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民国上海的商界精英与社会名流往往喜欢皈依佛教。有学者指出，19世纪30年代以前，上海总商会不但在沪举足轻重，而且在全国影响极大，与当时的政界、军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在总商会董事之中，竟有半数以上为佛教徒，或倾向佛教者。邓子美：《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第152页。其中，工商界精英居士有王一亭、周舜卿、聂云台、简玉阶、简照南、穆藕初、吴蕴初、周肇甫等；官绅名流居士有关絅之、施省之、叶恭绰、黄涵之、屈映光等；学者名流居士有史一如、江味农、狄楚青、蒋维乔、范古农、丁福保、余了翁、赵朴初等。民国上海新兴工商业阶层、社会名流以及新型知识分子居士群体的出现，为中国近代佛教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也使得近代居士佛教发生了一些革命性的变化。首先，近代工商界精英与社会名流居士群体已不同于封建社会里的传统居士，他们具有一定的知识水平与开放的眼界，因此不会像传统佛教居士那样将资金用来支持寺庙的香火功德，而更愿意投入佛教教育事业、佛教弘法事业及社会慈善事业之中。其次，近代工商界精英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现代企业管理能力，因此这注定要为近代居士佛教组织理念带来革新的力量。事实上，在这些工商精英的组织领导下，民国上海的居士佛教已经建立了自己独立的组织形式，并具备了较高的现代管理模式。另外，近代民族工商业居士与佛教知识分子已经具有一定的世界眼光和现代民族国家意识，而他们又处在一个社会重大转型的阶段，因此对旧有居士佛教和传统寺僧佛教制度抱有革新意识；而在西方基督教育与慈善事业的影响下，他们也更加意识到从事佛教教育与社会慈善事业的重要性。
二、工商精英与士绅名流的佛教信仰动因
商界精英与士绅名流纷纷以“佛教居士”自居，参与到佛教信仰活动中来，几乎是民国上海的一个奇特的现象，这背后的动机与原因比较复杂。对于民国时期的工商居士与社会名流而言，追寻个人生命的安宁、社会出路的解决，乃至社会道德秩序的重建等，都与其佛教信仰相关涉。换句话说，除了佛教信仰的个人原因之外，还涉及当时的社会变化、文化认同、时代思潮、民族情结与社会心理等诸多复杂原因。
其一，对佛教文化的认同，以振兴佛教为己任。中国佛教经过“中国化”过程，其与儒、道等中国本土思想进行了碰撞与融合，俨然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之中。晚清民国以来，儒学的统治地位已经动摇，在面临西方宗教与文化入侵的背景下，于是佛学思想趁机兴起，成为这个时代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近代以来，杨仁山居士孤鸣先发，积极推动佛教振兴，接着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等思想家们也纷纷向佛学中寻求思想资源，企图通过对佛学思想中自由、民主、平等之诠释，来沟通西学。在此背景下，佛教知识分子们将振兴佛教与振兴国家紧密联系起来，在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之后，“佛教救国”也在佛教居士的思考视线之内。及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文明遭到反思与质疑，西方众多思想家也将目光投向东方。在此背景下，佛教思想往往被当作一种“国粹”式的东方文化，受到国人的追捧。
“佛教救国主义”思潮，在民国时期还被人们从道德伦理与经济伦理的角度加以理解。在他们看来，佛教的觉悟无我、利他慈悲与因果报应之说，不仅能够解救当时社会的道德沦丧，挽救世道人心，而且有助于经济发展以及佛教慈善事业对社会危机的救治。这一点，从民国佛教报刊杂论及各种居士佛教团体成立宣言中都可以窥见。如，上海佛教居士林在其《上海佛教居士林暂行规约》中表达宗旨时说：“集在家信善，熏习佛法，力行善举，弘扬佛法，自利利他为宗旨。”而净业社成立时，其理由也是“上海是华洋杂处之地，浊恶更甚于内地，非另辟道场专修净业，不足以化导为动机”。阮仁泽、高振农主编：《上海宗教史》，第190页。《浦东佛教居士林缘起及简章》则说道：“呜呼！世风日下，道德沦亡，于斯为极。欧风东渐，国粹荡然……而欲根本救治，非佛法三宝，其谁与归？”参见《浦东佛教居士林缘起及简章》，《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第16期，《志林》第1页。此外，聂云台在其《保富法》一书中更是极力指出，只有遵循佛教的因果之说，才能挽救世道人心，才能真正保富平安。这其中不难看出，传统佛教伦理对近代工商业者商业伦理的影响。应该说，民国工商精英与居士知识分子的佛教信仰选择，与佛教文化的认同以及佛教救世的思潮不无关系。与此同时，上海和江浙浓厚的佛教氛围，以及往来沪上的高僧大德，也对上海工商界精英与社会名流的信仰选择起到一定的助缘作用。
