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艺术唐代碑石与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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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李墓志铭》的有关问题

李(594—669年),本名徐世,降唐后,唐高祖赐其姓李,高宗时,以犯李世民讳,单名为。两《唐书》均有传,对其事迹记载较详。但在其《墓志铭》被发现后,其有关的一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考虑。

籍贯和年龄

关于李的籍贯,《旧唐书》卷67《李传》载:他为“曹州离狐人。隋末,徙居滑州之卫南。”《新唐书》卷93《李传》载:他是“曹州离狐人……客卫南。”二者基本相同。但是《李墓志铭》(以下简称《墓志铭》)见《全唐文补遗》第一辑。三秦出版社1994年出版。载:他是“高平之著族焉。后寓济阴,又居东郡,今为卫南人也。”看来,两《唐书》的《李传》和《墓志铭》的记载有所不同,但认真分析一下,两种记载并无正误之差别。《墓志铭》比两《唐书》多的内容,是“高平之著族”和“后寓济阴”。高平即隋任城(今山东济宁),属于鲁郡(治所在今山东兖州)。济阴郡(治所在今山东定陶西南),即唐的曹州。这是《墓志铭》比两《唐书·李传》所载更详细的地方,勿须多论。关键问题是从东郡迁到卫南,还是从离狐迁到卫南。

隋朝末年,离狐(今山东东明东北)属于东郡(治所在今河南浚县南)。唐初,离狐属于曹州(治所在今山东定陶西),卫南属于滑州(治所在今河南浚县东南)。既然隋末离狐是东郡的一部分,那么,唐人说李是从东郡迁到卫南或者是从离狐迁到卫南,都是可以的。所不同的是说从东郡迁到卫南笼统一些,说从离狐迁到卫南更具体一些,都是正确的。总之,李的籍贯,是由高平到济阴,又到东郡(离狐),最后居于卫南(今河南浚县东南)。正因为如此,《李碑文》中说:“公名,字懋功,滑州卫南人也。”见《昭陵碑石》。

关于李的年龄,《旧唐书,李传》载:他卒于总章二年(669),享年七十六岁,同时,也借他自己的话说:他“年将八十”。《资治通鉴》卷二〇一,总章二年十一月。《新唐书·李传》也认为他卒于总章二年,但说他享年八十六岁,而且也借他临终前的话说:他“年逾八十”。二者孰是孰非,需要研究。

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时,曾专门对此进行考辨,最后得出了“年将八十”的结论。由此可见,李的年龄确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1971年于陕西礼泉出土的墓志铭,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墓志铭》载:李于“总章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春秋七十有六。”《李碑文》也载:“以总章二年十二月三日薨于私第,春秋七十有六。”第二年(咸亨元年)二月,陪葬于昭陵。《墓志铭》和碑文都是在李死后不久所撰,他的家人、同僚都有人在,决不会把他的年龄弄错。再者,他享年八十六岁的记载也很难成立,因为两《唐书》的《李传》都记载他是“大业末”,“年十七”,参加了翟让领导的瓦岗军。《墓志铭》和碑文的记载也基本一致。既然如此,如果说李享年八十六岁,他十七岁时,就不是大业末年而是开皇末年了。由此可见,李享年七十六岁的记载是正确的。

平王世充后的荣誉

武德四年(621)五月,李世民战胜窦建德、王世充,取得洛阳。七月,李世民率部回到长安。在回长安时,李世民及参加这次战役的李享受什么样的荣誉,各种文献的记载有所不同。

《旧唐书·李传》载:李“从太宗平窦建德、降王世充,振旅而还。论功行赏,太宗为上将,为下将,与太宗俱服金甲,乘戎辂,告捷于太庙。”《新唐书·李传》所载相同。根据这些记载,在对王世充、窦建德作战中,李的战功仅次于李世民。参加这次作战的将领很多,如尉迟敬德、史大奈、程知节、秦叔宝、宇文歆等,都是有名的战将,但这些人都未曾提及,惟有李与李世民相提并论。可见,李在这次作战中所发挥的作用是比较突出的。

