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艺术唐代碑石与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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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隋唐文化与日本和朝鲜半岛

隋唐时期先进的经济和政治,必然有相应的先进文化。同时,素负盛名的文明古国,到政治、经济都有进一步发展的隋唐时期,文化也必然有新的前进。事实也正是如此,隋唐帝国的文化在当时世界上是很有影响的,特别对东方诸国,朝鲜、日本、南亚等国的影响更大。日本把中国视为“东方文化大本营”,当时,日本人“对中国文化无限向往”,希望“过像汉人那样灿烂的文化生活”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第17—18页。因此,特以大量派人到隋唐帝国直接学习中国文化。这就是说,隋、唐帝国的文化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光辉灿烂的,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有很大影响,特别在东方是起了楷模作用的。下面仅以日本、朝鲜半岛为例,说明隋唐文化在东方的作用。

一、隋唐文化与日本

最向往隋、唐文化的是日本。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从西汉起,中日两国就开始有了交往。当时,日本和中国相比,是非常落后的。日本最早的史籍《古事记》、《日本书记》,是在8世纪(唐中期)编写成的。但在唐代以前,中国早已有多种史籍记载日本的历史了。简略提到日本的史籍,有《汉书·地理志》、《山海经·海内北经》、《论衡·儒僧篇》、《后汉书·东夷传》等。记载较详、史料价值较高的是《三国志·魏志·东夷传·倭人传》,全文两千多字,内容十分重要。这是现存有关4世纪以前日本基本情况的惟一史料。直至今日,日本史学界还非常重视《魏志·倭人传》的研究。显而易见,欲知日本有文字可考的历史,须从中国古籍谈起。这不仅说明中国文化的先进,同时也说明中日文化关系的密切。

最初,日本接受中国文化是通过朝鲜半岛间接得到的。到了隋、唐时期,日本的有识之士已经不满足于这种情况,于是就出现了遣隋使、遣唐使,直接来华吸取中国的文化。木宫泰彦先生说:“日本古代人民生活,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都因中国文化的输入而丰富起来。但是,这些中国文化,都是由三三两两移来的朝鲜人和乐浪、带方的汉人带来的,只是自然而然地、极其缓慢地、经由朝鲜半岛传入的。这样始终听其自然发展下去,对于当时多少能够阅读中国典籍、开始理解中国文化的先进人士,是不能忍受许久的,一定热切希望前往当时堪称东方文化渊源的中国,直接吸收优秀的文化。这种愿望的具体实现,便是遣隋使的派遣”《日中文化交流史》第50页。这种看法,是符合历史的实际的。

隋朝以前,日本虽然也曾多次与中国通好,但日本朝廷都未曾预闻此事。遣隋使是日本推古天皇十五年(607)圣德太子开始派遣的。小野妹子等日本遣隋使,由百济使节陪同,于大业四年(608)到达长安。

遣隋使来华的目的是求佛法,其实,更重要的是为了广泛地输入中国文化。因为第二次遣隋使中既有僧人,还有学生。圣德太子在和朝鲜人的接触中,知道了很多有关中国文化的知识,并阅读了些汉文典籍,从而非常向往中国文化,必然想方设法试图吸取,遣隋使势必也就肩负这种任务。

事实也是如此,日本的遣隋使成员,多是隋以前从大陆通过朝鲜半岛迁来的汉人。因他们懂汉字,通晓汉语。在隋以前,这些人在日本常出使海外,起草外交文件。例如,南北朝时,日本雄略天皇上刘宋顺帝的表文,有六朝风格,是骈俪体裁,显然是这些人的手笔。遣隋使在中国留学有长达二三十年者,对隋末唐初的政治有深刻的了解,接触也很广泛。因此,回国以后必然对日本文化产生很大影响。反之,他们对日本的落后政治也必然有所不满。同时,“听到他们传说的知识分子,也必然想要赶快起来仿效,可能不拘内容怎样,哪怕只在形式方面,也殷切期望尽速修饰宫庭的冠服,整饬政府的编制。当然,这种愿望并不是到了这时才开始出现的,早在同吴国(中国南朝刘宋)往来的雄略朝(475—479)时,就已经有了萌芽,到了推古朝(593—628),这种倾向便更加显著起来,具体表现在圣德太子的制定冠位和颁布宪法上。随着遣隋留学生的回国,这种愿望更加强烈,已经达到无可遏止的程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61页。由此可见,遣隋使的活动是达到了日本统治者派他们来华的目的的。

由于遣隋使的作用,中国文化在日本的影响进一步加深。但日本的有识之士并不满足,反而“益加赞叹向往,热狂地试图汲取、模仿。遣唐使的派遣就是实现这种愿望的手段”《日中文化交流史》第62页。

遣唐使的派遣,前后13次,还有两次是只有任命,并未成行。遣唐使的成员,最多的一次达651人,最少的也有120人。其中,最重要的是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等官吏。充当这类官员的条件,主要是通晓经史,长于文艺,也就是著名的学者或文人,至少也是有一技之长,如善弹琴或琵琶者。其次是对唐帝国熟悉的人,如遣隋留学生回国后,多又充任遣唐使者。这些人当然是容易接受唐文化的。

另外,遣唐使中还有医师、阴阳师、乐师、画师等。医师除了为使团人员医治疾病外,就是为了到唐请教疑难问题;阴阳师也是为了到唐请教疑难;乐师主要是到唐参观礼见、朝贺、拜辞等仪式奏乐的;画师可能是为了到唐描画唐朝珍奇风物的。总之,遣唐使是为了到唐汲取先进文化而组成的。

遣唐使的成员回国后,很受重用。很多人做了中央或地方的文武官员。这些官员在任职期间,利用各种机会,把在唐帝国的所见所闻推广于日本。在日本历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化革新,就是日本留唐的学生在政治上发挥作用的标志。

大化革新的主要内容有:(一)废除贵族私家占有土地和部民部民基本上是被征服的氏族部落成员,其次是来自中国和朝鲜的移民,也有本部人犯罪为部民的。他们被天皇、贵族所奴役,从事各种劳动,处于半奴隶地位。制度,把全国的土地和人民都作为天皇(国家)的公地和公民。(二)实行班田制。政府对6岁以上公民,每六年班给口分田一次,男子二反(反也称段,一反约合9.918公亩),女子为其三分之二,奴婢为其三分之一,死后归还国家。受田者负担租庸调。租即田租,交稻米;庸即役,每人每年十天;调即贡物,交纳绢或布。(三)在官制方面,废除世袭制,各级官吏均由国家任免,集权于中央。

从革新的内容看,班田制与唐朝的均田制大体类同,而且沿着共同的道路向前发展,国家掌握的土地又逐步转入私人手中,形成了庄园制。官吏制度的改革,实际上也是以唐为榜样的。由此可见,大化革新是日本学习唐朝文化在政治方面所产生的后果。

在其他方面,日本受唐的影响也是颇为深远的。

《唐律》对日本的影响非常显著。大化革新后,日本官制仿照唐制,设立刑部省。唐高宗乾封二年(667),制定了最早的成文法典《近江令》。编纂《近江令》的就是随同遣隋使小野妹子来华的高向玄理和僧。高向玄理在中国留学32年,僧在中国留学25年。《近江令》的主要依据,就是武德、贞观、永徽三朝的令。稍后又颁布的《天武律令》,也是以武德、贞观、永徽三朝律令为蓝本的。

《大宝律令》是日本历史上所谓划时代的法典,它和《唐律》一样,都有12篇,其篇目次序都和《唐律》一样,内容也大致相同,只是在有些地方加以简化与省并。正因为如此,有人认为:“日本律令制时代的法典,亦步亦趋地追随唐朝。”同时还引用日本学者的话说:“自奈良至平安时期,吾国王朝时代之法律,无论形式上与精神上皆依据《唐律》。”另外,鸠山和夫与阪本三郎合著的《日本法制史一班》,把日本的法律发展史分为四个时期,其第二时期就径称为“模仿唐时代”杨廷福:《唐律初探》第179页。这又充分说明,唐朝从政治上与文化上对日本的影响都是极为深远的。

毫无疑问,日本文字是根据中国文字创制的。最初,日本没有自己的文字,大约从3世纪起,中国文化通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如《论语》、《千字文》都由百济人传入日本。到5世纪,日本贵族已经能够熟练地使用汉字了。到8世纪,日本才正式有了文字。日本文字的“片假名”,是吉备真备根据汉字的偏旁而创制的楷书字母,“平假名”是空海根据汉字草体而创制的草书字母。空海是唐德宗(780—805)时到长安青龙寺学佛经的和尚。吉备真备是唐玄宗(712—756)时在唐留学的学生,他在唐的17年中,对于经史、法律及技艺,都很有成就。回国时带回许多典籍和文物,如《唐礼》、《大衍历经》、《大衍历成》、《乐书要录》、测影铁尺、铜律管、弓箭等。对日本礼制、历法及音乐的改革创造做出了很大贡献。

在文学与史学方面,日本受唐的影响也很显著。日本遣唐使和留学生回国,带回不少汉文诗文集。唐玄宗天宝十年(751)以后,日本作者也相继写出了不少汉诗文集,如《怀风藻》,是最古的汉诗集,是日本贵族文学的代表;另外,还有《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等,也是著名的文学作品。日本最早的史籍《古事记》,是公元712年用“万叶假名”“万叶假名”是日本早期的文字。最初,日本称汉字为“真名”。从5世纪起,以汉字为音和义来表示日语,这种借用汉字的标音文字被称为“假名”。写成的。《日本书纪》是公元720年用汉文写成的。其后,《继日本书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文德天皇实录》、《三代实录》等书,都是按汉文编年体相继写成的。这五种书,加上《日本书记》,合称《六国史》。《六国史》的年代互相衔接,从神话传说起,直到公元887年,内容虽然不完全可信,却是日本古代的重要历史文献。大约同一时期,还写出了一些《风土记》,相当于中国的地方志。

中国的书法艺术与绘画,也在日本很有影响。“书法”在日本称为“书道”。日本的奈良时代(710—789),学习王羲之字体蔚然成风。空海、橘逸势、嵯峨天皇合称平安时期(794—1185)的三笔。传说空海在唐时曾向韩方明学习书法,橘逸势在唐时向柳宗元问过书法,嵯峨天皇的字,学的是欧阳询体。至于绘画,一方面是中国画在日本广为传播,另一方面是日本人也多模仿中国画,或者以中国为题材绘画。这两方面的画,日本统称为“唐绘”。空海由唐带回日本的真言五祖(金刚智、善无畏、一行阿梨、不空金刚、慧果)画像,日本至今还收藏完好。

