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用心深沉的奏折，表面上看起来，这篇奏折完全是按照帝国政治制度理论上的规定，辅导小皇帝如何处理朝政。因此，甚至对帝国政事处理的整个流程细节，都交待得细致入微。实际上，其中隐含着的重大玄机，是要按照帝国政治传统中太监必须“按票拟批红”的理论规制，将冯保手中的批红大权，在实践层面上剥夺掉，变成真正按照内阁票拟批行的程式，由此使决定大政的权力回归到内阁来。
高拱当然知道，十岁的小皇帝不可能读懂这篇东西的微言大义。但他只要皇帝按照惯例将此奏疏发回内阁即可。届时，他就会步步为营地安排下一步的攻势。
谁知，冯保也是此中老手。他并不将此奏折发返内阁，而是直接代皇帝拟旨，曰：“知道了，按老规矩办。”这种漫不经心的回复，习惯上表示的含义是不冷不热、不软不硬的不以为然。
高拱立即又上一书，强调了前者的重要，请发回票拟，“免失人心之望”。
四天后，冯保将此奏疏发回内阁票拟。
高拱为皇帝草拟的批语是：“览卿等所奏，甚于时政有裨，具见忠荩，俱依议行”——折子已经看过了，对于时事政治很有帮助，完全可以看出上折子的人忠心耿耿，都按照上面所说的办吧。
至此，高拱认为倒冯之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指挥一批监察官员接连上书，猛烈弹劾冯保，锋芒凌厉，直取冯保的性命。
历经三朝，冷眼旁观了嘉靖、隆庆时代无数官场直取性命之倾轧的冯保，如今临到自家头上，也慌了手脚。据说，他派往张居正府上密议的徐爵，和张居正派去给他面授机宜的姚旷二人，违背皇家制度，连夜开东华门者，三番五次。遂定计，由冯保去面见皇后、贵妃和皇帝，揭发高拱的不臣之心。因为，高拱在隆庆皇帝去世时，曾经在内阁痛哭着说过一句话，曰：“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冯保对皇家三位主要人物汇报时说：“高拱指斥太子为十岁孩子，如何做人主？”并且，可能还谈到了高拱意图拥戴一位成年藩王入继大统之类很难考证的话。
“后妃大惊，太子闻之亦色变。”
第二天，即隆庆六年六月十六日早朝，宫中传话出来：“有旨，召内阁、五府、六部众皆至！”另一位顾命大臣高仪告病在家，张居正亦告病，几经催促，张居正扶病而来。
在大殿前的台阶上，高拱对并肩而行的张居正说：“今天这事儿，肯定是因为监察官们弹劾冯保，才召大家来的。我必定会据理力争，也会惹恼皇帝，你正好可以留下。我走后就天下太平了。”
张居正回答道：“你总是这么讲话。”
结果，高拱一语成谶——
按惯例，皇家颁布的诏诰应该由首席大学士接旨，现在，太监却劈头呼唤次辅张居正张老先生接旨。在这篇以皇后、皇贵妃和皇帝三人名义发布的诏书中，开宗明义地痛斥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不知其居心何在？诏书命令高拱“回籍闲住，不许停留”。
就此，高拱全线溃败，直到六年后去世都没能翻身。
他死后，又过了四年，张居正死后不久，以高拱的名义出版了一本充满悲愤与激情的回忆录——《病榻遗言》。该书情节细致入微，文辞极其富有感染力，从而，可能在打翻张居正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却也由此被相当多的人们认为，其中许多情节，虽详尽却死无对证，且过于情绪化，不无令人疑惑之处。
另一位顾命大臣高仪，则病骨支离，辗转于病榻之上。听到高拱被逐的消息后，呕血三日而死。
仅仅二十天之前，跪伏于先帝病榻之侧、痛哭着接受托孤顾命的三位国家重臣，如今，一死一逐，只剩下张居正一人，再加上一个十分可疑的冯保。想起来，实令人百感交集，百味杂陈，不能不为帝国政治的诡谲与残酷而扼腕叹息。
假如事情能够到此为止，那么，张居正和冯保二人可能还不至于受到后来那样普遍的憎恶。可惜，他们搭乘的是一辆真正的疯狂过山车，完全没有什么人性化设计，只有纯粹嗜血的利害算计或能量耗尽，才能制止住它那可怕的惯性——
