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居士的劝募充满了佛教劝善之论，而面向非佛教信徒工商业者及一般市民的劝募活动，则往往带有一定的娱乐性质。如，1917年在哈同花园为京直奉水灾举办的游园义赈，1920年世界佛教居士林慈善布施团在上海大舞台的义演赈灾，以及1931年王一亭、王晓籁、闻兰亭等发起的“上海筹赈水灾各省游艺大会”等，都是面向广大市民阶层的带有娱乐性质的义赈活动。其中，哈同花园为其游园义赈活动，自1917年9月25日起，曾在当时的《时报》上连登4天广告。其广告内容如下：
上海哈同花园游览大会每券一元童仆减半
本园主人哈同先生，因京直奉水灾待赈，特允于阴历四月、十五、十六、十七日开放四日，任人游览。
本园拓地二百多亩，同台花木，步步引人。特色一。
本园点缀新颖，布局完善，各种戏剧幻术无不尽有。特色二。
本园特辟书场，罗致沪上著名校书一千余人，弹丝品竹，借供评赏。特色三。
本园每日夜间并行大会，旗灯仪仗，簇簇主新，数里之遥，逶迤可达。特色四。
文人雅士，怡情书画，本园特设书画社。特色五。
广仓学窘尚有丛编发行，本园就窘设肆，便于购买。特色六。
本园添设茶楼酒肆，食馆茶摊。特色七。
花一元门票就能游览哈同花园的美丽景色，且能欣赏到各种各样的民间艺术与戏曲名家的精彩表演，这吸引了众多的市民前来，可谓一时万人空巷，声势浩大。由于游人众多，因此其门票与义卖收入动辄到数十万元之多。1931年，9月11日至15日，在上海江湾叶家花园，王一亭、王晓籁、闻兰亭等当时沪上知名居士兼慈善家发起了“上海筹赈各省水灾游艺大会”。他们在启事中说：“鉴于年来人民浩劫频遭，灾区广大，救济殊难着手，蒿目时艰，终违夙愿，兼之外侮孔亟，商业凋疲，捐款良非容易，爰采社会人士娱乐兴趣之心理，邀集同志，发起游艺大会。”1933年，王一亭、王晓籁又在江湾叶家花园举办了类似的游艺活动。这次游艺活动历时一个月，不仅规模盛大，而且文艺表演也非常精彩。当时的《申报》为此进行了专门报道：
其游艺种类，皆为沪人所罕见，最有兴趣者，厥为推陈出新之菱湖高抬搁，高逾数仗，仿宁波四月半，与姜山礼拜会，三北式样。其扮演男女童，均由中国救济妇孺会中幼童任之，每日更换，一次有一次精彩。此外，龙船锣鼓，各种玩具游艺，及设场表演之各种天然艺术者，指不胜屈。《沪慈善家发起盛大游艺会》，《申报》，1933年2月28日。
在民国沪上各类赈灾活动中，组织者通过组织娱乐消费的方式来筹集救济经费，这在当时是一种比较流行的做法。究其原因，一则是为了吸引广大市民前来参加，另外也反映了民国上海市民之间有消费能力高下悬殊之别。当然，在当时商业气氛浓厚的上海举办这样的游艺活动，也许还存在某种利益依存的微妙关联，但总体看来这些方式一般都能起到良好的募捐效果。此外，报纸等媒体在民国沪上的赈灾宣传中也功不可没，它们不仅起到了宣传作用，还制造了一种由媒体引领的“慈善时尚之风”。在民国沪上“慈善时尚之风”的引领下，富人们往往兴起“节靡资”风尚，即将准备用于寿宴、婚宴及聚会的钱资拿出来作为慈善捐助；不仅如此，有时甚至连乞丐也会拿出自己的乞讨所得参与捐助。