在城市建设和建筑艺术方面,日本也极力模仿唐朝。公元694年,在飞岛(在奈良县境)建立藤原京;14年后,又在奈良建造平城京,公元710年迁都于此。公元794年又迁都到平安京(今京都),一直到1192年。这三个都城,都是模仿唐都长安规划营建的。平城京和长安一样,也有朱雀大街,东市、西市。平安京仍然是按照长安的街市布局,而规模比平城京更加宏大。虽有大小不同,但其构造、布局大体相似。至于宫殿、寺院、官衙和私人住宅的建筑,也完全是仿唐的。

总而言之,唐代的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极为广泛而深远的。日本学者认为:“唐朝三百年间,由于学生、学问僧学来和带回的中国文化产物,不断给予日本新的启迪,中国前进,日本也前进。因此,日本的文化一刻也没有停滞,不断吸收中国的优点,经过整理提炼,咀嚼融化,终于在平安中期以后,在各个方面都逐渐摆脱了唐风,产生了优美、典雅的日本文化”《日中文化交流史》第198页。不难看出,日本文化是产生、发展在吸收唐代文化的基础上是不成问题的。

日本受唐文化的影响,日本的遣唐使、留学生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唐到日本去的汉人也起了相当作用。在隋、唐以前,日本早有“秦人”、“汉人”、“新汉人”的存在。所谓“秦人”,是指一个被认为是秦始皇的后代的名叫弓月君的人,从朝鲜带到日本去的汉人;所谓“汉人”,是指一个被认为是东汉灵帝后代的名叫阿知使主的人,从朝鲜带去的一部分汉人;所谓“新汉人”,是指在“秦人”、“汉人”之后移居日本的汉人。这些人都成了日本民族的组成部分。遣隋使的成员中多是他们。

在唐朝和日本的交往中,除了这些已经成为日本人的“秦人”、“汉人”、“新汉人”的作用之外,到日本去的唐人也发挥了很大作用。

到日本去者,有些是以使者的身份赴日,完成任务以后就回国的。例如,隋炀帝时就曾派文林郎裴世清等十三人随小野妹子出使日本,并带有国书。到日本后,受到隆重接待,天皇接见裴世清时说:“我闻海西有大隋,礼义之国,故遣朝贡。我夷人,僻在海隅,不闻礼义,是以稽留境内,不即相见。今故清道饰馆,以待大使,冀闻大国惟新之化。”《隋书》卷八十一《倭国》。回国时,日本天皇又派小野妹子同行。隋使来往均有小野妹子陪同,而且受到隆重接待,足证日本对隋的尊重。这正是中国文化对日本有影响而使其产生羡慕之心的结果。

到了唐朝,这样的活动更多。日本曾专门派过送唐客使。唐朝也常在日本的遣唐使回国时派遣人伴送,伴送的唐使有时达数十人之多。如唐肃宗上元二年(761),日本迎入唐使高元度回国,唐派沈惟岳、陆张什等三十九人伴送;唐代宗大历十三年(778),日本持副使小野石根回国,唐派赵宝英、孙兴进等数十人伴送。这些伴送者,因当时条件的限制,常因失去渡海机会而留在日本,最后很自然地成为日本人。这些人对唐朝文化的传播必然发挥很大作用。例如,袁晋卿、皇甫东朝都是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去日本留在那里的。袁晋卿精通《文选》、《尔雅》的字音,皇甫东朝擅长音乐,他们对于日本音韵学的发展与日本音乐的发展,都有很大贡献。

唐朝的僧人也有不少到日本后没有再返回者。在这方面,最有名的是鉴真。鉴真于玄宗天宝十三年(754)率领弟子24人东渡日本。他除了在日本传授佛经之外,在建筑、医学、雕塑等方面,也有很大贡献。他与其门徒建造了唐招提寺,寺中金堂,现仍存在。此堂被认为是“今日所存天平时代(729—748)佛殿之最完备者,其构造装饰,足以代表当时最发达之式样手法”扬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组编:《鉴真研究论文集》第49页、50页。

在医药方面,他也很有贡献。当时日本人对某些药品还难辨真伪,鉴真以鼻辨别,非常准确。他还带去许多药方,据说,奇效丸、万病药、丰心丹的方子,都是鉴真带去的。

在雕塑方面,鉴真与其门徒创作的佛像,独具一格,在日本雕塑史上,被称为招提寺派。

“鉴真的门徒,多是建筑、雕塑的专家,他们在唐招提寺,发挥了唐代艺术的新成就,比过去传到日本的艺术有所发展,因而更快地促进了日本天平时代艺术高潮的形成。”扬州师院历史科编:《鉴真研究论文集》第49页、50页。

二、隋唐文化与朝鲜半岛

朝鲜半岛与中国紧密相连,唇齿相依,自古以来关系十分密切。中国文化传入日本,朝鲜半岛是起了桥梁作用的。隋唐文化对朝鲜半岛的影响,不管是三国分立时代,还是新罗统一以后,都是非常广泛而深刻的。

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日本认为新罗是“中国文化的分店”《日中文化交流史》第152页。因此,日本除了向唐朝派遣留学生以外,还向新罗派了不少留学生。在此以前,大业四年(608),日本的遣隋使还曾与百济使节共同到达隋朝。日本学者估计,百济使节“或许为日本使节充任向导”《日中文化交流史》第50页。这些无不说明,朝鲜半岛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比日本更早。

朝鲜半岛是15世纪才有自己的文字的。在此以前,一直使用汉字,阅读汉文书籍。在三国分立时代,高丽的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春秋》、《玉篇》、《字经》、《字林》;“又有《文选》,尤爱重之”《旧唐书》卷一九九上《高丽》。百济“其书籍有《五经》、子、史,又表疏并依中华之法”《旧唐书》卷一九九上《百济》。不仅汉字书籍广为流传,书法也很有影响,唐初的书法家欧阳询,“高丽甚重其书,尝遣使求之”《旧唐书》卷一八九《欧阳询传》。新罗也大体类同。例如,贞观二十二年(648),新罗王真德派其弟金春秋及其子文王到唐。金“春秋请诣国学观释奠及讲论,太宗因赐以所制《温汤》及《晋祠碑》并新撰《晋书》”。三国统一不久,新罗王政明就于武则天垂拱二年(686)遣使到唐,“因上表请《新礼》一部并杂文章,则天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于《文馆词林》采其词涉规诫者,勒成五十卷以赐之”《旧唐书》卷一九九上《新罗》。由此可见,新罗对于汉文书籍也是非常向往的。

朝鲜半岛人为了阅读汉文书籍方便起见,在新罗统一后,由薛聪创造了“吏读法”,就是利用汉字的音表示朝鲜的助词、助动词,夹在汉字中间,帮助阅读汉文。这种方法,对朝鲜半岛文化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为了直接吸收唐朝文化,在贞观年间,“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国学之内”《旧唐书》卷一八九《儒学传序》。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以后,派遣了更多的留学生到唐学习,在长安设有新罗馆。唐文宗开成二年(837),新罗派到唐的留学生多达200多人。从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到唐末,登科举的新罗学生有58人,其中最有名的是崔致远。崔致远12岁入唐求学,他的父亲对他抱有很大希望,临行前告诫他说:“十年不第,即非吾子也。行矣勉之!”崔致远到唐后,“追师学问无怠”。到僖宗乾符元年(874),“一举及第,调授宣州漂水县尉。考绩,为承务郎、侍御史、内供奉,赐紫金鱼袋”。黄巢起义后,他又为高骈淮南从事。后来,又为“侍读兼翰林学士,守兵部侍郎,知瑞书监”朝鲜金富轼:《三国史记》卷四十五。转引自《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四册第309—310页。他的著作有《桂苑笔耕集》二十卷。这部著作,不仅在中国流传至今,而且是朝鲜现存的一部有价值的文集。不言而喻,崔致远在中朝文化交流史上是有重要地位的。

中国人到朝鲜半岛传播中国文化者也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日本古代所谓的“秦人”、“汉人”、“新汉人”等,主要都是从朝鲜半岛东渡的中国人。可见在朝鲜半岛的中国人是不少的。通过这些中国人有意的传播或无意的影响,朝鲜半岛必然愈来愈多地接受了中国文化。

隋朝末年,隋炀帝发动进攻高丽的战争。由于战争失败,军队溃乱,很多人未曾回国,流落在朝鲜半岛。武德年间,唐与高丽通好,高祖给高丽王高建武书曰:“隋氏季年,连兵构难,攻战之所,各失其民。遂骨肉乖离,室家分析,多历年岁,怨旷不申。今二国通和,义无阻异,在此所有高丽人等,已令追括,寻即遣送;彼处有此国人者,王可放还,务尽抚育之方,共弘仁恕之道。”“于是建武悉搜括华人,以礼宾送,前后至者万数,高祖大喜”《旧唐书》卷一九九《高丽》。尽管这次有不少人回国,但已经在那里娶妻成家、未曾回国者还是很多。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派陈大德出使高丽,陈大德雅好山水,到处游历,“往往见中国人,自云:‘家在某郡,隋末从军,没于高丽,高丽妻以游女,与高丽错居,殆将半矣。’因问亲戚存没,大德绐之曰:‘皆无恙。’咸涕泣相告。数日后,隋人望之而哭者,遍于郊野”《资治通鉴》卷一九六,贞观十五年八月。不难看出,隋末流落在朝鲜而唐初也未曾回国的华人是为数不少的。这些华人,从文化知识到生活习惯,都会给朝鲜半岛以不少的影响。

除此而外,受政府派遣前往朝鲜者,更是有目的地去传播中国文化。武德七年(624),唐高祖派遣沈叔安前往高丽封高建武为上柱国、辽东郡王,“仍将天尊像及道士往彼,为之讲《老子》,其王及道俗等观听者数千人”。高丽及道俗观听讲《老子》者数千人,正说明朝鲜半岛人对中国文化的向往。

武德九年(626),新罗、百济、高丽三国之间矛盾激化,高丽阻止百济、新罗与唐往来。于是,百济、新罗派人到唐求援,并指责高丽“闭其道路,不得入朝”《旧唐书》卷一九九上《高丽》。唐太宗派朱子奢前往和解,三国才都能与唐交往。可见百济、新罗与高丽一样,也是向往中国文化的。

新罗统一后,中国文化继续向朝鲜半岛传播。开元十六年(728),新罗王兴光“遣使来献方物,又上表请令人就中国学问经教,上许之。”开元二十五年(737),兴光卒,玄宗派邢“往新罗吊祭,并册立其子承庆袭父开府仪同三司、新罗王”。在邢临行前,玄宗对他说:“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华。以卿学术,善与讲论,故选使充此。到彼宜阐扬经典,使知大国儒教之盛。”《旧唐书》卷一九九上《新罗》。邢出使新罗,除了吊祭兴光、册封新王外,主要任务就是讲授儒家经典。无疑,这是唐统治者有目的地去朝鲜半岛传布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对朝鲜半岛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三国时代,高丽的“种田养蚕,略同中国”《旧唐书》卷一九九上《高丽》。“兵器与中国略同”《北史》卷九十四《高丽》。百济的“婚娶之礼,略同华俗”《北史》卷九十四《百济》。“有文籍,纪时月如华人”《新唐书》卷二二《百济》。新罗“言语名物,有似中国人”《北史》卷九十四《新罗》。“其文字、甲兵同于中国”《隋书》卷八十一《新罗》。

