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0月13日，穆巴拉克当选为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是十月战争的英雄，早在1975年4月15日即被萨达特破格提升为副总统。在辅佐萨达特治理国家的6年当中，穆巴拉克逐渐由一名军人变成了一位有自我政策主张的政治家。他与萨达特有许多共同的想法，但也不乏意见分歧。萨达特在世时，他只能遵循萨达特的意见办事。萨达特去世后，他的独特个性才得以全面展现。
一、穆巴拉克三连任与政治变革
穆巴拉克任总统以来，根据1980年5月22日全民公决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允许总统可以连选和连任多届的规定，他至今已经连任了三届。1987年10月5日第一次连任，在全民公决中获得97.1%的赞成票。1993年10月4日他第二次连任，获得96.3%的赞成票。1999年9月26日他第三次连任，获得93.79%的赞成票。到2005年穆巴拉克第四个任期结束，他将成为埃及近现代史上任职时间仅次于穆罕默德·阿里的最高统治者。
在此期间，他坚决主张和坚持执行对外全方位的开放政策，极力改善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实行阿拉伯国家团结的政策，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同时，穆巴拉克是在国家面临危亡的时刻担当重任的，但他以卓越的政治意识和很强的治国能力，通过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扩大政治民主，提高国民素质，使国家在稳定中得以发展，改变了国家积弱濒危之势，大大地增强了国家的综合实力。
（一）继续推进民主化，不断完善议会选举制度
萨达特抛弃了纳赛尔时代的一党制，恢复了多党制，使埃及的政治生活拥有了一定的民主色彩。但是萨达特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早已习惯了独裁专断的处事风格，他很难适应他自己倡导和标榜的民主生活，容不得反对党的批评和舆论的指责。萨达特对作家艾哈迈德·巴哈乌丁说：“阿卜杜·纳赛尔和我是最后的法老，阿卜杜·纳赛尔和我不需要法律条文。我们制定的法律条文是给我们之后的人准备的，那些人将成为需要法律条文的平凡领袖……”1981年9月3日，萨达特在生前一个月下令逮捕了1536名反对派人士，使埃及变成了一座大监狱，沉重打击了处于襁褓之中的埃及民主制度，破坏了他自己在国内外多年树立起来的民主形象。
穆巴拉克担任总统后，着手纠正萨达特的错误做法，树立自己尊重民主和法制的形象。他于1981年11月25日释放了被萨达特9月逮捕行动中关押的31位著名反对派人士，包括新华夫脱党主席福阿德·萨拉杰丁、原《金字塔报》主编穆罕默德·哈桑尼·海卡尔和穆斯林兄弟会总指导欧麦尔·特勒麦萨尼等人。穆巴拉克在总统府亲自接见他们，语重心长地说：“我开诚布公地同你们谈话，我们想揭开新的一页……不去谈过去那些无休止的恩恩怨怨，我们必须向前看，以便我们大家一起负起国家在前进道路上所面临的问题的责任。”
穆巴拉克重视反对党存在的价值，允许反对党开展合法活动。1983年9月3日，新华夫脱党最高机构宣布重新恢复活动，同年12月中旬，最高行政法院批准新华夫脱党拥有合法存在的权利，允许其党报《华夫脱报》再次出版发行。穆巴拉克耐心听取反对党对政府提出的批评意见，经常邀请反对党报刊主编与总统一起乘专机外出采访。穆巴拉克对反对派人士强调指出：“你们的监督是有目的的监督，我们需要正常的民主，不是那种挑逗式的民主和充满火药味的民主。”
在恢复反对党活动的基础上，穆巴拉克决定在1984年5月27日举行三十多年来首次“自由、公正和真诚”的人民议会选举，以便把他的政府建立在所谓“真正民主”的基础上。在此之前，官方于1983年8月公布了第114号法律，即新选举法。其第5条规定选民对每个政党的候选人名单投票，不允许无党派人士参加竞选。其第17条规定任何政党需要至少获得全部选票的8%，才能在人民议会拥有代表席位。这些规定显然有利于以穆巴拉克为主席的执政的民族民主党，不利于那些较小的反对党，反映了穆巴拉克政府既希望反对党参政，又害怕它们过于强大从而威胁执政党统治地位的矛盾心理。
