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世界最具影响性的文坛巨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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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鲁迅(4)

鲁迅在这里担任初级师范的化学老师,优级师范的生理卫生学老师。同时,这里还有日本老师上课,鲁迅就又兼任了生物学科的翻译。

虽然他热爱文学,但现实生活的逼迫,当教师的工作又使他不得不把对文学的热爱暂时埋在心底,重新拾起了自然科学。

但他深知教师这一职业的神圣,每天都认真地备课,为学生批改作业到深夜;清晨的时候,总是能在他的房间里发现成堆的“强盗牌”香烟头,他不能不用它来驱逐熬夜的疲劳啊!

他不仅学识渊博,精通生物学、生理学,而且尊重科学,严肃认真。在讲授生理学的时候,冲破了传统封建思想的禁区,给同学们如实讲述人生殖系统的器官组织结构和生理机能,赢得了师生们的敬佩。

他平时在学校里是很少讲话的,但这年冬天,学校里的一场风潮,却使他对封建旧势力的憎恶如火山般爆发了出来。

1909年冬季,沈钧儒被选为省咨议局副议长,辞去两级师范学堂监督的职务。浙江巡抚便趁机派出效忠于清王朝的老顽固夏震武兼任学堂监督。这个顽固派到革新派的新学堂来,冲突自然是不可避免的。

他来到学校的第一天,就摆出一副虔诚的圣徒的样子,要求监学许寿裳陪他去“谒圣”,即去谒拜孔夫子。许寿裳听说要谒圣,心里一愣,不过马上找到了借口:

“开学时已经谒拜过了,这回就免了吧!”

“哼!”

夏震武很不高兴地瞪了许寿裳一眼,突然,他出乎意料地发现,监学也是没有辫子的假洋鬼子,心里十分懊恼。于是,他在向学生训话时,大肆诬蔑学堂这些改了服装,剪了辫子,提倡西学的人,造成了中国的危机,说他们离经叛道,没有廉耻。教员们听了他的话,更看清了他的面目,都非常气愤。

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按两级师范的惯例,新任的监督应亲自去拜会住校的教师,而他却大摆臭架子,只差人给每位老师送了一张名片了事。这种不礼貌行为,令教师们更加不满。

许寿裳拿着一张教师名单去和他联系时,他又很不客气地说将另有指示,待许走后,下了一张“手谕”,说自己将在礼堂与教师相见,但所有教师必须要按自己的品级穿戴全副顶戴,也就是穿红缨帽、硬领、开叉袍、衬衫、外褂、高底缎靴,总之,要一应俱全。

但是当时,教员中很少有人有这一套家伙的,就是有,也不愿意穿戴。更何况鲁迅和许寿裳,不但没礼服,连辫子也早没有了。因此,他们一听说夏震武这样执意欺人,一下子愤怒起来了。

教员们感到这种像下属谒见上司的“庭参”侮辱了他们的人格,十分生气,许多人主张不去见他,看他怎么耍威风。鲁迅却主张去,看他耍什么把戏。

第二天,夏震武果然全副顶戴地来到小礼堂,小礼堂里没有声音,只有一副副冷脸,没有人穿礼服,而且一大半连辫子也没有。大家沉默着,没有一个站起来和他打招呼。

夏震武看到教员们的打扮和一张张冷冰冰的脸,自己又受到冷落的待遇,顿时气得脸色发白,他颤巍巍地坐下之后,就对着许寿裳训斥说:

“你们这个师范学堂办得很不好。”

听了这话,穿着西装,留着短发的鲁迅站起来责问说:

“怎么不好,你说!”