新罗统一后,像唐朝一样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央设省,地方行政单位为州、郡县,全国有九州、四百多郡县,还有五个小京。选拔人才的办法也是仿唐在京城和地方设立学校,通过考试走上政治舞台。另外,由于中国天文、医学、算学的传入,也设置医学、律令、算学、天文等各种博士。这些博士,一方面教授生徒,一方面从事有关方面的研究工作,都取得了相当成就。再者,在建筑、雕刻、艺术等方面,唐对朝鲜半岛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

根据以上情况,可以肯定,中国古代,特别是隋、唐帝国,是日本、朝鲜半岛等东方国家文化的渊源。不过,日本、朝鲜半岛的古代文化并不等于中国文化的搬家,而是日本、朝鲜半岛在吸收中国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历史的特点加以创新的结果。例如,日本、朝鲜半岛最初都使用汉文,但由于日本、朝鲜半岛人民的生活习惯、文化传统、历史发展的具体特点等有所不同,所以他们先后都又创造了自己的文字。这是历史前进的要求。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都有自己历史前进的内容。研究这种千差万别的具体内容,是历史科学的任务。例如,中国人可以长期把读《五经》和《史记》、《汉书》作为学习文化,提高文化水平的手段,而日本、朝鲜半岛若长期这样就会脱离自己的历史实际。这就是说,每个国家或民族,都必须有为自己所需要的文化。吸收别国或其他民族的文化,只能作为创造自己的文化的借鉴,不能原封不动地长期照搬。日本、朝鲜半岛各有适合自己历史特点的文化,正说明这个问题。因此我们认为,隋、唐文化对日本、朝鲜半岛等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为日本、朝鲜半岛创造、发展自己的文化提供了借鉴,促进了他们的文化发展,但并没有取消代替日本、朝鲜半岛的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隋唐学术文化的发展

隋唐学术文化的发展

隋唐两代是我国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隋朝国祚短促,但承继南北朝学术发展余波,学人辈出,为唐代学术文化的发展兴盛奠定了基础。唐人在经学、史学、医学等方面的贡献相当突出。

第一节经学的一统和发展

经学的一统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经学有“南学”、“北学”之分,表现为“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隋书》卷七十五《儒林传序》。“南人约简,得其精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隋书》卷七十五《儒林传序》。各自以不同方式推动经学向前发展。隋文帝开皇九年(589),统一全国。文帝虽好释佛,但曾一度“超擢奇隽,厚赏诸儒,京邑达乎四方,皆启黉校”《隋书》卷七十五《儒林传序》。炀帝“征天下儒术之士,悉集内史省,相次讲论”《隋书》卷七十五《褚辉传》。“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隋书》卷七十五《儒林传序》。“以《三礼》学称于江南”的吴郡人褚辉,“明《尚书》、《春秋》”的余杭人顾彪,“撰《毛诗章句义疏》四十二卷”的余杭人鲁世达,均被征召。何妥、元善、羊彦之、刘焯等人都是当时著名的学问家。

然而,好景不长,隋末农民起义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国,许多经学师尊或遇难身亡《隋书》卷七十五《刘焯传》。或逃遁荒鄙担任教授,儒经的教授传习也由滔滔洪波转为涓涓细流。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唐朝建立,高祖深知“武创业,文守成,百世不易之道也。若乃举天下一之于仁义,莫若儒”《新唐书》卷一九八《儒学传序》。因而,武德二年即诏令国子学、太学、四门学、郡县学置生员传习经传。时为秦王的李世民出于不同的目的,于秦王府设文学馆,广引南北硕学名儒十八人为学士,赡给丰足,轮番供值;即位之后,又精选天下文儒之士如虞世南、褚亮、姚思廉等,引入内殿,讲论经文,商讨政事。当时“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亦遣派子弟请入国子学随名儒晓习经籍。隋末唐初著名的学问家如陆元朗、曹宪、徐文远、欧阳询、张士衡等,均不同程度得到唐高祖、唐太宗的礼遇。唐朝境内习儒谙经蔚为风气。

但是,经过南北朝经学的南北浪淘沙,汇集京城的儒经师尊各述己说,难能统一,这和唐皇朝一统宇内、力求思想文化趋同如一的国策是相违背的。同时,唐太宗看到儒学典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讹谬”,诏令中书侍郎颜师古在秘书省考定“五经”(《春秋》、《诗经》、《周易》、《礼》、《尚书》),对“五经”中讹缺的文字详作订正,书成后奏上。为使该书获得时人承认,太宗召集当时名学硕儒重新论对。这些人长期传习儒经各有心得,而颜氏所作五经《定本》,多尊从其祖颜子推《颜氏家训》中的说法,也就是说,颜师古依据“南学”经疏训校五经,故受到“北学”儒士的责难。虽则如此,颜师古多引晋、宋以来江南传本,“随言晓答,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叹服”《旧唐书》卷七十三《颜师古传》。贞观七年(633)十一月,唐朝廷颁布五经《定本》于天下,令学人此后以《定本》作为传习儒经的依据。

贞观十一年(637),太宗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谋求统一,因而诏令国子祭酒孔颖达,会同当时著名的学者如贾公彦等人撰定《五经义训》。贞观十六年(642),孔颖达等人历五年之功完成了《五经义训》一八卷(其中《周易正义》十四卷,《尚书正义》二十卷,《毛诗正义》四十卷,《礼记正义》七十卷,《春秋正义》三十六卷),后易名为《五经正义》。太宗下诏褒奖说:“卿等博综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旧唐书》卷七十三《孔颖达传》。尽管这样,当时国子博士马嘉运等学者认为孔颖达诸人所撰《正义》“繁酿”,并且著文“掎摭其疵”《新唐书》卷一九八《马嘉运传》。“至相讥诋”《新唐书》卷一九八《孔颖达传》。太宗诏令重新裁定,迄未竣功。高宗永徽二年(651),诏中书门下与国子三馆博士、弘文馆学士复审考订。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射张行成、侍中高季辅增损遗冗。永徽四年(653),考订告一段落,始向全国颁布,并以其作为每年全国科举考试明经类的经典依据。清人皮锡瑞说:“自唐至宋,明经取士,皆遵此本。夫汉帝称制临决,尚未定为全书;博士分门授徒,亦非止一家数;以经学论,未有统一若此之大且久者。”并认为,这是经学发展史的一大变易皮锡瑞:《经学历史》,第198页。今人范文澜说:“唐初孔颖达撰《五经正义》,结束了东汉魏晋南北朝历代相沿的经学,这是适应政治上全国统一的巨大事业,很有助于统治阶级的思想统一。”并且说:“孔颖达撰《五经正义》、颜师古定五经《定本》对儒学的影响,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同样重大的意义。”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四册,第242页。无论怎么说,唐皇朝采取行政手段统一学术思想,不仅对唐宋科举制的渐进完善起到重要作用,而且改变了三国两晋南北朝经学南北异途的互相指责,为经学走向全面发展提供了条件,使其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对人民教化中起到主导作用。

唐初私家治经学的学者有:徐文远、朱子奢、盖文达、萧德言、王元感诸人治《春秋》;陆德明、王勃、僧一行等人治《周易》;王元感等治《尚书》;魏征、王元感、王方庆、李敬玄、张士衡、许叔牙、王恭诸人治《礼》。这些学者对经学的疏证研究颇具成就,他们的著作多见于两《唐书》艺文志。在经学一统的前提下,私家著述无疑对增强经学研讨的学术气氛、提高经学对全社会成员大面积教化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另外,初唐吴人陆元朗长于经学论辩。陆氏陈、隋时即治经学,他所著《经典释文》“研精六籍,采摭九流,搜访异同,校之苍雅”陆元朗:《经典释文序》;《全唐文》卷一四六。保存了汉魏六朝的经学研究成果。《经典释文》的出现,“汉魏六朝音切凡二百三十余家,又兼载诸儒之训诂,证各本之异同,后来得以考见古义者,注疏以外,惟赖此书以存真,所谓残膏剩馥,沾溉无穷者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三《五经总义类》。陆氏还著有《老子疏》十五卷、《易疏》二十卷,并行于世。

经学的发展

安史之乱后,唐朝一步步走向衰落。这时朝廷颁行的经学范本已不为学者所重视,一些治经的学者独辟蹊径,对儒经重作诠释疏证,开一代学风。最具代表性的是当时《春秋》之学大盛,名家辈出,著作繁多。著名的《春秋》学者是啖助、赵匡、陆质。啖助,天水(治所在今甘肃天水)人,后流寓丹阳(今江苏丹阳),大历初年在丹阳病逝。啖氏精通经学,特别熟谙《春秋》,历经十年,考订《春秋》三家优劣,“缝漏缺”,著《春秋集传》;又摄其纲目,编为例统;认为公羊传、梁传虽是“后人据其大义,散配经文,故多乖谬,失其纲统”,而左氏(左丘明)“解义多谬,其书乃出于孔氏门人。且《论语》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类非同时”,又“《左氏传》、《国语》,属缀不伦,序事乖剌,非一人所为。盖左氏集诸国史以释《春秋》,后人谓左氏,便传著丘明,非也”《新唐书》卷二《啖助传》。啖氏并不以此为终,他“考核三传,舍短取长,又集前贤注释,亦以愚意裨补缺漏,商榷得失,研精宣畅,期于浃洽尼父之志”《春秋集传纂例》卷一《啖氏集传注义第三》。在这里,啖助抛弃了此前治经者注重注家臆解,而是舍传求经,独立地发挥自己的见解,首开宋儒附会臆断的治学风气。啖助的学生赵匡,河东(郡治在今山西永济西南)人,曾经做过洋州刺史;陆质,吴郡(治所在今江苏苏州)人,通“经学,尤深于《春秋》”有学者认为:“陆淳(质)说春秋,无所建白……不见陆氏自有所说。”《唐史》第三册,香港龙门书店1979版,第515页。著有《集注春秋》二十卷,《类礼》二十卷,《君臣图翼》二十五卷,《春秋集传纂例》十卷,《春秋微指》三卷,《春秋集传辨疑》十卷。陆氏发展了啖、赵二人的学说,极力攻伐三传,以孔子笔削本意为辞发挥自己的见解,影响了整个朝野。陆质的学生多为当时的名流士子。吕温“从陆质治《春秋》,并言‘某以弱龄,获谒于公。旷代之见,一言而同。’”吕温:“《祭陆给事文》,《全唐文》卷六三一。柳宗元师从陆质引以为荣,陆质亦曾做过唐宪宗的老师。此后,研治《春秋》的学者撰著多沿袭陆氏的见解。如卢仝所撰《春秋指微》一书,即解经不用传,韩愈赠卢仝诗云:“春秋三传束高阁,犹抱遗经究始终。”这种状况反映了一些学人在唐政权日益衰落的形势下,力图通过研习《春秋》微言大义,“诛讨乱贼以戒后世”,“改立法制以致太平”皮锡瑞:《群经通论》卷四。主张加强朝廷集权,反对藩镇割据的思想。如吕温即认为:“所曰《春秋》者,非战争攻伐之事,聘享盟会之仪也”,“必可以尊天子、讨诸侯、正华夷、绳乱贼者,某愿学焉。”吕温:《与族兄皋请学春秋书》,《全唐文》卷六二七。

