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艺术遗憾的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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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章 呼唤原创

近日,有幸观赏了进入上海市2006年新剧目展演的音乐舞蹈类(含杂技)六台节目。最让人耳目一新的,是那场以“超级多媒体梦幻剧”冠名的杂技表演《时空之旅》。构思精巧的串联,五光十色的想象,梦幻古今的氛围,青春浪漫的编排,加上多媒体科技的推波助澜和令人刺激的“绝活”展演,令观众在兴奋中体验高难动作的紧张,在赞叹中感受人类超越自身技能极限的快乐。这里,在并未减低(相反,有时甚至增加)原本“技术含量”的前提下,杂技这个品种的“艺术潜能”得到了有效释放。

但在音乐舞蹈类展演节目中,居然是一台杂技给人留下了最深的印象,这多少让人感到意外。本来,我们自然会期待,音乐和舞蹈这些属于“主流正宗”的艺术品种,应该给人以更多的冲击和启示。毕竟,杂技就其本性而言,实际上并不需要载负更多的艺术雄心和精神追求。但对于音乐和舞蹈,我们的期望和要求显然更多一些——音乐作品和舞蹈作品给人的震撼不仅是感官性和生理性的,而且更应具有心理的深度和精神的高度。

当然,这并不是说其他五台节目就没有可圈可点之处。例如,上海民族乐团的《满庭芳》音乐会中,王建民作曲的那首《貂蝉》(为古筝、箫和打击乐而作),曲调悦耳,但绝不落俗,节奏处理错落有致,音色配置独具匠心,可谓是近年来出现的一首难得的中国民乐佳作。再如音乐剧《我为歌狂》,虽然情节进展的张力不够,但音乐上明确以流行风格为基调,具有良好的整体贯通感。歌剧《赌命》着力揭示人性的弱点,立意深刻,但可惜音乐语言的处理上过分生涩,影响了该剧的感召力。上海交响乐团推出一台新作品展演音乐会,其中包纳老中青几代作曲家的心血和努力,上音校友杨青的力作《苍》(为笛子和交响乐队而作)被公认最具新意。而舞剧《花木兰》希望以强悍的视听效果诠释中国古老的著名传说,勇气可佳,只是主创人员未能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精髓,不免显得有些浮泛表面。

或许应该拉开一点距离,先不忙谈论具体节目和作品的得失,不妨触及一些更具本质性的艺术问题。就艺术体验最本真的属性而言,有文化的观赏者希望通过艺术作品得到的,应该是一种具有结构感的、丰富而完整的、并值得回味的精神经验。显然,要达到这样一个目标,确乎相当艰巨而困难。而在当下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和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艺术创作的支撑理念似乎变得更为扑朔迷离,真正的原创性好像变得愈加神秘莫测。市场,观众,效益,评奖,竞争,开拓,民族传统,中国风格,上海精神,城市底蕴,与世界接轨的呼唤,与时代同步的驱动——所有这一切,既是艺术家的资源,也是创作家的困惑。面对这眼花缭乱的“后现代”大千世界,艺术创作中,究竟应该“写什么”,又究竟应该“如何写”?答案并不明朗。

针对当下的社会境况和艺术生态,我个人依然持比较“保守”和“传统”的审美立场。虽然世事千变万化,但艺术的终极宗旨却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真正的艺术,依然应该刻画人的生命处境,依然着力探索和揭示人的生命意义。艺术的目的,似乎还是要让我们看到原来没有看到过的生活真实和人性本质。只不过,这种生活的“真”和人性的“真”,并不是某种抽象和永恒的理想或理念,而是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化不断折射出不同的光谱色彩。所谓的当下性和时代感,可能就蕴藏其间。

“写什么”(也就是通常所谓的“内容”),是否完全由题材本身决定?其实未必。题材仅仅是创作的素材和原料,并不是决定性因素。题材可以是历史的——如京剧《曹操与杨修》和话剧《商鞅》,但其间贯穿了现代的视角和当下的体验,于是历史剧就成为与当下人的情感生命息息相关的“现代戏”。与此相反,题材可以是当下的,但由于没有原创性的精神立场,最后的作品反而可能是陈词滥调。

至于“如何写”(也就是通常所谓的“形式”),按照一般美学规律的要求,我们期待创作者应该贡献出独特的形式创意和个人性的语言建构。在这一点上,艺术创作可与科学研究相比。如同在学术探索中一样,在艺术创作中,艺术家同样需要知道自己的历史定位和前进方位。前人“说”了什么,后人能够“说”什么,是“照着说”、“顺着说”,或是“接着说”,还是“对着说”,这需要敏锐的洞见,也需要深厚的修养。

最后,艺术杰作的产生还有赖于艺术家个体的精神劳动。在这其中,关键要看艺术家的精神储备是否充足,技术准备是否充分。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不妨呼吁,努力为原创艺术作品的出现创造良好的氛围和环境。或许有人说,杰出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出现,那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但历史的经验证明,这要看社会是否有耐心,是否能够沉下心,是否继续保持平常心——因为说不定,大师就在我们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