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中东，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埃及。这不仅因为埃及是人类古代文明的一个发祥地，而且也是现代中东格局中一个具有突出地位和特殊风格的重要国家。
埃及，北临地中海，东濒红海，东北与巴勒斯坦、以色列相连，西与利比亚为邻，南与苏丹接壤。它地跨亚非两大洲，处于中东的心脏地区，既是亚洲、非洲和欧洲三大洲的连结点，也是东方和西方的交汇处。埃及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加上苏伊士运河这条通道，使它成为了“世界的中心和各国的磁石”。
埃及，无论是在中东，还是在非洲，都是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大国。它对中东地区的政治发展和社会变革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在非洲也有重大影响。
埃及，在阿拉伯世界更是一支极重要的力量，它不仅处在连接阿拉伯东方（马什里克）和阿拉伯西方（马格里布）的中心，而且人口最多，经济较发展，长期以来在反对外来侵略和促进阿拉伯国家的民族解放和政治独立中作出过积极的贡献。
埃及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传统。尼罗河从南向北畅通无阻地流经它的大地，成为埃及文明延续和发展的源泉。杰出的埃及地理学家卡迈勒·哈姆丹认为，埃及是用两条腿站起来的国家：尼罗河代表它的内在力量，而处于世界几个大陆交汇点的地理位置则代表了它的外部力量。因此，自古以来埃及就有这样一句名言：“埃及是尼罗河的礼物”，可以说名副其实。
正是这些因素使埃及成为了世界列强激烈争夺之地，给埃及人民带来了数不尽的苦难，但也考验和锻炼了埃及人民的意志，铸造了埃及的个性。
古老的埃及，先后被波斯帝国、希腊亚历山大大帝和罗马帝国统治过。642年，由于阿拉伯帝国的征服，伊斯兰教开始在埃及扎根，并从此得以发扬光大。
11世纪到13世纪，欧洲国家组织了一次又一次十字军东征，向中东扩张，也一再入侵埃及，但遭到了埃及人民的奋勇抵抗。
从1517年起，埃及被纳入奥斯曼帝国的版图，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奥斯曼帝国的崩溃。在此期间，欧洲殖民主义为了打开“通向东方国家的门户”，数次大举入侵埃及，因瓜分而引起冲突。18世纪末期，英国殖民势力已经渗入埃及。1798年拿破仑率领远征军侵入埃及，企图替代英国的地位，但在埃及人民的顽强抵抗下，他失败了。
1869年法国冒险家勒塞普在埃及开通了苏伊士运河。为了维护大英帝国在中东的利益，1882年英国借口镇压埃及军官起义，出兵占领了整个埃及，控制了苏伊士运河。此时埃及名义上属奥斯曼帝国，实际上已完全受英国控制，成为了“日不落帝国”的一个重要据点。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英国宣布埃及为英国的保护国，并派高级专员治理埃及。英国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埃及民族主义力量的崛起。1918年，以萨阿德·扎格鲁勒为首的民族主义政党——华夫脱党（阿拉伯文，意为“代表团”）要求脱离英国而独立。经过4年的英勇抗争和艰苦谈判，1922年2月28日英国政府被迫承认埃及为“独立王国”。然而，英国的势力仍然笼罩着埃及，对埃及的交通（包括苏伊士运河）、国防和治外法权等主要事务仍享有广泛的权力。1936年英国政府诱迫埃及签订了为期20年的不平等的《英埃同盟条约》，该条约规定了许多奴役性的条款，其中包括继续维持对埃及的军事占领，对埃及外交政策的限制，不许埃及在外交上采取所谓“与同盟相抵触的立场”。
埃及人民一直反对这个条约，他们为废除这个不平等条约，争取国家的完全独立进行了如火如荼的斗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要求“英国军队滚出埃及去”的呼声更加高涨。1946年初，开罗等大城市发生了大规模的反英示威，游行群众遭到了反动当局的血腥镇压。顿时争取独立的呼声响彻埃及上空，全国陷于瘫痪，反对英国占领和亲帝国主义封建王朝的斗争更加强烈。为了缓和群众激昂的情绪，英国军队被迫从开罗等地撤到苏伊士运河区。
埃及人民的斗争继续在发展。1948年在巴勒斯坦因联合国的分治决议而宣布成立了以色列国。埃及、约旦、叙利亚、伊拉克和黎巴嫩联合出兵巴勒斯坦，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战争的结果是除了约旦占有东耶路撒冷、约旦河两岸和埃及占有加沙地带以外，巴勒斯坦其余地区皆被以色列占领，从而引起多数阿拉伯国家的政治风潮。亲英的埃及王室为挽救其即将崩溃的命运，在1952年1月血腥镇压群众运动以后的短短5个月内，更换了5届内阁。在这种形势下，1952年7月23日，以阿卜杜勒·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领导推翻了腐朽的法鲁克王朝，从而结束了埃及屈辱、苦难的过去，开启了埃及政治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纪元。
1953年6月，埃及宣布成立共和国，为埃及人民的反帝反殖斗争开辟了新的道路。1954年10月，英国政府被迫同埃及新政府签订了关于苏伊士运河基地的协议，同意废除1936年签订的《英埃同盟条约》，并将其军队在1956年6月18日以前分阶段撤出埃及。1956年6月13日，英国政府终于无可奈何地把在苏伊士运河上空飘扬了78年的大英帝国国旗降下，懊丧地撤走了在埃及国土上的最后一个士兵。7月，纳赛尔总统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从此，苏伊士运河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苏伊士运河上空永远骄傲地飘扬着埃及的旗帜。
