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凝
父亲临终的时候，托付给万宝山一件事，1956年，父亲很肯定地回忆说，就是万宝山出生那年，他向老同事李玉泽借过钱。父亲说，好像就是你妈去医院生你，家里钱没凑够，我就找当时住对门的李玉泽借了五块钱。后来，也忘了为什么……为什么就是没有把钱还给人家。今年是2009年吧，五十三年了。六娃，无论如何，你要亲手替我把钱还上。
万宝山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六，人称六娃。六娃——万宝山，这个五十三岁的男人站在病床前，看着蜷缩在床上说话再无底气的父亲，不停地点着头。父亲见他点了头，吃力地撑起身子，从枕头底下抽出一个皱皱巴巴的牛皮纸信封托在手掌上说，这里装着该还的钱，当然不能是五块。五块钱按定期存款五十三年算利息，咱就按1956年的定期利息算吧，我记得是百分之五，加起来是五十八块左右。这一阵我天天计算这五块钱的利息，大其概不会错。
万宝山从父亲手里接过信封，发现信封下方有红色仿宋体“福安市人民医院”字样，不觉在心里感慨：到底是父亲，一辈子精打细算。都病成这样了，也不知在什么时间、用什么办法弄到了医院不花钱的信封。可父亲说话却常常颠三倒四，比如他喜欢把“大概其”说成“大其概”，比如他永远把沙发说成“发沙”。这使他的思维看上去仿佛异于常人，同时也掩盖了他的心机。成年之后的万宝山想，父亲其实是有心机的，只是他一生的心机大都放在把家过日子上了，父亲一直掌握着家中的经济大权。万宝山将轻而薄的信封叠了个对折塞进衣兜，他无心核对信封里那连本带息的钱数，都五十三年了，多一分少一厘的真那么重要吗？这时，已经躺上枕头的父亲突然又奋力抬起身子，冲他的六娃张开了两条胳膊。那像是一种乞望，好比儿童对大人撒娇时要大人抱抱。或者那也是一种对托付之事的再次确认：我们爷儿俩抱了，你才算真的答应了我。万宝山对父亲的这种姿态缺乏心理准备，虽然他排行老六，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但他和父亲从来没有这种亲密的身体接触。父亲也从不娇宠他，很可能是他不允许父亲娇宠。从小他就不喜欢父亲，在他印象中，父亲朋友很少，因为他那出了名的吝啬。父亲的吝啬也不时带给年幼的万宝山一些难堪。现在生命垂危的父亲用这种类似外国人的方式要和万宝山拥抱，他顽强地张着胳膊，白发蓬乱，眼球浑黄，面目黧黑，四肢枯瘦，宛若一只凄风中的大鸟，干脆更像是大鸟的标本，万宝山想。紧接着万宝山就被心中的大鸟标本这个比喻吓了一跳，刚才的扭捏才转换成一种不期而至的怜悯——刚才他扭捏了。他想，这拥抱的示意本不属于父亲的风格，但谁能判断一个行将结束的生命会有哪些意外举动呢？他微微弯下身子，小心地抱了一下父亲。父亲是肝癌晚期，这时已经轻若无骨。他还闻见了父亲身上的一股哈喇味儿，如同厨房里陈年的老油。
几天后，父亲去世了。
万宝山很想尽快完成父亲的嘱托。倒不是因为那五块钱的债务，而是父亲在病床上那奋力张开胳膊的姿势。正是那病鸟般的姿势提醒着他，他不愿意父亲死前的那个瞬间总在脑子里盘旋。只有还了钱，那形象才能从他脑子里消失。父亲特别提出要他“亲手”还钱，他理解这是当面归还的意思。那么，他必得亲自去一趟北京了。他向父亲工厂的老同事打听李玉泽在北京的具体地址，厂里很多人都知道。他们把地址写给他，还告诉他，李玉泽退休以后跟儿子住，那地址是儿子家的。
父亲在春天去世，但万宝山执行父亲的遗嘱一直拖到秋天。万宝山成人之后在一所中等卫生学校当水暖工，刚结婚就和父母分开单过。他的小家经济收支大致平衡，偶尔略有盈余。可万宝山出门也要算成本，假若他去还钱的成本超出了他要还的钱数，那他决不贸然行事。秋天了，学校借着新中国六十年大庆的气氛，在国庆节之后分批组织老师和职工去北京参观，这才给了万宝山当面向李玉泽还钱的机会。学校组织的参观是学校花钱，也可以看作是一次公费旅游——北京公费一日游。