“说,说,怎么不好!”愤怒的教员们也都站起来了,一起质问这个老顽固。教员们如此激愤,大大出乎夏震武意料,他一时心慌意乱,又气又怕,竟不知所措。

一张张愤怒的脸孔,一双双犀利的眼睛威逼着他,这个色厉内荏的老家伙威风扫地,在陪伴他的人的保护之下,夺门溜走了。

不久,怀恨在心的夏震武写了一封信骂许寿裳,说什么“离经叛道,非圣侮法”,并写了“你不能一日立于教育之上”的不通的句子,逼着许寿裳辞职。

这引起了教员们更大的不满,他们立即向浙江省提学提出集体辞职。接着,鲁迅和住校的十几位教师一起,带着行李、书籍搬出了学校。

老师一走,学生们无课可上,他们就向提学请愿,提学在下令教师复课无效后,请一个绅士来调解,又耍了提前放假的花招,但老师们一致坚持,夏震武不走决不回学校。

学潮坚持了两个多星期,有人劝夏震武辞职,而他却执意不走,非要见个真章。

但在两级师范师生的斗争下,浙江的提学无计可施,只好叫他辞职了。

斗争结束后,胜利了的鲁迅和其他二十多位教师,在湖州会馆的院子里照了一张相,并在大并巷一个饭店里聚餐祝贺。聚餐会上,在这次斗争中被夏震武称为“拼命三郎”的鲁迅,格外高兴。

不久,上面又派一个御史出身的旧派人物来担任监督,鲁迅很不满意,学期结束后,就辞职回绍兴去了。

回故乡后,他到绍兴府中学堂教博物学,接着又当监学。当时正赶上有新思想的学生反对旧派的监督,闹了学潮,由于鲁迅积极支持学生反对旧势力的斗争,学生对他很敬重,喜欢同他接近,向他请教。

在一阵剪辫子的潮流中,许多学生来找他商量。鲁迅从斗争策略上考虑,劝他们说:

“不剪上算,……等一等罢。”

“究竟有辫子好呢,还是没有辫子好?”不理解鲁迅用意的学生诘问道。

“没有辫子好,然而我劝你们不要剪。”鲁迅支持学生的革命精神,但不同意他们单凭热情而招来无谓的牺牲。

学生没说什么,撅着嘴走开了,他们终于下定决心,剪掉了辫子。啊!不得了了,人言沸腾了。鲁迅却只装作不知道,任凭他们光着头皮,和许多辫子一齐上课堂听讲。

这剪辫子的风气传开了。第三天,师范学堂的学生也剪下了6条辫子,晚上便被开除了。结果这6个人,留校不能,回家不得,吃尽了“无辫之灾”的苦头。

鲁迅早就知道,一剪辫子,大家的注意力就会集中到这个人的脑袋上,各种流言蜚语也会随之而来。鲁迅正是备尝了这种遭遇,所以他才劝学生的。

鲁迅平时就忙于读书,写作,再加上学校的工作也很繁杂,因此,他就很少回家。

他的家距离学校约有5里,中间有一条较近的路,但要经过一个坟冢。这里长着长长的蒿草,坟堆、瓦砾堆高低不平,夜里很少有人敢从这里经过。

这天,天已晚,鲁迅从学校回家,因为时间晚了,就决定走这条近路。

正走得起劲时,忽然看见远处一个东西逐渐走来,忽然间又停住不动。这样深夜,不会有人在这里走动吧?但那又是什么东西呢?鲁迅有点踌躇不定,莫非这就是“鬼”?

但他是不相信鬼的。那么,是迎上去呢?还是往回退却?他决心迎上去,看一看究竟是什么东西。

那时鲁迅穿着一双硬底皮鞋,他决定要给那“鬼”一个致命的打击。

当他走到那东西的旁边时。这东西忽然缩小了,蹲下了,一声不响地靠住一个坟堆。鲁迅就看准对象,用皮鞋使劲地踢了一下。结果,那东西“哎唷”一声,站起来慌慌张张地向远处逃走。

原来不是鬼,而是一个窃贼。

1911年,鲁迅与几年未见的留日同学范爱农不期而遇,两人彼此默视了一会儿,都道出了对方的姓名。鲁迅看着眼前这个留日时的同学,过得很寒伧。他从日本回来后,到处受轻蔑、排斥、迫害,现在躲在乡下,靠教几个小学生糊口,每日借酒消愁。

从这以后,范爱农每一进城,就来找鲁迅聊天,谈些不满现实、离经叛道的“疯话”,连鲁迅的母亲听了也不禁发笑。

不久,也就是10月10日,孙中山领导的伟大的辛亥革命爆发了。起义的火焰很快就蔓延到了鲁迅的家乡,11月4日,杭州光复了,绍兴城立即沸腾起来。鲁迅更是特别兴奋,在他生命力最旺盛的青年时代,他曾为推翻这个王朝呼唤过反抗的英雄们,如今,他期望的革命在现实的土地上发生了。

学生们乘着革命形势,将已辞了职的鲁迅重新请回府中学堂当监学。不久,清朝的败兵要渡江来绍兴的消息传来,街上顿时人心惶惶,店铺也关了门。

鲁迅认为,要维持革命秩序,首先要稳定人心,立即组织演说队,印好许多油印的传单,到街上去张贴、宣传,破谣言,宣传革命的道理。

演说队有的背着很重的毛瑟枪,有的手里拿着指挥刀。学生中有人忽然提出问题:

“万一有人来阻拦,怎么办?”