但是，英、法、美等西方国家并不甘心。他们又以“运河国际化”和埃及与苏联进行军火交易为借口，对埃及施加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种种压力，包括撤回他们融资修建拟议中的阿斯旺水坝的许诺，妄图迫使埃及政府放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决定。
埃及人民没有屈服于帝国主义的高压。1956年10月29日，英法两国政府联合以色列发动了侵埃战争。埃及人民在纳赛尔总统的领导下，进行了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它不但沉重地打击了英法入侵者的嚣张气焰，而且极大地提高了埃及在阿拉伯世界以及整个国际舞台上的地位。纳赛尔成了阿拉伯世界的民族英雄，他的名字成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象征，从而有力地促进了阿拉伯民族的觉醒和复兴。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在中东逐步取代了英国和法国的势力。中东地区演变成为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的一个焦点，埃及亦成为了这两个超级大国在中东争夺的一个重点。
美国为了确立自己在中东的主导地位，在支持以色列的同时，也极力拉拢埃及等阿拉伯国家，拼凑军事集团，以抵御苏联势力的南下和由埃及革命所激起的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但是纳赛尔在革命后，特别是1955年4月参加了万隆亚非会议以后，积极提倡中立，反对参加任何主要权力集团的不结盟思想，强烈反对伊拉克参加英美两国倡议的《巴格达条约》，为埃及指明了一条摆脱国际强权和霸权主义束缚与压制，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利益，开展独立自主外交的最明智的途径。
但是，1955年2月先后发生了伊拉克参加《巴格达条约》和以色列对加沙的入侵两个事件。这引起了纳赛尔的巨大不安和高度警惕。为此，纳赛尔决心筹建与之相对抗的同盟，加强与叙利亚、沙特阿拉伯等国家的合作，并重整军备，对付以色列的军事挑衅。正是在这种气氛之中，纳赛尔采取了带动后来许多其他事件的措施：他要求美国人支援军火。因为在革命后的最初几年里，纳赛尔认为美国能够在中东发挥一种有益的、建设性的作用，也能够帮助埃及对英国施加压力，使之撤出它的占领军。但是美国政府不但拒绝了埃及购买武器的要求，而且还以终止援建阿斯旺水坝的谈判相要挟，以阻止埃及同苏联洽商军火交易。
武器交易使中东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埃及从苏联购买武器的决定打破了西方对武器的垄断，但也使苏联的势力得以进入埃及，并把埃及作为它与美国争夺中东的一支主要力量和一个可靠的基地。而且在纳赛尔以后的执政年月里，在中东基本上形成了以苏联、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等阿拉伯国家为一方，美国、以色列、土耳其、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家为另一方的战略对抗的态势。因此，出于现实的政治需要，严格地说，纳赛尔的不结盟思想与实践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当然，在大国的争夺下，虽然纳赛尔陷进了苏联的罗网，难以摆脱，但他还是努力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拒绝与美国结盟和充当苏联的卫星国，维护了埃及的民族尊严和民族利益。这也是纳赛尔之所以得到埃及和阿拉伯世界人民普遍拥护和爱戴的原因之一。
同时，纳赛尔始终把埃及同阿拉伯世界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重视埃及与伊斯兰世界的联系，促进与非洲国家的团结和合作。纳赛尔的这种对外政策是他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及其“三个圈子”理论在国际事务中的具体体现。他在1953年发表的《革命哲学》一书中对此有明确的阐述，他指出，阿拉伯、伊斯兰和非洲三个圈子是埃及活动的天然范围。特别是其中的阿拉伯圈子是这些圈子中最重要的，也是与埃及关系最密切的圈子。所以，他认为，正是埃及这种永恒的地理和历史因素决定埃及在阿拉伯世界中的核心和领导作用。
基于这种理论，纳赛尔不仅在打击帝国主义，维护埃及本国的政治独立和民族利益的斗争中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和胜利，而且为支持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民族解放，传播阿拉伯民族主义和追求阿拉伯统一的实践而殚思竭虑，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即使在1967年“六五”战争失败以后，他也仍在关注和维护阿拉伯国家的团结，直到他去世前夕，还在努力调解约旦国王侯赛因与巴解组织之间发生的流血冲突。虽然在促进阿拉伯统一的过程中，纳赛尔也有过不成功的实践，犯过一些错误，如1958年2月同叙利亚合并，成立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简称“阿联”），仅维持了三年半；1962年10月又出兵也门，支持新生的共和政权，陷入也门内战，以致国力大损。但是纳赛尔为实现阿拉伯国家的团结和统一，以及维护阿拉伯民族利益所作出的不懈努力永远铭记在埃及和阿拉伯各国人民的心中。他的“三个圈子”的理论至今仍是埃及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1970年9月28日纳赛尔猝然去世。苏联伙同美国制造中东“不战不和”的局面，使埃及经济濒临崩溃，民生凋敝。萨达特继任总统后，决心摆脱苏联的控制，并通过“以战迫和”，改变埃及所处的内外交困、举步维艰的处境。萨达特领导埃及人民进行的这两场斗争在埃及和中东的历史上都是影响深远的大事；前者为第三世界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树立了榜样，后者显示了阿拉伯民族团结一致所形成的强大力量，特别是十月战争期间阿拉伯产油国的石油斗争沉重地打击了美国一贯袒护和支持以色列的政策，为和平解决中东问题奠定了基础。
