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著名教育家周祖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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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 关于“青年救国团”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周祖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不久,“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反革命组织头目”等“莫须有”罪名,又骤然扣在了他的头上。

1958年审干开始后不久,从武汉来两个外调人员,到漯河高中找到周祖训,单刀直入地说:“我们是来调查‘青年救国团’的问题哩。你把原中原临中全体师生参加国民党青年救国团的情况,老老实实交待清楚。”周祖训听罢像挨了一闷棍,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思虑良久后说:“我从未听有‘青年救国团’的名字。”外调人员说:“正在劳动改造的原国民党青年救国军成员汪曙光,已经交待了‘青年救国团’的问题,你现在是右派分子,要老老实实交待,立功赎罪!”

一提起汪曙光,周祖训想起了一件往事。1949年3月底,国民党国防部派国民党青年救国军成员汪曙光、曹光有、马恒山等三人到中原临时中学担任教官,汪并被派任副校长。当时周祖训已决定把学校留原地迎接解放,当然不能让汪就任副校长,阻碍自己按原计划进行。周祖训就借口学校属教育部管辖,未接到教育部通知,不让汪等就职。汪等没办法,只得住在教职员宿舍等候教育部通知。当武汉快要解放时,汪看到学校无南逃准备,就职无望,便自行南去了。汪曙光未就职,在校内也没有任何活动。所谓原中原临中全体师生参加“青年救国团”之事纯属子虚乌有。

无风不起浪。原来在查国民党档案时,发现国民党国防部曾派青年救国军的汪曙光、曹光有、马恒山三人到中原临时中学,目的是要在该校建立“青年救国团”组织,作为国民党军队的后备军。这便是武汉来人找周祖训调查“青年救国团”的起因。

在那“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里,似乎越“左”越好,有些人“左”得要命,漯河市审干办公室听风即是雨,立刻把“青年救国团”作为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组织立案追查。他们接二连三地找周祖训谈话,逼迫周祖训交待“青年救国团”的问题。周祖训矢口否认。市审干办公室又把在漯河市工作的原中原临中的30多名师生,集中到市人民医院的一幢空房子里,叫他们坐在水泥地上,逼供、诱供、引供,不交待不准休息,不让回家。被逼急了,个别人就瞎编一套,说是在学校大操场上集体参加了“青年救国团”。个别人一承认,接着大多数人“顺杆子爬”,都跟着那样交待了。可是不久,都又纷纷翻供。周祖训一直坚持实事求是,不承认有“青年救国团”组织。

当时漯河市的主要领导同志,对省委书记吴芝圃与周祖训的友谊早有所闻。为了妥善处理周祖训的问题,便派人前往省委向吴芝圃汇报、请示。吴芝圃当即指示:对周祖训的问题,要宽大处理。从此,对“青年救国团”的问题不再追究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的吴芝圃被划为“三反分子”。造反派在罗织吴芝圃的罪状时,点出周祖训的名字,说周祖训是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由于吴芝圃的包庇、重用,周祖训才得以长期潜伏下来。造反派组织用传单的形式,把吴芝圃的“罪状”散发到全国各地。在1958年审干期间停止追查的“青年救国团”问题,又重新被翻腾了出来。

当时,散布于全国各地的原中原临中的3000名师生,大部分已成为党政机关、部队和企事业单位的骨干,有的已当上将军或司厅级干部。关于吴芝圃“莫须有”罪名的传单散发后,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在全国各地传播开来,特别是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期间,在极“左”思想的指引下,造反派组织“闻风而动,雷厉风行”,或把他们隔离审查,交待问题;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与此同时,纷纷派出外调人员,云集漯河找周祖训调查取证。接踵而来的外调人员,几乎天天在四中排队调查取证。有的外调人员胁迫周祖训写假材料,他都顶住不写;有的人大加斥责恫吓,但他写的材料仍始终如一,前后一致。

还有更离谱的。原中原临中学生赵某,时任某县中学教师,当政治热情高而不成熟的红卫兵从传单上得知赵是“国民党潜伏特务”时,他们采取武斗的方法,对赵某轮番批斗,拳打脚踢,不让吃饭,不让睡觉,弄得他精疲力竭,神情恍惚。为了保全生命,赵某违心地承认了,并且编得有鼻子有眼。例如,他不仅承认在操场上集体参加了“青年救国团”,而且还编成大队、中队和小队,发有军大衣,佩带有“符号”,配备有枪支,进行过军事训练等等。该校的红卫兵如获至宝,当即把赵某关押起来,同时派出外调人员,找周祖训查对。周祖训听了外调人员的讲述,一方面感到吃惊,一方面耐心地对所提的问题,一一作了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解答。(1)关于在操场上参加“青年救国团”的问题。中原临时中学1948年7月成立,1949年5月回河南,其间只有一次校外领导人在操场上向全体师生讲话,即国民党华中政务委员会教育处科长王春帆来校视察时,作了一次例行公事的讲话。有人把王春帆误作汪曙光。汪曙光没有就职,怎么能向全体师生讲话呢?根本没有在操场上发展“青年救国团”的情形。(2)关于编队和军训问题。解放前,一般高中、师范都有军事训练课,并实行军事管理,学生按校编为大队,按班编为中队,班以下为小队。中原临中一成立,即实行军事训练和军事管理,聘请军训教官若干人,从事军事管理和训练。此事与汪曙光等人企图成立“青年救国团”丝毫无关。(3)关于发军大衣问题。1948年11月,国民党教育部发给学校一部分棉衣费,周祖训托人向武汉驻军后勤部门,以一银元一件共购置军大衣3000件,发给教职员、学生每人一件,根本不是“青年救国团”发的。(4)关于学生佩带“符号”问题。学生佩带军训符号,本是当时学校的一般情形,以便于识别学生和整顿学生纪律。符号上写有学校名称、部别、班级、姓名等。这些符号学生都佩带着回到解放区河南,可见与“青年救国团”没有关系。(5)关于枪支问题。当周祖训决定学校留原地不动迎接解放后,估计到在国民党军队南逃而解放军未到之时,国民党散兵游勇和地方土匪,难免乘机抢劫,破坏社会秩序。为使3000名师生免受伤害,及早作自卫准备,有些地方武装的头目南逃,变卖枪支作逃亡旅费,学校购长短枪30余支。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二野某团进驻羊楼洞后,学校当即将全部枪支交给了解放军。

周祖训实事求是的陈述,并未使来调查的红卫兵感到满意,反而大骂周祖训是老奸巨猾,编造谎言,蒙混过关,将是死路一条。周祖训只有逆来顺受,忍辱沉默。

全国各地的外调人员连续不断地到漯河四中找周祖训调查,引起了驻校工宣队、军宣队的高度重视。他们当即组织力量,对周祖训进行猛攻,穷追不舍,扬言要“内外夹攻,一举拿下这个顽固堡垒”。在批斗周祖训的会上,有人竟掏出手枪威逼说:“不承认就是自绝于人民,要马上送监狱劳动改造!”周祖训泰然自若,肯定地说:“我只能实事求是地说没有。我必须对3000名师生负责,相信共产党永远是实事求是的。”有人质问道:“原中原临中的3000名师生绝大部分都承认了,你为什么还顽固不化,死不承认?”周祖训坚定地回答:“即使3000名师生百分之九十九都承认了,我还是讲没有那个组织。因为这是事实。”之后,他不再说话,准备自己承担一切严重后果。

当时批判、威逼周祖训最积极、最凶的人,后来回忆起来,十分佩服地说:“周祖训这老头真行!无论怎样批斗、威逼他,他到底没讲一句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