大历年间,吴人施士在研治《诗经》之学的同时,兼善《左氏春秋》,“以二经教授……秩落当去,诸生封疏乞留,凡十九年”《新唐书》卷二《儒学传》下。后唐文宗曾向宰相李石询访施士所撰《春秋传》,并大加赞赏。仲子陵、袁彝、韦彤、韦等人研治《礼》,其中仲子陵“通后苍、大小戴《礼》”《新唐书》卷二《儒学传》下。蔡广成治《周易》,强蒙治《论语》,皆自成体系,堪称流派。

文宗太和、开成年间,研习经学再成风气。时任宰相郑覃“长于经学,稽古守正”《旧唐书》卷一七三《郑覃传》。“不喜文辞,病进士浮夸,建废其科”《新唐书》卷一六五《郑瑜传附郑覃传》。他上奏文宗,认为“经籍讹谬,博士相沿,难为改正。请召宿儒奥学,校定六籍,准后汉故事,勒石于太学,永代作则,以正其缺”《旧唐书》卷一七三《郑覃传》。文宗诏可。开成初,郑覃奏起起居郎周墀、水部员外郎崔球、监察御史张次宗、礼部员外郎温业等校定“九经”文字,很快,经文就刊刻完毕,这就是著名的“开成石经”。虽然自石经刊布之后,当时人评说纷纭,认为“芜累甚矣”,但“自熹平石经散亡之后,惟开成石经为完备,以视两宋刻本,尤为近古”《册府元龟》卷五五六《国史·采撰二》。唐朝以国家的力量刊布石经,这不仅有利于学人研习经典,而且是经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为此后经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能。

总之,唐代经学经过唐初义疏的规范化,到唐中叶以啖助为代表的《春秋》之学兴盛、开成石经的刊布,使经学的发展更进一步。此后,经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第二节史学的发展

武德四年(621)十一月,起居舍人令狐德面奏高祖李渊,说:“近代以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于周隋多有遗缺。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是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无可纪录”《册府元龟》卷五五六《国史·采撰二》。“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令狐德:《请修近史奏》,《全唐文》卷一三七。这说明如果不尽快修史,再过十数年修史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同时说明修史的目的是“贻鉴今古”,即为以后的统治者提供借鉴。李渊对此表示关心。武德五年(622)十二月二十六日,唐朝廷正式下达诏令,任命专门人选撰修前代史书,但因种种原因,这次修史“历数年,竟不能就而罢”《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传》。贞观三年(629),太宗再次下诏,重撰“五代史”(梁、陈、齐、周、隋)。可以说,令狐德的奏言,肇启了唐代以国家名义修史的先声。

史馆的设立与初唐史书的撰修

唐代以前,历代都设有史官,所谓“君举必书,书法不隐,所以慎言行,示劝戒也”《册府元龟》卷五五四《国史部·总序》。史馆的得名,起自北齐《唐六典》卷九《史馆》。当时邢子才作诗酬魏收有“冬夜直史馆”之句。唐朝建立后,因袭隋朝制度,置史官隶属秘书省著作局,设郎二人、佐郎四人组成。太宗贞观初,简省起居舍人改置起居郎二人,隶属门下省。贞观三年闰十二月,移史馆至门下省北,宰相监修国史,大明宫筑成后,史馆移至门下省南面《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同年,唐朝开始大规模的撰修“五代史”,这样,《梁书》、《陈书》、《隋书》、《周书》、《北齐书》以及《南史》、《北史》、《晋书》经数年相继修成。

中国史学史中,父子相承修史多见史载,司马谈在弥留之际嘱咐司马迁承继己业,司马迁铭记父志,历经艰难,百折不挠,完成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著《史记》;班固在其父班彪未撰成的《史记后传》基础上,“潜精研思,欲就其业”《后汉书》卷四《班彪附班固传》。历经二十余年,修成我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初唐史家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从而不仅保证了史书编撰的权威和质量,而且形成了初唐史书编撰的突出特点。

《梁书》、《陈书》作者姚思廉,其父姚察曾任南朝陈代吏部尚书,入隋为秘书丞;临终前曾将未完成的梁、陈两代史序论及纪传阙略部分,嘱姚思廉按原有体例修撰,“思廉泣涕奉行”《陈书》卷二十七《姚察传》。隋末大乱,姚思廉辗转四奔,难成其愿。贞观三年(629),太宗下诏,命其与秘书监魏征同撰梁、陈二代史,思廉才得以秉承父志。他兼采当时谢炅诸家有关梁、陈二代的撰述,在其父撰修梁、陈二代史的基础上,撰成《梁书》五十卷,《陈书》三十卷,“魏征虽裁其总论,其编次笔削,皆思廉之功也”《旧唐书》卷七十三《姚思廉传》。十年(636)奏上。清人赵翼评述姚氏父子所撰梁、陈二代史,云:《梁书》“虽全据国史,而行文则自出锤,直欲远追班、马。盖六朝争尚骈俪,即序事之文,亦多四字为句,罕有用散文单行者”,得出“世但知六朝之后古文自唐韩昌黎始,而岂知姚察父子已振于陈末唐初也哉!”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九。

《北齐书》作者李百药,定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其父李德林“善属文,辞核而理畅”《隋书》卷四十二《李德林传》。隋文帝开皇初受命撰《齐史》,书未成即病终。李百药贞观初官中书舍人,贞观元年太宗敕令撰《齐书》。他遵循其父的编纂意旨,并详加考论,于贞观十年撰成《北齐书》(区别于萧子显《南齐书》)五十卷。宋人对《北齐书》多有评论,陆游《老学庵笔记》中对《北齐书》多用当时俗语就颇为推崇。另外,《北齐书》到北宋时就散佚不全,后经宋代史家校勘辑佚,才得以传流至今,如许多纪传即兼采《北史》,“今《北齐书》各纪各列传凡称神武、文宣及无论赞者,皆非百药作,皆《北史》也”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五。

《南史》、《北史》作者李延寿,相州(治所在今河南安阳)人。其父李大师“少有著述之志”,对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的状况甚为关注,因而“常欲改正,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北史》卷一《序传》。即编撰通史以正其缺略。李大师分别于隋末和武德九年(626)两次撰修此书,“既所撰未毕,以为没齿之恨焉”《北史》卷一《序传》。李延寿贞观中曾奉诏参与撰修《晋书》、《五代史志》,在修撰之余,“思欲追终先志”,将齐、梁、陈五代旧事他书未载的条目,昼夜抄录。这样,从贞观二年至十八年(628—644),李延寿终于完成《南史》八十卷、《北史》一卷的撰写。接着,他将撰就的史书交与监国史、国子祭酒令狐德详加勘证,“许令闻奏”,又“遍咨宰相”《北史》卷一《序传》。然后书《上南北史表》奏上。显庆四年(659),《南史》、《北史》获唐朝廷批准传布,唐高宗亲自为之作序,但这篇序到宋代就已失传《北史》卷前说明。《南史》、《北史》的作者一改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所修史书的单一片面性,以统一国家的姿态撰述史事,体现了统一的唐朝思想上的需要及史书所反映出的社会现实。同时,《南史》、《北史》开启了唐朝编撰通史的先河。

贞观十年(636),唐朝廷修成《梁书》、《陈书》、《齐书》、《周书》、《隋书》,这五部史书原是一部书,即称为《五代史》。虽则《五代史》的修撰者分别为姚思廉、李百药、令狐德和魏征,但总负责人却是魏征。魏征不仅全面负责组织工作,而且撰写了梁、陈、周、齐诸史的总论和《隋书》的序、论。这种修史体制的完善,既便于对史书体例等的统筹规划,又可发挥撰修者各自所长,《晋书》、《五代史志》的撰修即是这样。

《晋书》题唐太宗御撰,实际主持修撰的是司空房玄龄、中书令褚遂良、太子左庶子许敬宗,参加撰修的有来济、陆元仕、刘子翼、卢承基、李淳风、李义府、薛元超、辛玄驭、刘裔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等。在此之前,有关晋朝的史著已有十八家,唐廷重撰晋书,是因十八家《晋书》“虽存记注,而才非良史,书亏实录”《修晋书诏》,《全唐文》卷八。撰修者以臧荣绪《晋书》为底本,参考其他史著,“分功撰录,莫不传考前文,旁求逸蔓,举其精要”《册府元龟》卷五五六《国史·采撰》二。同时,著名史家令狐德等人“详其条例,重加考正”《册府元龟》卷五五六《国史·采撰》二。经数年撰修,至贞观二十年三月书成奏上,总十帝纪、十志、七十列传、三十载记,共一三卷。后世对《晋书》多有评说《旧唐书》卷六十六《房玄龄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五。但从总体来说,《晋书》的编撰还是比较成功的,如载记部分,天文、律历、五行诸志的撰修,皆堪称观采,特别是唐太宗御撰宣、武二帝及陆机、王羲之四论,更增加了《晋书》的权威性。由于《晋书》的广泛流传,此后十八家《晋书》多失传。

《隋书》的编修起自贞观三年。史官孔颖达、许敬宗参撰,魏征“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存简正”《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征传》。贞观十年(636),《隋书》纪、传部分修成,与已修讫的《周书》、《北齐书》、《梁书》、《陈书》合称为《五代史》。然而,这五部史书都缺少“志”,于是,贞观十五年,太宗令于志宁、李淳风、李延寿等续修《五代史志》。初令令狐德监修,后由太尉长孙无忌监修。显庆元年(659),《五代史志》三十卷修成。《五代史志》起初单独流传,后晋时才与《隋书》纪、传部分合为一书。《五代史志》中的“经籍志”最为有名,编撰者首次将我国古籍以经、史、子、集四大类加以著录。《五代史志》是继《南史》、《北史》之后的又一部通史著作,反映了统一国家文治的需要。

