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民国上海居士佛教组织与慈善的实证考察，我们获得了有关中国佛教近代转型的社会史实态印象。不过究竟而言，中国佛教近代转型的社会大背景是中国近代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变革，以及“古今中西”之争下的观念史革命。在上海，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率先萌芽，而各种现代器物与现代生活方式的变化不仅给这块土地上的国人以感官上的冲击，同时也逐渐推动了各种形上制度以及观念层面的变化。透过种种表象的外衣，近代中国佛学思想与佛教体制层面的种种变化与革新，究其根本原因乃在于封建小农经济下的寺院经济基础与丛林宗法制度已难以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型。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的兴起首先催生了新兴的城市工商业阶层，并因此改变了城市的社会阶层结构。当这一城市新兴阶层成为居士的主体之一时，他们不仅改变了传统居士的身份特性，同时也使得近代居士佛教具有崭新的内容与特征。与传统居士佛教相比，近代居士佛教的转型集中表现为“理性化”、“世俗化”与“人间化”的特征。这一转型特征，在上海这个中国近代化最前沿的城市中表现得最为明显：高度理性化的居士佛教组织结构，严密的现代管理制度以及资本市场化运作方式，取代了近代以前的封建寺院经济与丛林宗法制度；各种形式的佛教慈善活动，由行善积德逐渐过渡到服务社会，从而彻底打破了传统佛教的封闭性与出世性，以及经忏与香火的“非理性”。这些变化，构成了中国佛教近代转型的社会之维，同时也推动了近代中国佛学思想的“人间化”转向。
民国上海居士佛教发展的社会基础
民国上海居士佛教的迅速发展，既与民国上海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基础密不可分，也与当时的时代思潮息息相关。民国上海发达的工商业活动，造就了一大批新兴的近代工商业者，由于受佛教复兴的时代思潮的影响以及对于佛教文化的认同，还有民族情结、社会心理等种种原因，他们往往选择皈依佛教或者倾向于佛教。工商业居士阶层的出现，不仅为居士佛教信仰的主体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也为居士佛教活动以及居士佛教组织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保证。而民国上海相对发达的资讯，特别是大量佛教专门出版机构的出现，使得大量佛教书籍刊物得以出版流通，这加速了佛教在上海本地的传播，也使得上海成为民国时期全国佛教传播的中心。
一、民国上海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之风
鸦片战争以来，由于通商口岸与租界的设立，东南沿海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更加密切，这在客观上也加速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来，先后出现了英租界、法租界、美租界（后与英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从而有了“华界”与“租界”之分。1845年，上海道台颁布《第一次土地章程》规定了英租界的范围为“洋泾浜以北，李家场以南之地”；1849年划定法租界为“南至护城河，北至洋泾浜，东至广东会馆（即潮州会馆）至洋泾浜一段河岸，西至关帝庙至周家木桥一段”；1848原本寄居在英租界的美侨向上海道台申请获得虹口作为租界，但正式划定租界是1863年，后与英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参见徐公肃：《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0—22页。）随着租界的建立与不断扩大，大量外资涌入上海，英法美等在上海的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它们不仅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生产方式，也将西方的现代管理模式移植到上海。在此背景下，上海华界的民族工商业也迅速发展起来。早在19世纪50年代初，上海的外贸总值就已超过广州，跻身为全国最大的进出口港。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民国经济》，第36页。1865年，洋务派在上海创办了规模最大的洋务企业“江南制造总局”，从而更增强了上海近代工业中心的地位。及至民国肇始，政府又确立了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从而更激发了民族资产阶级创办事业、发展经济的热情。