“你手上的指挥刀是做什么用的?!”鲁迅立即反问道。他知道要维持革命的秩序,不能单靠口头的宣传,还要有手中的武器。

鲁迅和全校师生,手执长刀,到街上游行。他精神饱满地带着武装的队伍,在这个古老而沉寂的小城里一走过,人们竟以为革命军来了。这次游行,在鲁迅故乡人民的心目中,便是绍兴的光复。

革命的游行训了谣言之后,谣言家转眼变成了“革命派”,他们来摘取光复的果实了,杀害秋瑾的幕后操纵者章介眉,竟成了治安科科长。

“光复”的第二天,范爱农进城了,他一见鲁迅就摸着自己没有辫子的光头,哈哈地笑,觉得人间真的变了,一切都成功了。然而,鲁迅比他清醒,他知道有些表面上革命的却在骨子里是旧的,革命成功的道路是漫长的。

不久,听说在杭州起义的革命党人王金发的军队,就要到绍兴了。鲁迅很高兴,他们在日本时就认识了,鲁迅知道他是真的革命党,马上组织人去欢迎。

王金发毕竟是革命党,他一来,全城都剪了辫子,革命气氛更浓了。并且,他马上宣布建立新的军政府,自任都督,发表演说,告诉群众他是来维持秩序的,遇事不敢独断,要和大家商量。他还捉住了杀害秋瑾的主谋章介眉,要为秋瑾报仇,并实行了一系列的革命措施。

鲁迅和带着笑容的范爱农,第二天就去见这个他们早已熟悉的都督,范爱农见到王金发的头皮剃得精光,就摸着他的头说:“金发大哥,你做都督哉。”

王金发此时还很随便,见到老朋友也很高兴。他还委任鲁迅为师范学堂监督,范爱农做监学。

可是,没多久,权力和地位就腐蚀了王金发。他被胜利模糊了双眼,以为江山已定,再没有反对的人了。

其实他不知道,反对的大有人在,他们只不过表面上开始恭维,却又换了新方法。他们今天给王金发送衣料,明天请吃饭,后天拜会。那个恭维,捧得王金发忘乎所以。他革命政府里的人员,在天不太冷的时候,就脱下身上的布衣,换上皮袍子了。

大恶人们和章介眉都被轻易地放过,“王都督”也开始动手刮地皮,革命者要变质了。

王金发这种倒退和腐化,是辛亥革命后相当普遍的现象,这使鲁迅感到非常失望和痛心,他为此而进行着深沉的思索。

几个青年学生看不下去了,他们来找鲁迅,建议应当办一种报纸来监督这个新政府,并请鲁迅做发起人之一,鲁迅觉得这样也许可以给胜利者注入一点清醒剂,便答应下来。

12月下旬商定后,新年的1月3日,《越锋时报》创刊了。“锋”字是警钟的意思,从第一天起,这个警钟就敲得很激烈,鲁迅为它草拟的《出世辞》声明,报纸就是为了监督政治,使王金发等人回到正道上来的。

报纸攻击了军政府,攻击了都督、都督的亲戚、同乡、姨太太,一点也不留情面。

2月中旬,王金发受贿,竟将秋瑾案的告密人,绍兴城的大劣绅章介眉释放,这引起了《越锋时报》的义愤,次日,鲁迅就发表文章,进行尖锐地揭露和抨击。

王金发看了之后,非常恼火,说鲁迅骗取了他的钱,还骂他,扬言要杀鲁迅。鲁迅的母亲很担心,叫他不要出门,而鲁迅倒不在意,他了解王金发杀人没那么容易,况且钱是堂堂正正的校款,并不是“诈取”的。他依旧在夜间提着写有“周”字的灯笼去学校住宿。