新华夫脱党为了在议会中赢得席位，不得不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穆斯林兄弟会组成竞选联盟，结果获得了全部选票的15.1%，赢得了全部458个席位中的59席。工党、集团党和自由党因没有组成竞选联盟，所获选票均未能达到8%的限额，因而没有得到任何议席。执政的民族民主党获得了全部选票的72.9%，总共得到389席，在人民议会中占有绝对优势，确保了穆巴拉克政府所需要的合法和稳定的统治基础。
然而，埃及最高宪法法院于1986年12月通过决议，裁定1984年议会大选违反了宪法，因为那次选举不允许无党派人士参选。穆巴拉克面临着是否解散议会和重新大选的难题。重新大选，必须保证民族民主党获得至少2/3的议会席位，以便使穆巴拉克能够从议会得到蝉联总统提名所需要的足够票数。穆巴拉克尊重最高宪法法院的裁决，于1987年2月12日举行全民公决，根据公决的结果解散了存在还不满五年的人民议会。
随后穆巴拉克政府修改了1983年选举法，在全部458个席位中为无党派候选人安排了48席。1987年4月6日，全国举行新一届人民议会选举。工党和自由党吸取1984年选举未获一席的教训，两党一道与穆斯林兄弟会结成竞选同盟，在新一届议会中赢得了60个席位（含4名无党派人士）。其中工党占16席，自由党占6席。新华夫脱党独自参加竞选，得到35个席位。民族民主党获得了349席（含40名无党派人士）。48个无党派席位中只有4席属于真正的独立人士。执政的民族民主党在议会中所获席位远远超过了2/3的多数，足以使穆巴拉克得到蝉联总统的提名。通过这次大选，穆巴拉克既维护了民主与法制的尊严，又巩固了执政党和他个人的统治地位。1987年7月，穆巴拉克终于顺利得到议会提名，同年10月5日，他以97.1%的得票率再次当选为总统。
由此可见，穆巴拉克总体上是一个比较开明和具有民主作风的领导人，他努力将埃及的政治生活纳入到法制化的轨道。为此，他坚持进行人民议会和协商议会的定期选举，争取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社会秩序。但是在当时埃及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下，特别是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政治恐怖活动一再猖獗的情况下，为了巩固执政党的统治地位，为了保证埃及的世俗化发展方向，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基础，穆巴拉克不得不对舆论工具进行密切监督，不得不对选举过程进行暗中操纵，不得不对政治异己力量进行沉重打击。反对党对此极为不满，经常在自己的报刊上提出严厉批评，甚至抵制选举。事实证明，穆巴拉克倡导的民主是一种渐近的、有限制的和不断完善的多党民主，与西方国家相对自由和公正的多党民主多有不同。
1990年5月，最高宪法法院在反对党的要求下作出裁决，认定1987年人民议会选举违背宪法。理由是，这次选举所依据的1986年选举法歧视独立候选人。穆巴拉克再次面临着是否提前解散议会和提前举行大选的难题。当年8月，伊拉克悍然入侵科威特，导致严重的海湾危机。埃及国内的政治形势也随之躁动不安。穆巴拉克于10月13日根据全民公决的结果解散了人民议会，下令在11月底至12月初重新进行选举。在反对党的抗议下，当局修改了选举法，废除了1984年和1987年选举中实行的“政党名单制”（party list sys-tem），实行新的“个人名单制”（individual list system），取消了任何政党需要至少获得全部选票的8%才能在人民议会拥有代表席位的规定，放宽了对于独立候选人的各种限制。但是，对于反对党联合提出的终止紧急状态法和排斥内政部监管选举的要求，当局予以断然拒绝。于是，新华夫脱党、工党、自由党以及非法的穆斯林兄弟会联合抵制了这次选举。选举结果表明，执政的民族民主党获得了348席，集团党获6席，独立候选人获83席（其中有56席属于执政党，14席属于新华夫脱党，8席属于工党，1席属于自由党）。