除初唐正史编撰之外,史官刘知几私修的《史通》二十卷,贞观年间(785—805)杜佑编著的《通典》二卷也很有名,开创了我国史评体著作和典章制度通史的先河。

《汉书》、《史记》的传注

早在南北朝时期,学者对《史记》、《汉书》的研究就已开始。隋朝著名学者有兰陵人萧该、东海人包恺。萧该“性笃学,《诗》、《书》、《春秋》、《礼记》并通大义,尤精《汉书》,甚为贵游所礼”,撰有《文选音义》一书。包恺从王仲通受《史记》、《汉书》,多有心得。曾“聚徒教授,著录者数千人”《隋书》卷七十五《儒林传》。隋末李密就喜读《汉书》,想以包恺为师《旧唐书》卷五十三《李密传》。后天下大乱,一些名儒流徙于乡野传授,形成了唐初许多各有源流的学问及其系统的研究风气。如颜师古就有家学渊源,其父颜思鲁“以儒学显”,其叔父颜游秦撰《汉书决疑》十二卷,为当时学者称道。师古“少博览,精故训学,善属文”《新唐书》卷一九八《颜师古传》。贞观中曾受命注《汉书》,他采用其叔父质义,“解释详明,深为学者所重”《旧唐书》卷七十三《颜师古传》。太宗令编入秘阁,对颜师古亦予以嘉奖。后来,房玄龄认为颜氏所注《汉书》“文繁难省”,因而使“有良史之才”的著作郎敬播“摄其机要,撰成四十卷,传于代”《旧唐书》卷一八九《敬播传》。同时代人姚思廉,其父姚察撰有《汉书训纂》,“思廉少受《汉书》于察,尽传其业”;姚思廉的孙子姚,据其祖所著,立意发挥,著成《汉书绍训》40卷。以上为有家学渊源的。高宗时人王方庆,“尝就记室任希古受《史记》、《汉书》”,并随之卒业《旧唐书》卷八十九《王方庆传》。祖士季从同郡顾野王受班氏《汉书》亦见诸史载。曾经注解过《文选》的扬州人李善,撰有《汉书辨惑》三十卷,高宗乾封以后“以教授为业,诸生多自远方而至”《旧唐书》卷一八九上《李善传》。以上为师授源流。到永徽以后,以长安、洛阳为中心,逐渐形成一种专门学问,即“汉书学”。当时著名学者有刘伯庄、秦景通兄弟、刘讷言等人,其中秦景通、秦纬兄弟“俱有名,皆精《汉书》,号‘大秦君’、‘小秦君’”,形成了独立的《汉书》学研究体系,在当时治《汉书》学者中影响最大;所谓“当时治《汉书》,非其授者,以为无法云”《新唐书》卷一九八《秦景通传》。其次,乾封年间都水监主簿刘讷言给沛王讲授《汉书》。后沛王为皇太子,就是章怀太子李贤。李贤集诸儒共注范晔《后汉书》,刘讷言为主要参与者。可以说,太子李贤组织人力注《后汉书》,其兴趣多来自刘讷言讲授《汉书》所得。当时治《汉书》学的还有高宗朝的郝处俊、开元时的殷践猷及唐末的柳璨。

研治《史记》的学者有褚无量、高子贡,而王玄感坚持不懈,“并所注《孝经》、《史记》稿草,请官给纸笔,写上秘书阁”《旧唐书》卷一八九《王玄感传》。刘伯庄撰《史记音义》、《史记地名》、《汉书音义》各二十卷,从不同角度、侧面研究《史记》。武后长寿年间的许子儒,“其所注《史记》,竟未就而终”,实为憾事。这一时期研治《史记》的集大成者,是开元年间司马贞所著《史记正义》和张守节著《史记索引》,不仅是当时治《史记》的高水平之作,而且为后代进一步研究《史记》提供了详确的资料。

谱系学

近人章群认为“唐承隋祚,犹之汉承秦业,其相因袭者甚多,惟以唐而论,究以隋祚短促,与其谓因袭于隋,毋宁谓其祧于南北朝也”章群:《唐史》第一册《序》,香港龙门书局1978年版。魏晋六朝时期选举以“九品中正”为前提,从而形成魏晋时代谱学大盛的局面。当时“晋散骑常侍贾弼、太保王弘、齐卫将军王俭、梁北中郎将咨议参军知撰谱事王僧孺之徒,各有《百家谱》”。另外,宋何承天撰《姓苑》,后魏河南亦有《官氏志》,谱学家以此二书为范本《通志》卷二十五《氏族略序》。刘宋时谱学家王弘因“日对千客而不犯一人讳”为时人所仰慕。“唐代谱学本脱胎于魏晋六朝谱学,因而,这种鲜明的门阀观念和森严的等级界限当然也得以继续传播”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第108页。尽管统治者自觉不自觉想削弱这种门阀观念,但官修、私修谱系本身,无疑对维系于统治阶级有利的等级制度起到推波助澜作用。另外,谱学是唐代史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皇朝不定期组织人力编撰,私家修谱亦多见史载,谱学名家亦层出不穷。

贞观五年(631),唐太宗以“山东人为自矜夸,虽复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女适他族,必多求聘财”,因而诏令吏部尚书高士廉与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等“刊定姓氏”,收聚天下谱牒,考其真伪,褒进忠贤,贬黜悖逆,撰成《氏族志》一书,定山东崔干为第一等。太宗览后大为不满,明确指出撰修《氏族志》“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旧唐书》卷六十五《高士廉传》。经修订,贞观十二年,《氏族志》一卷面世,列皇室为第一等,后族为第二等,山东士族崔干为第三等。由于编撰者多精于谱学,该书又几经修改,《氏族志》修成后,“升降去取,时称允当,颁下诸州,藏为永式”《旧唐书》卷八十二《李义府传》。

高宗显庆四年(659),许敬宗为奉迎皇后武则天,认为“其书不叙明皇后武氏本望”《唐会要》卷三十六《氏族》。中书令李义府“耻其家代无名”,上奏要求修改《氏族志》。高宗诏令礼部侍郎孔志约、著作郎杨仁卿、太子洗马史玄道、太常丞吕才等十二人,以“皇朝得五品者,书入族谱”《唐会要》卷三十六《氏族》。为标准,高宗自裁体例,制写序言,总括二百四十五姓、二百八十七家。书成后,绅大夫多以入选为耻,称此书为“勋格”。从《氏族志》到《姓氏录》,唐政权内等级门阀的覆盖面增大,而一些士族门阀以此为耻的心情亦可理解。

中宗景龙元年,左散骑常侍、谱学家柳冲认为,自贞观年间诸儒修《氏族志》至此七十年间,此书“甄差群姓,其后门胄兴替不常”,故上奏请求改修,中宗诏柳冲及尚书左仆射魏元忠、史官张锡、徐坚、刘宪等八人,依据《氏族志》,重加修撰。当时“共取功、德、时望、国籍之家,等而次之。夷蕃酋长袭冠带者,析著别品”《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然而,由于参加编撰的魏元忠等相继去世,撰修一度中止;到玄宗先天中,又诏柳冲、徐坚、吴兢、魏知几、陆象先、刘知几等接撰,书成,名《姓系录》二卷。开元初,玄宗又诏柳冲及薛南金“复加刊窜,最后定式”。这样,《姓系录》撰修前后历经十一年,经三次大规模的修撰,最后得以成书。《姓系录》是官修谱书的集大成者,也标志着唐代谱学研讨达到顶峰。

除此之外,乾元年间(758—759)著作郎贾至撰《百家类例》十卷,永泰二年太常博士柳芳撰《皇室永泰谱》二十卷,开成四年翰林学士柳撰《续皇室永泰谱》,都是以唐皇室作为谱本的。元和七年(812),太常博士林宝撰《元和姓纂》十卷,是官修质量较好的谱书之一。

私家撰修的谱学著作有:武则天时太子左庶子王方庆撰《王氏家牒》十五卷、《家谱》二十卷,四门博士王玄感撰《姓氏实论》十卷。史家刘知几撰《刘氏家史》十五卷、《谱考》三卷,考其先世源出,“皆按据明白,正前代所误,虽为流俗所讥,学者服其该博”《旧唐书》卷一二《刘子玄传》。开元时左散骑常侍韦述“好谱学……乃于《柳录》之中,别撰成《开元谱》二十卷”《旧唐书》卷一二《韦述传》。天宝时集贤校理萧颖士,“通百家谱系”《新唐书》卷二二《萧颖士传》。著《梁萧史谱》二十卷,孔至著《姓氏杂录》一卷。唐代著名的谱学家,除上面提到的之外,最有名的有武德年间文学馆学士、天策府仓曹参军李守素,时称“肉谱”《唐会要》卷三十六《氏族》。即活的人物典。武则天时太子司仪郎路敬淳,“尤明姓系,自魏晋以降,推本其来,皆有条序”,著《姓略记》二十卷、《衣冠谱》六十卷。此后的谱学家,如柳冲“博学,尤明世族,名亚路敬淳”,韦述、萧颖士、柳芳,虽“各有撰次,然皆本路氏”《新唐书》卷一九九《路敬淳传》。柳芳自己更认为“唐兴,言谱者以路敬淳为宗”,足见路敬淳对唐代谱学界影响之大。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隋唐历法

隋唐历法

隋唐两代制定的历法很多,隋有《开皇历》、《皇极历》,唐有《戊寅历》、《麟德历》、《光宅历》、《景龙历》、《大衍历》、《至德历》、《五纪历》、《正元历》、《观象历》等。其中以《皇极历》、《戊寅历》、《麟德历》、《大衍历》的科学价值较高,也有较大的影响。

《皇极历》为隋刘焯所制定,刘焯,信都(河北冀县)人,他聪明好学,是个博学之士,当时有人认为他是“数百年已来,博学通儒,无能出其右者”《隋书》卷七十五《刘焯传》。他写《历书》十卷,他制定的《皇极历》是当时最好的历法。刘焯的创见很多,例如,他算出的岁差数值最精确。什么是岁差数值?按照天体运行的规律,地球绕太阳一周是一年。但准确地说,这一个冬至点到下一个冬至点的位置是有变化的,冬至点在黄道(从地球上看太阳一年在天空移动一圈,实际上是地球绕太阳一圈,人们看到的太阳移动路线就叫黄道)上大约每年西移50.2秒,就71年8个月差一度。这种冬至点在黄道上的移动距离就是岁差数值。

晋代以前,我国天文学家还不知道有岁差存在。晋成帝(325—342在位)时,虞喜第一次提出,50年冬至点西移一度,南北朝时,祖冲之首先在历法中考虑到岁差,但他认为45年11个月岁差一度。到了隋代,刘焯在历法中使用75年差一度的岁差数值。这与准确的岁差数值已经非常接近。当时,西方还是沿用100年差一度的数值,可见刘焯的《皇极历》是非常先进的。

刘焯的另一贡献,是在《皇极历》中采用了定朔的方法。

定朔是针对平朔而言。月亮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是椭圆形的,当月亮运行到近地点时速度最快,到远地点时速度最慢。由于运行的速度有变化,由这一个朔日到下一个朔日也不是固定的。有时长达29天19小时多,有时则仅有29天6小时多,其平均长度为29天12小时44分03秒。根据这个平均数来决定朔日即为平朔。当然,古代并没有把数字推算得如此准确。

