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听说，他一天之内向寄住家的两位小姐求了爱，当姐妹俩交流这一甜蜜的消息时，一下就把他揭穿，于是下了逐客令，这个人就此在喀山城消失了。
关于爱存在的意义一直是困扰我的难题，最终我才算弄清我要问题目是什么：“爱有什么作用？”
我从书本中看到的以及与周围的进步人士交往获得的，和真正的更现实生活是多么的不同呀。
一方面是关于人类友好、仁爱的教育，另一方面却是为了一点点个人利益而头破血流的战争，在我面前展示的都是自私、凶残的人类本性。
在那些车夫工人官员的浩浩洪流之中，那些我所尊敬的知识分子们是多么的曲高和寡呀。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遵循着另一套生活准则，他们卑贱、贪婪、自私、狭隘，在这个大军面前，知识分子的力量太涉小，太不堪一击了。他们的努力只能是徒劳。
现实生活窒息着我，快要闷死了。什么博爱、仁慈，嘴上说昨漂亮话而已。事实上，我自个儿也染上了一些社会恶习。
生活是多么的艰难呀。
一天，兽医拉甫济夫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依我看，应该放纵人残酷的一面，直到让它感到疲倦，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像这个该死的秋天一样，人见人厌的局面。
那年秋天来得特早，秋雨绵绵，气温急剧下降，瘟疫闯入了这个城市。自杀事件时有发生。拉甫洛夫因患水肿病自杀了。
兽医的房东美德尼柯夫裁缝在给他送葬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给牲口治了一辈子病，自己却像牲口似的死了。”
这位房东是个性情极为随和的人，他面目清秀可以全文背育圣母赞美诗，擅于打人：用系着三根皮条的鞭子打了七岁的女儿和十一岁的儿子，以及孩子们的妈妈的腿肚子。
我们还是来听一听他裁缝铺里的工人对他这个老板的评价吧：“我最怕的就是我们老板这种敬神的慈善人。野蛮人一眼就看得出来，给人点儿心理准备。可是表面上慈眉善目的这种人，看上去不露声色，在你最无防备之时，像条打埋伏的青蛇，冷不丁给你一口，太厉害了……”说话人是个整日愁眉不展的罗圈腿，外号叫做顿卡老翁，他自个儿就很会来事，既友善又圆滑，尤善拍马屁，哄老板喜欢。
他的话绝对可信。
说实在的，我不怎么敢恭维这群识时务之人，他们适应性很强，就像苔藓生长的石头上一样，照旧可以使上质疏松而开花结果。尤其是他们墙头草一般的圆滑和见风使舵的精神，让人不得不望尘莫及，那滋味儿就像一区病马陷入了牛虻的围攻之中，难受的无以言传。
那次我从尼基弗勒厅那儿出来，有过类似的想法。
十月天，秋风吼叫着，一幅凄风苦雨的街景，昏沉沉的天空仿佛动着，我看到一个妓女拖着一个酒鬼在街上艰难地走着，妓女拽着他的胳膊，酒鬼的心境相当难过，他咕哝几句就哭起来了，妓女疲惫地说：“哎。你的命……”我自个儿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觉得：“我就像被什么人拖到了一个阴暗的角落，让我饱览了大千世界的假、恶、丑。我受够了。”
我当时想的就是这个意思，话可能很对。
就要这个悲凉之夜，我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我感到心身疲乏，心情沮丧。也就是从这一天起。我开始轻视自个儿，瞧不起自个儿，对自个儿漠不关心了。
任何人都是一个矛盾结合体，无论语言、行动，特另是感情上的矛盾，会使人陷入苦恼。我的苦恼于是更加沉重了，我身上特有的矛盾使我对许我事物充满好奇，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像只陀螺一样飞快地从女人、书籍、工人、大学之间转来转去，终于一无所获，一无所成。
亚柯夫得病凶，我去看他，但晚了。医院里一个歪嘴胖护士，长着一对鲜红耳朵的，轻描淡写地告诉我：“他已经死了。”