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及其他政府批文中多次指出：民国初立，“建设之事更不容缓”，“亟当振兴实业，改良商贸，方于国计民生有所裨益”。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辛亥革命资料》，中华书局，1961年，第3、217页。由于国内政治经济条件的改善和民族资本家的热情高涨，民初上海新开设的工厂企业明显增多。据统计，1911年上海新开设的工厂只有9家，1912年仅一年就增加到28家罗志如：《统计表中之上海》，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32年，第63页。，并且举凡纺织、化学、食品、印刷、机器、器具、日用品等众多行业，在上海都有相关的工厂企业创建。此外，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此后几年西方列强忙于战争，放松了对中国市场的侵压；同时，由于国内民族情绪高涨，一战后的抵制日货与国货运动也有利于民族工业的发展。在此阶段，上海民族企业获得了更有利的发展机遇。据统计，上海华商纱厂的纱锭数在1914—1919年间增长34%，在1920—1924年间增长了123%，在1924—1929年间又继续增长了20%。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编》，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134—135、162—163页。上海的针织厂从1918年的8家，增加到1922年的10家，再增加到1928年的35家。龚骏：《中国新工业发展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178—180页。作为上海的另一大支柱产业，上海的面粉产业从原来的5家增加到1920年的20家，面粉工厂占全国的14.8%，生产能力占全国的30.3%。民族机器工厂从1914年的91家增至1924年的284家，并因此促进了江浙一带相关产业的发展。此外，像缫丝业、橡胶业、印刷业、火柴业、水泥业等诸多行业无不获得较大的发展。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民国经济》，第4—9页。
民族工业的发展必然促进上海的外贸、交通运输业乃至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并使上海成为近代中国名副其实的多功能经济中心。1912—1931年间，上海的外贸进出口净值呈加速增长态势。1904年上海外贸净值突破3亿关两，1913年增至4.1亿关两，1919年增至5.1亿关两，以后逐年增长，至1931年已经达到11亿关两。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民国经济》，第36页。与此同时，上海的各种贸易商店琳琅满目，至30年代上海的商业服务网点已经遍布全市，凡有街巷便有店铺商号，其行业的密集度和广度在全国首屈一指，商业行业应有尽有，使得上海这个万花筒般的“十里洋场”都市，成为举世闻名的“东方巴黎”。为了改善商贸条件，上海电信通讯方面也获得了长足发展，不仅使用了无线电台，还逐渐开通了一些国际电路；在市内通讯方面，30年代上海的电话用户就已经达到2.6万号线，且由人工接线改制成旋转拨号。交通运输方面，上海充分利用其发达的水上交通线路，通过内河与沿海的大大小小的港口在全国各地编织成了一个复杂的交通网络，使其对长三角区域、长江流域地区以及全国范围产生了强大的辐射作用。此外，上海的金融业在民国时期特别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获得了加速发展。据统计，在1911年时，上海华商银行的存款总额还不过1亿元，而在1921年时存款总额已接近5亿元，1925年华资银行已经超过外资，并在1936年升至40亿元左右。同时，全国35%的银行总行都设立在上海，上海已经成为近代中国名副其实的金融中心。洪葭管、张继凤：《近代上海金融市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6页。总之，至20世纪30年代左右，上海的民族经济进入到20世纪上半叶的发展顶峰期，它不仅成为近代中国对外与对内贸易的中心，也成为近代中国的金融中心以及国内最大的轻工业基地与交通运输枢纽。