朔日这一天的特点,是月球和太阳的黄经相等,也就是日、月几乎是同时出没。用平朔法决定朔日和这种实际情况不完全一致。于是,南朝刘宋时何承天撰《元嘉历》,就主张用定朔法决定朔日,也就是把日、月黄经相等时,即日、月同时出没这一天定为朔日。但由于定朔法可能导致四个大月相连和三个小月相连的情况,遂遭人反对而未实行。

刘焯继承了何承天、祖冲之等人的先进思想,制定《皇极历》时采用了定朔法,考虑了祖冲之的岁差法。同时,还创用一种内插法,也就是计算定朔的校正数的方法参考:《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中国青年出版社)第38—54页。《中国天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三册有关部分。《历法漫谈》(陕西科技出版社)有关部分。

刘焯的各种成就,决定《皇极历》的科学程度大有提高,尽管其因遭太史令张胄玄的反对而未被采用,但其科学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戊寅历》为道士傅仁均所制定。傅仁均,滑州白马(河南滑县)人。因他“善历算、推步之术”,武德初年由太史令庾俭、太史丞傅奕推荐,被高祖召令改修旧历。他向高祖上疏,指出旧历的缺点很多。例如,日蚀或在月末或在月初,不在朔日;月蚀或在望日前或在望日后,不在望日。还有月末月亮在东,朔日月亮在西。这都是采用平朔法制历的结果。为了纠正这种现象,他用定朔法制定《戊寅历》。他的历书,虽然遭到中书令封德彝、吏部郎中祖孝孙、太史丞王孝通等人的反对,但他据理力争,最后还是公布实行了《旧唐书》卷七十九《傅仁均传》。这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由政府颁布的采用定朔法的历法。采用定朔法,虽然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太阳、月亮、地球之间的关系,但由于连续出现大月或小月的问题没有解决,贞观十九年(645),还连续出现四个大月。于是,平朔法又取代了定朔法。到麟德二年(665),高宗又颁行了《麟德历》。

《麟德历》为李淳风所制定。李淳风,岐州雍(陕西凤翔)人,他“博涉群书,尤明天文、历算、阴阳之学”。贞观十五年(641)为太常博士,不久又为太史丞。贞观二十二年(648)迁太史令。他参与过《晋书》及《五代史》(《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的编写,其中的《天文》、《律历》、《五行表》,都是他撰写的《旧唐书》卷七十九《李淳风传》。

贞观十九年(645)以后,由于《戊寅历》中存在的问题不易解决,另外制定新历就成了社会的必然要求。龙朔年间(661—663),李淳风参考刘焯的《皇极历》,另撰新历,于麟德二年(665)颁布施行,故称《麟德历》。

《麟德历》也采用定朔法,但李淳风用变通调整的办法,解决了四个大月或三个小月连续出现的问题。例如,把朔日提前一天,使第四个大月成为小月;把朔日推迟一天,使第三个小月成为大月。这样一来,反对派就失去了指责定朔法的口实。这种变通调整的办法一直沿用到元朝。

在计算方法方面,李淳风简化了计算过程。他废除了古历中用章(19年7闰月为一章)、(四章为一)、纪(20为一纪)、元(三纪为一元)的计算,并以1340为各种天体运动周期(如回归年、朔望月等)的奇零部分的公分母,大大简化了计算步骤。同时,还废除了闰周(闰月的周期),完全由观测和统计来求得回归年和朔望月的长度。

《麟德历》在当时得到了好评,被认为是较精密的历法。从此以后,定朔法一直在历法中沿用下来参考:《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科学出版社)上册第32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第209页。《中国天文学史》(科学出版社)第83页。

《大衍历》为僧人一行所制定。一行,本名张遂,魏州昌乐(河南南乐)人。他聪敏好学,“博览经史,尤精历象、阴阳、五行之学”。当时就有人把他和孔子的高足颜回相提并论,是一位有名的学者。武则天侄武三思慕其学行,想与其交友,他遂出家为僧,隐于嵩山。后来,又到荆州当阳山学习梵律。开元五年(717),玄宗强征其至京,“访以安国抚人之道”。由于《麟德历》在行用过程中常有误差,故玄宗于开元九年(721)命一行“考前代诸家历法,改撰新历”《旧唐书》卷一九一《一行传》。一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制定《大衍历》的。

一行为编制新历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他组织了一批天文学工作者进行观测,取得了一系列关于日、月、星辰运动的第一手资料,发现了恒星的位置与汉代相比较,有了相当的变化。于是,他废除了沿用八百多年的二十八宿的相距度数,重新测定了二十八宿的相距度数。这样,必然提高新历的精确程度。

为了取得可信的资料,他在全国选择了12个观测点,利用他发明的测量仪器“复矩图”进行测量。在他的组织领导下,南宫说等人在河南的白马(河南滑县)、浚仪(河南开封)、扶沟(河南扶沟)、上蔡(河南上蔡)等四个地方的测量最重要。这四个地方相距不远,大体上处于南北一条线上,这里的测量取得了重要成果。一行还测量了子午线一度的长度。根据实测,南北两地相差351里80步(相当于今制129.22公里),北极高度相差一度,这就是子午线一度的长度。这个数值,与现在实测所得数一度长111.2公里比较,虽然还有差距,但这是世界上最早用科学的方法对子午线的测量。

开元十五年(727),《大衍历》修成,年仅45岁的一行于当年去世,玄宗赐谥曰大慧禅师。开元十七年(729),根据《大衍历》编算成的每年的历书颁行全国。开元二十一年(733)又传入日本。

《大衍历》以刘焯的《皇极历》为基础,并加以发展。例如,他指出刘焯对于太阳运动规律的认识是错误的。刘焯认为:春分前一天太阳运动的速度最快,后一天运动的速度最慢;秋分前一天太阳运动的速度最慢,后一天运动的速度最快。一行指出“其说非是”。一行认为:冬至太阳运动的速度最快,夏至太阳运动的速度最慢,这是“自然之数也”《新唐书》卷二十七下《历志三下》。事实证明,一行的看法是正确的,他纠正了刘焯的错误参考《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科学出版社)上册第330—332页。

《大衍历》颁行后,曾遭到天竺历数家瞿罗的反对。瞿罗在高宗时曾制定经纬历,与《麟德历》参照实行;武则天时又作《光宅历》,未成而罢。由于他未能参与《大衍历》的制定,心怀不满,遂上疏玄宗,指责《大衍历》沿袭了他从天竺介绍到中国来的《九执历》,而且还不完备。经过太史令的认真比较,《大衍历》优于《九执历》参考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二册第796—797页。这说明《大衍历》的科学水平是很高的。宋代史学家认为:“自太初(前104—前101)至麟德(664—665),历有二十三家,与天虽近而未密也。至一行,密矣,其倚数立法固无以易也。后世虽有改作者,皆依而已”《新唐书》卷二十七上《历志三上》。这个评价,也说明《大衍历》是有其重要历史地位的。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关于西安建都的朝代问题

关于西安建都的朝代问题

(一)

谁都承认西安是驰名中外的历史古都,但究竟有几个朝代在这里建都,却众说不一。据笔者看到的史书中就有如下多种说法。

1.在西安建都的王朝有:西周、秦、西汉、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共10个朝代。(武伯纶:《西安历史述略》第5—6页)

2.从西周开始先后有秦、西汉、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10个朝代在这里建过都。另外王莽、汉献帝、晋愍帝也在西安暂短建过都。(中国青年出版社编:《中国古代史常识》(历史地理部分)第127页)

3.历史上有12个朝代在西安建都:西周、秦、西汉、新莽、西晋(愍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王崇人:《古都西安》第4—8页)

4.历代王朝在西安地区建都的有13个朝代:西周、秦、西汉、新莽、西晋、前赵、前秦、后秦、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张永禄:《唐都长安》第12页)

5.据《西安晚报》1993年3月18日载《西安究竟是几朝古都》一文,还有西安是14个朝代建都之地的说法。14个朝代的名称是:西周、秦、汉、新、东汉(献帝)、西晋(愍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周(武周)。该文作者张宿东同志说:“西安是几朝古都?这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却说法不一。人们说法虽不一,却并非杜撰。”因此,他建议有关部门“组织史学界通过争鸣,形成比较科学、准确、统一的说法。不然长此争下,人们莫衷一是。”笔者正是根据这位同志的建议撰写本文的。

(二)

根据以上有关著作对西安建都次数的记载,出版愈晚的著作,记载西安建都的次数愈多。记载有10个朝代建都的《西安历史述略》,是1979年出版的;记载有10个朝代建都,另外又加上王莽、汉献帝、晋愍帝暂短建都的《中国古代史常识》(历史地理部分),是1981年出版的;记载有12个朝代建都的《古都西安》,也是1981年出版的;记载有13个朝代建都的《唐都长安》,是1987年出版的;主张有14个朝代建都的内部刊物,是1993年印成的。不难看出,西安建都的次数愈来愈多是发展的趋势,将来是否会再出现15次或16次在西安建都的说法,也并非不可能的。例如,晋惠帝从公元304年到306年住在长安就未曾有人计算在内,如果视此为暂短建都也不是杜撰。另外,黄巢在长安建国称帝,李自成在西安建国称王,虽与封建王朝不可同日而语,但也不失是一次建都。这就是说,有人再增加西安建都的次数,也不需要虚构。

为什么自80年代以来会出现西安建都的次数愈来愈多的记载呢?这与全国的形势密切相关。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来,各项事业日新月异地向前发展,旅游业也像雨后春笋一样,迅速发展起来。

发展旅游业,各地有各地的优势。桂林的山水,杭州的西湖,苏州的园林,各有特色;西安、洛阳这样的古城,必须利用自己独有的历史文化资源,显示自己的优势。这样一来,有人就从善良的愿望出发,千方百计地抬高古都的地位。西安、洛阳等地都有人不断增加当地建都的次数,正是这种善良愿望的表现形式之一。例如,洛阳过去一直被认为是九朝建都之地,但最近有人根据考古资料,因夏、商曾建都偃师,偃师是洛阳市属县,故而在洛阳建都的就超过九个朝代了。这与有人不断增加西安建都的次数同是一个问题。

其实,像西安这样的古都地位是任何人都不可动摇的,也是其他城市无可比拟的。史籍记载之详,出土文物之多而且珍贵,早已引起全国甚至全世界的注意。西安成为旅游热点城市,并不单纯的因为她建都次数最多,而主要是人们对大雁塔、秦始皇兵马俑、半坡博物馆、汉唐长安的各种遗址、昭陵、乾陵、法门寺等文物古迹无限向往。当大家还未弄清西安究竟有多少朝代建都的时候,旅游的人数一年比一年增多,正说明建都次数的多少并不影响旅游事业的发展,更不会削弱西安的古都地位。因此,我认为西安建都的次数必须弄清楚,不能把历史事实视为可以任意增减的糊涂账;但是,必须实事求是,不能为了某种需要而掩盖历史真相。

(三)