其二，从社会心理来看，佛教有助于动乱时期的心理抚慰。民国期间皈依佛教的居士不仅人数众多，而且上至官绅、军阀，下至贩夫走卒，无所不包。究其原因，既有时代道德价值观的失范、人生目的与生命意义的迷失而导致的信仰需求；同时也是因为当时的连连战乱与自然灾害引发的心理恐惧与不安而激发的佛教心理诊疗功能。诚如梁启超所说：“社会既屡更丧乱，厌世思想，不期而发生；对于此恶浊世界，生种种烦懑悲哀，欲求一心安立命之所，稍有根器者，则必遁逃而入于佛。”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220页。在此，佛教成为人们寄托恐惧与希望、反抗与无奈的重要精神支柱与心理抚慰力量。同时，居士佛教有组织的活动，又能让人们为同一理想聚在一起，在一定意义上也能达到一种团体心理治疗的作用。除了个体的心理抚慰功能外，近代居士佛教也展示了积极入世的一面，表达了信仰者的社会关切与社会理想。不论是知识分子的佛学研究，还是工商业者的佛教慈善事业，都体现了关注现实人生的“救世与救心”的特征。一方面，历经频繁战乱与自然灾害的中国民众，人生处于不可预测之中，因而在苦难的社会境遇中渴望宁静、自由与和谐的生活，人们更加祈盼救苦救难的佛菩萨来保佑自己，或者对净土极乐世界产生向往。另一方面，因天灾人祸而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社会民众急需各种社会慈善救助，而佛教一向倡导的慈悲精神迎合了这种需求，于是工商居士们则将佛教慈善事业看作救世与救心的重要力量。在此背景下，越是社会动荡，他们越觉得信仰佛教的必要。
其三，从民族情结与时代局势来看，工商界精英选择佛教信仰，也包含有抵抗西方列强及其宗教入侵给中华民族带来的侵压的因素。从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过程来看，在西方列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沪上民族工商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可是，一战结束后，西方列强及日本纷纷进入中国进行各种经济掠夺，而西方基督教在获得传教权后也在中国迅猛传播开来，这无疑对中国工商业与中国文化都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以聂云台为例，他早年（1913年）在美国留学时曾加入基督教的兄弟会组织，与其妻萧氏受基督教洗礼，成为基督教徒。而在1923年以后，由于外资入侵，聂云台经营的恒丰纱厂遭到沉重打击，被迫出售。此后，聂云台乃皈依佛门、潜心净土。当然，个人经历对于民国时期工商精英与社会名流的佛教信仰选择也有关系。我们看到，众多居士们都有着家庭信仰的背景，如王一亭、聂云台、关絅之、赵朴初等，其母亲或家人都是虔诚的佛教信徒，受家庭信仰背景影响较大。此外，他们的信仰也与其人生挫折有一定的关系，这也几乎是众多佛教信仰抉择的共同之处。
此外，除了上述信仰原因外，也许还有更为潜在的原因，这可能涉及身份认同与社会声威的博取。民国期间，不少来自底层的暴发商人，担心不被官绅上流阶层所接纳；为了谋求社会声誉，他们也热衷于进入各种文化活动、宗教活动和社会慈善事业，并以此作为沟通上层社会及博取社会声望的重要场所。因此，上海的工商业佛教居士中，虽多为虔诚的信仰者，但也有附庸风雅、博取声名的假佛教居士存在。此外，甚至一些黑道商人、流氓地痞出身的暴发户也声称自己是佛教“居士”，这一现象增强了民国商界人士佛教信仰的复杂性。典型的例子就是上海黑道大亨、青帮头子黄金荣、张啸林与杜月笙这三人，也常常以佛教居士自居，并也不时做些慈善之举。据说，黄金荣幼年体弱，其父母曾将其送到庙里寄养，因此黄小名就叫和尚。等后来黑道发迹以后，黄金荣仍经常吃素，每年过生日也都要在佛寺内摆一天忏。他甚至还在夺得“大世界”的地盘以后，在那里建立佛堂，并常去念经拜佛，俨然以居士自居。葛壮：《宗教和近代上海社会的变迁》，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364—365页。除了这几个极端的例子，也有一些正派的商人，只是希望通过参与居士佛教组织与佛教慈善活动，有机会进入到城市的相关自治管理阶层，从而施展自己的才华、实现社会抱负，并以此寻求自我身份的定位。总之，民国期间，大量工商界人士与社会名流纷纷皈依佛教，参与社会慈善事业，其主观动机虽然复杂多样，但在客观上来说却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