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1年5月24日，来自中国天津总督：先生，很高兴收到您代表世界禁烟联盟于2月25日寄来的关于压制鸦片贸易的信和其他附件。
很早的时候我和我的国人就听说过禁烟联盟，我敢肯定那些鸦片受害者和那些此时激动万分的人想同我一道向贵联盟表示感激，我代表中国为你们博爱的行动和努力表示感谢。
我听说你们的国人都团结起来持续不断地反对罪恶的鸦片贸易，中国也在努力地从鸦片贸易中挣脱出来，中国政府对目前所取得的成果很满意。我把您的信抄写了一份上报给了政府。中国政府和人民长期以来深受鸦片的毒害，像您这样仁慈的英国人表达对我们的同情在一定程度上安慰了我们。
在鸦片问题上，中英双方的争论从不可能站在同一个立场上。中方从道德立场上思考整个问题，而英国是从国家财政收入的角度考虑。印度已经成为英国政府增加收入的一个稳定来源，而中国为了它的人民的生命财产而奋斗。中国统治的方法就是通过在全国范围课征重税来抑制鸦片买卖，而英国的对策便是降低鸦片的价格，以此来增加和刺激中国鸦片的需求量。
由于中英双方的目的和原则是如此的截然相反，所以1876年在烟台商讨至今没有结果也就不奇怪了。整个会议的商讨记录显示英国试图劝诱中国不要增加鸦片的附加税；而中方相反，行使它无可置疑的权力——规范税收的权力——至少是规范鸦片税收。
我在此重申一下，我国政府对鸦片征税的唯一目的是关乎未来，和它过去的作用一样是为了抑制鸦片贸易——从来不是想从征税中获得收益。
既然杀死这条毒蛇的行动失败，那么谁还会这么急忙要把它养在家中呢？如果你们认为中国支持进出口贸易是为了获得高额的税收，那么你们应该清楚我国政府将乐意削减、关闭所有这样的收入，以阻止鸦片进口。我国陛下也从来没有把国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寄托在贸易进出口上。
在讨论鸦片征税这个新生的焦点问题上，对中国而言这个问题岌岌可危，我们中国政府担心会失去这部分税收，也有一些人反对在港口或是国内进行鸦片输入。印度政府的各级官员都在背后谈论鸦片贸易，他们都建议必须作出方案，一个政府可以接受同时又不会影响到税收的方案。事情并不应该这样下去，各国政府都应该有权利根据具体国情来自行处理鸦片事务。如果中国政府出于对人民的同情，希望对鸦片征收重税以压制鸦片的使用，印度政府也应该平等拥有这份自由，如果这个方法应用得当，通过提高鸦片的价格来保持收入的稳定，结果也会像中国一样，鸦片的需求量会降低。
尽管中国的法律和法令禁止种植罂粟，但在一些偏僻区域有些人仍在秘密地种植罂粟。不过与其他犯罪行为相比，政府还是比较偏向于处理罂粟种植这种犯罪的。同样地现在鸦片进口关税已经确立，做出这样的决定并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屈服于外国的坚船利炮。就中国方面来说，鸦片战争是中国为了反对鸦片贸易的合法化而进行的反抗。
我国政府深知鸦片在全国泛滥的危害性，所以在鸦片席卷全国前采取措施奋力控制鸦片传播。在与美国签订的新条约中包括禁止贸易鸦片的条款，并宣扬在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未来关系中将充满广泛的公正和人性化原则。我国政府将采取有效措施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禁止罂粟种植；我真诚地希望贵联盟和你们国家充满正义感的人们支持中国在禁烟方面的努力，使更多人早日远离鸦片的毒害。
敬上谨启
李鸿章很多人都说这封信写得太伪善，与其说是表明清政府如何执行世界禁烟联盟的有关条例不如说是为了表现清政府在禁止吸食鸦片方面能够做出的努力。中国人吸食鸦片就如同英国人酗酒一样，双方都是深受其害。人在酒精的作用下会走上暴力犯罪的道路，但是在鸦片的作用下会走向灭亡。另一方面，饮酒成瘾的人中男人占的比例较大，而且他们一般都拥有特别的人格魅力，尽管他们缺点重重，却能让人很容易就喜欢上他们。
据目前我所了解到的情况，吸食鸦片并不像饮酒一样，它是以一种恶毒的方式毁灭人的道德良知。另外由于自然原因，印度鸦片买卖的收益比以前下降了一半，所以英国不禁会想也许这一状况能在中国得到改观。鸦片贸易在中国的最终合法化并不能质疑是李鸿章促成了鸦片贸易。
同年（1881年）慈安太后突然逝世。在那个时期，李鸿章除了要和托马斯·威妥玛商讨条约问题外，还要筹划一些商业活动，其中包括中国轮船招商局，基本上是由李鸿章自己筹办建立的；他出资买下一家美国公司的全部轮船和码头设施，他认为外国人的船航行在中国的江河和海洋里，中国也应该拥有这些船只。