那么,究竟西安是几个朝代的建都之地呢?我想从几种意见的比较中陈述自己的看法。

在各种不同意见中,对于西周、秦、西汉、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10个朝代在西安建都是没有争议的。有不同看法的是:王莽建立的新朝、汉献帝被迫到长安、晋愍帝在长安称帝、北魏孝武帝西奔长安、武则天建周等,是否算在长安建都。

先说王莽建立的新朝。王莽是西汉元帝皇后之侄,他以外戚身份逐步取得政权。公元5年,他毒死平帝,另立孺子刘婴为帝,王莽称假皇帝。公元8年,王莽废刘婴,至此,西汉正式灭亡。公元9年,王莽建立新朝,到公元23年9月被农民军所杀,共在位15年。既然王莽改朝换代,新朝当然是独立一代。有人把它列入西汉是不妥当的。这是受了封建史家的影响。班固在《汉书》中把《王莽传》列入书末,根本不把他当作皇帝看待;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把新朝列入《汉纪》,不视它为另一个朝代。班固、司马光都是封建正统史学家,非刘姓而帝者都被他们视为篡位,不是正统。其实,王莽主要是后来失败了;如果王莽不被东汉所代替,新朝必然是个正统朝代。后来的曹魏代东汉,李渊迫隋恭帝让位、赵匡胤取后周而代之,都被司马光认为是正统朝代,就是他们夺权成功了。我们应该尊重事实,不能再因袭“胜者帝王败者贼”的传统观点,新朝是一个独立的朝代。

(四)

再说东汉献帝被迫到长安。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失败后,出现了军阀混战的局面。公元189年,并州牧董卓由河东(山西安邑)进入京师洛阳。董卓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废少帝,另立献帝,献帝实际上是董卓手中的傀儡。第二年,关东州郡起兵,推袁绍为盟主,共讨董卓,董卓遂迫使献帝西迁长安。后来董卓被吕布所杀,董卓部下李、郭汜等又互相厮杀,献帝又成了他们争夺的对象。公元195年7月,李、郭汜的矛盾缓和,献帝乘机离开长安,东归洛阳。从公元190年2月到195年7月,共6年(实际上是5年零5个月),虽然是董卓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达到个人专权的目的,但还应是一次迁都。因为既然董卓控制献帝可以对其他军阀发号施令,无疑献帝还有天下共主的作用。李、郭汜拼得你死我活,也都认为掌握献帝是奇货可居。这都说明献帝的地位还是无人可以代替的。这样一来,献帝迁居长安,长安自然就是都城。

另外,董卓迫使献帝西迁的时候,也明确说是迁都,同时还讨论过迁都的理由。董卓说:“高祖都关中,十有一世,光武宫雒阳,于今亦十一世矣。按《石包谶》(当时流行谶纬之说,即牵强附会地把自然现象和人事联系起来,随心所欲地解释社会问题,《石包谶》就是宣扬这种思想的文献),宜都长安,以应天人之意。”这种理由,立即遭到司徒杨彪的反对。杨彪说:“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昔关中遭王莽残破,故光武更都雒邑,历年已久,百姓安乐,今无故捐宗庙,弃园陵,恐百姓惊动,必有糜沸之乱。《石包谶》,妖邪之书,岂可信用!”董卓坚持说:“关中肥饶,故秦得并吞六国。”《资治通鉴》卷五十九,献帝初平元年正月。而且还表示他可以改变关中残破的局面,必须迁都。尽管董卓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但他又不得不正面和杨彪解说长安是否具备建都的条件。不难看出,献帝西走长安,在当时是被视为迁都事件的。现在我们认为东汉献帝曾迁都长安6年,也是名正言顺的。

(五)

西晋建都洛阳,有两个皇帝(惠帝、愍帝)暂住长安,这是否算在长安建都,需要具体分析。

惠帝是个懦弱无能的皇帝,他初即位时,由晋武帝皇后之父杨骏总揽朝政,后来,他的贾皇后杀了杨骏,自己专权。贾后先重用汝南王亮,旋又使楚王玮杀亮,继又杀玮。这样一来,就引起了皇族内部的“八王之乱”。惠帝在八王之乱中是诸王竞相利用的工具,多次被迫出走,离开京城。西走长安,只是其中的一次。

公元301年正月,赵王伦迫使惠帝让位,尊其为太上皇,并将其迁到金墉城(京城西北)。接着,齐王、成都王颖、河间王共同起兵讨伐赵王伦。四月,赵王伦失败,惠帝又回到洛阳,恢复皇帝的地位。从正月到四月,再加一个闰三月,共5个月。惠帝被驱逐出京,当然不算迁都。

公元304年3月,惠帝被迫下诏以成都王颖为皇太弟,都督中外诸军事。颖在邺(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东)以皇帝自居,专横骄侈,遂引起东海王越的不满。七月东海王越挟持惠帝北征,结果东海王战败,惠帝又到成都王军中,被迫入邺。八月,安北将军王浚进攻邺,成都王颖不得不又将惠帝送回洛阳。这次惠帝到邺,实际上是战败被俘,根本谈不上迁都。

惠帝被俘以后,在长安的河间王遣部将张方率兵二万进驻洛阳。惠帝回到洛阳,完全被张方所控制。本来,张方还想公开奉帝迁都长安,但由于怕惠帝不从或遭他人反对,遂假借请惠帝谒太庙之名,欲劫持惠帝,但因惠帝不出,故又强迫惠帝上车西去。惠帝逃到后园竹丛中,又被军人找到,逼其上车。公元304年11月到了长安。这次惠帝到长安和被俘到邺,并没有什么区别。

公元305年7月,东海王越又以“西迎大驾”的旗号,兴兵讨伐张方。公元306年正月,河间王看到战局不利,遂杀张方向东海王越求和。东海王越派遣其部将祁弘、宋胄等继续西进,迎接惠帝。河间王屡战屡败,四月在长安东灞水(陕西西安市东郊)一战,彻底溃败,单马逃入太白山(在陕西眉县)。祁弘等又像得了战利品一样,把惠带回洛阳了。这次惠帝到长安共一年零五个月。看来时间长于他被逐到金墉城或被俘到邺,但实际上都是八王之乱的一个环节,没有本质的差别,都不算是迁都。

晋愍帝在长安称帝,是应被视为建都于长安的。公元311年,匈奴将领刘曜、王弥攻陷洛阳,晋怀帝被俘。雍州刺史贾疋等人于公元312年9月在长安拥秦王司马业为皇太子,并建宗庙社稷,准备称帝。公元313年正月,怀帝被刘聪所杀。四月,司马业即皇帝位,并改元建兴。这就是晋愍帝。公元316年11月,在刘曜兵临长安城下时,愍帝出降。愍帝在长安三年半,长安是起了都城作用的。其一,愍帝以皇帝的身份表示,要“扫除鲸鲵,奉迎梓宫,克服中兴”。还“令幽、并两州勒卒三十万,直造平阳。右丞相宜帅秦、凉、梁、雍武旅三十万,径诣长安。左丞相帅所领精兵二十万,径造洛阳”②《晋书》卷五《愍帝纪》。可见,长安是当时的政治中心。其二,匈奴军队在攻取洛阳之后继续进攻长安,显然是把长安视为西晋政权的所在地;不取得长安就不算灭亡西晋。其三,后人也把长安当作当时西晋的首都,例如,公元316年8月刘曜进逼长安,唐人称谓“刘曜逼京师”,10月长安发生饥荒,唐人又称谓“京师饥甚”②。由此可见,不管是当时或后来,人们都认为长安是愍帝时西晋的都城。

(六)

北魏孝武帝西奔长安,也不应认为是迁都。北魏末年,丞相高欢专权。孝武帝不甘忍受高欢的控制,遂于公元534年8月逃奔长安,依附于在长安的北魏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关西大都督宇文秦。同时,高欢亲自率军追击武帝,直至弘农(河南灵宝),前锋越过潼关,抵达华阴长城(陕西华阴北洛水沿岸)。10月,高欢因未达目的而回到洛阳,立即宣布取消孝武帝的皇帝资格,另使孝静帝即位,并迁都到邺。不难看出,孝武帝到长安立足未稳就失去了北魏皇帝的地位。史家也认为“魏于此始分为二。”《北史》卷五《孝武皇帝纪》。《资治通鉴》也自此把北魏的历史按东魏、西魏分别叙述。由此可见,孝武帝尽管于12月才被宇文泰害死,但他到长安后就不再是北魏皇帝,长安也没有起到北魏都城的作用。无疑,这不算一次建都。

(七)

最后,谈谈武则天所建周朝是否建都长安的问题。事实证明,武则天建周是定都洛阳,并非长安。

本来,唐朝建都长安,称洛阳为东都。武则天为了改朝换代,另起炉灶,特以定居洛阳。公元684年2月,武则天废中宗为庐陵王,另立睿宗。从此,武则天就成了实际上的皇帝。9月,武则天即改东都为神都。从唐高宗死到武则天退位,武则天除了从公元701年10月到703年10月的两年住在长安外,其余20年她一直住在洛阳。公元705年正月武则天退位,中宗再次为帝,2月就又改神都为东都。由此可见,武则天的政治生命与神都共始终,洛阳实际是武周王朝的政治中心。

武则天为什么要以洛阳为政治中心呢?主要是为了改朝换代,以周代唐,也就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

高宗死后,武则天要亲自掌权的野心已经暴露无遗。中宗擅自作主,欲以其韦后之父韦玄贞为侍中,立即引起武则天怒不可遏,致使中宗被废为庐陵王。看来,皇帝只能是她手中的傀儡,决不能违背她的意志。接着,她又写信给西京留守刘仁轨:“昔汉以关中事委萧何,今公亦犹是矣。”刘仁轨上疏:“辞以衰老不堪居守。”武则天明确表示:“今以皇帝谅不言,眇身且代亲政……原以匡救为怀,无以暮年致请。”《资治通鉴》卷二三,光宅元年二月。既然她视刘仁轨为萧何,无疑她是自比刘邦了。显然,她是要刘仁轨像萧何支持刘邦打败项羽那样,支持她在洛阳“亲政”。同时,也说明委重任于刘仁轨并非权宜之计,而是要刘仁轨和她密切配合。她对刘仁轨如此放心,委以重任,当然说明她无意回长安了。

永隆元年(680),被武则天废为庶人的太子李贤,也在中宗被废以后不久,就被迫自杀(684年3月)了。

光宅元年(684)9月,武则天又改嗣圣元年为光宅元年。“嗣圣”,是中宗即位以后新用的年号,而且,“旗帜皆从金色。八品以下,旧服青者更服碧。改东都为神都,宫名太初。又改尚书省为文昌台,左、右仆射为左、右相,六曹为天、地、四时六官,门下省为鸾台,中书省为凤阁,侍中为纳言,中书令为内史;御史台为左肃政台,增置右肃政台;其余省、寺、监、率之名,悉以义类改之”《资治通鉴》卷二三,光宅元年九月。改东都为神都,自然有拔高洛阳地位的意思,宫名太初,以示其从头开始。在改革官职名称与政府机构并改元的同时,改东都为神都,再和废中宗、逼死李贤、要刘仁轨在关中密切配合等一系列事件联系起来,明显地看出她是在积极进行改朝换代的准备。巩固关中,抬高洛阳的地位,是她改朝换代的重要步骤。