出门之前，万宝山才认真想到了债主李玉泽。其实他并不记得李玉泽，有关李玉泽一家，万宝山都是从大哥那里听说的。从前李玉泽和万家住对门，两家都住在纺织厂宿舍。万宝山的父亲在厂办宣传科编厂报，李玉泽是厂里的技术员。在大哥印象里，李玉泽家总是比他们家吃得好，李玉泽的儿子李可心和万宝山的大哥是小学同学，他对万宝山的大哥说，夏天他爸每天都给他买一角西瓜。而万宝山的父亲只会号召万宝山的哥哥们攒牙膏皮卖钱。卖了钱也得上缴父亲，父亲每次返还三分钱，规定一个月吃一根小豆冰棍。后来李玉泽调到北京去了，那一年，万宝山还不到三岁。
但是，关于父亲的借钱不还，万宝山仿佛从记事起就知道。小学一年级的暑假里，他和几个孩子围着宿舍楼门口推冰棍车的奶奶买冰棍。他们都知道，这个卖冰棍的奶奶是可以赊账的，她是厂里工人的家属，认识这些孩子，他们可以先吃冰棍再回家拿钱。万宝山也想先吃冰棍后给钱，旁边一个大点的孩子立即指着他，揭短似的说，“他们家大人借钱不还！”万宝山已经冲出去的手，像被这喊声烫着似的赶紧缩了回来。那时的他还没有能力用“羞愧”来形容自己，却明白地知道，借钱不还会让一个人抬不起头。再大一点，他知道了五块钱在1956年的价值，便愈加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1956年，在外省这个离北京三百公里的城市，父亲一个月挣三十六块钱就能养活全家八口人。虽然日子拮据，但总能将就着过去。
1956年，一个高级寄宿小学学生一个月的伙食费是十二块五毛钱。
1956年，一件斜纹咔叽布中山装是六块三毛钱。
1956年，母亲生了万宝山之后回乡下娘家坐月子，下了长途汽车在县车站小饭馆花一毛钱吃了一碗荷包蛋，那大海碗里足足有十个鸡蛋啊，一分钱硬币大的香油珠子漂了一层，硬是把碗都盖严了。这是母亲百讲不厌的一件往事，而父亲更愿意让她在全家吃饭时开讲，他说，这样就可以不炒菜了，一人举着一个窝头，就着故事里的香油荷包蛋吃。
1956年，五块钱是一个普通中国人家的一笔大钱。父亲从对门借的，对门邻居，正所谓低头不见抬头见，他用了什么办法，能够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拒不还钱呢？假如两年之后李玉泽没有搬出对门调去北京，父亲又将如何天天面对债主？这需要铁一样的脸皮钢一样的神经。万宝山在买冰棍赊账遭“揭短”之后问过母亲，母亲双手一拍，一只手的手背啪啪地砸着另一只手的手心说，她一看见对门李家的人，就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可是，她不掌握钱，她是个没有工作的家庭妇女，花两分钱买火柴都得提前和父亲打招呼。长大一点的万宝山鼓足勇气去问父亲，父亲却不似母亲那么激动，他说，那五块钱啊，第一，我没说不还；第二，李玉泽家只一个独子，比咱家条件好不少，他又不急等这五块钱用；第三，人家李玉泽都从来没催过我还钱，你们着什么急呢！还有第四，父亲说，就在他准备好还钱的时候李玉泽调到北京去了，一下子就隔了一个城市啊……父亲对自己的不还欠债振振有词，但全家人都明白他更像是强词夺理。比如他说李玉泽家只一个儿子经济条件好，自己家是六个，仿佛李家的钱活该给他用。母亲有一次曾经抢白他说，知道人家背后都怎样讲吗，讲咱们生得起孩子还不起钱！父亲立刻对答道，是呀，所以六娃之后咱不就打住了么。万宝山想，这倒是真的。母亲的生育打住了，父亲的借钱行为也打住了。据万宝山所知，自从那“著名”的五块钱之后，父亲终生没再向别人借过钱。也许他心里很在乎厂里同事在背后的议论，特别是这议论已经伤及自家孩子的自尊。李玉泽固然没有当面催他还钱，但人们背后的议论最初肯定是来自李家。