1978年9月，在美国的参与下，埃及同以色列签订了戴维营协议。1979年3月，又在美国支持下，签订了埃以和约。1980年2月，埃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互派大使。经过三十多年持续的战争和战争威胁后，萨达特打开了同以色列和平谈判解决中东问题的大门，其历史性的功绩不可抹煞。但埃及曾为此付出了重大的代价，遭到了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制裁，被逐出了“阿盟”。萨达特总统本人也因此被国内的伊斯兰极端分子所枪杀。
1981年10月，穆巴拉克在国内政局剧烈动荡中就任总统。穆巴拉克在稳定国内政局的同时，逐步调整了对外政策，开展全方位的和平外交，特别是强调埃及的“阿拉伯属性”，着重改善同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关系，以摆脱埃及的孤立处境。
经过不懈的努力，1989年5月埃及重返“阿盟”。而且由于穆巴拉克积极主张通过和平谈判，政治解决中东问题，以和平、灵活和务实的外交政策为埃及树立了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形象。
在海湾战争中，埃及采取坚决反对伊拉克吞并科威特的立场。这不仅进一步改善和加强了埃及同美国等西方国家和沙特阿拉伯、叙利亚等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而且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获益匪浅。但是，埃及政府同样也反对干涉伊拉克的内部事务，积极推动国际社会尽快全面或有限地取消对伊制裁，尤其反对美英对伊拉克继续不断地进行军事打击和发动伊拉克战争。另外，在与以色列继续保持“特殊关系”的情况下，埃及始终是坚持不懈地为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的向前发展发挥自己的重要作用。
埃及同阿拉伯国家的重新接近，既是双方在新形势下的需要，也是埃及这个国家在阿拉伯世界和中东政治中的地位及其军事、经济和文化科技实力所决定的。阿拉伯世界缺少不了埃及，而埃及也离不开阿拉伯世界，正如穆巴拉克总统所说，“不管发生什么，阿拉伯人没有埃及难以办事，埃及没有阿拉伯人也难以办事。”
因此，穆巴拉克执政以来，埃及虽然重视开展同大国的外交，继续保持同美国的“特殊关系”，逐渐缓和同苏联的关系，并注意加强同西欧国家和日本的关系，但其重点却始终是与其战略利益联系最紧密的阿拉伯、伊斯兰和非洲这三个圈子。特别是为恢复阿拉伯国家的团结和建立彼此的信任，支持“阿盟”成为一个强大和统一的阿拉伯集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在经济上一再提倡成立“阿拉伯共同市场”，以实现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团结合作和共同发展。
至2004年，埃及自共和国诞生以来，已经历了51个春秋。在这段时间里，无论是纳赛尔、萨达特，还是穆巴拉克，都为埃及的政治独立、经济发展和民族复兴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不仅促进了埃及国内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推动了埃及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而且对整个阿拉伯世界和中东地区的事态发展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有时甚至是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研究埃及与中东的关系，对进一步加深了解埃及和中东地区的现代历史及其发展，以及埃及在中东地区所处的地位及其作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如果本书能在这方面对读者有一些参考价值，对有关埃及和中东地区问题的研究能起到某种承上启下的作用，这就达到了编写此书的目的。
本书作者均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东语系的教师，他们在吸取了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中国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多年教学与研究中的积累编写此书。在编写中力求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忠实于事实，作出一些客观的分析和评价，并尽可能使本书深入浅出，富有新意。全书共分7章，其中前言和第3、4章由陈建民执笔，第1章由王锁劳执笔，第2、7章由安维华执笔，第5章由吴强执笔，第6章由吴冰冰执笔，陈垦为部分章节翻译、收集了资料。全书最后由陈建民执笔修改、统编定稿。
由于本书为集体创作，有些地方各执笔人从不同角度对同一事件进行分析难免会有重复之处，而且限于水平和资料，疏漏和谬误之处一定难免，恳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得到国家教委“九五”博士点基金的资助，以及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领导的关怀和支持。谨在此表示感谢！
编者
2004年4月25日
§§第一章 埃及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