但是,其他文献却有另一种记载:李世民率部回长安时,“世民被黄金甲,齐王元吉、李世等二十五将从其后,铁骑万匹,前后部鼓吹,俘王世充、窦建德及隋乘舆、御物献于太庙,行饮至之礼以飨之。”《资治通鉴》卷一八九,武德四年七月。司马光说:这样记载的根据是《唐历》。《唐历》为柳芳所撰,柳芳是唐玄宗到唐代宗时人。他为什么要修撰《唐历》呢?

柳芳与韦述在肃宗时同为史官,而且还是好友,他们共同“受诏添修吴兢所撰《国史》,杀青未竟而述亡,芳绪述凡例,勒成《国史》一百三十卷”。这是一部“上自高祖,下止乾元”的系统《国史》,比韦述所修《国史》增加了十七卷。但是,这部史书的缺点不少,由于“安、史乱离,国史散落,编缀所闻,率多缺漏”。以致形成“绝无伦类,取舍非工,不为史氏所称”。在这种情况下,柳芳既不满足于自己的成就,也不掩饰自己的缺点,他继续努力,千方百计地想补其不足之处。例如,肃宗上元年间,他“坐事徙黔中,遇内官高力士亦贬巫州,遇诸途。芳以所疑禁中事,咨于力士。力士说开元、天宝中时政事,芳随口志之。又以《国史》已成,经于奏御,不可复改,乃别撰《唐历》四十卷,以力士所传,载于年历之下”《旧唐书》卷一四九《柳登传》。这就是说,柳芳为了弥补其所修《国史》的不足,在掌握了新的资料以后,又另撰了一部“颇有异闻”《新唐书》卷一三二《柳芳传》。也就是有所创见的《唐历》。

既然《唐历》是根据高力士口述资料所撰,它与两《唐书》所记有所区别是可以理解的。高力士是宦官,他只能根据自己在宫中的所见所闻,口述有关的人和事,他的生活范围不大,所见所闻也很有限,所以《唐历》不可能像根据《实录》、《国史》撰成的《旧唐书》那样,涉及的资料更为广泛。因为,唐初的史馆不仅掌握着已有的各种资料,而且还要政府各部门按时向其报送各种资料。由此可见,编撰《实录》、《国史》的资料是非常充分的。同时,武德和贞观前期的《实录》又是经过太宗过目的。因此,“太宗为上将,为下将”的记载不可能是史官的杜撰,应当是可信的。

当然,这样作出结论还有纯逻辑推理之嫌,如果再加上《墓志铭》的记载,就应当是不可或疑的了。《墓志铭》载:“公(李)载扈麾旆,克清洛,爰洎凯旋,策畴帅。太宗为上将,而公膺下将焉。献捷之辰,特贲金甲,夷夏纵观,莫不荣之。”看来《墓志铭》与《旧唐书·李传》的记载相同,李在对窦建德、王世充作战中的战功卓著是勿庸置疑的了。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资治通鉴》根据《唐历》所撰的内容是否错了。

柳芳撰《唐历》的根据虽然是高力士的所见所闻,但高力士对武德年间的事也不一定知之十分确切或更为全面,所以,柳芳必然要参考其他有关资料。李世民、李对窦建德、王世充作战,李元吉也参加了,李元吉和李世民都是皇子,柳芳把李元吉名列李世民之后,李之前,是顺理成章的。根据《实录》而成的《旧唐书》不提李元吉,是因为在武德九年(626)的玄武门之变中,李元吉站在了李建成一边,是李世民的政敌,李世民又亲自看过《实录》,当然不可能允许李元吉与其同日而语。所以,《实录》中不提李元吉的名字也是很自然的。