1991年12月，阿尔及利亚举行国民议会第一轮选举，伊斯兰拯救阵线获得绝大多数选票。如果于1992年1月按期举行第二轮选举，国民议会必将由原教旨主义者占领。于是阿尔及利亚军方逼迫沙德利总统辞职，随后接管了政权，宣布取消第二轮选举。伊斯兰拯救阵线号召支持者同军方对抗，阿尔及利亚从此陷入了内战的混乱局面。据报道，穆巴拉克事前曾警告过沙德利总统，不能允许伊斯兰拯救阵线参加议会选举，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阿尔及利亚事态的发展证明了穆巴拉克的担忧，这使穆巴拉克更加下定了决心，绝不能让阿尔及利亚的悲剧在埃及重演。穆巴拉克于是加强了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控制和打击力度。例如，1993年2月当局颁布新的《行业工会法》，规定行业工会理事会的领导成员必须获得50%的会员投票才能进入第二轮复选，获得33%的第二轮投票才能当选。此举旨在遏制穆斯林兄弟会对于许多行业工会以及民间团体的渗透和影响。又如在1995年11月23日，即新一届人民议会大选前夕，军事法庭审判了82名兄弟会成员，判处其中的54人3至5年的有期徒刑。这82人中竟有51人是人民议会的候选人。该组织设在开罗市中心的总部也被关闭。
1995年的人民议会大选是在相对平稳的气氛中举行的。由于剥夺了穆斯林兄弟会参加选举的资格，执政的民族民主党没有遇到太大的挑战，反对党所获选票都比前几届有明显减少。新华夫脱党总共获得6席，集团党获5席，自由党获1席，纳赛尔党获1席，而民族民主党获316席。此外，在新当选的115名独立候选人中，有99%的议员在选举结束后宣布加入民族民主党，只有1人隶属于穆斯林兄弟会。1995年人民议会选举实现了穆巴拉克试图将民主政治置于政府有效制约的目的。穆巴拉克在1995年五一节讲话中呼吁向亚洲人学习纪律性。他说：“亚洲许多努力打破贫穷和落后障碍的国家，它们的发展经验说明，纪律是其成功的主要因素。”
2000年10月至11月，埃及又一次举行新一届人民议会选举。同以往一样，为了防止穆斯林兄弟会获得较多的选票，当局在9月份以挑拨、煽动和怀疑政府民主诚意的罪名逮捕了许多兄弟会成员。鉴于近两年埃及经济增长较快，恐怖活动减弱，社会趋于稳定，穆巴拉克决定遵照《宪法》第88条的规定，修改选举法，满足反对党多次提出的要求：取消以往由内政部警察对选举过程进行监控的做法，改由司法部法官全程监督选举过程，以便减少执政党的干预，使选举变得更加公正和清廉。穆巴拉克的决定是埃及政治生活中的又一个里程碑，得到了反对党的拥护和支持，“公正”成为2000年大选的口号。为了体现“公正”，新闻部决定开放官方控制的宣传媒体，允许每个政党领导人在广播和电视上发表40分钟的演讲，允许每个候选人利用各种渠道宣传自己的竞选纲领。
2000年11月15日，内政部长哈比卜·阿德里公布了人民议会选举的最后结果。在全部442个竞选席位中，执政的民族民主党获得388席，独立人士获37席，新华夫脱党获7席，集团党获6席，纳赛尔党获3席，自由党获1席。这次选举结果比较如实地反映了社群民意，再次证明了民族民主党的牢固地位，证明了穆巴拉克政府的内外政策是颇得人心的。
（二）坚决打击政治恐怖活动，努力保持社会稳定
萨达特死于伊斯兰布里等四人之手，他们都是伊斯兰极端组织——“圣战组织”的成员。圣战组织出现于1979年，其领导人为开罗大学行政处电气工程师阿卜杜·萨拉姆·法拉支（1950年生）。法拉支著有一本题为《遗忘的宗教义务》的小册子，他认为自1924年哈里发被土耳其人废黜以后，当今伊斯兰国家的统治者全都是卡菲尔（阿拉伯语，“异教徒”之意），伊斯兰社会也不是真正的伊斯兰社会，而是类似于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前的蒙昧社会。他号召虔诚穆斯林拒绝承认埃及现行法律制度，举起伊斯兰“圣战”这面旗帜，采取一切能够采取的暴力手段，推翻所有卡菲尔的统治，重新建立以哈里发为首的真正的伊斯兰国家。
这种极端的伊斯兰思想明显受到了兄弟会激进思想家赛义德·库塔布的影响，也受到了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影响。而萨达特对纯洁伊斯兰信仰的提倡和鼓励，对兄弟会这个非法组织的容忍，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了伊斯兰极端思想的传播。萨达特遇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自食其果。问题是，伊斯兰极端组织不只圣战组织一个，其极端活动也不限于暗杀萨达特一人。就在萨达特遇刺的同时，一个名为“伊斯兰集团”的极端组织也在埃及南方阿斯尤特省举行了以推翻政府为目的的武装暴动。该组织精神领袖是阿斯尤特大学伊斯兰神学教授欧麦尔·阿卜杜·拉赫曼博士，实际领袖是阿萨姆·达尔白拉、阿西姆·阿卜杜·马吉德等人。伊斯兰集团与圣战组织相互勾结，共同决定暗杀萨达特，欧麦尔教授还为此发布了支持暗杀行动的教法令。1981年10月9日，达尔白拉等人听说萨达特已被杀掉，便纠集84人发动伊斯兰革命，攻打阿斯尤特省安全局大楼，打死87名、打伤237名官兵和群众。