他见我傻愣愣地站着不动，就发怒了：
“嘿。你干什么。”
我也被惹恼了：
“你这个蠢猪。”
“尼古拉。赶走他。”
叫尼古拉的那个人正在擦个铜棍子，他听到命令大叫一卢，用铜棍子打在我的后背上，我冲上去抱住他，把他拖到了医院大门口外的水坑里。他好像一点儿也不在意，老老实实在水坑里坐了片刻，站起来叫着：“呸。你这个疯狗。”
我没理他，径直来到捷尔查文公园，坐在诗人的铜像旁，一心想干件坏事，好让人们冲上来打我，我也可以好打一回。
可是没有机会，尽管今天周日，公园里仍然是空旷无人，甚至连个人影都找不见，只有怒吼的狂风扫着飘零的落叶，路灯杆上的广告随风飞舞着。
黄昏时分，天空逐渐阴暗，风更大、天更凉了。我注视着诗人巨大的青像，心中暗想：亚柯夫死的多么可怜呀。一个无依无靠、无牵无挂的光棍汉，生前那么疯狂地反对上帝，死时和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两亲，一样的无声无息，一样的飘然而逝。我为他的死而惋惜。
“尼古拉这个王八蛋，他本该和我好好地打一场架，要不他是叫警察把我抓了也好呀……”我去找鲁伯佐夫，他正在小桌旁补衣服。
“亚柯夫死了。”
老头又开始发牢骚：
“老弟呀。这就是咱们的命。咱们都快归天了。亚柯夫死了，我们这儿一个个光棍也要死了，他被宪兵逮了。他还是古利给我介绍的呢。人很聪明，和大学生们过从甚密。哎。你听说大学生闹学潮的事了吗？是不是真的？你给我缝一下吧。我真是老眼昏花了……”他把衣服递给我，背着手走来走去，不时的咳嗽着，嘴里嘟嘟囔囔：“一会儿这儿，一会儿那儿，刚有点儿亮光，就被扑灭了，日子更加昏暗。这个可恶的城市。趁伏尔加河没有上冻，我得离开这儿了。”
——他停下来，搔搔头皮自言自语：
“往哪儿去呀？俄罗斯我差不多都走遍了，结果只是把自己弄得心力交瘁而已。”
他吐口唾沫接着说：
“哼。这算什么生活在呀。活来活去也没活出点什么来……”他在门口站了会儿，像是驻足倾听。然后大步起向我，在桌边坐下：“我的列克塞·马克西美奇，你听我说：亚柯夫耗费一生的精力去反对上帝，让我说上帝也好、沙皇也好都不是好东西。但是要反对上帝和沙皇，老百姓们自个儿也得自省一下，改变自个儿卑琐的生活，这是唯一的出路。可惜呵，我力不从心了，又老又病，不中用了。老弟。缝好了吗？谢谢……我们去馆子喝杯茶好吗？”路上，他搭着我的肩，在黑暗中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行，他低语着：“记住，老弟。老百性已经忍到头了，总有一天会爆发的，把这个世界砸烂，彻底改变我们无聊的生活。忍耐已经到了极限……”走到半路我们正碰上水碰上水兵包车到妓院，阿拉甫佐夫工厂的纺织工人们护着妓院大门。
“一到放假，这儿就有人打架。”鲁伯佐夫眉飞色舞地说。
他一看那些工人是他的老伙计们，就摘掉眼镜，去参战了，一面鼓动性叫喊：“我们要战斗到底。掐死这些懒蛤螅打死这群小鳟鱼。哈哈哈。”
这个老头显现出怎样的激越与狂热呀。看上去有点滑稽。
他冲入水兵队伍，用肩膀抵挡着雨点般的拳头，自个儿也战功赫赫，把水兵撞得仰八叉。
这场战争倒不如说是一场快乐的嬉戏，工人们毫不惧怕，他们信心十足，勇气十足，他们有的是力量。工人们被蜂拥而至的人群挤到大门上，门板发出吱吱呀呀的中央委员声，人们乱哄哄地喊着：打那个光头官儿。”
还有俩人爬上屋顶在屋顶欢快地唱起来：我们不是扒手不是强盗我们是坐船打鱼的。
警笛嘟嘟嘟地响起来了，黑暗中到处闪动着警察制服上的铜扣，脚下踏着呢泞的土地。
我们的鱼网撒向岸边去商店、货栈和仓库……“住手。别打躺下的人了……”
“老爷子。当心呀。”
我和鲁伯佐夫待五个人被捕，要带我们去警察局，深秋的夜色中俏皮的歌声在为我们送行：哈哈，捕到四十尾鱼正够做件鱼皮衣鲁伯佐夫赞扬着伏尔加河上的们，他情绪激昂，不停地擤鼻子、吐唾沫，还提示我：“你快逃吧。有机会就逃。”
我瞅准机会跳过一道道矮墙甩掉了高个水兵逃掉了，可是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这个活泼、可爱、热忱的老头了。