（三）灾情现场考察，发放救济款物。当募集到一定数量的善款之后，就进入到“放赈”阶段。民国上海的居士佛教赈灾放赈中，一般都会派人现场考察，根据灾情轻重之别，酌情分配赈灾款物。如，1918年3月，高鹤年受上海“佛教慈悲义赈会”的委托，亲自前往京津一带实地勘察灾情、发放赈灾款。1931年世界佛教居士林赈济江苏大水灾时，王一亭曾派慈善部主任朱石僧亲往灾区考察灾情，发放救灾物品。而在1931年浙江武康县的水灾赈济中，时年65岁的王一亭还亲自前往灾区现场考察灾情，发放救灾款。为此，当时的武康县长戴时熙曾写信给王一亭，对他“惠然驾临，慨诺巨款”深表感谢。《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关于浙江赈务报告和有关文件》，上海档案馆档案，卷宗号：Q11361。此外，居士佛教慈善组织的慈善赈灾虽不以宗教信仰为条件，但也会顺便宣扬佛教理念，规劝灾民信佛。如，朱石僧在灾区现场放赈之余，又“极力劝灾民皈依佛法，改过忏悔，称颂佛号，持斋戒杀等。灾民闻而信从者，不可计数。同时散发念佛珠五千余串，佛像五千余张”《世界佛教居士林成绩报告书》，第69页。。而净业社也在其《慈善简章》中规定：所有救济人员及用于救灾现场的舟车等，均用黄地墨书佛字旗帜袖章，俾使识别；救护人员另发盖用本社图记及社长签字之证书。《净业月刊》，第11期，第419—420页。
（四）公布征信录。早在募集慈善捐款时，组织者就会统一印制募捐册，详细登记捐款人姓名与捐款数额，并将捐款花名册交由义赈会领导及居士组织的监察员监督查阅。待至赈灾结束，就会统一编制《征信录》，并在报纸或佛教刊物上公开报告赈款的用途和去向。如《净业社第一届征信录》中就详细公布了1927年净业社募集的款项及其用途，世界佛教居士林在1931年水灾急赈结束后，立即在其林刊上公布了捐款的数额及详细用途。不仅如此，《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净业月刊》及《佛学半月刊》，还会将捐助者的姓名与捐助款额详细地公布出来，一则以征信实，一则以示感谢与表彰。总之，这种募、收、运、散相分离，定点、定人、定款的赈灾程序，也是民国慈善赈灾的通行之责与经验之总结，它基本上杜绝了传统慈善事业侵吞舞弊、贪污中饱之事的发生。
此外，居士佛教慈善的难民收容所、慈善教养院等慈善活动，涉及的慈善内容相对固定，并且都专门制定了相关的章程，合理有序地展开工作。如，1927年，净业社在其难民收容所建成时，就详细制定了“收容所规则”，保证收容所的正常秩序，同时还明确分工，统筹管理。而世界佛教居士林的“惠仁小学”、净业社的“净业教养院”与“少年村”等，则分别制定了董事会制度，并按照学校教学的办学规则制定教学与管理的专门性规章制度。此外，这类慈善救助与教养活动，其本身也是社会急需的慈善公益事业，因而大都会得到相关慈善组织与相关部门的协助与资金支持。
三、民国上海居士佛教慈善的特点
民国上海居士佛教作为一种民间慈善组织，是民国上海慈善机构网络的重要一环。在近代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民国上海居士佛教慈善无论在与自身传统的纵向比较中，还是在与其他非宗教慈善的横向比较中，都呈现出其自身的特点。首先，居士佛教组织毕竟不是一个专门的慈善机构，它存在的基本前提是佛教信仰的需要，因此居士佛教慈善必然带有宗教性的特质；同时，慈善又是居士信仰的一种内在要求，因此居士佛教慈善又呈现出内在的一致性与自觉性。其次，民国上海居士佛教慈善，与佛教慈善传统历史相比，已经具备了形式多样化、制度细致化的特点；同时，它也摆脱了传统宗法观念，突破了血缘、业缘与地域局限。最后，民国上海居士佛教慈善的主体已经由封建地主、传统士绅转变为新兴城市工商业阶层，且其慈善领导核心人物往往具有多重复杂的社会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