穆巴拉克任总统后，对伊斯兰极端组织及其制造的恐怖活动进行了严厉打击。1981年10月，人民议会颁布《紧急状态法》，授予总统在紧急情况下可以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特权，以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稳定。穆巴拉克派军警镇压了圣战组织和伊斯兰集团在阿斯尤特省联合发动的叛乱。1982年3月6日，军事法庭判处法拉支、伊斯兰布里等参与杀害萨达特的5名凶手死刑，4月15日执行枪决。1984年3月，参与阿斯尤特暴动的极端分子被判刑，达尔白拉等9人被判终身监禁。穆巴拉克政府对这些极端组织的成员随时保持着警惕，1986年12月又逮捕了与圣战组织有关的4名预备役军官和29名平民。
对于穆斯林兄弟会，穆巴拉克采取了既限制又默许的政策。自纳赛尔1954年下令解散兄弟会以来，兄弟会一直是个非法组织。萨达特时代尽管纵容和默许兄弟会的多种活动，也一直没有赋予它合法身份。穆巴拉克沿袭了前两代领导人的一贯做法，仍然视兄弟会为世俗政权的潜在威胁，拒绝使其成为合法政党，限制它从事政治活动。但在另一方面，鉴于兄弟会拥有庞大的群众基础和巨大的社会影响力，穆巴拉克不得不对它作出妥协和让步，允许它开展诸如扶危济困、救死扶伤、传播信仰乃至政治宣传之类的活动。
兄弟会总指导欧麦尔·特勒麦萨尼曾给内政部长写了一封公开信，谴责极端组织制造的暴力和恐怖活动，划清了兄弟会同极端组织之间的界线，同时要求恢复被萨达特取缔的兄弟会总部机构和机关刊物《呼唤》杂志，允许兄弟会像其他反对党那样合法存在。在遭到当局的拒绝之后，兄弟会开始谋求与新华夫脱党开展政治合作以便进入国家最高立法机关——人民议会。在1984年大选中兄弟会成员加入新华夫脱党，得到了8个议席。兄弟会议员萨利哈·艾布·伊斯梅尔在议会提议立即在埃及彻底“实施伊斯兰教法”，但在1985年5月4日举行的议会辩论中，被议长利法阿·马哈朱布博士操纵的多数执政党议员所否决。
兄弟会与新华夫脱党的联盟纯属暂时的利益共享，双方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诸多分歧难以弥合。在1987年的议会大选中，兄弟会与工党和自由党组成了竞选联盟，共同获得了60个议席，兄弟会成员占其中的38个席位。兄弟会在议会的代表人数虽然比三年前大大增加了，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轻举妄动。经历了1985年的挫折以后，兄弟会领导人对实施教法问题变得谨慎起来。兄弟会第四任总指导穆罕默德·哈米德·艾布·纳斯尔对记者表示：实施伊斯兰教法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通过暴力解决。另一方面，穆巴拉克政府对兄弟会在议会的活动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议长利法阿·马哈朱布博士总是想方设法地阻止兄弟会议员再次提出实施教法的议案。
因此在整个80年代，埃及政治恐怖活动虽然持续不断，但总体上处于较低水平。进入90年代，受埃及经济不景气、失业人数急剧增加等内部因素的推动，以及海湾危机、阿尔及利亚议会大选风波、中东和平进程等外部因素的影响，政治恐怖活动呈现出相当活跃的发展势头。
90年代的埃及政治恐怖活动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其一，攻击政治领导人。1990年10月12日，人民议会议长利法阿·马哈朱布博士在议会被解散的当天遭到伊斯兰集团的伏击，不幸丧命。1993年11月25日，总理阿提夫·西德基博士遭到圣战组织的炸弹袭击，所幸身负轻伤。1995年6月26日，穆巴拉克总统本人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遭到埃及伊斯兰集团的扫射，凭借车上防弹玻璃幸免于难。1999年9月，穆巴拉克在亚历山大巡视时遭到一男子袭击，手腕受伤。其二，袭击外国游客。1992年10月21日，一辆满载外国游客的汽车在阿斯尤特省遭到枪击，车上英国人一死二伤。1994年2月23日，一列从开罗开往阿斯旺的火车被炸，6名西方游客和5名埃及人受伤。1996年4月18日，住在开罗欧罗巴旅馆的希腊游客遭到袭击，18人被打死，21人被打伤。1997年11月，58名外国游客（主要是日本游客）在卢克索参观时被打死，使全世界为之震惊。