再者,根据“世民被黄金甲,齐王元吉、李世等二十五将从其后”的内容,肯定李位在其他诸将之上。就这一点说,《旧唐书》与《资治通鉴》有关这方面的记载是一致的,因为二者都认为李在这次作战中,其战功最为卓著。由于《唐历》在李世民和李之间加上了李元吉,故而就不宜把李和李世民相提并论,使李元吉处于不和谐的地位了。在玄武门之变以后百年之久的柳芳,既然注意到了李元吉的作用,当然不能像唐初李世民那样,把他视为政敌,而只能把其当作皇子。所以,他不再提“太宗为上将,为下将,与太宗俱服金甲”了。但他在李世民、李元吉之后,只提李一人之名,就说明他视李和皇子的地位相当了。由此可见,《旧唐书》与《资治通鉴》关于这一问题的记载,虽然文字上有所差异,但其实际含义是相同的。

李与太宗

李于武德二年(610)降唐,到总章二年(669)去世,共为唐效力五十年。其中为高祖臣七年,为太宗臣二十三年,为高宗臣二十年。在为高祖臣的七年中,如平定刘武周、攻取洛阳等战役,李又为李世民部下,所以,实际上李为太宗臣超过了二十三年。这就是说,李和太宗的关系最值得重视。

总的看来,李对高祖、太宗、高宗三代皇帝,是以不同的代价取得了好感。

武德元年(618)九月,李密对王世充作战失败,决定投奔长安归唐。随李密到长安的魏征,又返山东,劝李降唐。这时,李拥有“东至于海,南至于江,西至汝州,北至魏郡”《旧唐书》卷六十七《李传》。的地盘。他不以这样大的地盘直接降唐,去换取高祖的赏识,而是通过李密将自己的地盘献于高祖,以表示自己对李密的忠心。高祖知道此事,对李大加赞扬,称李为“真忠义之士。乃授黎州总管、上柱国,封莱国公,寻改封于曾,赐姓李氏。”《李墓志铭》。显而易见,李是以忠于其主取信于高祖的。

降唐以后,李随李世民平定刘武周,攻取洛阳,打败刘黑闼,又进攻辅公、击溃突厥,故而被太宗图形于凌烟阁。不难看出,李是以战功取悦于太宗的。太宗说:他是因为以往“甘露(汉宣帝年号)良佐,麟阁著其美;建武(东汉光武帝年号)功臣,云台纪其迹”《旧唐书》卷六十五《长孙无忌传》。故而也对长孙无忌、李等二十四功臣图形于凌烟阁的。这更进一步说明,太宗重视李在于其功。

太宗临终时,把身为宰相的李贬为叠州(今甘肃迭部)都督,李立即动身赴任。贞观二十三年(649)六月,高宗即位,马上就以李为特进、检校洛州刺史、洛阳宫留守。接着,又以李为宰相。后来,高宗又欲以武则天取代王皇后,李也积极支持。所以,高宗又为其写形,并亲笔为序。这就是说,李是以顺从取宠于高宗的。

李因战功卓著而取悦于太宗,但太宗对李并不十分信任,太宗对李只是笼络、利用而已。

《墓志铭》载:太宗“昔尝闲,顾谓公(李)曰:‘万岁之后,属卿以幼孤。’公雪涕致词,因噬指流血。”高宗自己也承认:“朕以绮纨之岁,先朝特以委公。”《旧唐书·李传》也载:“太宗又尝闲宴,顾曰:‘朕将属以幼孤,思之无越卿者。公往不遗于李密,今岂负于朕哉!’雪涕致词,因噬指流血。”根据这些记载,应该是太宗对李非常信任。

其实,事实并非如此。如果全面分析有关这一问题的记载,李与太宗的关系就非常微妙了。

太宗委托李辅佐太子的事,是在贞观十七年(643),到贞观二十三年(649)太宗去世时,太宗对李的态度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贞观二十三年四月,太宗病危,他对太子李治说:“李世才智有余,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于后用为仆射,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五月,太宗贬李为叠州都督。在二十多年的接触中,李深知太宗的为人,善于领会太宗的意图,所以,他受诏后,“不至家而去”。后人胡三省对此事作注道:“史言太宗以机数御李世,世亦以机心而事君。”《资治通鉴》卷一九九,贞观二十三年四月。这真是一针见血的评论。太宗以笼络的手段达到利用李的目的,李以惟命是从的手段取得太宗的欢心。二者互相利用,又互存戒心。

