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位父亲，他是一所重点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他刚3岁半的儿子得了病，经医院检查后，孩子患的是一种严重的肾病，不久，肾病又转为严重的尿毒症，孩子的生命危在旦夕。第一次动手术，需要各项费用6万元。这还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那时，他的工资是每月二百多元。
为了给孩子治病，他在教学之余，买了一辆二手三轮小货车，趁星期天的时候，到冷饮市场批发一些冰棍，然后在校园里四处叫卖。毕竟做了大半辈子的文化人，而今要与集市里“引车卖浆者”一样沿路卖冰棍，心头不免有点斯文扫地的疙瘩，每当熟悉的同事或学生走来时，他都羞得直想钻地缝。
更让人难堪的是，他还常被一些不知情的群众误解。有一次，一位年轻的母亲领着孩子在他那儿买了根冰棍，在转身离去时，那年轻的女人对孩子说：“你若不好好读书，将来就会像他一样，只能卖冰棍！”听了这样的话，他的心里一阵阵绞痛，但为了给孩子治病，他不得不抛弃文化人的清高，忍受和适应这种小贩生活。
第一个月下来，他挣的钱相当于他一年的工资，可以支付儿子半个月的透析费了。他终于看到了一线曙光，那是儿子生的希望啊。后来，他干脆提前离休，在校园里开了一家小卖部。他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像老燕为雏燕衔泥做窝一样，用自己的辛劳，为身患绝症的儿子垒起了一道生命的防护墙。
如今，他已年逾古稀，为儿子操劳得两鬓霜白，背脊弯曲。由于过度劳累，自己也落下了一身病。近二十年来，他为儿子的病花去了各种治疗费用共计150万元。这些钱，除了他那微薄的离休工资外，都是他卖冰棍一元一元吆喝出来的。
和他儿子得同样病的许多病友，都先后去世了，唯有他儿子，还活得好好的，如今都大学毕业了。连主治医生都不得不惊叹这是一个奇迹。而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个奇迹是这位父亲用常人难以企及的毅力和决心创造的。
当记者采访这位父亲，问他从一所重点大学里一位堂堂正正的教授，沦落到一个如同贩夫走卒的小店主，内心有何感受时，他只轻描淡写地对记者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只是在尽一个做父亲的责任。面对孩子，我的身份已经无足轻重了，即便我不是一个所谓的知识分子，而只是肩扛锄头的一介莽夫，在孩子生病后，命运只赋予了我一个角色——那就是父亲。
在他眼里，父亲这角色，不需要过多华丽的言语去粉饰，有的，只是无怨无悔、无欲无求的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