袭击外国游客败坏了埃及的国际声誉，给埃及政府制造了极大的外交麻烦，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后果。例如，在恐怖活动比较猖獗的1992年，澳大利亚、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纷纷向本国公民发出警告，呼吁他们放弃赴埃及的旅游计划。旅游业是埃及经济的四大支柱之一，旅游收入的减少对于埃及人民的生活具有重要影响。1993年2月15日，旅游部长福阿德·苏尔坦向新闻界透露：1992年旅游收入比上年下降20%，约合7亿美元。1997年卢克索惨案发生后，外国游客的入境人数大幅度下降，旅游收入锐减。此外，恐怖分子对于外国投资商的威胁，也严重损害了埃及的经济生活。例如在1993年3月，伊斯兰集团通过英国广播公司发表声明，警告所有外国人尽快离开埃及，否则外国人和外国投资项目都将成为打击目标。这不能不使真正的外国投资商人望而却步。
埃及政府高度重视国内的恐怖活动，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对于圣战组织、伊斯兰集团等恐怖组织给予了无情镇压。1992年7月，人民议会通过一项法律，规定可以对某些恐怖分子判处死刑。为了从重从快从严地打击犯罪分子，军事法庭取代民事法庭，接管了对某些大案要案的审判工作。1993年军事法庭共判处38名恐怖分子死刑。此外，穆巴拉克还多次撤换负责国内治安的内政部长，进一步加强打击的力度。1993年4月，内政部长穆罕默德·阿卜杜·哈里姆·穆萨因主张同恐怖组织对话而被穆巴拉克解职，由哈桑·穆罕默德·埃勒菲接替。1997年卢克索惨案发生后，穆巴拉克公开批评埃勒菲失职，埃勒菲只好引咎辞职。内政部长一职由哈比卜·易卜拉欣·阿德里接替。
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秩序和保证民主制度的健康发展，为了团结各种社会力量以便最大限度地孤立恐怖组织和消灭暴力活动，穆巴拉克于1993年9月呼吁进行广泛的“全民对话”。当年12月，埃及十个主要的合法政党（除了以上提到的新华夫脱党、工党、自由党、集团党、纳赛尔主义党外，还有乌玛党、社会主义阿拉伯党、绿党、民主联合党、青年埃及党），外加非法的穆斯林兄弟会和共产党人联合发表了一项声明，热烈欢迎穆巴拉克倡导的全民对话，但是坚持要求政府进行全面的政治改革。1994年6月全民对话会议召开，来自各党派、行业工会和社会团体的276名代表出席。穆巴拉克要求全社会结成一个反对恐怖活动的联合阵线，他强调反对党也是民主制度的组成部分，希望它们负起应尽的社会责任。经过热烈的交流，各反对党基本上支持政府坚决打击恐怖活动的强硬立场，从而形成了对“恐怖活动人人喊打”的社会共识。
经过官方和民间的种种不懈努力，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经济形势的相对好转，自1998年以来，埃及的政治恐怖活动明显呈现出逐渐消退的迹象。但这并不表明恐怖活动已经在埃及销声匿迹，只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依然活跃，只要恐怖组织依然存在，政治恐怖活动在埃及随时都会爆发。
二、穆巴拉克三连任对中东地区的影响
作为“1973年十月战争的一代”，穆巴拉克从萨达特那里继承的遗产是非常可悲的。在国内，政局动荡不定，经济危机四伏；在阿拉伯世界，埃及被排斥而孤立无援。但是，在穆巴拉克执政期间，埃及不仅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了稳定，克服了严重的经济困难，而且在国际上的地位有了明显的改善，特别是在中东，埃及突出的重要作用重新获得了肯定，受到尊重，其影响是有目共睹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穆巴拉克在维护阿拉伯国家的团结和推进中东和平进程方面所作出的贡献。
穆巴拉克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就，与他善于吸取纳赛尔和萨达特执政时期的经验教训是分不开的。纳赛尔提倡阿拉伯民族主义，致力于阿拉伯国家的统一与合作，但又过分地强调突出埃及在阿拉伯世界反美反以的“英雄角色”，竭力扩大自己个人对阿拉伯世界的领导作用，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干涉他国内政。而萨达特却因强调突出埃及自身的国家利益而不顾阿拉伯国家的团结，为实现同以色列的和平，可以不计代价，为了取得美国的信任和帮助，不惜同苏联翻脸，甚至断绝外交关系。穆巴拉克则不然，他是一个既有理想和原则，又重现实和方法的领导人。他忠于阿拉伯事业，维护阿拉伯团结，但更重视埃及的国家利益，绝不会以阿拉伯事业的名义牺牲埃及的自身利益；他崇尚和平，但绝不会为了和平而丧失尊严；他重视维护埃及和美国的关系，但绝不会因得到援助而言听计从。
