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那年冬末的时候，我也被卷到了运动的对立面，作为一个走资派，同时我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都查了出来。先是调查我右倾的罪行，那是有案可查的，是我包庇了漏网右派秦泰春，那一个包庇的过程被揭露得纤毫毕露。我本来怀疑是那个曾经当过图书馆长的复员军人提供的材料，他在运动中显得那样崐的积极。后来，我发现是白小坛生前提供的材料。她也许一直对我怀着恨，到后来，我才发现，这一消息的提供有着很多的渠道，有我原来的秘书，有送信的传达，还有我早先的部下那个原市宣传部副部长，总之，谁都有这个可能。我发现确实是群众运动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很难隐瞒着什么。我甚至疑惑秦泰春会不会因为我没有阻止白小坛的死而恨我，但在斗争我的同时，秦泰春也被押来陪斗，同样被押在台上，同样身上挂着重几斤的牌子，同样坐着“飞机”。我们两个对看一眼，那眼光中带着一种曾经有过的理解和友情。在我们身上的地位和身份都剥落了，我和他的关系就象最早时期那么单纯自然。我们两个年近花甲的半老头，一对几十年的朋友，一同经历着运动，一同共着患难。
对我的批判和揭挖，向纵深发展，我最早一次被捕的事也被翻了出来，我如何被释放的事成了一个谜，我成了叛徒，而我的第二次脱离党的活动，也成了疑案，我在延安时期受审的历史都成了证据。对我的专案组个个精神紧张而热烈，他们认为挖到了很深的大鱼，我就成了隐藏很深的特务，我的特务案又很明显地牵到了秦泰春那里。一条很清晰的线索：当初我的被捕，便是反动军官秦泰春保释的，他让我成了叛徒，并就此委派了特务的任务，让我打进了共产党内部，后来秦泰春直接来到小城，住在我的家里，具体地给了我长期潜伏的任务。在我第二次脱党的时期，我有一段时间到处游动，说不清去处，同样秦泰春也在流动，交待不出能够证明的去处。这样再联系到解放以后我包庇秦泰春的问题，一切便都昭然如揭了。我和秦泰春再一次被揪在一起批斗，关在一个楼里隔离审查，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串得很紧很紧。再一次押到台上批斗，我以前的罪名再加上走资派的罪名，自然要比秦泰春这一个死老虎要严重得多，比起来，秦泰春那点事几乎算不上什么了。我和他又是对看一眼，那一眼中，他的眼光中带着了一种默默的怜惜，一种对以往的关系的回顾和悲哀。也许他心里想，是他给我带来了这一切。我也理解了他。在那暗楼的封闭学习班的房里，我偶尔会想到也许秦泰春受不住一切，才编造了这一切的。因为在那个地方，我也一曾有过想胡编一下过关的念头。然而，我在最后才知道，这一切都是我的妻子红妹提供的，也许她早就怀疑着我和秦泰春的关系了。我只有期待着一个人为我证明了，那就是黄花归姐，我的入党介绍人，只有她在最上层，她能象延安时期那样再一次为我证明，解救我和秦泰春。但我很快就清醒了，我是错了，完全错了，黄花归姐同样也进入我们的黑关系中来，在批斗我们时，也出现了她的名字。她是秦泰春黑情妇，是原来的黑幕人物，总的黑后台。又一出故事显现在我们生活的历史中。同时，白小坛的死也成了谜进入了故事，那个被卖了多少次，连家世都不清楚的白小坛，也是一个我和秦泰春特务活动中的联络员，帮我们牵线的，受我们指示去拉拢和腐蚀干部，并发展特务人员的，她最后的死，便是我们转移斗争大方向丢卒保车的一着棋。这个特务名单以后拖得很长很长，成了一个庞大的特务集团。我有时怀疑这些审查人员，是不是专业作家出身，他们那样编造着故事，然而那故事一步步地让我们几乎自己也相信着了。
那段日子里，我只是坐在房子里写，一天天地写着，我以前写过许多许多的材料和发言稿，但加起来，还没有那几个月中所写的十分之一的多。几乎把我所有的历史都写了出来，几乎把我所有接触的人都提到了。那一段时间，我的身边没有了人。我的儿子的一家自然是自顾不暇，由于我的被揪，他的压力就更重了，承受着各式各样的斗争，最后我的儿子在斗争中，被斗折了一条腿。而我的大女儿，小女儿和她们的母亲一起和我划清了界线，我知道大女儿对我这个父亲一直有着怨恨，而作为红卫兵的小女儿，是怀着革命的纯洁性。我一点不怨恨她们。在我的身边，一直有着一个小狗子，给我送饭照料着家，打听着消息。然而到了最后，他也进入了故事之中，有人检举他曾鬼鬼祟祟和秦泰春接触，又带我出郊区去的，于是他也进入我特务集团的名单中。幸好，那已到了编故事的尾声了。
故事在某一个环节上形成了子虚乌有。我被放回了家，历史问题被挂了起来，而我的走资派的罪名是铁板钉钉，无法解脱的。这时我才知道，红妹已经去世了，就在几天前。红妹也没有摆脱走资派的罪名，她最早提供了我和秦泰春关系的故事，但最后她和我几十年妻子的生活，自然让她也进入了故事。她却是无法忍受一点点的怀疑，她在和专案人员的一场大争闹中，也许受到了羞崐辱，拍案大怒之时，一气之下，再度脑血管破裂得不到及时抢救死了。也许她的态度使她受到了非人道的酷刑，而被残害致死了。反正她是死了，并且立刻烧成了骨灰，连我的女儿们也没见到一眼。而对我，只是淡淡地告诉一声便了事。
已是过了年以后的春初了，一场春雪下了十多天，我这个走资派和一些四类份子一起，被规定每天去打扫积雪。清晨，踩着雪地，提着铁锹和扫把，我走在那条平时常常坐车出进的专署门口的街道，道上还没有人影，清冷冷的。那多少年中的荣辱都恍惚成了一个黑白明灭的梦景。就在专署门口的广场上，我看到了秦泰春，他穿着一件中式黑棉袄，有点象他过去穿的长衫式样。他就站在了那个批斗过他多少次的水泥台前，默默地低着了一点头。他就那么地站着，我走到他的身边的时候，他也还没有知觉。我也默默地站着，我朝他的前面看去，那水泥台被雪复盖了，一片白色，在它的上面，天色沉沉，空寥一片，它仿佛就象一个祭坛，一个雪白的祭坛。
很久很久，秦泰春抬起头来，和缓过神来的我相对看一眼，默默无言的一眼。
我们去扫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