由于上海经济绝对中心地位的确立，各届政府都需要上海的财力支持，因此上海的政治影响力也得到很大提高。同时，由于“国中之国”的上海租界享有“治外法权”，上海逐渐成为中央政权以及各种政治力量都无法有效统治的特殊地域，成为各种不同新兴政治势力与党派社团的庇护所，这当然更增添了上海政治地位的特殊性。事实上，辛亥革命前后，上海已经是同盟会、革命党的主要活动场所与大本营。1911年1月1日，武昌起义成功以后，上海随之在上海总商会的支持下于11月3日宣布独立，随后组织“沪军都督府”。此后，“辛亥议和”地点最终也从武汉转移到上海，这充分证明了上海的政治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北洋政府时期，虽然政治中心从南京转移到北京，但上海的政治影响力始终没有改变，它不但是政府解决财政的主要来源地，同时也是各种反政府力量的策源地。而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上海与中央政权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一方面，上海逐渐成为国民政府的财富大本营，上海的工商精英又与国民政府的上层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南京的官政要员大都在上海置有房产，常往来于沪宁之间。
上海社会经济相对的平稳繁荣、独特的政治地位以及租界的“孤岛效应”，使得上海成为民国期间内地民众躲避战乱与自然灾害的避难所。早在太平天国时期，江浙地区大量躲避战火的灾民就潮水般涌进上海，掀起近代上海的第一次移民潮。此后，每逢战乱与天灾，都会有灾民不断来到上海避难，其中不少人在此谋生，艰难创业。就佛教而言，经过太平天国的战火，东南佛教寺庙大都遭到沉重打击，于是不少高僧都会选择上海作为其讲经弘法与募集建庙资金的首选之地。此后，一波三折的“庙产兴学风潮”以及接连不断的军阀混战，又使得大量寺庙或被强占，或被毁于战火，于是各地僧人也会选择上海作为避难地，同时也在上海讲经说法、广收弟子。而上海的工商业居士们也大都乐善好施，彼此有着良好的互动关系。可以说，没有近代上海发达的工商业基础，就不可能有近代上海居士佛教那样规模庞大的组织以及居士佛教那样涉足广泛的社会慈善事业。
文化方面，民国上海更充分体现了它的现代性与多元性。首先，租界里的洋人不仅移植了西方的现代生活方式，也将西方的宗教与文化带到了上海。就生活方式而言，一方面租界里的洋人与华人中的上层人士事实上已经提前过上了“现代生活”——住洋楼、开汽车、吃西餐以及使用其他很Modern的日常生活用品；而另一方面华界里的一般市民，特别是流浪到上海的游民则生活在难以想象的极端贫困之中。就教育而言，民国上海不仅设有洋人创办的各种西式学堂与教会学校，也有中国人创办的各种新式学社与学堂，而大量的中国留学生从国外留学回到上海工作也为上海的教育带来了新鲜的空气。多元而自由的文化空气以及宪法鼓吹的信仰自由与结社自由，也使得上海的社团文化乘势而起，上海的结社之风空前高涨起来。据统计，自上海光复至1912年7月，先后成立或主要活动于上海的党团至少就有56个之多。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民国政治》，第53页。宗教信仰方面，民国上海也显示了多元化的特征。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在中国取得了传教权，上海的基督教、天主教迅速传播开来，并在沪上建起教堂、医院、学校，从事慈善活动。与此同时，传统的佛教、道教信仰在上海社会中也有着很大的基础，随着工商业佛教居士的兴起，他们不仅刊印传播佛教经典，组织讲经法会，为佛教寺庙捐献善款，而且还建立了独立的居士佛教组织，并在民族情结与宗教信仰的引导下，积极投身于社会慈善事业。在民国上海这个有限的空间中，在同一个时间段里，叠加了各种不同的移民人群、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信仰与不同的宗教，因此形成了纷繁复杂的文化思潮与文化多样性。那时的上海简直就像一个五颜六色的调色板，将不同的人群与不同的价值观交织在一起，使上海文化真正处于“古今中西”的纠结之中。
二、发达的传媒与佛教书刊的出版与传播
民国上海华洋杂处的多元文化生态以及不同人群之间紧密频繁的互动，促进了民国上海出版业的繁荣。1843年，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美魏茶、慕维廉、艾约瑟等在上海创办了最早的一家出版机构“墨海书馆”；1850年，英国商人奚安门在上海创办英文版的NorthChinaHerald（《北华捷报》，《字林西报》前身）周刊；1857年，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主编的《六合丛谈》创刊，1861年《上海新报》（《字林西报》的中文版）问世，标志着上海中文期刊与中文报纸的开始；而1872年英商美查在上海创办的非常著名的《申报》问世，则标志着上海的报刊已经走进了一般上海市民生活之中。此后，上海的报刊出版业一直处于国内领先地位。据统计，1911年以前，全国共出版中文报刊1753种，其中460种是在上海出版的，占26.24%。这些报刊形式多样，以出版周期论，有日报，有周刊、旬刊、月刊、季刊；以内容论，有综合性的，有专门性的，如宗教报刊、科技刊物、妇女刊物、儿童刊物；以文体论，有文言文的，有白话文的，还有图文结合的画报。参见《民国时期上海传媒》一文，参见中国出版网http：∥jds.cass.cn/Article/20090303121307.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