所以，穆巴拉克执政以后，不仅使埃及重新获得了阿拉伯世界的信任，于1989年5月得以重返阿拉伯国家联盟，而且还迫使以色列在1982年4月遵守戴维营协议和埃以和约，按期从它最后占领的1/3的西奈土地上撤军，并通过艰苦的谈判，顶住了以色列的强大压力和无理要求，使西奈半岛上最后一个“争议点”——塔巴于1989年3月回到了埃及的怀抱。至此，纳赛尔时代丢失的土地已全部收复。埃及通过战争未能实现的目标最终用和平的方式达到了，从而为解决阿以矛盾作出了一个榜样。同样，穆巴拉克也希望其他阿拉伯国家能像埃及一样，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实现同以色列的和平。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全面启动的中东和平进程中，所取得的每一个进步都离不开穆巴拉克及埃及政府的努力，其关键性的作用已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公认。
同时，埃及作为中东地区的一个大国和阿拉伯世界的领头羊，穆巴拉克总统非常清楚埃及在阿拉伯世界和中东地区所能发挥的作用和影响。一方面，埃及需要得到阿拉伯世界的支持和帮助，以巩固其领导地位。另一方面，为了加强埃及在中东问题以及其他国际问题上的发言权，埃及也需要继续保持和稳步发展萨达特时代建立起来的埃美特殊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可以使埃及每年从美国得到高达20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而且还能帮助埃及显示自己中东大国的地位和价值，有利于埃及在中东和平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并发挥积极作用。但是，穆巴拉克也非常清楚，埃美特殊关系对埃及也有不利的一面。由于美国在阿拉伯世界树敌太多，利比亚、伊拉克等国都遭到过美国的军事打击，尤其是美国一贯采取坚决支持以色列的立场及其霸权主义作风，严重伤害了许多阿拉伯国家人民群众的民族感情，使包括埃及在内的许多阿拉伯国家人民对美国的国际政策和对中东的政策都表示坚决反对。所以，同他的前任萨达特相比，穆巴拉克不愿成为美国的附庸，不愿为美国火中取栗。只要在总体上不损害埃美特殊关系，在许多场合他都敢于对美国说“不”，特别是在涉及其他阿拉伯国家的问题上，像在对待伊拉克和利比亚的制裁与打击，以及在如何促使巴以结束流血冲突和恢复和谈等其他许多国际问题上，穆巴拉克始终实行“相对独立”的平衡外交。坚持与美国保持一定的距离，既可以避免伤害阿拉伯国家民众的思想感情，又可以突出并提高埃及在美国中东政策中的战略价值。目前，正值美国发动对伊战争一周年的前夕，布什政府认为，伊拉克战争为中东地区的民主化进程提供了历史性机遇。所以正在为推动中东改革而极力推销其“大中东计划”，并要求埃及带头实行该计划。但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却坚定地说：“没有人会幻想按一下按钮，自由就会来临。那样的话，这个国家就会大乱。如果毫无控制地广开大门，就会导致无政府状态。”
由此可见，穆巴拉克不会拿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利益做交易，只有在埃美利益基本一致的情况下，才会努力帮助美国解决美国不能单独解决的国际问题。同样，也不会以牺牲埃美关系为代价发展同其他国家的关系。
正因为如此，自穆巴拉克执政以来，埃及不仅重新恢复了在阿拉伯世界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影响力，得到了它们的信任，而且作为美国最看重的一个阿拉伯国家，埃及在整个中东地区所发挥的作用已受到国际的公认，被认为是维护和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的中流砥柱。
§§第二章 埃及与大国在中东的角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