除了招商局外，李鸿章还创建了开平煤矿。现在引进外国先进机器来采掘矿藏，李鸿章实务事业蒸蒸日上，后有人建议李鸿章在相邻铁矿间打竖井，后来所有的这些机器都被叫停，原因是统治者认为外国的这种钻孔技术会打扰地下的龙，会使它暴躁，甚至是愤怒以致引起灾难；中国传统的采掘方法只是对它轻摸和安抚。“如果这样做慈安太后将不能安息！”无论如何，1884年，开平煤矿和招商局得以重新开始运营。
这一时期还发生了两件事件，尽管它们本身无关轻重，但仍值得记录。这两件事分别是：
皇宫屋脊上装饰的一件巨大的黄铜“八卦”镜被盗，该镜子有四平方英尺，其上的龙头、狮鹫等有铜链相连，每条铜链重数英磅，上面都镀着黄金，同时丢失的还有宫殿屋檐下和门上的铜网。这群盗窃团伙中，有年仅十三岁的少年，还有一位是五十岁的队长。当被问到他们是怎样进入皇宫的，这群盗贼表示他们只是越过了一道墙，就像普通的城墙一样，只是墙外有一道宽达五十英尺的护城河。
在翰林院，曾经有一座巨大的官方图书馆，现在这里几乎找不到一本书。翰林院编纂的书籍版本都是官方特定的，在书页的上方和下方都有大片的空白，中国人曾以这里的书自豪，但是现今这些书页的空白处被切割下来当废纸卖掉！
条约和战争的乌云（1879年—1886年）
1880年，李鸿章的事业高峰（相对而言）随着戈登的到来结束了。即使到现在，人们也不能毫无准备的一个周末就来到中国，更何况那时候的交通和信息交流要比现在慢很多。但是戈登为什么刚来中国，又离开？答案就涉及到了与俄国开始的政治活动。
中国当时四面楚歌，边境争端不断。密歇先生是这样描述中国当时的状况的：中国西南方向的云南省脱离了清朝的统治，收复后的云南人烟稀少；中国西北省份的回教教徒起义不断，遥远的喀什噶尔也脱离了清朝的统治，清军没有在此驻扎。侵略者阿古柏在喀什噶尔建立了独立的政权并支撑了数年。边境的无政府状态诱使俄国以维持秩序为借口趁机占领中国边疆领土，但是俄国向中国政府表明他的行为只是暂时的，只要中国政府恢复此地主权，他随时准备归还固扎尔（今伊宁）地区。
左宗棠立刻出兵新疆。左宗棠在行军过程中，为了提供军粮，他下令军队沿途驻扎种粮。阿古柏最终兵败被杀，中国重新恢复了对新疆伊犁地区的统治秩序。俄国此时应该兑现归还固尔扎的承诺，但俄国却制造事端宣称此时不适合归还，一场外交战争打响了。
此时俄国已经占领满洲，满洲对俄国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新鲜感了，俄国发现从喀什噶尔很容易进退，同时发现很容易保持他们对满洲的控制。“俄国人从不会后退，只会勇往直前”，俄国的这句话从父亲传给儿子，代代相传。
我们确实想象不出拥有庞大国土的俄国人究竟为什么必须涌入中国，占领中国富饶的土地。众所周知俄国是世界上人烟最稀少的国家——算上西伯利亚，算大片的粮食种植闲置区；而中国这片最古老的土地上人口过剩；西伯利亚曾纳入中国版图，现在被那里的自然条件所吸引，每年都有很多中国人涌入俄国，为俄国人开拓西伯利亚。
俄国曾警告说在俄国的中国人数过多，这种状况是自然原因的结果而不是归于政府的鼓励政策。俄国把这些中国人聚集起来，像屠杀羊群一样的杀害这些人。那一年发生了多次大屠杀暴行。
1879年满族高级官员崇厚被派往圣彼得堡与俄国谈判，他曾代表清朝前往法国。谈判的结果就是著名的《里瓦几亚条约》，崇厚虽是一个位高权重的大臣，但在条约签订中表明他毫无地理知识可言；如果我们的官员把华盛顿领地送给美国，他们该是怎么做的呢？
崇厚把条约抄写了一份寄送给北京政府，而他立即动身返回中国，中国官员在上海迎接他的光荣归来，之后他向北京进发。他踌躇满志地在回京复命的路上，却得知他由于未向朝廷请旨擅自签订条约而被控告。
李鸿章和其他官员被任命详细上报该条约。当时在朝廷中主战派强烈要求立即动武解决此事，这一方的领导人是光绪帝的父亲醇亲王奕譞和喀什噶尔的英雄左宗棠；而恭亲王和李鸿章赞同议和，他们两人更熟悉中国的军备状况。由于恭亲王和崇厚关系密切，所以他更倾向于站在崇厚这方。但是他们并不能阻止崇厚的削职入狱。从这件事来看此时朝廷还是主战派占据上风。
俄国军队驻扎在固尔扎边界，据说其中有二十个英国人。在他们占领固尔扎期间，俄国人认为在中亚这些他们征服和合并的地区中，固尔扎是最富裕和最有潜力的地方，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是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资源。当时固尔扎人口在10万到13万之间，大部分是塔吉克族和吉尔吉斯族人，但也有大量的中亚其他部落的人群生活在这里，还有一些俄国人和中国居民。