与此同时,太宗对长孙无忌、褚遂良则是非常信任的态度。他“召遂良及长孙无忌入卧内,谓之曰:‘卿等忠烈,简在朕心。昔汉武寄霍光,刘备托葛亮,朕之后事,一以委卿。”另外,又对太子道:“无忌、遂良在,国家之事,汝无忧矣。”《旧唐书》卷八十《褚遂良传》。两相对照,李当然是不被信任者。

李为什么不被信任呢?主要原因,是李在武德九年(626)的玄武门之变中没有支持李世民。当秦王集团的成员长孙无忌、高士廉、侯君集、尉迟敬德等日夜劝李世民诛建成、元吉时,李世民犹豫不决,“问于灵州大都督李靖,靖辞;问于行军总管李世,世辞;世民由是重二人。”《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武德九年六月。这就是说,李靖、李都不愿意参与李世民兄弟之间的萧墙之争。李靖、李是在唐初多次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将军,李世民在关键时刻没有取得他们的支持,当然不会痛快。所谓“由是重二人”,实际上是从此注意这两个人了。

还有另一种记载,李靖、李对太宗说:“大王以功高被疑,靖等请申犬马之力。”《旧唐书》卷六十四《隐太子建成传》。但事实上并不可相信。因李靖、李都没有参加玄武门之变。贞观元年(627),太宗“论功行赏,以玄龄及长孙无忌、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为第一。”《旧唐书》卷六十六《房玄龄传》。这五人中,房玄龄、杜如晦是玄武门之变的密谋策划者,其他三人是赤膊上阵的厮杀者,故而功居第一。这里没有提到李靖、李,更说明他们与玄武门之变无关。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贞观八年(634)李靖因“足疾上表乞骸骨,言辞恳至。”太宗说:“朕观自古以来,身居富贵,能知止足者甚少。不问愚智,莫能自知,才虽不堪,强欲居职,纵有疾病,犹自勉强。公能识达大体,深足可嘉,朕今非直成公雅志,欲以公为一代楷模。”同时,又大加奖励,不久,又赐其“灵寿杖,助足疾也。”《旧唐书》卷六十七《李靖传》。显然这是太宗表示,李靖的退休正合他的心意。反之,太宗的亲信宰相房玄龄要求辞位时,太宗则说:“国家久相任使,一朝忽无良相,如失两手。公若筋力不衰,无烦此让。”《贞观政要》卷二《任贤》。对比看来,太宗希望李靖早日离开显要的地位,无疑是对他不信任的意思。李没有李靖聪明,没有中途退休的表示,所以,太宗在临终前贬他出京,到叠州去,以此来考验李的态度。面对玄武门之变,在太子集团和秦王集团进行决斗、在决定李世民命运的关键时刻,李没有挺身而出,是他不被信任的主要原因。

《墓志铭》中没有涉及这些内容,主要因为《墓志铭》的作用是为李歌功颂德,同时,对至高无上的皇帝更不能揭露其玩弄权术的阴谋。所以,关于李和太宗的关系只能记载君礼臣忠的正面事迹。由此可见,对于《墓志铭》的内容,必须结合文献记载进行全面分析,决不能视刻石的文字就是史事的惟一依据。