与此同时,武则天又在洛阳“立武氏七庙”。立七庙,是古代皇帝的特殊权利。为了进行宗法统治,古代帝王都供奉其七代祖先。后来,七庙就成了封建王朝的代称。非常明显,武则天于洛阳立“武氏七庙”,就是要以洛阳代替长安,武氏代替李氏。

另外,武则天还在洛阳建立了明堂。明堂是古代帝王举行祭祀、朝会、庆赏等各种大典的场所。明堂之建筑,极其豪华,“饰以珠玉,涂以丹青,铁入云,金龙隐雾,昔殷辛琼台,夏癸瑶室,无以加也”《资治通鉴》卷二四,垂拱四年十二月。“太宗、高宗之世,屡欲立明堂”,都“不决而止”《资治通鉴》卷二四,垂拱四年正月。武则天建立如此豪华的明堂,显然是有其用意的。同时,他建明堂的用途也有别于古代。当明堂遭火灾以后,左拾遗刘承庆建议:“明堂,宗祀之所。今忽被灾,陛下宜辍朝停辅,以答天谴。”纳言姚反对道:“今明堂乃布政之所,非宗庙之地。”《唐会要》卷十一《明堂制度》。武则天同意姚的看法。这就是说,武则天时的明堂,主要是用于政治活动而不是祭祀。这又说明,武则天是要把洛阳作为政治中心的。

天授二年(691)七月,武则天做皇帝还不到一年,就“徙关内户数十万以实洛阳”《资治通鉴》卷二四,天授二年七月。这是历代帝王为巩固其都城常用的伎俩,秦始皇曾“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隋炀帝建东都,也徙“洛州郭内居民及诸州富商大贾数万户以实之”《资治通鉴》卷一八,大业元年三月。以人力充实都城,当然是为了巩固统治者的地位。武则天徙关内数十万户充实洛阳,更暴露了她欲以洛阳代替长安的用心。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制造与洛阳有关的改朝换代的舆论。自古以来,每当改朝换代的时候,常常有人对新的统治者投其所好,千方百计地制造舆论,说明后者代替前者是顺天理、合人意的。秦朝末年,有人为了吹捧刘邦,就穿凿附会地说刘邦是赤帝子,秦帝是白帝子,并编造了刘邦剑斩白蛇的故事,以示刘邦取代秦朝皇帝的地位是名正言顺《史记》卷八《高祖本纪》。隋朝末年,李渊从太原起兵,“世人皆传李氏当应图谶”《资治通鉴》卷一八三,义宁元年四月。同时,“太原获青石,龟形,文有丹书四字,曰‘李治万世’,齐王遣使献之……于是内外毕贺”《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武则天想取唐而代之,也出现了类似情况。垂拱四年(688),武承嗣使人凿白石为文曰:“圣母临人,永昌帝业。”把此石献给武则天的人“称获之于洛水”。武则天命其石曰“宝图”,下诏“亲拜洛,受宝图”,并“命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以拜洛前十日集神都”。不久,又“更命宝图为天授圣图,洛水为永昌洛水,封其神为显圣侯,加特进,禁渔钓,祭祀比四渎”《资治通鉴》卷二四,垂拱四年五月。既然“天授圣图”得之于洛水,当然在洛水之阳建都是顺乎天意了。这又说明,武则天建都洛阳决不是偶然的。

至于黄巢在长安建国称帝,李自成在西安建国称王,都是农民政权的问题,不必和封建王朝相提并论。

综上所述,在西安建都的朝代是:西周、秦、西汉、新、东汉献帝、西晋愍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共13个王朝。

读《隋唐文化史》

赵文润教授主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隋唐文化史》,前所未有,颇具特色。

有关隋唐文化的专史,既是初次问世,首先应该肯定作者的开创之功。其次,就内容说,各种中国通史或教材虽然也都有文化史专章,但用其隋唐部分和这本专史相比,都显得相形见绌。该书增加了大量的更新更多的内容,使人们稍加翻阅就有面貌一新、内容丰富的感觉。例如,“隋唐饮食文化”、“隋唐人的娱乐”、“隋唐人的文化素质”等专章,都是各种通史或教材未曾谈到或很少涉及的。

更主要的是,该书有自己的特点。

其一,把握了时代的特点。隋唐是在南北朝长期分裂后再次出现的统一王朝。同时,自西晋以后出现的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日益缓和,使民族融合走上了新阶段。作者充分把握了这一时代特点,把隋唐文化的各个部分都和这个时代背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这些内容,除了在绪论中有所阐述外,在各部分的章节中也有充分体现。例如,第一章谈隋代学校的教学内容,既考虑到隋文帝“锐意革新,励精图治”的需要,也考虑到“复兴儒学,统一南、北之学”是当时“统治集团在意识形态上的必然要求”,同时又是隋文帝广收人才,统一思想的重要政策”。不难看出,隋代学校的教学内容是为统一的需要而设置的。

在第三章的饮食文化中,作者首先考虑到国家由分裂走向大一统后,生产发展了,为饮食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其次,又注意到商业、交通的发达,促进了各地及中外饮食的广泛交流,从而导致了隋唐饮食业的高度发达。

在第七章的隋唐艺术中,作者明确地说:“隋唐社会的统一,国家的安定,经济的发展,是隋唐音乐舞蹈发展的基础,而民族融合、文化的交流又给隋唐音乐舞蹈注入了新的血液。”在第十章隋唐人的文化素质中又说:“隋唐文化绚烂多姿,异彩纷呈……是各民族文化融合、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

如上所述,隋唐文化与魏晋南北朝文化的联系与区别就非常明显了。隋唐文化是魏晋南北朝文化的继续和发展,同时,后者又比前者更加丰富多彩,使中国古代文化跨上了新的台阶。文化史是全部历史的组成部分,新的历史阶段出现新的文化内容是历史的必然,作者通过千姿百态的文化现象,生动地说明了历史由分裂到统一和民族融合的具体进程。

其二,非常重视人的因素与文化发达的关系。各种通史或教材谈到隋唐文化的高度发达,都注意到它和经济发展、政治统一密切相关,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隋唐人特别是唐人的文化素质与文化发达的关系。即使有人涉及人的因素,也只是笼统地谈到文化是劳动人民创造的等等,根本没有触及知识分子和文化发展的关系。在这方面,《隋唐文化史》敢于独述己见,阐明了人的素质与文化发展的相互作用。

作者认为:“隋唐文化的发达,促使人的文化素质迅速提高;隋唐人文化素质的提高,又成为隋唐文化发达的重要原因和标志。”这种互为因果的关系,反映了历史的真相。作者论述人的因素不是笼而统之地孤立地谈人,而是在历史继承性的前提下,充分考虑到隋唐王朝地域辽阔、多民族共存、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等因素对人的文化素质有所影响而产生的差异等。从而使该书所论述的文化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具体的长安人、北方人、南方人、各个民族的人。作者还把各种人分为不同的层次:知识分子、统治集团、普通百姓、妇女等,分别阐述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及其对文化的贡献。

作者对知识分子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隋唐知识分子的文化素质横向比较在人群中是最高的,纵向比较在历史上是空前的。翻开卷帙浩繁的隋唐史籍,知识分子在各行各业的辛勤劳动和创造发明随处可见,无论是文学、史学、宗教、哲学,还是天文、地理、书画艺术,几乎所有令后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中,都浸漫着知识分子的汗水,闪烁着知识分子智慧的光芒。”对古代知识分子作如此高的评价,显然是其他有关著作无可比拟的。对统治集团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也没有回避,而是直截了当地说:“统治集团文化素质的优劣高下,对全民文化素质的高低有至关重大的影响。”统治集团的内部文人云集,“反映出隋唐人高水平文化素质的一个侧影”。显然,这纠正了过去那种只看到统治集团和人民群众对立的一面,而忽视其历史作用的另一面的偏向。

还有一点值得称道,就是在肯定统治集团和知识分子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的同时,并未贬低下层人民的作用。作者说:“普通百姓的文化素质,是隋唐文化空前繁荣的坚实基础。”更有特色的是还肯定了妇女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

其三,重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任何一门科学,只有在它具有现实意义的时候,才有存在的价值和发展的可能,历史科学也不例外。没有现实意义的历史研究是没有生命力的,重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正是该书的又一特点。

第五章“哲学思想与宗教”,专门设有“法门寺的兴盛与七迎佛骨”一节,这是当前考古发掘对史学研究促进的结果。现代文化事业的发展,需要人们对古代文化有更深层次的理解,法门寺出土文物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显然,现代考古事业的发展推动了有关学术研究的深入,有关学术研究的深入又促进了人们对古代历史的再认识。这种历史与现实的有机联系,在该书中有充分的体现。特别编写这一节,正是为了启示读者,学习文化史必须纵观古今,不能把历史与现实分割开来。

“隋唐饮食文化”、“隋唐人的娱乐”、“隋唐文化的历史地位”等各章,也都鲜明地反映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阐述隋唐人的饮食,可以丰富、发展人们的生活。同时,也使人们受到启发:饮食文化的发展与开放政策直接相关。唐代的开放政策,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东西方各族人民相互联系、相互借鉴、相互促进,共同繁荣了唐代及世界饮食文化,并推动各民族饮食文化的发展。”不言而喻,当前的改革开放,也必然促使中外饮食文化在互相借鉴、互相补充中发展。

西安人早已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就是“重振汉唐雄风”。这个口号的意思是努力建设西安,使古都再次显示其在全国、全世界的重要地位。唐代的长安,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最大的都市,也是全世界最有影响的城市之一。她影响着各国的使臣、商人和留学生,既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中心,也是东方文化的渊源。这正是西安成为今天旅游热点城市的主要原因。因此,正确估计以长安为中心的唐代文化的历史地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作者说:“隋唐文化承前启后,既总结了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文化演进的丰硕成果,又促进了传统文化的基本定型。它博大精深,光彩夺目,是我国文化史上的瑰宝,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珍品。它不仅在古代文化史上占有辉煌的地位,而且迄今仍然具有东方文化的魅力,散发着迷人的芳香。”无庸置疑,这充分说明了作者在编写文化史的同时,密切注意了它和现代文化的关系。

无可讳言,这部文化史也有自己的不足之处。就资料的使用说,有些地方运用的资料还不够典型,或者还需要更全面一些;另外,对个别问题的分析也可以更深入一些。不过,开创性的著作略有疏失,在所难免。瑕不掩瑜,《隋唐文化史》是一部成功的著作。

《隋唐文化史》,赵文润主编。35万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