俄国人愿意放弃固尔扎部分地区，只要中国同意并保留他们自己管理的军事关卡，允许俄国人在中国随意进行贸易活动，并补偿俄国500万卢布。张之洞在他的上书中描述了他对中国国情的完整看法，现在正适合仔细阅读他的上书。这篇上书不仅讲述了他的观点和判断，还提出了一些当时可能会用到的富有意义的建议。不过由于文章太长，所以在这里就不一一引用，详细内容可查看附录部分。
这篇上书中出现了一些反对李鸿章的言论。“每年数百万银两的经费投入到战争武器的生产上，这也是引起今天危机的原因。如果我们甚至连一场战争都不能打，那么陛下信任的这些大臣还有什么用呢？”事实也确实是这样，这次抨击的对象从已经高位跌落的崇厚直指李鸿章。此时的李鸿章刚从英国购买了一队炮艇；此时的李鸿章还担任着北洋舰队总司令，直隶总督和大学士以及两位太后和摄政王的秘密顾问等要职。
戈登提督收到罗伯特·赫德爵士发来的一封电报，戈登是李鸿章的老朋友和下属。此时戈登与瑞普勋爵一同身处印度，他在那里等待他期望的大事件发生。戈登在中国战场中的表现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手执手杖作为自卫的武器，人们却看不出他有多冲动和武断。
之前一位印度王公告诉戈登他受到了无理的对待，戈登艰难跋涉抵达印度后，立即向总督宣布这位王公应该得到赦免和恢复职位。尽管在戈登看来他的结论十分正确，但是此时总督却回答说：“等我们调查清楚后再下结论也不迟，”“如果你不释放了他，我将立即离开”，这是戈登的回答。次日戈登辞职，他计划前去非洲的桑给巴尔岛察看当地的状况；但是此时他收到中国政府通过赫德先生之手发来的电报，电报上中国政府无条件地邀请戈登前来中国，戈登立刻接受了邀请，尽管他也不清楚他究竟要去干什么，或者什么目的，便立即乘船前往中国。
谁又能预测到未来的人生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如果戈登把他的战略能力、所有的天赋和人格魅力以及他火热的基督教信仰全部都用在太平军上，试想会发生什么？这些太平军希望他们是基督教徒但是他们却完全不明白什么是基督教，但是这种猜想的机会已经失去，结果也永远不会发生。戈登也永远不会知道他究竟错过了什么。
戈登抵达香港后，与各级官员进行了会面。戈登像平常一样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他的看法，他认为中国与俄国开战的意图非常不可取。不同版本记录不同，具体内容我们不得而知，不知是在上海还是烟台戈登收到一封电报，电报中说如果他还希望过和平的日子，那么他最好不要再发表此类的言论。其中有一个解释是这封电报是英国公使托马斯·威妥玛发来的，以对戈登进行警告；另一个说法是这是中国政府经罗伯特·赫德爵士之手发来的，也许这两方都曾给戈登发来电报。无论是哪一方，熟悉戈登的人可以想象他收到电报时的心情，戈登非常生气，然后直接去了天津。
此时发生了一件听起来很神奇的事情，这件事情有可能从未发生，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记录下来。这是一位对中国政治事务非常了解的欧洲权威人士告诉我的，他称肯定是真的。我在这里讲述一下。当戈登的船行驶在夜间的白河上时，黑暗中一个身材魁梧的人来到船上并坐了下来，与戈登进行会谈；戈登也直率地表达他的看法，但是他的汉语翻译却翻译不了这位陌生人的方言。这时戈登的耐心用完，所以叫来另一人担任翻译，而这一个人看到这位身材高大的人后，又仔细看了一眼，马上庄严地跪下磕头行礼。他就是李鸿章，他在黑夜中独自前来以了解戈登的真实观点。这两位传奇人物交谈了很久直至深夜。
再三恳求他逗留数日。在北京戈登见到了恭亲王，他把他所有的想法和建议都告诉了恭亲王，但看起来恭亲王并没有完全信任他。
中国政府倾向于拖延时间，认为戈登的建议时机并不成熟。“你们最好赶快做决定”，戈登说，“我明天早起就要启程前往天津了”。他也确实这么做了，之后他乘坐轮船返回英国，这好像是他做过的最明智的决定。把这些奇怪的不安感情抛掷身后。
戈登从未见过罗伯特·赫德爵士，依照他的电报他来到了中国，但他并没有去拜访这位英国公使。戈登在航行中从某个港口寄来了这封特别的信，信的内容很值得深思，而不应该匆匆浏览。如果听取他的建议，中国也许就不会在1894年被日本打得惨败，1902年的英国也不会这么悲痛欲绝：“森林的花已不知去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