半年以后，公元1573年，即万历元年正月，爆发了著名的“王大臣”事件。平心而论，张居正和冯保在此事件中的表现，很难获得人们的同情与支持。
这是一个很闹腾很无聊的事件，然而，唯其如此，它似乎才更加应该唤起人们的关注，唤起人们对于帝国政治的永久怀疑。
关于这次事件，可以见诸几乎所有涉及此阶段历史的史籍之中，有多种版本，且扑朔迷离之处甚多。取其众口一词，其大体经过是：万历元年正月十九日清晨，十岁的小皇帝在一群人簇拥之下前去早朝，出乾清门后，迎头撞见一个鬼鬼祟祟、形迹可疑的无须男子，惶惧躲闪之下，遂被捕获。审讯后，得知此人本名章龙，化名王大臣，从戚继光处来。
东厂的最高首长冯保急忙派人将此消息通报张居正。张居正通过来人密嘱冯保：“戚继光手握重兵，处境极度敏感，千万不要让这个家伙再胡乱指认。应该借此机会对付高拱。”随后，张居正票拟谕旨一道：“命冯保牵头审问，追究主使之人。”于是，冯保来到东厂，亲自审讯。据说，他关闭门窗，屏退左右，终于审出了一个此人与高拱家人合谋，前来刺杀皇帝的结论。随即，张居正向皇帝正式奏请追究主使之人。冯保则派遣五名东厂警员星夜赶往河南新郑县，捉拿高拱家人。
一时间，京城中人心汹涌，莫知所以。在家闭门思过的高拱又遭横祸，令他痛不欲生，一度准备自杀，以保全家人。而他家中的亲友、仆役人等，则卷走了一切可以裹挟的金银细软，作鸟兽散。
就此，舆论大哗。人们反感高拱的粗暴强横，却也很难相信他会做这种明显弱智、且看不出任何好处的事情。于是，一个普遍的希望，是结束东厂的暗箱操作，由司法部门公开审理此案。此时，就连与张居正素来亲近的人都来劝告他，不要做这种必然要蒙恶名、遭报应的事儿。张居正为表明自己的清白，向来人愤然出示了东厂本来应该提供给皇帝的秘密报告。谁知，情急之下却忘记了上面还有自己修改的笔迹，被前来劝解的人窥破，致使场面至为尴尬。
这种情形，可能导致了张居正在此问题上开始萌生退意。
随后，在三位帝国重臣参与的公开审理中，冯保则遭遇了更大的尴尬。当时，大约是杀威棒的意思，按照帝国惯例，审案前，先打了那厮十五大板。结果，被打的嫌疑人“哇哇”大叫着质问冯保：“不是说要给我官做，永享富贵吗？如何上来便打？”
冯保不理，问：“是谁指使你来的？”
王大臣瞪着冯保：“是你指使的。你不知道吗，却来问我？”
冯保恼怒不已：“昨天你说是高阁老让你来行刺，为何今日不说？”
王大臣答道：“是你教我说的，我哪里认识什么高阁老？”
边上一位国家重臣看着不像话，也担心无法收场，便厉声喝道：“这厮端的无礼，连问官也敢攀扯，只该打死。冯公公，不必再问。”
遂草草收场。
即便如此，冯保不依不饶。他回到宫中，仍然以“高拱行刺”向皇帝汇报。谁知，一个年过七十的殷姓太监突然跪到皇帝面前，说道：“万岁爷爷，不要听他。那高阁老只是个臣子，来行刺，对他有什么好？”又对冯保说：“冯兄，万岁爷爷年幼，你当干些好事，扶助万岁爷爷。如何却干这等事！高胡子是忠臣，受顾命的，谁不知道？那张蛮子夺他首相，才要杀人灭口。你我内官，又轮不着做首相，干吗死乞白赖替他出力？若做下此事，我辈内官必然遭祸，不知要死多少人。使不得呀，使不得。”
此时，皇帝身边另外一个职位不低的大太监也劝告他，此事断不可为。由此，冯保方才悻悻收手。
就此，在群臣毕至的朝堂上，张居正十分正式地出面为高拱求情。
高拱由此躲过一劫，得以善终。
那个莫名其妙、至今无人能够弄明白的王大臣，则被人灌了一杯生漆酒，稀里糊涂地成了哑巴，并很快丢了脑袋。
而那些出头露面，迫使冯保与张居正不得不这样做的人们，则在不长的时间里，分别受到了降级、撤职、开除公职、被迫退休甚至更加严厉的处分，理由多种多样。
很快，这种情形就显示出了它应该显示的后果：人们深切领会了内阁首席大学士与司礼监掌印兼东厂提督太监联起手来的威力。从此，大凡路过河南新郑县高拱家乡的帝国官员们，很少有人敢于直行。他们宁愿绕一个大弯，以避开那个不祥的名字。
同样，并不需要很长时间，张居正和冯保也会知道，不管手中的权力有多大，他们都无法避开那反作用力的打击。诚如人类历史所一再显示的，那些敢于踏破人类价值标准底线的人，一般都意味着走上了不归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