朋友们一个个离我而去，我的生活更加空虚、无聊了。大学生们真的开始闹学潮了，可是我既不明白学潮的动机，也不理解学潮的意义，只看到他们狂热的投入工作。并没有意识到这场斗争的残酷或悲哀。
我最强烈的愿望就是像大学生一样享有读书的权力。如果现在允许我读书，可是每周日必须在尼古拉也夫广场挨顿打作为代价，我想我完全可以接受。
有一天我到塞米诺夫面包坊去，那里的工人居然想到学校里去打学生们。
“咱们用秤砣打他们。”其中一个恶狠狠地说。
我极力阻挠他们的行动，最后都要打起来了。可是我这样做似乎并不是有意要维护大学生，我甚至找不出什么理由替他们辩护。
我垂头丧气，十分落魄地从面包坊的地下室艰难地走出来，伤心欲绝。
我苦闷到了极点，晚上来到卡班河岸，随手向流水中投着石子儿，投石问路，如果真能找出一条路来也好呀。脑海里充斥着一个问题：“我怎么么办？”
没有答案，为了分散注意力，我开始学拉提琴。于是面包店里多了一个故事，每天夜里更人和老鼠不再有安生的日子过了。我对音乐极为偏爱，因而学起来十分狂热，可是偏偏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
有一天晚上，我的在戏院队供职的提琴老师趁我出去的当儿，私自打开了我没上锁的钱匣，我的钱装满他的口袋。这时，我回来了，他从容地把他刮得发青的脸伸给我，说：“打吧。”
泪水沿着他呆滞的脸颊流下来，两片嘴颤抖着。
我真想揍他一顿，怎么可以做出这等下贱事来。我强压怒火，握紧的拳头放在屁股底下，命他把钱放回原处。这个蠢货临走突然高声叫道：“给我十个卢布吧。可以吗？”
琴师和钱一起走了，学琴的事就此告吹。
这一年的十二月份我已下了自杀的决心。
为了说明我自杀的原因，我专门写了一篇叫作《马卡生活事变》的文章。文章写的极不成功，内容缺乏真实性，不过也许正是这一点形成了文章的价值。里面描写的事件是客观存在的，但好像这一切与我毫无干系。哎，不管怎么说，我对自己有一点还算满意：一定程度我能把握自个儿了。
我的自杀居然和我的文章一样拙劣，那只旧手枪并没有穿透我的心脏，而是穿过了另一个部位：肺。这样一来，仅仅一个月的工夫，我就羞惭地返回面包坊的岗位上了。
我干了没有多久。在三月底的一天夜里，我在女店员的房间见到了一个熟悉的人：霍霍尔。他在窗边坐着，嘴上吸着粗大的纸烟，眼睛望着面前的烟雾。
“您有空儿吗？”他说话单刀直入，连客套话都没有。
“二十分钟吧。”
“那么，请坐。让我们谈一谈。”
他还和以前一样，一幅哥萨克人的打扮，金黄色的耀眼的长胡子飘垂在宽阔的胸前，任性固执的脑门下齐齐的短发，脚下那双农民靴子民出难闻的臭胶皮味。
“哎。您想不想到我那儿去？我现在住克拉斯诺维多渥村，顺伏尔加河去大约四十五公里，我开了一间小杂货店，您可以帮我卖卖货，放心。您有足够的时间看我的好书，好吗？”
“好吧。”
“真爽快。那么请您周五早上六点到库尔巴拖夫码头，问从我们村来的船，船家是瓦西里·藩可夫。嗨。其实用不着您费神，我会在那儿等候您的。再见。”
他迅速结束了我他的谈话，一面伸出大手和我告别，一面取出他那块笨拙的银表说：“我他只谈了六分钟。对了。我叫米哈依·安东罗夫。姓罗马斯。”
他迈开大步，甩着膀子，头也不回地走了。
两天之后，我去赴约。
那时，伏尔加河刚刚解冻，混浊的河面上飘着数不清不堪一击的冰块儿。船地穿行在这些冰块间，冰块被撞得四分五裂。浪花随风旋舞，玻璃似的冰块反射着太阳的光芒。船乘风而行，船上载着许多货物：木桶、袋子、箱子。
舵手藩可是个好打扮的年轻农民，羊皮上农上绣着美丽的花纹。他看上去挺平和，眼神有点冷漠，不爱说话，又不大像农民，他的雇员库尔什金倒是个地道的农民。
库尔什金衣冠不整，首如飞篷，破大衣，腰里系一根绳子，头顶破神父帽，外加一脸的伤痕。他的撑船技艺并不高明，一边用长篙拨着冰块，一边咒骂：“去一边去……往哪儿滚……”我和洛马斯并肩坐在箱子上，他低声说：“农民都痛恨我，特别是富农。我恐怕会连累你的。”
库尔什金放下长稿，扭过那张青一块紫一块的脸说：“你说的没错，他们最恨你。神父也最烦你。”
“的确如此。”潘可夫又加以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