李与高宗

太宗在临终前贬李为叠州都督,由于李“不至家而去”,从而取得了高宗的信任。于是,高宗又很快委以重任。《墓志铭》载:“先朝尝图公像于凌烟阁,至是,皇上(高宗)又命写形焉。”不仅如此,高宗还亲笔为序。在《旧唐书·李传》中也有类似的内容:“初,贞观中,太宗以庸特著,尝图其形于凌烟阁,至是,帝又命写形焉,仍亲为之序。”(《新唐书·李传》所载类同)但是,《墓志铭》有高宗为序的全文,两《唐书》《李传》则无,这是《墓志铭》特别值得重视的地方。高宗在序中,把李对唐的作用比作战国时“吴起佐魏”、“乐毅归燕”,对李大加赞扬。同时,还和古代的功臣比较说:“昔者西汉功臣,图形麒阁,东京(东汉)列将,缋范云台。语事可俦,校恩弥远。”显而易见,高宗认为,和古人相比,李再次被图形是名正言顺的。

对功臣图形,开始于西汉宣帝。史载:“甘露三年(前51年),单于始入朝。上(汉宣帝)思股肱之美,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被图画的人是霍光、张安世、韩增、赵充国、魏相、丙吉、杜延年、刘德、梁丘贺、萧望之、苏武等十一人。这些人,“皆有功德,知名当世,是以表而扬之,明著中兴辅佐,列于方叔、召虎、仲山甫(三人皆周宣王之臣)焉。”《汉书》卷五十四《苏武传》。从此,就开创了图形功臣于麟阁或麒阁的先例。唐初,高祖曾对唐俭图形于麟阁,太宗又对长孙无忌等二十四人图表于凌烟阁,这都是皇帝对功臣的表彰。不过,从汉宣帝到唐太宗,虽然都以图形的方式对功臣进行表彰,但都没有为图形作序。在这方面,高宗又开创了先例。同时,汉宣帝一次图形了十一人,唐太宗一次图形了二十四人,而唐高祖则图形了唐俭,唐高宗图形了李。这说明唐俭和李是独受皇帝青睐的。另外,在李死后,高宗还为其亲制碑文,许其陪葬昭陵。总之,高宗为李单独图形并作序,又为其亲制碑文,充分说明李是极其受宠于高宗的。

李为什么特别受高宗所宠呢?

高宗在自制的《李碑文》中说:使李陪葬昭陵。“所筑之坟,一准卫霍故事,象乌德山及阴山、铁山等以旌破北狄东夷之功焉。”其实,这只是李受宠的表面现象。李对突厥和到辽东作战,主要是在贞观年间,太宗并没有因为他战功卓著而对其信任,高宗为什么会因其对父辈有功而对其进行表彰呢!看来,这不应当是受宠于高宗的主要原因。

李为高宗所宠的主要原因,首先,是他经过了太宗贬他出京,他毫不犹豫,立即动身赴任的考验,从而取得了高宗的信任。其次,是高宗在废立皇后的问题上得到了李的支持。永徽六年(655),高宗欲以武则天取代王皇后,在九月的一天,高宗召长孙无忌、李、褚遂良、于志宁入内殿,商议此事。长孙无忌、褚遂良坚决反对,于志宁不敢发言,李借口有病不去参加。第二日,李单独入见高宗,待高宗问起他关于更换皇后的事时,他胸有成竹地答道:“此乃陛下家事,不合问外人!”他把褚遂良所谓的“违先帝之命”《旧唐书》卷八十《褚遂良传》。解释为皇帝的家务事。这样,就从理论上支持了高宗,使高宗不再背“违先帝之命”的罪名。从另一方面说,他的言外之意也是指责长孙无忌、褚遂良在干涉皇帝的家事。于是,这就坚定了高宗更换皇后的决心。

自此以后,武则天对长孙无忌、褚遂良恨之入骨,千方百计致其于死地。反之,李则日益受宠有加。乾封初(666),特命李与公开支持武则天的许敬宗一样,“每朝日各乘小马入禁门至内省。”《旧唐书》卷八十二《许敬宗传》。高宗去世后,光宅元年(684),武则天又使“配享高宗庙庭。”《旧唐书》卷六十七《李传》。由此看来,李对武则天的态度是他受宠于高宗更为重要的原因。

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又进一步证明,研究碑石所载,必须和文献资料紧密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