所谓“诈取”,鲁迅起初以为是指学校经费而言的,后来才从社外编辑范爱农那里知道,指的是送给报馆的另一笔款子。

原来王金发被骂了几天后,采取了一个新办法,表示愿意资助报社两千元的经费,并马上送去五百元。范爱农当时是社外编辑,知道后主张拒绝资助。

编报的青年开起会议来,第一个问题是:收不收?决议是:收。第二个问题是:收了之后骂不骂?决议是:骂。理由是:收钱之后,他是股东,股东不好,自然要骂。

鲁迅知道这个消息后,立即去报馆查问,略说几句不该收他钱的话。一个当会计的便不高兴了,质问道:

“报馆为什么不收股本?”

“这不是股本……”

“不是股本是什么?”

鲁迅知道这些青年的脾气,他不再说下去了。因为他们入世未深,自以为热心革命,动不动就会讽刺别人太爱惜不值钱的生命,不敢为社会而牺牲自己。

这些幼稚的革命者不知道旧势力是如何庞大,不知道如何讲策略地对付黑暗,这种幼稚的挣扎令鲁迅寒心,革命落到这个地步,有希望吗?他怀疑了,心情沉郁起来了。

鲁迅身边的环境越来越糟糕了,王金发对他的态度比过去冷得多了。鲁迅写信去要学校的经费,王金发竟大发牢骚:

“怎么又来拿钱?人家都把钱送到我这里来,你们反而要拿走。”

正在他满心惆怅时,在南京教育部工作的许寿裳,向教育总长蔡元培推荐鲁迅,聘他到教育部工作,鲁迅怀着对故乡的失望,第二次踏上去南京之路。

在去南京之前,即1911年冬天,鲁迅写了文言小说《怀旧》,描写在革命军将要来时,社会上下各阶层的不同表现。在取材和写法上都与中国传统的小说不同,已具有现代短篇小说的特点,后来被称为“中国现代小说的新声”,成为“五四”时代鲁迅个人创作,以及整个现代短篇小说的开始。

鲁迅到达南京时已是1912年2月份了,这是他第二次来南京,距上次整整有10年了,鲁迅的心情很是压抑。

然而,南京的情况也不怎么好,原来反革命的绅士们竟然都摇身一变为革命党了。此时,时髦的革命,只剩下一块时髦的招牌了。

2月15日,袁世凯继任临时总统,鲁迅曾经为之呼号的一场革命,就这样半是闹剧半是悲剧地蜕变了。鲁迅不愿再深想这一切,既然来了,就试着往前走吧!反正背后的故乡是晦暗的,没有出路的。

聘请鲁迅当教育部部员的教育总长蔡元培,虽然是真正的革命党人,但这个部也实在可怜得很。只能借房子成立衙门,人员也没几个。

鲁迅来到教育部后,并无多少事情可做,日子很冷清。幸好在这寂寞无聊的生活中还有好友许寿裳,他们白天在一个桌子上办公,晚上一起谈心,互相议论着,对时局悲叹着。

这一年4月,委屈求全的革命派再次屈服于袁世凯的压力,同意把新政府迁往北京。

5月5日傍晚,鲁迅随着教育部的搬迁,到达北京。第二天便住到绍兴会馆的藤花馆内。

这是一座古旧而沉寂的房子,当天晚上,鲁迅躺到床上还不到半个小时,就觉得浑身不舒服,爬起来一看,床上竟有三、四十只臭虫。鲁迅大吃一惊,连忙把被褥抖了一抖,搬到桌子上去睡。

5月10日他第一次正式上班,主管文化、科学、美术。然而,照样是没什么工作可做,也没有人想做好什么工作。

他每天在暮气沉沉的部里干坐一天之后,晚上又回到死气沉沉的小院内。到处都寂静得像要死去一样,这就是北洋军阀政府各部的共同点。

一批前清的小官僚掺入到教育部来,大家每天品茶抽烟,读佛经,用拂尘有节奏地掸着身上的灰尘,在百无聊赖中消磨一天的时光。

鲁迅感到一天天的光阴白白浪费掉,生命中仿佛遗失了什么东西。他每天都是去签个“到”,就干坐一日,好几天才有一件公事可办。