父亲的借钱典故随着李玉泽一家的离开渐渐告一段落，他的另一种习性凸显出来，他吝啬。或者换句好听的话，他极端地节约。他嘱咐上街买菜的母亲说，你买茄子，是买一个大的呢还是买两个小的？依我看你要买一个大的。为什么？两个小的会多出一个茄盖儿，占分量。在家里他身体力行，带头喝隔夜的已经馊了的菜汤，吃过期的药片，不许点15瓦以上的灯泡。家里不买手纸，他利用编厂报的职务之便，把那些油印小报带回家来，亲自裁成幼儿巴掌大小做如厕之用。当孩子们抱怨纸面太小擦不干净时，他会耐心给他们讲授方法，这曾经让年幼的万宝山很有一种说不出的别扭。他还锯煤——把一整块蜂窝煤拦腰锯成两块，说这样分两次添煤烧得更透（可能是谬论）。他给煤盖了煤“屋”上了锁，钥匙挂在腰上，他不开锁，你休想取出一粒煤渣，哪怕你正要蒸馒头炒菜，炉中火急待添加新煤。家中的米、面、油更要上锁，每餐饭他都用自备的量具——母亲娘家一个核桃木的木碗量米量面。在万宝山印象里，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老是觉得饿，他和哥哥姐姐们从来没有放开肚子吃过饭。他们都在私底下盼着父亲出差，那样说不定就能获得饮食的暂时解放。可是父亲不出差——纺织厂无差可出。
2009年秋日的这个早上，万宝山坐在去往北京的城际列车上，衣兜里装着父亲嘱咐他要还的钱。他不吃一口零食，不喝一口需要花钱的水。车厢里的售货车来来回回在他眼前过了几趟，卖“娃哈哈营养快线”饮料的，卖快餐火烧、茶叶蛋的，还有黑瓜子白瓜子，奶油花生口香糖……同车厢的老师们把售货车上那些食品袋扒拉来扒拉去的，他则看得淡然。他只是忽然想到，自己这习性是不是受父亲的影响呢？售货车上那装在食品袋里烤得焦黄的看上去很香的火烧，只是让他想起少年时吃过的唯一一次火烧。那一次，父亲空前绝后地出差了，一走就是十天。省里举行大型职工业余汇演，纺织厂一个名叫《太阳光芒像金梭》的女声小合唱被选中，父亲参与了歌词的创作，因此有机会和演出队一起去省会。但父亲的短暂离家并没有让家人得以放开肚子吃饭，父亲对此早有准备。临走之前他已经把十天的米面提前备好，并不忘刨去自己的那一份，其余的自然又上了锁。母亲在父亲给粮食上锁之前及时申请出小半碗白面，她必须用它打糨糊。万家人是不买鞋的，全家都穿母亲纳底子做成的布鞋。纳底子需要糊袼褙，糊袼褙就要用糨糊。母亲在炉火上打糨糊时万宝山愿意欹在她跟前，他愿意闻那白面和水搅拌在一起，经炉火的熬制散发出的诱人清香。当糨糊打好时，他更会趁母亲不备，伸出食指挖出一坨糨糊迅速送入口中。吞咽完糨糊他还会长时间地嗍食指，他自认为面糊的暖香能在这根食指上存留好几天。每逢这时，母亲又会站在父亲一边劝慰她的六娃，她说你爸锁住米面是为了家里别吃了上顿没下顿，咱们的粮食有定量管着。万宝山知道定量是什么意思，定量之外，你就是有钱也没处去买粮食——何况万家也没有多余的钱，万家从来没有多余的钱。十天后父亲从省里回来了，万宝山盯着父亲手中那个他十分熟悉的，印着一架白色飞机的墨绿色帆布提包（直到2009年腊月父亲住院，这只“飞机”模糊、拉链破损的老提包依然跟随着父亲），他发现提包有点鼓，这让他兴奋，父亲该不会给他们带回了什么好吃的吧。在食品匮乏的年代，很多孩子特别关注外出回家的大人手里的提包。父亲的提包里果然有内容，他带回了八个火烧。
事情是这样的，父亲和纺织厂的演出队乘火车去省城，火车路过一个大站时，车厢里突然有广播说，这个大站的站台食堂专为旅客提供火烧，车上旅客可以凭车票购买，每张车票限购火烧一个。广播里特别强调说：“椒盐发面火烧五分钱一个，不要粮票。”坐在火车上的父亲立即注意到了这则广播，他尤其注意了“不要粮票”这句话。在中国的票证时代，不要粮票的火烧几乎等于不要钱白给。这是当时国家对出门旅行的公民的优惠政策，除了在火车站的站台，其他地方几乎没有不要粮票的食品。父亲反应敏捷地开始行动，他挨个问同车的厂里同事一会儿是不是要下车买火烧，几个正忙着打扑克的女工都说不买，她们知道去省会参加汇演是有人管饭的。父亲立即把她们的车票敛到自己手中，一边说着借我用用。说话之间火车进站了，父亲飞速下车，在站台上那个瞬间形成的买火烧的队伍里，他的位置是前三名。父亲借到手七张车票，加上自己的那张，他买回八个火烧。厂里工人对父亲那著名的习性深有所知，现在他突然一下子买了八个火烧，大家忍不住尖刻地当面议论起来：精于算计的万师傅啊，这回可没算准。火烧不要粮票是占了便宜，可你什么时候吃呢？你要把它们放十天吗？回家时早长绿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