安，迫使唐朝每年都从关东抽调军队到关内防秋，即防御吐蕃侵扰，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很明显，在这个问题上崔融比狄仁杰看得更远一些，他的建议不被朝廷接受自然也就不难理解了。不过狄仁杰主张的出发点在于减轻百姓的赋役负担，减少国家的财政压力，稳定国内局势，这些都是可取的，只是没有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而已唐武宗会昌三年（843），黝戛斯进攻北庭都护府、当时朝廷中有人主张出兵援救，宰相李德裕就曾以狄仁杰的这个主张为依据，断然否决了出兵的建议。可见具有与狄仁杰相同观点的还大有人在，而且还不止李德裕一人。在唐朝以来的历朝中也都有类似观点出现，这就说明植根于这块土壤的传统观念是多么地根深蒂固，决非一时一事所引发的现象。
高丽问题也引起了狄仁杰的高度关注。唐朝初年，今朝鲜半岛上共有3个国家，即高丽、百济、新罗。由于高丽占据着辽东地区，而这一地区汉魏以来一直是中国领土，这就引起了唐太宗收复故土的欲望。他曾亲率大军征伐过高丽，结果锑羽而归。唐高宗即位后，利用高丽内部矛盾激化，实力有所削弱之机，派李为大总管，统率大军于总4元年（668）灭亡了高丽。设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朝鲜平壤），下辖9个都督府、42个州，以右武卫将军薛仁贵为检校安东都护，都督、刺史、县令由华人与高丽人参杂充任。由于当地人不满唐朝的统治，不断举兵反叛，虽遭到唐军的镇压，但矛盾始终未能缓和。上元三年（676），唐朝移安东都护府于辽东故城（辽宁辽阳），并将华人任都督、刺史的统统撤出。仪凤二年（677），安东都护府又移至新城（辽宁沈阳东北）。圣历元年（698），改安东都护府为安东都督府。唐朝不断迁移安东都护府的行为，表明已无意再在朝鲜半岛插足，实际控制区已完全移到今朝鲜大同江以北唐军撤出后，朝鲜遂逐渐为新罗所统一圣历二年（699），狄仁杰又一次上表，请求废去安东都督府，以高丽王族高氏后人为君长，恢复高丽政权。主要理由与以前请求放弃安西四镇大同小异，认为辽东屯兵的资粮大部依赖于海上运输，而海上风涛无常，船只漂没，损失颇大，屯兵计口给粮，犹且不足。长期以往对中国不利，只能导致弱干强枝，肥四夷而中国的不良后果，而恢复高丽政权，还可以获得存亡继绝的美名狄仁杰的这个主张早在神功元年就已经提出过，此次是旧话重提。实际上唐政府早在仪凤（676——679）中就曾封高丽国王高藏为辽东都督、朝鲜工，居于辽东城，管辖旧部。由于高藏到辽东后，密谋联合株q反叛唐朝，事泄后被高宗召回长安，流放到邓州（治今四川邓）。其旧部分散到河南、陇右诸州，只有贫弱者仍留辽东。垂拱二年（686），武则天又封高藏孙高宝元为朝鲜郡王。圣历元年，封其为忠诚国王，打算让他统辖在辽东的高丽部众，因故未成。次年，狄仁杰重提此事，遂又任命高藏的儿子高德武为右武卫大将军、安东都督，他统管辽东旧户。但是，由于辽东的高丽旧户多已分散投奔突厥、翰辐，所剩人户极少，以高氏为君长已失去实际意义。
至于狄仁杰主张废去安东都督府，撤回军队的建议，实际并不可行。他主张恢复高丽高氏统治地位的建议，是建立在“三韩君长，高氏为其主”的基础之上，即想凭借高氏在当地影响力稳定局势。由于高丽旧户已分散到各地，辽东地区并无多少高丽人，即使恢复其统治已无任何实际作用，而且一旦撤回军队，罢去安东都督府，辽东无人管理，将会给突厥或朔以可乘之机，他们一定会乘虚而人，占据这一地区。这样营州（治今辽宁朝阳）、幽州（治今北京西南）等唐朝固有领土，将永无宁日了。因此，他的这种主张不被接受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狄仁杰以上主张之所以多不切实际，不为朝廷所采纳，除了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外，他作为一位文臣，对军事问题的生疏，也是他的主张流于空泛的一个重要原因。与他的政治观点相比较，狄仁杰对边疆军事的主张明显地表现出自守性、封闭性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